[摘要]人为什么会做好事，也会做伤害他人的坏事，人如何才能成为更好的人类等问题虽然是现代之问，但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通过对“自我”的解读所提出的新的道德模式不可谓不是对该问题的解答。斯宾诺莎认为人作为宇宙中“前有所承，后有所继”的存在，具有一种“己欲且可达致他人”的共同本质，这种本质只要通过适当的心灵训练便可以达到“凡追求美德的人，其为自己所追求的善，也会为别人所追求”的理想状态。斯宾诺莎用以反思心灵进而反思自由意志的道德能力为依托，认为对自我的正确理解是自我认知的基础，因而不存在自由意志的先在道德能力，自我只有通过在宇宙的无限背景中解读、把握自我而实现自我认知与道德判断。斯宾诺莎对“自我”的解读与当代新脑科学的发现相契合，探讨了人的道德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基础在于“镜像神经元”等问题，才引发现代科学、哲学及实证伦理学的多方面研究与对斯宾诺莎“人应复归宇宙之家”问题的关注。
[关键词]斯宾诺莎；新脑科学；伦理学；“家”
我们是否与自己分裂？心灵永远与身体对立？而身体又与生俱来的渴望那些思想告诉我们抵制的事情？被诱惑是人类的宿命吗？我们能否设想一种人类未来——我们的内在身体与心灵本质相统一。人类在宇宙中的归属和我们的普遍联系是一个基本目标，因此我们的幸福和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世界的幸福——好像我们并非是自然的一部分！——得以在生态平衡和和谐中相互加强？难道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人类未来在这个星球上的生存取决于对自然的拥抱，我们的内在本质——以及人类彼此间的、与自然间的联系——也和行星与宇宙本质一样？在犹太圣经的诗篇中，这种张力被描述为处于人类的非结果性之间的、只是时间上的一个短暂的瞬间，“我们的日子不过是宇宙浩瀚中的过眼烟云”(《圣经·诗篇》144：3-4)。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特殊的天赋。因为在我们无限渺小的同时，人也表现出伟大甚至光荣。我们应怎样才能解释人类的潜力，同时又能理解自己处于自然和宇宙的浩瀚之中——现在被发现的宇宙的浩瀚规模远超诗篇作者所能想象的范围，而圣经作者在原则上却掌握了？我们怎样才能调和我们全部的自然状态——我们的达尔文起源，我们在物种变异、多样化和复杂性方面的起源，以及我们像星际中、宇宙中的其他事物一样的宇宙尘构成——将其与自我意识相协调呢？
天文学家发现，仅我们所在的银河系中，就有170亿个地球大小的行星。根据哈勃太空望远镜观测到的数据，有几千亿个星系，而我们的星系甚至不算大，我们如何理解自己，如何在浩瀚的宇宙中真正地拥有自我意识？我们怎样才能生成一个以真实的比例和真实的情境看待自己的自我呢？人类所拥有的优势是什么？是否真的拥有那样一种优势？抑或是有很多优势？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短暂性超越了短暂性本身，在时间、空间和自然的浩瀚和永恒中，我们开始看到我们的荣耀，也许还有我们的悲剧。我们的自我意识面对的是我们的渺小和简洁；但是这种认识的可能性，自我意识的可能性，是宇宙中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东西所不能比拟的。因为在宇宙时间的这一刹那，在我们栖居的宇宙角落里的那个点上，就我们所知，我们具有自我意识——至少这是我们存在的现实。只有我们才能掌握自己的地位和命运——个人、集体和现实。我们意识到它是处在这个过渡时期，就在我们所存在的地方。我们可以影响这个地点、这一刻的我们的家，无论是好的抑或是坏的——我们也确实如此，正如最近的新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数据显示，2015年打破了2014年地球上有记录以来最热的纪录(自1880年以来)。一些科学家(地质学家)把我们现在所处的20世纪中期的(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地球上的地质时代称为地质时间尺度上的“人类世时代”，因为人类活动给地球所带来的变化的规模和范围。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利用它，使我们的自我意识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后代、对我们的生存和未来所依赖的地球产生影响。
一、“已欲立而立人”的自然法确证——斯宾诺莎的“自我”解读
17世纪荷兰犹太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认为，有意识地自我反省转向便于理解从远古至今的整个宇宙背景下人类自我以及在特定时间和背景下的人类经历，并指向给予人类自由唯一可能的无限时间——斯宾诺莎所归结的个体性——以及超越性，甚至(可以带来)一种自我实现式的美满生活。他提出，认识到自己内在于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世界，使我们能够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中充满激情地追求，而这些领域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自己、我们的自我维度。因此，我们对他人和更广阔世界的动机从自私变成了仁慈和负责任。他在《伦理学》中写道，对自我理解的心智进行适当的训练可以带来，“每一个遵循德性的人为自己所追寻的善，他也愿为他人而去追求”(《伦理学》第四部分 命题三十七)。斯宾诺莎告诉我们只有两种方式来理解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经验：“或者是就[事物]存在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关系中去加以理解”，“或者是设想它们被包含在[自然]中，并从神性的必然性中去加以认识”(《伦理学》第五部分 命题二十九 附释)，斯宾诺莎所描绘的是局部(当下)观点和普遍观点之间的对比。他也给出了更详细的描述(《伦理学》第二部分 命题二十九 附释)：
保宁醋内含丰富的氨基酸、维生素、糖类及无机盐。制曲所用古井水富铜低镉；麦麸内含丰富的微量元素，对人体有益；名贵中药药曲更具有丰富的保健价值[28]。
心灵对于它自身、它的身体，以及外界物体，仅有混淆的片断的知识，只要心灵依照自然的共同秩序观认事物，换言之，只要心灵为外界所决定或为偶然机缘所决定以观认事物……而非内在本质所决定的……则心灵便能够清楚明晰地观认事物。
这意味着：以局部观点来看，勾连我们对自我以及世界理解的是被动地来自于心灵中斯宾诺莎所称的“共同自然秩序(自然法)”——即他所说的局部环境——将我们本身及所处的当下世界(此时、此处)与事物彼此联结。斯宾诺莎称，我们服从于意志的薄弱，当我们仅仅在直接的外部环境中反映我们的嵌入性时，我们狭隘的背景，因已让世界不假思索地书写在我们的头脑里，使我们的头脑充满简单的心理联想。他说，那只是我们表面上的样子，而不是我们真正的样子，只有当我们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反思我们所在的这个更大的世界时，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这就是他所说的让我们的大脑和思想在内部决定的意思，即自我反思。第一种生活，即不反思的生活，来源于对一个人出生的世界的意义和目的、文化语言和态度、希望和恐惧的不批判的接受，以及个人经验和形成关系的随意性和特质。所有这些都塑造了我们的目标和抱负，我们对自己的感觉，甚至我们的快乐和厌恶。它们控制着我们，而我们并未控制它们。
另一个最近被发现并通过数学证明的是群体过程，是群体情感的传染性。令人惊讶的是，著名的弗雷明汉心脏研究的数据显示，情绪像疾病一样传播[6]3830。《科学》杂志中，潘克塞普在评论有关老鼠同情心的研究中写道，“尽管我们目前寄望于新大脑皮层镜像神经元区域能提供最高思维功能的证据，但这种最高思维功能如同情、移情倾向等，也一定是被更古老的、原始的情绪网引发的，而这种情绪网是精神生活的重要基础。”[7]1358-1359人类可能有能力对他人及其苦难和命运有一种更细微确切的移情理解。人们把神经通路看作是情绪性的，富有经验、反应、互动，这些经验、反应和互动雕刻了大脑独特的、反应地参与世界的历史模式，这些模式最终形成了我们每个人的独特身份。我们用全部相关的情感意义、颜色、情境的解释，以及我们的当前情境及其蕴含的意义、解释和动机来确定我们是谁、我们身处何处以及我们曾在何处[8]502。
此外，我们不仅是自由的，并且，间接地、不经意地，我们变得善良，因为我们第一次获得了(更高程度的)个人完整性，尤其是与我们自我意识的个性化和普遍性相伴随的勇气。我们是“廉洁”的，或者至少不那么易堕落。那是因为我们通过发展个人观点，使自己超脱出来，释放了自我动机，从被当下情况的直接激励和评价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并且我们用一种新的自我感的激励和评价取代了它们，在这种自我感中，我们重新发现自己在(并认同)一个更大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孕育了我们的狭隘世界，但却并不局限于这个狭隘世界。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另一个世界”；但实际上，它是无限的，而非短视的狭隘。因为我们在无限的时空中重新发现了自己。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自己已经被改变了。
被动思维的基本认知类型是根据心理联系的规律来运作的(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三部分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如今，斯宾诺莎的许多心理关联定律已经被新的脑科学证实，并被神经科学术语“彼此相连的神经元”所捕捉。我们的个人经历和社会、文化、政治、历史、地理位置塑造并蚀刻进我们的大脑模式和路径编码的图像，这些图像将自我和世界上的经历与反思的想法(充其量也就是自我反思的想法)联系在一起，提供了基本的因果解释。通过这些，我们构建了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的解释。
然而，心理关联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我们不仅有认知问题，还有情感和动机问题(《伦理学》第二部分 命题十八)：我们渴望错误的东西，这些东西往往对我们不利而非有利，甚至可能伤害他人。这是因为我们对生存和自我发展有一种基本的渴望(这是我们的希望)，而我们也有恐惧——斯宾诺莎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也可能会变坏。问题是这种基本的欲望使我们倾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否定”(或者背弃)，斯宾诺莎指出，“心灵总是不愿意去想象那些会削弱”我们的权力感和愉悦感的事情(《伦理学》第三部分 命题十三 附释)。换言之，可以说，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羞愧和耻辱。如今我们也可以说，它就像一种“瘾”——提供了短暂的快乐，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在未来的道路上远离那些令人不适的真理。然而，这些动机可以支配自我。他把这种生存和自我发展的冲动称为我们的“自然倾向”；所有活着的东西都有，并不只是人类。
综合来看，在国内学界对新汉学研究成果的解读与评介中，其所持的立场与方法是不完全相同的，大体上这些解读可以分为质疑论和建构论两种视角。质疑论意味着对海外中国研究的价值预设或者研究结论表示怀疑，并认为国内学术界对海外新汉学应持警惕态度。而建构论则意味着总体上认可海外中国研究成果在理论方法与研究结论方面对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能够起到建构作用，从而对海外新汉学持谨慎的肯定态度。
贾亚克·潘克塞普(Jaak Panksepp)发现所有哺乳动物的七种基本情绪都是同源的，包括一种他认为较之其他情绪更基本的情绪，它参与了所有其他情绪的运作而非以任何方式分离。他称其为寻找系统，这种寻找系统与斯宾诺莎所说的生存与自我发展的基本旨趣，即斯宾诺莎的自然倾向十分一致。潘克塞普称，这种机制确实证实了斯宾诺莎的自然倾向既是动机的核心来源，也兑现了每个个体寻求自身生存的机制的进化承诺[1]19。因此，我们人类的心智天然地可被“贿赂”，因其更喜欢关于自己和我们自己世界的愉悦想法——那些能让我们从积极的角度看待问题，减轻恐惧，并支持我们希望的想法——而非真理。我们宁愿相信由我们现存世界及其权威控制的令人愉悦的谎言，也不愿相信关于自己、家庭、朋友、国家，以及像我们一样的人和世界的令人痛苦的真相。而关于地球和宇宙，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3) 时钟跳变在1 000 s内，每层级时钟客户端与服务端大概15 min左右可以完成同步，前提是设置NTP同步参数为非跳跃式。
这样的理解重塑了个人体验，使我们更加彻底地意识到我们在宇宙中的根植性。而我们自己作为宇宙的个体表达作用于我们的内心，创造了由每时每刻构成的我们自己。此外，它给了我们一个全球性的、关于自我和世界的观点，这是真实的我们自己的个人经验和身体，同时也是现实的世界的真实反映。我们获得了个人的自我接纳，并从现实世界中获得了让我们感到羞耻或荣耀的能力。用当代的话说，斯宾诺莎给予了我们一个计划，以期让我们获得独立的思想、真正的个性、完整的个人、平和的精神、情绪、勇气，和对全球的关注和责任。
由樊虎带领的十八位伙计善后，他们将黑旗会的尸体全部装上马车运去江边，江边候着七艘小舟，舟上各有一位脖子上系着一条白巾的梢公，他们把樊虎等人将运来的尸体和物件搬上船，不断地满载而去又空舟而归。之后樊虎又带领十八位伙计重返空空如野的黑旗会分坛忙碌到天色朦胧，他们悄然离去时黑旗会分坛连血腥味也没有了。
二、“己欲达而达人”的自我神话——宇宙何以为“家”？
(一)自我反思的自由与美德
现在自由已经出现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对我们眼前的现存世界(它的领导人和同辈群体)负有责任，我们对那个世界的理解是从它如何对我们的控制中衍生出来的——驱动、塑造，并且腐蚀我们的追求和操纵我们的羞耻感——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辨别从哪里可能产生解决办法。如果是外部世界将我们扣为人质，那么内部世界将让我们获得自由。如果是我们目光短浅的“现实主义”——我们的“群体主义”——把我们眼前的世界束缚在了我们的身上，那么只有大脑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运作，在自然界的无限方面重新配置我们的经验，也就是说，在更全面的背景下，在心理学和其他科学理解体系的帮助下，我们对自己有更深、更广的理解，才将使我们获得自由。所以这是自律的自我反省和在最大的情境下对自己的理解，那些我们现在意识到的已经产生了我们，成为我们得救的源头；他们可以解决驱动我们被动的“奴役”和“地方主义”，正如斯宾诺莎所理解的那样。我们可以为我们自己和人类世界发现事物的真实解释，积极追溯我们个人经历的起因，也就是说，就科学和历史解释的主体或领域而言，作为无限延伸的原因的产物的我们的历史性世界和生物遗产(《伦理学》第五部分 命题二十四)。我们——以及其他所有人——都是历史和科学规律从有限延伸到无限的产物。这种洞察力使我们从当下环境中的死亡所带来的持续的痛苦和焦虑中解脱出来——它的制度、规则、激励和抑制——作用于我们的情感、希望、恐惧以及我们的值得感到羞耻或荣誉的自我意识。因此，我们可以从令人窒息的狭隘、地方性的情境和对我们的动机、目标的权威以及我们自身对于善与恶的感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神经生物学和其他的发现证明斯宾诺莎是正确的。它正在推动我们认识到，正如斯宾诺莎所预期的那样，自我的边界能够而且通常也确实能够超越身体的范围。人类最初是无意识地与环境融合在一起的。关注人类本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需要观察外部环境，观察个人和环境共同构建的方式；人与环境必须相互理解。自我是具有渗透性和关联性的(以及自我促进、自我保护)，而不是封闭的、离散的，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自己的内部程序。
此外，矛盾的是，在通过以这种方式追踪并重建我们独特自我的原因时(《伦理学》第一部分 命题二十九 附释)，我们第一次产生了一种真正的第一人称视角；这是一种个体性的感觉。这种观点有助于解释我们实际的、独特的个人经历(而不是陷入一种普遍的态度和解释中，即社会、文化、家庭的认知框架和规范，如我们今天所说，强化了我们的服从和遵从)。它给予了我们一个从宇宙中这一位置(观察和发现自我)的视角——既是宇宙的，然而，也是一种普遍的解释(《伦理学》第二部分 命题十八 附释；第二部分 命题四十七；第四部分 命题三十六)。这种追问给了我们一个关于自己和这个世界的确证的、不容易被我们倾向“否认一现实的快乐原则”所损坏或操纵的观点。这种理解也给了我们一些内心的平静。斯宾诺莎写道，寻求自我理解给我们带来了快乐。它也使我们不再被动地面对眼前的社会世界，相反，我们现在可以有意识地拥抱作为我们渴望的自我生存、繁荣和稳固感的真正来源的整个宇宙(《伦理学》 第五部分 命题十八 证明)。因为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它既在我们里面，同时也是我们自己。我们开始追寻快乐，而非使我们得不到真正的益处的同时侵蚀我们的思想：“在所有与大脑有关的情感中，就其活跃程度而言，没有一种情感与快乐或欲望无关”(《伦理学》 第三部分 命题五十九)。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再被羞耻的恐惧所驱使，而是主要从快乐中行动。我们可以从长远的幸福和快乐的角度自由地做出选择，不再感到被迫屈服于那些未经检验和无意识的、将我们束缚在当下情境中的激励和抑制。因此我们就自由了！或者至少比现在更自由。
当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产生于这种无意识的、无批判的、被动的外部评价且与我们当前的环境和群体结合时，并不能满足我们，甚至会对他人造成伤害。想想基于负面刻板印象的偏见的非反思本质，我们最初可能会接受，因为那些是我们周围的人的观点，甚至是我们爱和尊敬的一些人的观点。斯宾诺莎举了一个关于“偏见”的例子来说明他在说什么——他知道这一切，因为他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玛拉诺斯的后裔，即所谓的隐藏的或“神秘的—犹太人”，所以不得不秘密生活(犹太人因其宗教信仰而被伊比利亚半岛的宗教法庭和几代统治者迫害了100多年——许多人被处死，被活活烧死在公共广场上，被迫秘密生活，而成为害怕被发现的民族)。
问题是，斯宾诺莎所说的“自然的共同秩序”，引导我们通过遵从武断的、不稳定的，甚至是通过操纵现存世界——领导者或者同辈群体——来追求我们自己的生存、野心和自我意识，通过提升我们的希望，操纵我们的恐惧和羞耻感、荣誉感，来掌控我们的生活。即使我们雄心勃勃地想要统治我们的现存世界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要想统治他们，我们就必须在他们强加于我们的动机所塑造的游戏中获胜——这就是奴隶制。所以斯宾诺莎将人类的基本问题和状况诊断为精神上的社会束缚使我们无法直接思考自己的生活，什么是真正有益的、充实的生活，什么是我们作为个体的真实身份，以及我们与地球和宇宙的普遍联系。他深入而严谨地研究了为什么会这样……而他也想出了一个补救办法。
教育实践是教师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教师教育全过程。教育实践的目的在于培养合格的师范毕业生，熟练掌握学科教学技能，具备独立从事学校教育工作的能力。以提高学生岗位业务能力为重点，具有实践性、综合性、基础性等显著特点。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方面：演练教师基本功，包括普通话、三笔字以及学科基本功；掌握教学技能，一是熟悉教学常规，明确教学工作各环节的具体要求，二是掌握教与学的理论、方法、技巧，具备实际教学能力；教师职业能力，要具备教学、班级管理、教育探索等多项能力。
(二)宇宙以及我们个人肌肤之内的“家”
我们对生存的基本生物需求是双向的，既产生内在的一致性、个性，同时又需融入一个逐渐变大的现实和宇宙。因为我们需要它，它也造就并将继续造就我们，它是我们自己的两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对我们每个人都是真实的——因为这是我们之所以成为谁，如何成为我们自己并被描摹的原因。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发展自己的这种自我理解。这种通过自我反省和理解世界，在最大的背景下发展自己对自己独特理解的能力，产生了斯宾诺莎所认为的“心智独立”，“这是(至今我们所知的)人类独有的自由”。他说，这是唯一能够增强我们塑造世界能力和范围的力量。这一观点的成就使我们既能获得幸福与和平的感觉，又能在更广阔的世界中充分发挥作用，以我们所知道的最好的方式造福自我和世界——因为我们现在认为它们是深深交织和广泛相互依存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结合点，是组成整个宇宙的原因网络中的一个独特点。当我们以这种方式理解和重建我们的独特性时，我们也最终把我们的生物本性发挥出了它固有的目的；并且在对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宇宙中真正是谁的理解中，我们现在根据这一认识在我们的最高职能水平上采取行动。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身体一样是自然的，正如斯宾诺莎坚持的那样，因此心灵以这种方式运作良好是一种生物现象，其固有的自然目标是基于自我反省和与所有他人、地球以及所有自然间的联系而实现的。更准确地说，身体和心灵不是两个，而是一体，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构想出来的。因此，人类的繁茂是一种身心共同参与。
因此，斯宾诺莎对心灵力量的理解使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从被动地被塑造的、狭隘的世界激励和规范所腐蚀的，过去的痛苦、记忆的暴虐中解放出来；从对我们的动机、情感、自我进行塑造的环境力量中被释放出来，通过一个充满活力和自律的自我反思的过程来重塑我们自己，并在这个过程中抓住了历史、自然和宇宙中每个自我的真实轮廓和范围。斯宾诺莎在《伦理学》接近尾声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通过经验感觉到并知道我们是永恒的。”(《伦理学》 第五部分 命题二十三 证明)我们重新发现自己，作为既是真正独特自我的，又是与形成自我独特经验和身体相结合的无限原网络中的一点；我们认识到我们(像所有其他大大小小的事物一样)是由恒星尘埃组成的，是整个宇宙从远古到永恒的因果联系的结果。持续被吸收到永恒[注]虽然斯宾诺莎重新定义了“一”与“许多”“普遍性”和“肉体的细枝末节”这一著名问题，即“永恒”与“持续”的问题，但却不清楚“延展”是如何产生或解释“身体的持续”的，即“身体的经验”是如何被“永恒”而非思想或概念所保留和转换的。。在世界和我们内心的世界中看到我们自己，可以使我们在更广阔的领域里的追求重新焕发活力，而且这些领域现在也已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的领域。我们对他人的动机已经从工具性的，把自己变成“卷饼”，以便在他们的眼睛里看到积极的自己(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好处)，变成了仁慈和负责任的，“每一个遵循德性的人为自己所追求的善，当他对人类有了更多的了解时，他也愿意为他人去追求”(《伦理学》 第四部分 命题三十七)。斯宾诺莎的观点既是开放的又具有深刻的社会性。自我意识即我们的欲望、价值观，都是由我们对地方和现存世界、精英和同辈群体、他们的理解和信仰，以及他们对我们的规范和评价所塑造，并将我们的动机和雄心导向狭隘的、短暂的利益，而不是鼓励我们认同普遍的，甚至只是地球上的生存和繁荣，这是一种警醒。
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新脑科学印证——归复宇宙之家
“虽然过了大约三百五十年，斯宾诺莎的一些观点仍然是正确的……只要稍微改变一下术语，斯宾诺莎定义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一般方法仍然适用……斯宾诺莎的方法……能够为人类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这个古老的问题带来新启发。进化系统理论是一种概念化的首要候选者，这种概念化在具体发展着的见解上可能是有用的。”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也从整体的视角出发认为，那些支配生物的生长和适应性的生物学的系统法则可能对于人的心灵、社会机构以及全球的生物圈都是适用的。他认为，组织的自然法则会支配所有层次的存在系统。斯宾诺莎对他称之为伦理学的道德能力的论述可能提供了一个迄今为止最行之有效的模型，这个模型可用于尝试发展一种关于我们如何及为何是道德的、为何及何时我们不是道德的及如何使人们更为道德的论述。斯宾诺莎哲学或许代表了一种尝试的最好起点，这种尝试试图把从新脑科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中出现的证据融合成一种综合观点，这种观点是关于基本的道德大脑、其发展的最佳路径及脑科学对社会的、法律的、政治的以及其他机构的问题和实践是如何可以被重新设计的解读。
对于幼儿园一日活动科学保教实践来讲，其保教工作的开展需要立足幼儿成长的需要，要具有极强的科学性。科学合理的保教工作能够让幼儿的身心健康得到有效发展，同时也可以很好地培养幼儿的情感。可以说，这是一项系统的工作，绝对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追求，而借助于幼儿园一日活动模式，将其同科学保教有机结合，可以让幼儿在园的一日生活中得到更好的帮助。特别是在当前重视素质教育的背景下，进一步优化幼儿园一日活动科学保教，提升其质量，使其可以更有效地满足幼儿成长的需要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一)超越自身的自我
获得“重大削减例外”的外国金融机构和公司可从事的一些活动包括：同伊朗的非受制裁货物和服务双边贸易；购买、收购、销售、运输或销售伊朗石油和石油产品到获得“重大削减例外”的国家；获得“重大削减例外”国家与伊朗之间的出售、供应石油或天然气的行为。由于此类交易而欠伊朗的任何资金都必须存入一个专门的受监管账户，这些资金只能用于非制裁货物或服务的双边贸易或用于某些人道主义目的。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还澄清，在获得“重大削减例外”的情况下，提供和接收用于从伊朗进口石油的服务（例如航运和港口服务）以及相关的金融交易并不会受到制裁，前提是这些服务和交易与伊朗的武器扩散或恐怖主义的支持无关。
例如，神经系统的身体地图，将“我”扩展到包括我在墙上钉画时使用的锤子或我开车时使用的汽车。情感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R Damasio)认为，我们在神经自我地图中融入了自我延伸的传记和文化方面，这些神经自我地图给我们提供了身体体验的每时每刻的感觉基调，也给了我们身体整体的感觉状态。环境状况和自我反应是成对的并被蚀刻在一起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神经自映射中积累和蚀刻。意义和情感也结合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内在世界，发现自我的被建立与世界的相关性，正如斯宾诺莎所预料的。
我们也发现自己超越自我，置身于这个世界，置身于群体、项目、机构等环境中——我们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并与之认同。神经哲学家已经开始探索“分布式代理”的现象，它指的是比个体更大的行为主体，有时亦可以是团体。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对自我的神经生物学感觉并没有局限于我们的皮肤！
(二)身体经验所告知我们的
奥拉夫·布兰科(Olaf Blanke)和托马斯·梅辛格(Thomas Metzinger)关于灵魂出窍体验的研究，证明了我们的自我意识能够从根本上超越皮肤的界限[注]布兰科的研究结果发表在2004年的牛津期刊脑医学部分，他认为，颞部顶骨连接部位(Temporal Parietal Junction)也是大脑中控制身体感知以及位置感觉的区域，当它在和“角回区域”处理大脑信息发生交错时，我们就会立刻感到自己的意识从身体中释放出来，于是就会出现“灵魂出窍”的感觉。这种交错现象一般只能出现在强烈刺激和“濒临死亡”状态下，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人在极度悲伤或极度兴奋时，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灵魂”。[2]243-258。身体外的幻觉把自我的感觉定位为来自于你自己的实际身体之外的虚幻身体。我们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在电视上看到过一个“假手实验”[注]“橡胶手错觉”( Rubber-hand Illusion)——这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科学家设计的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人们把手藏在桌子底下，面前则放着一只橡胶做的假手，实验人员同时以同样的方式击打真手和假手，这会让人觉得那只假手就是自己的。瑞典神经医学家亨里克·埃尔逊(Henrik Ehrsson)，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改进“错觉实验”，并通过对大脑的相应分析得出，视觉和触觉同样是这些信号的关键组成，大脑需要不断整合各种感官信号，产生自我感知。“本体感觉”也许告诉大脑，身体此刻坐在椅子里，但在埃尔逊的错觉实验中，精确同步的视觉与触觉信号却让大脑以为，身体根本待在另一个地方。埃尔逊认为，上述错觉的产生有赖于“多感觉神经元”。这种神经元能综合视觉和触觉信号，让动物顺利地对物体作出反应。“多感觉神经元涉及的神经通路非常重要，它不仅能让动物感觉到外在物体，还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以及身体与周遭世界的界限。”他认为，这些神经元会整合各种感觉信息，对身体形成一种综合性感觉。而在错觉效应中，他只不过是改变了流向多感觉神经元的数据，由此操控了大脑感觉。，实验者把它绑在志愿者的手臂上，当被锤子击中时，志愿者会跳起来并说他或她感觉到了！对于这些主观体验是如何产生的科学解释可以告诉我们关于自我的本质和界限：什么是自我，什么不是自我，自我的感觉实际上能告诉我们关于我们自己的什么——以及它不能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知道，自我的本质和范围是灵活的、可渗透的，甚至能够被重新定位。自我感觉是一种心理能力，可以向内投射，也可以向外投射到世界上。它是一种所有权的感觉，一种自我的感觉，是可塑的、可扩展的。我们使世界的部分感觉像自己，用我们在世界上的活动来充实自己的感觉。我的一个学生已通过我们如何认同我们的家庭，甚或特别是我们的种族或民族例证了这一观点，尤其是如果我们来自一个少数民族，那么我们就会感到我们民族的成功或失败的责任反映在我们这样的人身上。
(三)镜像神经元：共享行动、情感和理解
镜像神经元是一个“动作/观察/执行匹配系统”[3]400。科学家发明了镜像神经元这个词来描述这样一组脑细胞，镜像系统不仅使接合行为和能力成为可能，也使一种形式的关于他人动作、目标和感情的直接理解成为可能。因为，我们通过镜像系统既认知了行为也认识了情感——所以我们能够由内而外地模拟它们[4]662-667。当我们被激励去做一件事并做它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别人在做那件事但并非自己在做的时候，它都会被触发。镜像系统不仅能够联合行动和代理，而且能够立即理解他人的行动、目标和情绪。在理解他人的行为和情绪时，我们用同样的大脑激活模式在自己体内复制它们，但省去了实际行动或情绪的最终执行。所以我们从内到外了解别人。我们的思想在行动和动机上可以与他人在分享共同的情感和行动中结合在一起。情绪被包含在这里，因为情绪是激活系统行为。
神经科学家维托里奥·加莱塞(Vittorio Gallese)提出，“[被观察的行动者与观察者之间的]这一联系由预期目标的具体化所构成，由行动者和观察者共享。”观察者的运动系统与行为者的系统“共鸣”，产生了一种移情，有时也会产生感染性的行为[5]38。加莱塞宣称，行为首先是“关系性的”。因此，从根本上说，我们是作为联合的行动者而一起行动的，而非个体化在行动。行动者的社会范围、作为行为者的群体是常规的、具有更大成就的，而个体的行动者是罕见的、其成就也更小——这与我们，至少身处西方的我们所倾向于假定和想当然地认为的东西直接相反。即是说，在我们自身内部再现了行动着的他人的动机。在其对这个研究的分析中，加莱塞提出，镜像系统是移情与社会认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贡献者。现在，有大量的证据“暗示在镜像神经元(或神经镜像的一些一般形式)与移情之间有一个强烈的联系”。
斯宾诺莎也坚持认为这种非自我反思的存在方式是一种不自由，甚至是奴役的形式。所以我们对自我和世界的天真和片面的理解的问题在于，它不是无辜的而是一种“有动机的信念”(也就是说，我们相信我们所希望的就是真实的)；与此同时，这也是一种对他们的准则和对我们自己的评价不加批判的权力的屈服方式。当我们把对生存的基本渴望和对自我的提升与我们的认知被动结合在一起时(即我们依靠外在决定我们的信念的直接环境)，我们所得到的是一致性——屈服于(那些存在的力量和团体)，以期从他们那里得到(关于我们自己的)愉快的信念以及我们自己的进步。这就是斯宾诺莎所说的奴隶制，或者说奴隶心态，我们所有人，作为人类，都有这种倾向。我们在情感上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环境的等级和群体，以及环境对我们自身的评价——因此，我们在情感上也容易对环境的起伏、好恶、意见和价值观产生波动。在斯宾诺莎对人类被动性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狂热主义的起源，斯宾诺莎在他的《神学政治论》中哀叹道：人们总是愿意“为自己的奴役而战，仿佛奴役就是他们的救赎”。他进一步指出，“恐惧也会让人发疯。”
(四)情绪感染
斯宾诺莎告诉我们，问题既在于认知，也在于情感和动机，因为当一个人“遵循自然的共同秩序，服从自然时，[他也]在事物的本性所要求的范围内适应自然”(《伦理学》第四部分 命题四 绎理)因此，我们对我们自己所处的世界角落、时刻，我们狭窄的经验和社区的无意识和被动的接受，具有情感和动机的含义。因为我们把自己和我们所处的环境仅仅看成是局部的，使我们充满了欲望，而这些欲望并没有真正满足我们，甚至没有达到它们的目的，即，使我们幸福和自由。我们不加批判的接受具体外部世界和周围的人的世界观，以及他们对自己的评价，这不仅是错误的，因为这不是真正独立的自我，反而塑造了我们的欲望——我们的希望、恐惧和规范——就其隐含的、局部的激励和抑制以及价值而言。他们主宰着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误解了生活所能提供的真正意义上的东西，也错过了我们个体的和整个世界的真正身份。这是一种让我们看不到自己真正优势的理解，所以道德和心理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也许我们也宁愿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正如柏拉图所说：“未经检验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加莱塞相信，我们应该扩展“移情”概念以解释所有行为，这些行为使我们能够建立一种在我们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他指出，据其基本形式，移情意指“以这种方式经验他人：通过一种相似性的评估，他人是与自己类似的”。更为重要的是，加莱塞相信，这一机制不仅在镜像行为中表达自身，也在共享的情感、身体图式或映射中表达自身。加莱塞指出，“存在的证据表明，在感觉与情感活跃时也活跃着相同的一些神经元结构，当在他人身上发现同样的感觉和情感时是能被检测出来的。”因此，似乎“除了首次发现的行为模拟结构之外，还有大量不同的‘镜像匹配机制’将可能呈现于我们的大脑之中。他总结道，实际上，镜像‘似乎是我们大脑的一个基本的组织特征’”[5]42-46。
因此，即使在我们没有明确地采取协调一致的共同行为的情况下，我们也投入自动的、无意识的、不可阻挡的社会行为之中了，因为我们的情感和动机是共享的。
(五)复杂适应系统
计算机科学家梅林·唐纳德(Merlin Donald)认为，尽管从系统理论的角度来看，决策“似乎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个性化的、个人化的、局限于大脑”[9]192当然，唐纳德并不否认决策是由个体大脑做出的。然而，他指出“人类的大脑……”与“定义决策空间”的分布式文化网络紧密相连并嵌入其中[9]192。
近年来，中国农业在快速发展，随着土地流转、家庭农场、新型农业合作社、种田大户的出现和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天脊集团紧紧抓住终端客户需求，冷静应对，逐步实施单一产品向多元产品转型升级、产品价格向产品价值转型延伸、卖天脊产品向卖天脊服务转型下沉、狭窄渠道向集约化渠道转型拓宽、传统思维向关注农民增效转型发力，积极主动融入农民生活、感受农民切实需求，使信仰天脊化肥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丰收喜悦的感动故事越来越多。
所以做决定的范围很广，从大脑的一部分到大群人。为了发现谁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实际行动，所有的事实都需要考虑，然后从多个角度分析，从脑科学到组织行为到文化和历史等等。只有通过这种多学科的方法，才能将机构和责任的归属准确地分配到人员和组织、参与和权力的各级。
四、结论
“自我”从根本上是超越自身的，这意味着我们几乎所有人从根本上都是社会性的，作为社会存在做出选择和决定，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和我们当地的环境融合在一起。这是我们对他人和世界的投资。我们的选择、决定和行动是无意识的和自动的，但也经常是理性的和深思熟虑的。我们找到了自我保护和自我推进的基本生物学意义，我们的自我，在我们的皮肤之外分布到我们的环境、自然和人类竞争中[10]2[11]218-219。
然而，斯宾诺莎认为，超越自我本身就是我们人类最大的弱点，也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社交性，与世界的亲缘性，将我们的神经可塑性塑造成信仰和解释的模式、忠诚和自我促进的模式、对社会规范和对它们的服从模式，这可能是诅咒也可能是祝福。正如斯宾诺莎所理解的那样。然而，个人自我反省的力量可以用来将我们狭隘的群体动机向外转化，这样我们就能拥抱所有他人和自然，因为他们现在被认为是自我的源泉，尤其是对自我至关重要。因此，通过自我反省，我们的自我意识可以个性化，也可以无限地向外扩展，包括所有其他人和地球本身。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是站在一起，或是一同跌落。
斯宾诺莎提出伦理问题的最后一个警告：个人道德心理的转变，作为我们每个人充实的生活和人类生存的源泉，也许只有那些自食其力地遵循斯宾诺莎主义欲望教育的严格而艰苦道路的人，才有能力完成。因为“所有高贵(或优秀)的东西都是稀有的，并如稀有般的难”，他总结道。然而，在一个支持人类未来和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长期生存的良好社会中，即使我们没有每个人都致力于一种完全投入的自我反思实践，我们也可能会“走上正轨”。这是因为对于斯宾诺莎来说，就像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样(他们都受到了斯宾诺莎的启发)，社会和政治的支持使个人成为可能，没有它就无法设想个人[12]30。因此，随着我们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我们的普遍连通性，我们每个人作为在地球上的从星尘到星尘的意识体的真理性，正如斯宾诺莎所说的那样，我们人类能够也必须共同努力，以确保人类的未来能一直延续下去，只要我们能在我们称之为家的无限浩瀚的宇宙中无限展望。
警员们起哄：“队长，要不要帮忙……”忽然间，四个人全往房里冲去。起初胖警官还以为他们急于搜查，却见他们刹住身子后，一齐恼怒地朝后看。原来，后面有人用力冲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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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ingatHomeintheUniverse：InsightsfromSpinozaandtheNewBrainSciences
Heidi Ravven1，WANG Ji-yu2
(1.Hamilton College， Clinton of New York 13323， America；2.School of Maxism，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Why do people do good things for others? Why do they hurt others? And how can people become better human beings? Although these are all modern questions，the new moral model proposed by Spinoza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self” in Ethics gives an answer to them. Spinoza believed that as a person in the interlaced network of inheriting in the universe，there was a common essence of “what one desires and so to others”. In t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lf，only some proper training of the mind in self-understanding within the infinite universe can easily bring an ideal state: “the good which every man who pursues virtue aims at for himself he will also desire for the rest of mankind.” Spinoza used his archetypal biology as an example to rethink about the mind，and then deny the existence of free will moral ability. He believes that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self is the source of the possibility of moral transformation，and this understanding is only achieved when we recognize who we are and ultimately through understanding and grasping the “self” in the infinite context of the universe. Spinoza’s interpretation of “self” is in line with the discovery of contemporary brain science，and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human moral behavior based on “mirror neuron” and other issues，which have aroused the research of modern science，philosophy and empirical ethics and the concern of Spinoza’s thought about that “human should return to the home of the universe”.
Keywords： Spinoza；New Brain Science；Ethic；“Home”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9)02-0001-09
[收稿日期]2018-11-07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9.02.001
[作者简介]海蒂·瑞文，女，美国汉密尔顿学院终身教授。
[译者简介]王吉宇，女，汉密尔顿学院访问学者，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
* 译者注：随着脑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大脑秘密的不断揭开，传统的自由意志理论似乎已经无法完全解释“自我”问题，越来越受到质疑。在何种意义上理解“伦理”、解读“自我”，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之一。海蒂·瑞文教授从实证伦理的视角，以向内的自我性以及向外的宇宙性的双重特点重新解读斯宾诺莎《伦理学》的“自我”概念，提出归复宇宙之“家”的伦理思想，并通过新脑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超越自身的自我对“自我”进行重新定位，并在身体经验的实证证据下，通过“镜像神经元”概念，以及在其所带来的情绪感染性背景下，将“自我”定义为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为斯宾诺莎的“自我”概念作了注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及理论价值。
注：本文系王吉宇访美期间，根据海蒂·M·瑞文教授研究成果编辑整理而成，翻译已征得其本人授权，并同意刊发。
[责任编辑：秦卫波]
标签：自我论文; 自己的论文; 斯宾诺莎论文; 世界论文; 伦理学论文;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汉密尔顿学院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