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骗”作为“亚邪”机智人物故事中的主要行为方式，承载了他留民众对“骗”的特殊理解。在“亚邪”机智人物故事中，“骗”是对现实社会的回应，从而在民众精神层面实现“以骗制恶”的社会新秩序。他留民众采取“骗”的民间叙述，目的在于透过故事本身揭示现实社会民众的生活真实，以达到褒扬民间大众的集体智慧。“骗”是他留人观念生活的修补方式之一，是民众在有限的世俗世界向无限的精神世界转换的手段。用机智的方式行骗具有愉悦民众，保持心理平衡的作用，也体现出他留民众的反抗意识。
关键词：骗；机智；民间叙述；机智人物故事；他留人；亚邪
叙述是一种表达方式，是在现实生活中将叙述内容的前因后果讲出来的过程。民间叙述则是生活在底层社会空间中民众集体性的表达，“讲故事”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民间故事是以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普通人的生活遭遇及其理想愿望为叙说中心，以自觉的艺术虚构方式编织而成，富于娱乐性与教育性。[1]《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将民间故事(狭义)分为：幻想故事（即“民间童话”）、动物故事、鬼狐精怪故事、生活故事、机智人物故事、寓言、笑话、其他等八大类。[2]其中，机智人物故事单独列为一类，可见它在民间故事中有特殊的地位。机智人物故事是以智慧战胜对手为主要斗争方式的民间故事，[3]通常是有名有姓,且富有幽默滑稽色彩的系列故事。陈瘦竹认为：“机智是人为所创造的，其语言明快尖锐，并体现出人的聪明。往往表现为同中见异，异中见同，旁敲侧击，出奇制胜。以此在矛盾中解决问题。”[4]可见，机智人物故事中所显露的智慧，有别于人类正常思维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智慧。它的智慧多以“急智”出现，[5]表现出一种随机应变和敏捷的特征，机智侧重于手段和行为的运用，以此解决暂时性的事件。由此之故，机智人物故事往往取材于现实生活，反映了广大民众对社会阶级及社会交往的智慧处理和行为态度。民众将现实生活写照融入精神创作，以表现民间视角的社会审视及其安排。
学界普遍认为机智人物故事集中了民众的集体智慧，并将之形象精英化甚至英雄化塑造。这使得人物形象成为民间叙述中“高大”的代表。正如祁连休说机智人物是“诙谐、多智、富有正义感的正面主人公贯穿起来的故事群”[6]。因此，机智人物往往成为一种褒义色彩浓厚的正面形象，学界的研究视角也多以此为主。然而，机智人物所采取的机智手段多种多样，其中不乏一些具有贬义色彩的行为，“欺骗”手段则是其中之一，且在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机智人物故事中都有出现。比如，汉族陈细怪的《贩米九江取脏银》、汉族庞振坤的《一根扁担睡三人》、苗族盘老幺的《狗屎掺泥巴》、壮族波荷的《一娄屎换一只大黄狗》、回族阿卜杜的《挖金子》等等。从机智人物“欺骗”行为的研究视角来看，学界有所涉足。1868年，西方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从美洲印第安纳神话中发现一群既是破坏者又是拯救者的双重性人物形象，并指称他们为“trickster”，意为“骗子”。[7]日本学者铃木健之在《“机智人物故事”笔记——试论其欺骗性》一文中提出机智人物“骗子”说概念，得出“机智人物本质上是骗子”的结论。[8]铃木健之是从消极方面单一地去看“欺骗”行为本身，而忽略了“欺骗”行为积极的方面。从民众的角度审视欺骗行为，应该结合故事内容所处的社会语境和所针对的对象综合分析。因此，其提法值得商榷。祁连休在《试评“骗子说”》一文中提出机智人物故事中“欺骗”手段的评价标准应是创作主体（人民）的态度以及欺骗的对象，并认为机智人物的“欺骗性”不能同“骗子”划等号。[9]星全成在《阿克顿巴及其哄骗行为》一文中以藏族机智人物阿克顿巴为例，对铃木健之提出的“骗子”说概念提出了异议，并对阿克顿巴所采取的“哄骗”情况作了分类。[10]张琼洁在《“骗”的文人书写与民间讲述》一文中，从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两个具体作品进行对比，研究两者在“欺骗”行为讲述中的异同。[11]由此来看，学界对民间机智人物故事“欺骗”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欺骗”的态度、特征、叙事形态、意义阐释等方面。那么，如何看待这种具有贬义色彩的机智手段和机智人物本身的正面形象的关系？如何理解这种具有贬义色彩的机智行为在民间叙述中的运作逻辑？本论文以云南彝族他留人“亚邪”机智人物故事为例，通过机智人物“骗”的行为方式，从一种反差式的机智手段揭示民间叙述的另一种途径。
一、以“骗”为手段的“亚邪”机智人物故事概况
“亚邪”是他留人机智人物的典型代表。以“亚邪”人物为中心，采取“骗”的行为，形成了一系列相对独立且完整的故事。学界将这种机智人物称为“箭垛式人物”。刘守华认为：“机智人物故事是将许多故事（几十甚至几百个）都归附在某一个人物名下。该人物形象往往远离了自己的原型，而以他们自身真实事迹为基础构成的故事，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是将流行故事附会在他们身上，把他们作为凝聚民众智慧幽默的‘箭垛’来处理。”[12]由此可见，历史上的彝族他留社会，不一定有“亚邪”这样的真实人物，即便有这样的机智人物原型，发生在他身上的一系列故事也并非都是他所为。这与民间文学的集体性有莫大的关联：先民对自身集体力量的艺术加工、古代社会大量相似人物的集体存在、民众集体的“类型化模拟”和“本土化改造”，以及民众集体式的鼓吹附会，促成了多面性箭垛式人物的形成。[13]由此来说，“亚邪”是他留先民历时性多种民间叙述表达的结果。关于“亚邪”系列机智故事的内容梳理如表1①目前，笔者梳理出关于“亚邪”系列机智故事共25则。其中《中国民间故事全书——云南·永胜卷》记载了19则（表中序号1-19），《神秘的他留人》记载了2则（表中序号20-21），昭通市非遗保护中心陈蛟龙采录了4则（表中序号22-25）。：
◎注意清洁保持干燥，拉完臭臭要洗屁屁、擦干，可以用电吹风吹，注意温度不能烫伤，最好选用带温控的电吹风。
在机智人物故事的集体创作和传承中，人物形象往往能够形成固定的特点，这是民众所共有的关于不同群体或不同种类的人是什么样子的看法。[14]这是机智人物形象的地方性民间表达。由此来看，“骗”行为是他留民间社会对“亚邪”人物形象的共识。从表1所列的25则“亚邪”机智人物故事来看，“骗”的手段出现了20次。可见，亚邪的机智主要通过“骗”的行为来实现。而“偷”“戏弄”等其他手段最终也是通过“骗”加以完成。在他留民间，采录亚邪故事的时候，讲述者时常会在故事前加上一句：“亚邪是一个聪明人，是一个专门骗吃骗喝的人”之类的话。可见，“骗”和“聪明”成为他留民间对亚邪人物形象的一个基本定位。虽然“骗”的表征具有贬义色彩成分，但是在他留社会中，民众对亚邪人物的评价具有褒义色彩成分。祁连休认为：“对机智人物作何评价，最根本的一条标准是看他们怎样对待人民群众，怎样对待压榨人民群众的人。简而言之，就是看他们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9]。从“亚邪”这一民间艺术形象来看，亚邪针对“官员”有9次，针对富人有7次，针对骗子1次，针对愚昧残忍的人1次，针对刁蛮的人1次，针对贪财好利的人1次。可见，亚邪所行骗、偷盗的对象基本上是上层社会的官员、富人或一些被民众厌恶的人。虽然亚邪针对普通百姓出现了8次，但是亚邪对百姓实施“骗”的行为多以戏弄为主，或是借助百姓惩罚官员、富人。因此，在他留社会中，民众认为亚邪是一个正面人物，他“骗”的行为是符合他留民众的切身利益。这也正是民间故事源自民间叙述的一种表达方式。笔者认为，亚邪针对百姓的行骗生活故事，可能是亚邪人物形象的本源。而阶级社会的存在及其矛盾的激化不断丰富了“亚邪”机智人物故事的内容。最终，“亚邪”代表了他留底层社会民众对上层社会的一种讽刺式和理想化的反抗。同时，“亚邪”也是他留民众塑造的对社会弊端现象的一种挖苦和惩罚的理想人物。综合使然，“亚邪”才得以成为一种 “箭垛式人物”。
表1“亚邪”系列机智故事的内容梳理
序号是否为荤故事1 2 3 4 5 6 7 8 9 1 0“亚邪”的手段骗偷（骗）骗骗（偷）戏弄（骗）骗（戏弄）骗(偷)偷骗骗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故事名称《土锅换骑马》《亚邪偷马》《偷富人家》《背石磨入海》《结古的故事》《亲吻姑娘们》《我是你爹（一）》《我是你爹（二）》《干事抬轿》《交换耕牛的故事》《十男九闻，罐子滚偏坡》《捅蜂包的故事》《石洞逃生》《梅花公鸡》《亚邪偷羊》《十二个婆娘》《二百八》《赌摸姑娘》《打县太爷》《聪明人的故事》《亚邪的故事》《亚邪教县官亲家做贼》《亚邪和放羊人的故事》《亚邪带县官掏黄蜂窝》《亚邪和官家漂亮女儿的故事》戏弄（骗）骗骗（偷）骗偷骗骗骗偷偷骗（偷）偷骗骗骗所针对的对象官员官员骗子、富人富人、愚昧残忍的人刁蛮的人官员、百姓富人富人官员贪财好利的人百姓官员百姓财主官员百姓百姓百姓富人官员百姓富人百姓官员官员否否否否否是否否是是否否否是否否否是否否否否是否是
其次，世俗社会的非道德性成为他留民众精神世界非道德手段运用的心理基础。比如，民间故事《亲吻姑娘们》中提到：“习婆大人牵着马，穿着绸缎衣服，戴着高帽站在高高的山梁上，看着一群穿着短裙的十六七岁的他留少女在山脚的稻田里插秧。他不禁感叹：‘唉，要是能让我亲一亲这些姑娘的脸，吻一吻她们，那真是幸福死了！’”。《打县太爷》中提到：“亚邪和县太爷悄悄翻过围墙进入大富人家偷东西。被发现后，县太爷被大富人家棒打”。由此可见，县太爷是一个好色的小偷。作为阶级社会的统治者，以非道德的行为作为社会的典范，使得世俗社会出现道德失衡的现象。因此，他留民众以撕破道德的方式，将“骗”的手段置入亚邪人物形象中，以达到制敌的效果。从而在精神世界构筑起新的社会秩序。在《亚邪偷马》中习婆和亚邪打赌，县官老爷说：“只要亚邪有本事将我的坐骑银河马偷走，这匹马就永远归你所有，并且我特别准许你以后可以行窃行骗为生”。可见，他留民众在创作亚邪“骗”的人物特点时，给予了他“骗”行为的合法性解释。
二、“骗”行为在他留民间故事中盛行的心理基础
骗作为一种“技能”，属于人类的脑力活动范畴。它往往与人的机智相关，同时又与人类社会活动紧密相连，从而表现出多样化的机智行骗手段和文化价值。
从“骗”本身来说，骗不是人性真实自然地流露，它是基于社会环境中人与人思想博弈的结果。因此，就“骗”的行为可视为一种智力的技巧，它能促进主体事件的发生及结果的形成。而“骗”作为一种手段，其需要主体动机、社会效果和活动规则来决定。它所构建的是对事件本身的价值评价。“骗”强调的是主体化过程，虽然将“骗”赋予了“亚邪”人物独特性格，使其成为“骗”的主体运作者，但是故事和人物形象的背后是民间集体智慧的主体化创作。由此来说，以“骗”为手段的“亚邪”机智人物故事生成的心理因素源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
以“骗”为手段的机智心理和社会历史环境有密切关系。诺·培赛施基安认为故事具有镜像、典范、媒介等多重心理功能。[15]由此来看，“骗”行为作为“亚邪”机智人物的主要手段，是对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
1.“骗”的客观心理因素
民间故事作为精神世界的创造物，它往往与世俗世界相悖。一种“骗”的行为方式往往透露出他留民众对现实“诚”的追求。张艳国认为，“骗”与“诚”往往是相辅相成，“诚”对“骗”有兼容性，而“骗”对“诚”具有吸纳性。换句话说，骗往往借助主流社会所宣扬的诚信，而将“骗”的行为装扮成路见不平、劫富济贫的使者。[16]这是一种民间的表达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民间将一种非道德“骗”的手段运用于精神世界，从而成为民间习以为常的观念和具有感召力的概念，以此丰富和武装民间大众的精神头脑。可见，“骗”是对诚信的一种文化补充。它是受到集体社会道德尺度和价值观念的严格限制。因此，在民间机智人物故事中，民众往往将一种非道德的手段移植入精神世界，以此，完成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实现的精神感受。而“骗”往往被局限于一种智谋的手段，以此达到民众“骗”为心安的心理慰藉。
由于电机系统进行冲击试验投入人力大、费用高，测试所获得的数据有限等诸多限制，人们普遍趋向于采用低成本、高性能和高仿真的有限元数值模拟仿真方法。当前，这类仿真方法主要是利用有限元分析软件，比如ANSYS、LS-DYNA、NASTRA、HYPERMESH等[2-3]。
值得注意的是，表中25则故事有7则属于荤故事。这其中，“骗”与“色”往往相辅相成。日本学者铃木健之将机智人物身上发生的荤故事归结为骗子的“好色性”。笔者认为，“骗”和“色”都是人七情六欲的表现。他留民众运用人本身的七情六欲将亚邪塑造成具有乡土性、民间性的活生生的人物，不仅能够拉近与民众的距离，更能将故事的“真实性”表现出来。这正是民间叙述的表达方式。由此想见，正是民间叙述的丰富性，使得亚邪人物更为生动，同时也让他留先民在繁重的生产劳动之余通过荤故事的讲述暂时获得放松与欢愉。
首先，“亚邪”机智人物故事主要反映了平民与权贵的抗争，有明显的阶级性。比如，民间故事《亚邪偷羊》中提到：“亚邪与习婆①习婆：他留语，意为“乡官”“官员”。打赌，如果输了就得一辈子给习婆做长工”。《交换耕牛的故事》中提到：“亚邪很穷，就去给人家打工，帮地主大富人家犁田”。由此可见，历史上，他留百姓处于被剥削和被奴役的地位，广大他留民众处于社会最底层。他留民间机智人物故事中的“亚邪”形象是一个典型的下层人士。在阶级社会中，这类人物属于无权无财者。他们在与权贵斗争的时候，往往思考的是自身的利益问题。因为，大规模的武力斗争需要足够的财力和物力作为支撑，普通民众难以具备条件。因此，在民间故事中，民众塑造“亚邪”这一人物形象，采取“骗”的机智手段也是围绕民众（弱势群体）的“利”而展开的一系列社会活动。这便是人求生的一种本能反应。比如，在《土锅换骑马》中，亚邪通过“骗”的手段获得一匹白马；在《捅蜂包的故事》中，亚邪通过“骗”的手段获得一件漂亮的绸缎长袍；在《偷富人家》中，亚邪和几个人朋友深夜潜入富人家偷银子，等等。据此，他留民众采取了另一种斗争方式，以“斗智”的形式，在精神世界换取现实生活的“合法”体验。以“骗”的行为伸张正义，惩戒罪恶，是“以骗治恶”的心理平衡手段。由此，“骗”自然成为一种精神观念中合法的斗争方式。另外，在“你对我不仁，我对你不义”的语境中，“骗”成为了强弱较劲的一种方式。因为民众处于弱势，不平则鸣使得他们要努力争取强势，哪怕暂时的领先，也是机智人物的本质力量的显现。[7]
2.“骗”的主观心理因素
因此，思维创造的灵活性和无惧性更易于将“骗”从世俗的行为向思维转换。当人们意图将世俗具象化的事件通过思维的建构而转化为民间故事时，“骗”就能在人们的思维中游刃有余地发挥作用。
1.行为与思维的对立转换
三、“骗”行为在精神和世俗世界中的转换机制
实际上，人是由两个生命组成的。一个是人的生理生命，这与物质文明相结合。另一个是人的精神生命，这与精神世界密切相关。人类往往会将有限的物质生命需求延续到无限的精神世界，以求得实际生活与心理的平衡。因此，民间故事就是民众世俗生活向精神世界转换的结果。民间故事虽然源于生活，但它却高于生活。“亚邪”机智人物故事中，主人公以“骗”作为自己制敌的惯用伎俩，其目的是为了打破“生活本身的式样”的束缚。[20]以此，通过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转换，呈现出更为深刻的生活真实。这是一种集体性智慧的民间叙述方式。
“亚邪”这一箭垛式人物，看似邪气、采取的手段也不光彩，但是，他的行为透露出民众对自由秩序的追求以及娱乐大众的乐观态度。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认为：“当一个反讽者弄虚作假，不以自己真实的面貌出现时，他的目的似乎的确是想让他人上当受骗；但他真正的目的是想感觉到自由，可他恰恰是通过反讽才感到自由的，所以反讽没有其他目的，它自己就是目的”[19]。因此，“亚邪”成为“骗”行为的集中实施者。通过“骗”使民众达到精神自由，它以一种不合常规的机智手段达到合乎目的性的自由，一方面，这种超越现实的创造行为引发人们对“规矩”的合理性反思与制度改变，形成对现实制度的一种挑战。另一方面，“亚邪”机智人物故事是民众茶余饭后娱乐、放松的民间表述。它透露出他留民众心底要求打破常规、颠覆正统的自由狂欢情结。[7]
“玉笛谁家听落梅”乃是肉菜，一条小羊坐臀、一条小猪耳朵、一条小牛腰子、一条獐腿肉加兔肉，拼作一盘，难免有油腻过头的嫌疑。但因为江南式精巧的刀工“肉条形如笛子”，和繁复的口味组合“有二十五变，合五五梅花之数”而深得老叫花之心。
“骗”在精神与世俗世界中处于思维系统和行为系统两个层面。通常情况下，思维处于内隐的状态，它相较于外显的行为更易于隐藏自身“骗”的目的。从亚邪机智人物故事文本中“骗”的转换系统来看，亚邪行骗成功，往往源自思维系统的隐性策略。比如，在《背石磨入海》中讲述：“亚邪去偷一群富裕但又愚昧残忍的人的牛羊被抓，于是被放进牛皮袋里高挂于树上等着拴上扇磨沉入大海喂鱼。亚邪通过两次欺骗的过程，先将自己从牛皮袋里置换出来，使得一个生意人被沉入大海喂鱼。然后再通过欺骗之前那群富裕但又愚昧残忍的人，使得他们深信沉入大海能够获得牛羊，于是他们也都有去无回”。可见，亚邪通过思维建构出欺骗的内容，并通过语言传达给对方相应的信息，使之信以为真。但是，亚邪传达的是一种表征性的信息，而目的没有通过语言传达。在具体的实施中，对方在表征信息的引导下，通过行为的实施，才能获得结果。由此，思维的目的性是需要行动加以实现的。可见，思维相较行动更具有内隐性。
一般而言，故事内容是对现实世界的临摹。从现实社会中民众创作亚邪“骗”的人物形象来看，“亚邪”机智人物故事虽然有娱乐放松的功能，但是故事本身是对现实社会的讽刺和抨击，体现出民众对阶级社会的反抗意识。因此，将与现实社会的斗争转化成一种内隐的思维过程和结果，“骗”才得以独立于世俗社会之外，在民众的精神世界构建出一套内隐的价值体系。民间故事便是这一过程最好的体现。
用Graphpad Prism version 5.01软件和SPSS 20.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所得数据均表示为均值±标准差采用单因素和两因素方差分析法(ANOVA)比较组间显著性差异，用Tukey′ spost hoc进行检验。*P<0.05，**P<0.01，***P<0.001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从实际的操作来看，在世俗世界中，行为的外显特征，将“骗”的目的引向一种实际的结果。因此，行为往往是一种具象化的操作过程，一方面，具象化操作所带来的风险高于内隐的思维想象，另一方面，民众往往在思维的想象中无惧世俗社会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即便是“亚邪”机智人物故事以具象化形式呈现，在阶级社会的斗争中，为了规避世俗社会带来的风险，“亚邪”这一人物形象自然也能成为社会风险的承担者。
民间文学是民众集体参与的结果，它的生成反映出集体的一种现实需要。因此，民间文学对民众主体心理具有现实意义。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分为多个层次。文学活动属于一种高级的审美层次。其基本功能已经超越了食、色、安全等低层次需要。文学的目的是创造人的完整的精神生活，民众通过精神的编织，以获得“人性”的完美，从而实现一种合乎目的“全面的人”。[17]在现实生活中，民众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资源的匮乏，人际的竞争，阶级的压迫，都使得民众面临现实的困境。“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人们只能通过精神幻想达到心理的平衡。比如，民间故事《捅蜂包的故事》中提到：“亚邪十分羡慕习婆大人身上穿着的一件漂亮的绸缎长袍。于是，亚邪通过‘骗’的机智手段，带着习婆去捅马蜂窝，最终将习婆身上的长袍占为己有”。《亚邪的故事》中提到：“亚邪通过‘骗’的手段与一个背着小孩舂米的妇女（刁蛮强悍之人）互动，最终将舂好的米骗走”。可见，民间故事中的内容都是现实常见的生活场景，故事本身具有实用主义色彩。通过“骗”的手段，弥补现实中的缺失，一方面是迫于生活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是对阶级社会的不满以及对民众厌恶之人的教训，以达到教育、规劝的目的。由此，民众将实际的需求上升到精神审美的层面，将现实中的人际关系内化到主体的精神境界。以一种民间叙述的方式表现出民众实用主义的灵活运用，以此达到精神体验的快感。心理学认为，民间叙述所达到的这种体验是民众自我实现的方式，其目的是将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缺失的样子，置入精神世界中去实现自我，以成为完满人性的实现。将“骗”赋予亚邪人物的性格，以此完成对精神世界物质化的补充。因此，民间故事是自我实现的一种方式。通过民间故事的讲述，民众能够达到一种强烈入迷、极乐和敬畏的情绪体验。他们不会因为这种体验而感到惊恐，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去压抑或抑制它们。[18]采取“骗”的手段是将民众这种自我情绪推向高潮，以此达到高峰体验过程。在这种状态下，人可以暂时达到最佳状态，从而更好地面对现实的种种境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骗”增强了民众的主体认识，同时也塑造了“亚邪”机智人物的艺术形象。
利用交流变频磁场磁化具有铁磁性的混凝剂PFS，磁场能改变体系中物质内能的特性和物理性质，影响其混凝效果[8- 9]。将定量的PFS溶液置于交流变频磁化装置中，进行磁化预处理。将变频磁化预处理后的PFS溶液加入1 L造纸废水中，先以300 r/min的转速快速搅拌30 s，再以100 r/min的转速慢速搅拌15 min。搅拌结束后静置30 min，取上清液进行分析，得到出水中余铁及亚铁含量、pH值、CODCr和色度。磁化混凝实验流程图如图2所示。
2.理性与感性的对立转换
不受外力影响，一举一动皆出于本心，“由于自己”，如此自在，如此美好。但，自由若当真如此梦幻甜美，为何又有许多规矩来约束着人们，让人在诸多牢笼中苦苦挣扎？只因为自由太过“自由”，而人的本心也往往复杂难辨，黑白混杂，这从武侠小说中的正邪两派的行事作风中可见一斑。
民间故事中的“骗”在世俗与精神两个维度中呈现理性和感性的转换。在世俗世界中，民众与阶级对象的抗争往往体现在生存层面，其表现为物质资源和生命本能。因此，生存中“骗”的行为具有实际操作性，呈现出理性的逻辑思维。当民众不能用理性的思维去解决社会矛盾的时候，感性思维往往能够作为世俗理性的补充，将世俗体验移植于民众的精神层面。此时，民众集体交流的方式变得更为丰富多彩。他们既可以将世俗社会的具体内容搬进精神世界，又可以打破世俗社会伦理道德的束缚将人之本性的自由与欲望毫无掩饰地表达出来。由此，由现实矛盾引起的焦虑情绪能够通过感性的精神创作，获得欢愉，从而实现民众情绪的守恒。这一过程表现为：世俗理性（矛盾）——思维创作（民众集体性思维叠加）——精神感性（问题解决）。
从“亚邪”机智人物故事中的理性与感性的对立转换来看。故事内容是以他留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场景、事件为基础。比如，在《结古的故事》中刁蛮强悍的女人背小孩舂米的场景，在《亲吻姑娘们》中十六七岁他留少女插秧的场景，在《干事抬轿》中提到他留男女青年走串青春棚自由恋爱的风俗，等等。可见，故事中这些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是他留民众生存层面的理性实践。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理性实践是符合人类发展和延续生命的基本保证，具有实际操作性。然而，从一种感性思维的角度对现实生活进行加工，往往能够呈现出与之世俗理性相悖的精神秩序。比如，“亚邪”机智人物采取的欺骗手段，通常被世俗秩序所摈弃，属于一种违背世俗道德的行为。但是，“骗”作为一种手段被移植于精神世界，其功能往往能够解构世俗秩序，以实现他留民众从世俗缺失到精神满足的转换过程。比如，在《土锅换骑马》中，亚邪作为一个没钱没权的底层人士，通过“骗”的手段换得了官员的一匹大白马。马作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一般老百姓很难拥有。为了满足民众现实生活的缺失，通过对世俗世界的艺术加工，以实现民众精神世界的满足，达到“完整人”的过程。可见，“亚邪”机智人物故事由一种世俗的理性实践到精神的感性创作，带有明显的完美主义色彩。
第一，与正常语速相比，较慢语速是否对提高中国不同听力水平(较低中等水平和较高中等水平)英语学习者的听力理解能力更有效;第二，与正常语速相比，较慢语速是否对提高中国不同听力水平(较低中等水平和较高中等水平)英语学习者对短对话、长对话和短文三种不同听力测试题型的理解能力更有效;第三，语速、英语学习者的听力水平和不同听力测试题型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
1.1.3 试剂 乙腈(色谱纯，美国Thermo Fisher公司)，磷酸二氢钾(分析纯，天津市风船化学试剂科技有限公司)，甲醇(分析纯，天津市富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水为蒸馏水。小檗碱标准品(批号1161116-02，成都普菲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3.语境中逻辑的对立转换
“骗”本身就是一种逻辑思维。一般而言，逻辑是一种推演能力，民众的世俗逻辑推演是依据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并以社会事实为前提的逻辑运作。而民间故事的生成，逻辑推演源自世俗世界。民众通过“骗”的思维加工将一种世俗社会转变为故事中的“社会”逻辑，使其具有故事场域中社会活动的客观规律和意义。换句话说，这是精神世界创造的价值意义，它与世俗世界是有本质区别的。因此，在故事场域中，亚邪“骗”的行为呈现非世俗逻辑和规律的特点。比如，在《亚邪和官家漂亮女儿的故事》中，亚邪为了占到官家两个漂亮女儿的便宜，于是以打下一只白天鹅为由进入官家找寻，然后又以天色已黑为由需要在官家住下，随后又以地上太冷为由需要到官家女儿床上一起睡，之后又以官家女儿脚太臭为由需要跟官家女儿睡同一边，最后又以床上的绵羊毯子太扎人为由需要睡到官家女儿肚皮上，从而占了官家女儿的便宜。从故事的内容及其发展来看，虽然有悖于现实生活中人的正常逻辑思维，但是在民间文学作品中，为了达到精神创作的目的，这些看似毫无逻辑、无法想象的情节就变得有了意义，并成为一种特殊语境中的合理性逻辑。
此外，世俗世界遵从的是理性逻辑，而民间故事作为精神产物，它还遵从于一种集体情感逻辑。民间故事作为一种集体智慧的产物，是民众集体行动的情感唤起，它往往能够成为民间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调节剂。作为一种民间集体的文学创作，故事内容所建构的信息在集体情感的诉求下不断内化为一种特有的情感逻辑从而获得民众集体的心理感受及其认同。因此，世俗的理性逻辑向精神的情感逻辑的转换，往往呈现出故事逻辑与生活逻辑完全相反的模式。由此，逻辑的转变势必带来“骗”行为在不同语境中的变化。
结语
“亚邪”机智人物故事是彝族他留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故事内容具有独特的学术研究价值。目前，学界仅对“亚邪”机智人物故事进行了部分收集、整理，对其尚未进行具体研究。笔者选取“亚邪”机智人物惯用的欺骗手段作为论文的切入点，以创作主体及其社会语境为分析研究的客观基础，将“骗”视作一种贯穿整个故事的操作手段，以此呈现出“亚邪”机智人物行骗手段的文化运作逻辑和与创作主体意图相符的价值导向。
从“亚邪”机智人物故事中的“骗”来看，笔者认为，对“骗”进行评判，主要应从“骗”行为的承担主体及其实践来看，不能一概而简单地运用道德尺度，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它更适用于价值判断，[16]并可能随着民众交往目的的不同而变换着自己本身的文化意义。 由此，不能将“骗”的词义本身和“骗”在社会场域中的不同主体价值混同。因此，就“骗”在民间故事中的运作逻辑来看，它正是从民间大众集体利益出发，是民众社会实践在观念中的价值呈现，“骗”在民间故事中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由此来看，“骗”行为因社会语境的变化，具有多重价值。在世俗世界中，“骗”行为成为与世俗道德背离的一种文化手段，是阻碍社会发展的社会实践。在精神世界中，以机智人物故事作为载体的“骗”行为，以其特殊的文化场域和文化价值，往往能够成为民众从世俗世界延续到精神世界的活动方式，从而造就了“骗”在精神场域中的正面形象。因此，对于民众而言，“骗”有两种情况是不附加道德约束的：一种是处于娱乐心理，另一种是针对反面人物。前者与特定族群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有密切联系，后者则是正确的动机和结果抵消了行为方式的不当。[11]由此，民间故事正是民众世俗场域与精神场域转换机制的结果，同时也是民众适应环境的生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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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683（2019）03-0085-07
收稿日期：2019-05-20
作者简介：罗夏梓平（1987— ），男，四川成都人，四川旅游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硕士。
责任编校 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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