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奈格里看来，《大纲》是一个确立革命主体性的文本，是马克思思想中具有能动性的中心，而《资本论》则致力于发展客体主义，在客观性中消灭主观性。因此，从《大纲》到《资本论》的发展演变为专注范畴的客体化，而忽略了革命主体性的行动。这使得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在《资本论》中被割裂并被片面地界定了。奈格里认为，《大纲》以主体的对抗性逻辑表征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真实斗争关系及其辩证运动本质，如果从这种对抗性视角出发去重新解读《资本论》，就能够在马克思思想整体性的意义上恢复对《资本论》的正确解读。
［关键词］《资本论》；《大纲》；主体性；对抗性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对《资本论》的文本、思想的解读无疑处于理论探讨的核心地位。这当中既包括当前处于争论中心的《资本论》的科学性和哲学性问题，也包括对《资本论》内在的概念逻辑及其理论意义的研究，还包括对《资本论》在当代适应性问题的批判性研究。但无论哪种研究方式，都不自觉地预设了一个自明的前提，那就是从《资本论》这一文本本身出发，把《资本论》视为马克思一生中理论思想的最高点，是马克思思想集大成的著作。因此，在解读《资本论》时，学者们往往想要从其中找出它到底关涉了什么、实现了什么、具有什么重要的意义。但相对的，却很少看到《资本论》在马克思整体的思想体系中缺少了什么，或者在某些方面弱化了什么。由此从《资本论》这一“制高点”思想的前提出发可能会浅化对马克思“整体”思想体系的理解。
针对这一问题，奈格里做出了一个论断，即《资本论》没有完整地呈现出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他认为《资本论》中缺少了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及其斗争的研究维度，从而在这部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中遗失了“工人阶级”这一主词，而仅仅变成了一部批判资本或者说由资本范畴的客体化主导的一部“圣经”。因此，奈格里试图以《资本论》的手稿解读为基础，去恢复作为马克思思想整体的《资本论》。奈格里认为，作为《资本论》手稿的《1857—1858政治经济学手稿》（简称“《大纲》”）是一个确立革命主体性思想的文本，而这种政治主体性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中已经被分离出去，在《资本论》中这种分离表现为“范畴的客体化阻塞了革命主体性的行动”[1](p25)。正是这种分离使作为整体的马克思思想被片面的界定了。由此奈格里提出，如果我们根据《大纲》的批判来理解《资本论》，“我们就能重新恢复对《资本论》的正确解读”[1](p38)。
可见，奈格里对《资本论》及其手稿关系的解读是对《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整体思想的一种重构，这对于促进《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思想的当代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面对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有必要进行追问：什么样的解读才是对《资本论》的“正确解读”，奈格里是在何种意义上恢复了这种“正确解读”。基于对这一问题的反思，我们不仅要对《大纲》与《资本论》的关系进行重新界定，从《大纲》的视角出发去思考《资本论》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其内在根源，而且要阐释清楚奈格里对《资本论》的主体性的重构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立。
一、《资本论》的客体化遗失了什么
马克思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而《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晚期的代表著作，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被广为传颂。纵观整个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常常被学界视为马克思早期著作与《资本论》之间的界定。在这种区分的视野中，马克思早期的著作普遍被认为是泛有唯心主义、人本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倾向；相对的，《资本论》则成为了唯物主义、科学主义、共产主义的先进代名词。可以看出，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总是对前者的发展。具体来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与劳动之间异化的关系，但是只有到了《资本论》中，这种关系才在生产关系的层次上被界定；《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真正“第一次”的经典表述，但只有在《资本论》中，这种唯物史观才被最完整、最清晰地表现出来；而其他包括剩余价值理论在内的马克思思想中最重要的范畴，都被认为只有在《资本论》中才实现了其理论的最终形态。因此，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资本论》总是以一种最全面的形式突出了马克思思想中概念的核心要素。在这种意义上，《资本论》被视为是马克思思想的集大成著作。与此同时，由于内部概念的丰富性以及内容和逻辑论证的严谨和规范性，《资本论》常常被冠以“科学”称号，它展现了马克思思想的逻辑的完满性。由此，一些马克思主义者预设“《资本论》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中最成熟的要点”[1](p23)。因此，从《资本论》的这种特殊的历史价值出发，学者们在对其进行解读的过程中往往倾向于将其视作一部透视资本主义的“圣经”，意图通过其阐释的概念、方法以及逻辑脉络去寻找解释现实、批判现实以及改变现实的理论支撑。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在马克思整体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而在《资本论》中隐而不显的那些理论资源。
具体来讲，基于《资本论》在马克思思想以及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各个研究领域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资本论》及其所阐述的问题。在经济学家看来，《资本论》是一部作为“科学”的经济学著作，它以严谨的逻辑和论证方式展示出资本市场中劳动、价值、货币等概念所行使的具体功能及其作用。但在哲学家看来，经济学家在解读《资本论》时只注重其“经济内容和意义，从而把《资本论》的论述同一个在它以外就已经确定了的对象加以比较，而不对这个对象提出疑问”[2](p3)。他们认为，马克思并不是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探讨《资本论》中的概念范畴，他不是要弄懂这些概念范畴的具体定义，具有何种功能，而是要揭示这些概念和范畴为什么可以执行这些功能，也就是对经济学问题何以可能进行批判性的前提反思。莱博维奇在其著作《超越〈资本论〉》中指出：“马克思试图穿越事物的表面，考察其内在的结构，考察其与表面相对立的本质。货币究竟是什么？资本又究竟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他把其著作称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是对马克思所处时代政治经济学家惯用的范畴的重新解读。”①参见：[加]迈克尔·A·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M]崔秀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中文版序言2.
通过在哲学思维和方法上对这些概念进行“重新解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以及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揭露了被资本主义表象所掩盖的资本对人的剥削关系以及人的现实生存境遇。这是学界普遍认可的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实现的价值和意义。然而，这种对《资本论》的解读只是揭示了“何谓”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什么的问题，却没有揭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即“为何”要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题。因而这种解读只是在认识论的层面上来解读马克思，从这种解读出发，马克思至多只能算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家。但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本人以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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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忽视了雇佣劳动的问题以及作为其雇佣劳动代表者的工人阶级，忽略了资本与工人的关系的辩证本质，才使得对《资本论》的理解只停留在了批判资本的认识论层面，而丢失了工人阶级革命这一核心的目的论前提。也就是说，这种理解只站在了解读作为显性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面，而忽略了作为隐性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面，从而造成了对《资本论》解读的片面性。那么如何能够恢复对《资本论》在马克思思想中整体性的“正确解读”？奈格里从《大纲》的政治性出发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
对马克思来说，最重要以及最符合他身份的一个称呼是“革命家”，其次才是诸如思想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的身份。这一点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说得非常清楚：“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3](p375)可见，革命才是马克思整个思想的核心。正是因为马克思以革命解放事业作为一生的使命，所以他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斗争都是围绕着这一使命展开的活动。“为了制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早在四十年代初就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他计划写一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巨著。”[4]而这部巨著就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可见，根据马克思的本意，他撰写《资本论》的目的是为革命寻找政治经济学基础，而这一过程马克思意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实现。
奈格里指出，之所以对《资本论》的解读没有关注到工人阶级作为主体的角度，主要是因为以往对《资本论》及其与手稿之间关系的文本解读存在一个普遍性的误区，从这一误区出发的解读路径遗失了本来存在的东西。具体来说，从《资本论》与其手稿的关系，尤其是与《大纲》的关系来看，由于《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熟性著作，所以学界对《资本论》及其手稿（《大纲》）的解读都遵循一个方向：《大纲》是《资本论》的初稿，所以二者在内容上具有同构性和同质性，因此从《大纲》到《资本论》的逻辑推演和深化的顺序才是透视马克思作为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发展的正确研究方向；相对的，从《资本论》去看它的手稿，往往能够以成熟作品的视角读出手稿中的不足之处。《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的作者罗斯多尔斯基就持有这种观点，他认为《大纲》仅仅是“马克思著作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性发展过程”[9](p3)，只是通向《资本论》的思想持续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已。
另一方面，《资本论》本身是一部计划中未完成的著作，或者说它只是马克思整体思想当中的其中一部著作而已。在《资本论》第三卷“阶级”章的最后是“手稿至此中断”，可见马克思仍然有很多思想没有得到阐释。那么马克思接下来要说些什么，或者《资本论》中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没有被阐释出来，这在马克思早期制定的写作计划中可以发现一些痕迹。马克思在1858年致拉萨尔的信中指出，他计划的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叙述是完全科学的，他把“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5](p150)。从《资本论》的结构来看，它的整个三卷本只是对这六册计划中的“资本”一册进行的细化研究，而几乎没有对其它计划中的问题进入深入的考察。不得不说的是，在这里，有一个对解读《资本论》起着关键作用的问题被丢掉了。在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把他的计划称作“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然后指出，“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5](p158)。可见，马克思何等重视“雇佣劳动”的问题，但这一问题却没有在《资本论》中得到充分的阐释，而只是在工资那一部分作为原因提到了而已。正是没有认识到讨论雇佣劳动这一部分的缺失，从而产生了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由于这一片面性，我们未能理解到马克思的另一个政治经济学，即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新技术革命是从粗放式创新转变为可持续创新，以往的技术革命是人类对物质、能量、信息的利用与控制能力的跃升，技术创新大多也是粗放式创新，粗放式创新是指只考虑或只主要考虑经济收益的创新，不考虑或不优先考虑创新风险和创新负面效应(考虑的也是投资的财务风险)，不考虑外部性，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创新[4]238。即将发生的新技术革命则体现为对技术本身的控制能力的跃升，目的是实现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创新。受控技术主要指技术种类、技术进程、技术应用是受控的，利用上述的科技总体安全观和科技底线伦理为指导。
不同于以往的结构调整，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简单的生产品种结构调整，而是一场面广度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广域变革，是在我国农业发展到较高水平上的主动作为，是在城乡一体化深入推进背景下的统筹调整，是在国内国际市场深度融合趋势下的应时之举。更注重质量、效益、可持续发展；更关注产业结构、技术结构、经营结构；更强调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绿；更注重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激活农业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如何恢复《资本论》的正确解读
首先，奈格里指出了作为对抗性源泉的人的主体性作用。“资本主义是一个有着两种主体的社会体制。其中，一个主体（资本）通过强迫劳动和强迫剩余劳动支配另一个主体（工人阶级）。这种资本/劳动二元主体的对抗性结构贯穿了奈格里解读马克思《大纲》的全过程。”[1](中译本导言6)可见，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以资本为主体而呈现出的单向度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它还有另一个维度，即基于以劳动为主体形成的劳动与资本的对抗性的关系。因为人不仅是历史的剧中人，而且是历史的剧作者，如果一味跟随历史的客观规律而忽略了历史中人的主体性作用，那么人将失去他作为剧作者的权利。从亚里士多德提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开始，人不仅要参与到政治事务中，而且要有自己作为主体的政治性决断。这在当代人被资本逻辑统治的过程中表现为：人在生产他作为价值活动的对象化关系的同时，也生产着他自主的选择和决断，生产着他对抗资本的关系。从后一种逻辑出发，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才不仅表现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更表现为统治与反抗的相互作用以及互为因果的关系。
1.3.3 粗多糖含量及提取率的测定 。将所得粗多糖溶液稀释至适当倍数后得样品溶液，精密移取样品溶液2 mL，按测定标准曲线的方法测定吸光度，由回归方程计算树舌灵芝粗多糖溶液中多糖的浓度，按下式计算树舌灵芝粗多糖溶液中多糖的含量：多糖含量(m0)=C·V·X；多糖得率(%)=m0/m×100%。式中，C为样品溶液中多糖的浓度(mg/mL)，V为样品溶液体积(mL)，X为稀释倍数，m为树舌灵芝干重(g)，m0为多糖含量(mg)。
《水牛》首先“反映出穆尔对于探讨动物表象以及自然本身背后终极意义的渴望”［5］22。诗歌开头写道：“那耀眼的黑色身姿/显得颇为谨慎；却又看似低贱、不吉利/或许向内弯曲的赤黑色铁矿/在野牛头上将牛角紧压在一起/是有什么寓意？/而那煤烟棕色的尾巴/与狮子尾巴着实相似/这又有何意？” ①此首诗歌为笔者自译。水牛有着坚实而厚重的“装甲”，显示了大自然神秘的力量。黑矿石般的犄角暗示了适者生存之自然规律。诗人就牛的神圣意义提出问题，试图激发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引发人类对以水牛为代表的大自然的思考。
作为最完整、最清晰地表达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著作的《资本论》，虽然科学地揭示了资本逻辑统治下人的生存境遇，但这种揭示的前提是把资本作为主体，而不是把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个人当作主体。它转变成了资本的逻辑性和资本的形式，人则是从属于资本的。这时，从资本出发的客观规律的概念逐步主导和塑造了马克思的研究，使其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概念排除在外。“结果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成了一种仍然处于与政治经济学本身‘相同的前提下’的批判：‘基本假设不再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而变成了资本的逻辑性和资本的形式，人则是从属于资本的’。”①参见：[加]迈克尔·A·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M]崔秀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31.然而，仅仅揭示资本主义统治的现实或者说揭示资本的客观规律并不会导致自由和民主的加强。相对的，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被马克思“作为变革标志的革命性的激昂，则直接体现在组织起来的国际工人身上”[1](中文版序言2)。也就是说，真正通往解放的斗争和革命的动力来源于作为真正的主体的工人，应该依托于工人阶级，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但《资本论》却忽略了对这一角度的充分关注。
然而，当代学者却普遍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作了批判的目的，都是在“为了批判而进行的批判”的意义上来解读《资本论》，而不是从马克思的“为了革命而进行的批判”的意义上去解读，这就遗失了马克思整体思想中作为目的论核心的“革命”及其相关要素，以至于把对整个《资本论》的解读固定在了单一向度的批判框架内。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与《资本论》本身的内容及其结构体系是分不开的。具体来看，一方面，从《资本论》第一卷到第三卷，从“资本的生产过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无论是资本与工人的关系还是进一步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都表现为以资本为主体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因此，研究主要呈现为对资本这一主体的单向的批判。但是，对资本与工人的关系的研究应当是双向的，资本对工人的关系同时也表现为工人对资本的关系，即资本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这构成了资本逻辑的基础和前提。因此，不能只谈资本逻辑而不谈工人阶级运动，只从资本逻辑的角度，而没有从工人阶级的角度出发去进行的批判，其结果只能是片面的。
智能手机的普及让卡车司机能随时随地了解行业发展动态的同时，大量货源信息被上传到智慧物流平台上，这种变化使得卡车司机可以通过手机随时随地进行找货。而这些变化对于卡车司机都转化成他们最看重的指标——在工作强度不变甚至有所降低的情况下，增加了收入水平。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卡车司机选择加入智慧物流平台的原因。
这种解读方式之所以是一个误区，是由于它不是基于《大纲》自身的特殊性去解读。奈格里指出：“在我看来，他们过多地关注马克思理论发展的连续性。”[1](p35)而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那些“最著名的《大纲》解读者们被《大纲》所局限而不能在《大纲》中自由思考。这就是他们（少数情况除外）不是根据《大纲》本身来解读《大纲》，而是试图强迫把《大纲》归结为其他东西的原因所在。单单是这些标题就在讲述一个故事：‘一个伟大发现的历程’，或者更明确地，‘在资本概念之前’，或者‘马克思构思《资本论》过程的一个序言’等。对于《大纲》所说的这些固然不错，但是这始终存在一个问题，即把《大纲》变成另一个文本的起源，而不是就《大纲》本身来理解《大纲》。这些都采用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的方法，这种历史编纂学方法仅仅停留在这种起源的连续性和观点的发展过程中，而没有注意到——至少是没有充分注意到——其中的跳跃、断裂、视野的多样性和实践的紧迫性。”[1](p33-34)而忽视了《大纲》内容的独特之处，也就忽略了能够补充、丰富《资本论》内涵的其他可能的路径。这时，对于研究者来说，他们只能遵循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维度，并囿于由资本构成的、在资本循环内思考的封闭的体系之中，但却无法超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水平而上升到更高的、包括阶级斗争以及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在内的其他人类性问题的层面。
那么，如何才能达到马克思的全面形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7](p519)这些个人不是抽象的个人观念，“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7](p519)这些个人不是统治阶级的附属物，他们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7](p520)。可见，马克思把现实的、处于一定物质生产关系之中的个人活动视作全部历史的前提。这一观点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重新做了强调，它把历史唯物主义定义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8](p334)。因此，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解释原则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出发点无疑就是现实的个人。换句话说，只有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才能理解真正的马克思。任何脱离现实的个人这一出发点对马克思进行解读，都无法再现一个全面的、真实的马克思。
奈格里指出，如果从《大纲》本身来思考，“事实是，《大纲》并不是一个专门被用来从文献学角度研究《资本论》的构思的文本；它同时是一个政治性文本，与革命可能性的高涨相配合，这种革命可能性是由‘急迫的危机’和试图综合那些直面危机的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行动的理论诉求共同创造的；《大纲》是由这种关系所推动的理论。对《大纲》的解读促使我们去辨识这个文本与马克思其他文本（尤其是同《资本论》）之间的异质性，而不是同质性。相反地，《资本论》或许也仅仅是马克思理论分析的一个部分而已，当然这并不是说《资本论》是不重要的。不管怎样，它的有效性应当被限制在它自身范畴的陈述之中并在其中被转化”[1](p24-25)。
从《大纲》的特殊性出发，奈格里指出：“如果我们根据《大纲》的批判来理解《资本论》，如果我们通过《大纲》的概念体系重新阅读《资本论》，而由无产阶级力量引导的绝对意义上的不可克服的对抗贯穿了《大纲》整个概念体系。如果能够这样，我们就能重新恢复对《资本论》的正确解读。”[1](p38)可见，奈格里试图从《大纲》的主体性角度出发，重新把工人阶级主体性的战略与客观性的分析统一起来。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的理解《资本论》，进而呈现一个作为整体的马克思。
三、以主体的对抗性重构《资本论》
奈格里从主体的政治性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种在《资本论》中被遗弃的革命主体性的解读路径。他指出：“在《大纲》中，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经济的理论，这种批判拒绝回到政治经济学，然而恰恰相反，科学是一种对抗性的运动。”[1](p28)根据奈格里的说法，马克思在《大纲》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为了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去阐释什么是科学，而是用对抗性去定义什么才应该是科学的活动。那么这种对抗性从何而来、它究竟呈现了一种怎样的关系、它如何能够构成一种新的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这是必须要澄清的问题。
如何解读《资本论》，如何在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维度上恢复对《资本论》的正确解读，这不仅是理解《资本论》，而且是理解什么才是真实的马克思所必须回应的问题。阿尔都塞在其早期的思想中提出，马克思的思想存在认识论上的断裂，即青年马克思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想和晚期的科学主义思想。从这一论断出发，阿尔都塞把《资本论》视作脱离了人本主义的科学著作。奈格里批判道：“阿尔都塞所倡导的突出马克思的作为科学研究者的一面，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以及包括《资本论》在内的片面解读。因为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解，马克思的形象就完全被压缩成了一个经济学家，一个可以出入华尔街的经济学家，这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说，对《资本论》的理解，对于马克思的认知，必须要从马克思全面的形象出发，这是我所有解读必须尊奉的出发点和首要原则。”[6](p86)
针对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奈格里指出，在《大纲》中，主体性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概念，它是能动的中心，代表了资本主义剥削下阶级构成的内在对抗性动力。具体来说，主体性是在危机和斗争过程中的一种主体的决断，这种决断并不凭空产生，而是根源于客观历史环境所造成的物质关系，当这种关系达到临界点时，就会带来消灭敌人的不可动摇的意志，从而构成支配或颠覆当前历史进程的动力。可见，人的主体性的能动作用是与资本剥削的阶级仇恨联系在一起的，是资本剥削的结果，即资本剥削的阶级构成塑造了斗争的主体性。从主体性视角来看，这种斗争的主体性就表达为与资本的剥削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因此，针对斗争以及内在的主体性作用，奈格里指出，资本逻辑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一个人在这种逻辑运转的规律中可能会被占有、支配或颠覆。但实质是，“这里的支配和颠覆只能由参与到这种对抗性关系中的人去完成。脱离了这种对抗性，不仅运动无以为继，而且灾难也不复存在”[1](p26-27)。
其次，奈格里以对抗性逻辑去解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目的就是要重构批判的主体性层面，从而恢复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在马克思那里，无论是他的思想还是他的方法，都表达了一种具体的总体性。马克思认为，具体的总体性的方法才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10](p42)。但是，以资本为主体的视角去处理社会关系内在的矛盾问题时，其结果总是指向一种抽象的统一，即依靠资本逻辑规范的同一性规律来使真实的社会运动达到动态的平衡和统一。在这样一种逻辑进程中，资本与工人之间的矛盾运动总是倾向于去实现它们之间对立关系的消解，从而表现为以资本为出发点最终又回到资本自身的发展路径，好像资本的逻辑成为了社会运动和发展的本体。但在奈格里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虽然是由这种资本与劳动的二元关系共同决定，但是在这种关系中，劳动才是创造性的唯一来源，是需要突出强调的主体性活动，如果弱化甚至变更了这种创造性的主体，而把生产过程固定化为一种总体性，那么就会摧毁这个进程的现实动力。因此，资本逻辑只是在理性上使研究运动成为可能，但是它并不以任何方式危害这种运动，它只是一种观念上的神秘形式的自我确证。
针对这种神秘化，奈格里认为，不应该将这种能够在理性上解决资本的对立面的方法应用于现实中去解决和废除那些对资本的反对意见。相反，应该充分地揭示和发展这种反对意见。从对抗性出发所进行的转变是“我们自身矛盾运动的主观过程。马克思说，‘资本包含着种种矛盾，我们绝不会否认这一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充分发展它们’，而这里的‘充分’既指在现实中对剥削的反抗，也指对将来之解放的展望”[1](p3)。对抗性作为矛盾的“充分”发展，与矛盾在总体性框架内的对立统一走的是“相反”的道路。但是，这种“充分”和“相反”不表示对抗性是矛盾的“反面”，因为如此预设会把对抗性归结为矛盾的组成部分。真实的关系是，“对抗性是对矛盾的颠覆，是改变和阻碍其完满构成的混杂因素”[11](p571)。也就是说，不同于通过最终肯定的统一模式来消解矛盾关系，“对抗性必须从否定性的视角去理解，这一否定是纯粹的否定，而非为了肯定，也即黑格尔所谓的‘否定之否定’”[11](p567-568)。因此，这种以否定为目的的对抗性绝不指向一个确定的、结构化体系的结果，它不是“封闭的系统关系”[11](p569)。相反，它指向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批判和开放的空间。
矛盾和对抗性的相反道路源自二者不同的本质。康德以“矛盾的对立”和“实在的对立”这两种对立进行了区分，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这两者的内在区别。其中，“矛盾的对立归属于逻辑或观念，它针对同一个观念对象，逻辑上会出现相互对立的认识，即A或非A。而‘实在的对立’或现实的对立，则不会出现上述情形，也即‘一物的两个属性是对立的，但却相互独立。’”[11](p576)。这样，“现实的对立”就是一种A或B的关系。从这两种对立出发，矛盾的逻辑最终仍然会返回A，从而实现总体性的同一；但对抗性则会把这种对立构建为一种非A和非B的关系，从而实现多元差异的综合。
教师要正确认识音乐对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效果，明确自己在课堂中扮演的角色，为学生讲述基础音乐知识点，指明学习方向，防止浪费课堂时间，使学生在引导下一步步发现音乐学习的重要性，这也是激发学生音乐学习兴趣的途径之一。教师要尽可能减少对学生音乐思维的限制，构建相对自由和谐的课堂氛围，使学生主动走进音乐课堂，高效完成音乐学习任务，提高音乐综合能力。
基于矛盾与对抗的关系，奈格里认为，充分发展了矛盾的对抗性关系的目的是最终消灭敌人，而不是为了解决或者平衡矛盾，这是他进行激进政治研究的出发点。因此，不同于把社会关系的发展视为线性的规律、不同于在总体性的结构性话语中寻求矛盾的对立统一、不同于通过抹平对立关系中的差异去达到的同一的形式，对抗性运动在本质上表征着资本关系的断裂、矛盾对立的激化以及多元差异共存的具体的统一。正是通过不断地否定矛盾关系、构建新的面向未来的非结构化的多元综合体系，对抗性才表达了一种不断的“再现”自身的过程，表现为对那种内含“多元”和“差异”的总体性进行的科学的理解和更新。
可见，对抗是通过开放的动态过程去不断否定当下的社会关系，同时自主的表达自身，并在这种关系发展的革命形式中去叙述和构建新的历史。奈格里在评价马克思关于对抗性的方法时所指出，他“将具有能动作用的对抗性视为整个体系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中，对抗是社会体系发展的动力，这个基础意味着对抗在资本的历史进程中的不断重复出现。所有客观唯物主义也都消逝了：这种关系对于构建对抗的界限而言是开放的。”[1](p80)正是通过强调《大纲》中主体的对抗性意义，并以这种主体的对抗性为出发点去重新理解《资本论》，奈格里才从马克思思想整体性上实现了对《资本论》的重构。
四、结语
综上所述，奈格里以《大纲》为基础对《资本论》的解读不仅是对《资本论》这一文本本身的重构，而且是对在马克思思想整体的意义上去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研究方式的推进。首先，奈格里从《大纲》中解读出的对抗性出发，透视了资本与劳动关系及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趋势，在《资本论》中以资本为主体的显性逻辑的基础上重新明确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与资本对抗的隐形逻辑，这对于重构作为“工人阶级”而非“资本”圣经的《资本论》，对于推进《资本论》的当代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奈格里对《资本论》的重新解读是在客观的现实基础之上对作为“革命家”意义上的真正的马克思思想的整合，这对于弥合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之间的裂缝，重构作为一个思想整体的马克思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最后，奈格里揭示的主体的对抗性逻辑表征了人在资本统治下的生存困境以及在资本统治之下的主体的行动方式，即主体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生存于当代社会之中并主导当代的社会关系。这不仅是对《资本论》研究视角的转变，即从分析资本的客观逻辑转换到人的主观逻辑的行为方式之上，实现了从批判资本到颠覆资本、从认识世界向改变世界的过渡，而且实现了以主体性的创造为基础对社会关系的重新建构。这对于从人的主体性出发去面向未来的社会关系的变革，从而构建人类自身的新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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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6.003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9）06-0019-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70年代美国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18BZX029）”。
作者简介：李胤(1988—)，男，黑龙江佳木斯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罗雨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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