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性著作，蕴含着富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幸福思想：从无产者不幸的现实生活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现代性问题进行批判和反思，强调只有通过斗争和革命实现“两个决裂”，才能使每个人得到自由全面发展，达到全人类共同幸福的境界。深层解读《宣言》中的幸福思想不仅可以科学地把握马克思幸福思想的整体逻辑性；彰显《宣言》的真理力量；对于新时代坚定四个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幸福思想；新时代；四个自信；中国梦
马克思幸福思想的主旨是从不幸的社会现实出发，揭露其根源并对旧世界进行批判和改造，通过斗争摆脱现实生存困境，实现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人类幸福。《宣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同时标志着马克思幸福思想的形成。在《宣言》中，马克思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始终保持着对人类生存发展境遇的高度关注，找到了实现幸福的主体力量及现实路径，蕴含着充满斗争色彩的幸福思想。
试验选取液固比601，浸取温度55 ℃，测定浸取时间对Ba2+、OH-浓度以及水溶性钡存在形式的影响，试验结果如图6、图7。
一、 《宣言》中蕴含的幸福思想
《宣言》中最为突出的是唯物史观视阈下的共产主义学说。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崇高的思想体系、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一种现实的社会运动，其价值旨归是人类解放，最终落脚点是达到全人类共同幸福，蕴含着深刻的幸福思想。
(一)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揭露是无产阶级创造幸福的基础
马克思在肯定资产阶级历史成就的同时，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和问题。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生产日益社会化，客观要求生产资料也应为社会所占有。然而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却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为资本家的个人意愿所支配。由此形成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内在矛盾以及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并带来了一系列现代性问题，导致人类对幸福的丧失。
资本主义社会所带来的现代性问题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劳动特性的丧失，“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1](P415)不是提高工人生活的途径，而是剥削工人的“利器”。工人劳动力的价格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同时机器越推广、社会分工越细化，工人的劳动负担越重，劳动越是让人感到厌恶和不幸。二是人的特性的丧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在难以维持动物般生存的状态下，更谈不上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了。他们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完全沦为机器的附庸，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已经不再具有社会意义，甚至还受着资本家的“层层监视”，丧失了人之为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毫无幸福感可言。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拥有绝大多数社会财富的支配权，虽然享有充分的自由和特权，但其活动完全为资本逻辑所支配，资本增殖和享乐是他们的唯一目的，其幸福实质上是物化的幸福。三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丧失，集中表现为阶级对立，即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只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只存在“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对金钱和数字的崇拜使工具理性主义盛行。家人之间的“温情脉脉”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一切让人们感到舒适惬意、“田园诗般的关系”完全消失了。四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对立，资产阶级对利润的追求必然会导致对自然力的野蛮征服和统治，工业国家的繁荣是以生态破坏和资源消耗为代价的，资本的全球扩张必然导致生态问题的全球化。在商业危机期间，更是有很大一部分产品被销毁掉，不仅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也极大地破坏了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大自然也会对人类进行报复，使其遭遇不幸，人与自然的发展始终处于对抗状态。《宣言》真实、全面地再现了当时人们不幸的生活处境，将这种种弊病归结为当时的经济活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而展开对现代社会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全面批判。同时马克思也认识到了无产阶级作为机器大工业的产物，是最先进、最具有革命性的阶级，真正能够担负起改造旧世界和创造新世界的伟大使命，是实现人类现实幸福的主体力量。
(二)实现“两个决裂”是无产阶级创造幸福的条件
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解构，马克思发现现代性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对私有财产的过度推崇。因而，只有消除私有制才能为无产阶级摆脱生存困境创造条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是“过去”对“现在”的支配，其存在条件是资本增殖和雇佣劳动。资产阶级“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1](P407)工人通过劳动创造的物质财富愈多，自身却愈加生存在本阶级条件以下，成为赤贫者。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直接导致了有产与无产之间的对立。要想消灭资产者的特权和无产者的苦难，就必须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因此，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人全部理论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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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创造幸福的途径
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通过斗争不断争取解放、实现幸福的历史。恩格斯曾评价说，斗争是马克思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他一生都在为人类幸福事业而战。由此可见，斗争与幸福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斗争是人类获得自由、争取解放、谋求幸福、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和途径，包括理论斗争和实践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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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之所以终生致力于通过斗争和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因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P422)在《宣言》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特征一方面是形成“自由人联合体”，另一方面则是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的前提。这些特征正是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准。
实践斗争则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工人运动。无产阶级自产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当无产阶级还处于“自在”阶段时，工人运动表现为捣毁机器、焚烧工厂等形式，斗争是分散的、小范围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无产阶级革命急需科学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觉悟大大提高，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是造成自身不幸的根源，迅速成长为“自为阶级”，开始采取自觉的、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进行反抗。在斗争过程中无产阶级力量日益增长、走向联合，并组织为阶级，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将锋芒指向整个资产阶级。“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P421)取得政治统治的无产阶级将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所有生产工具都集中在无产阶级手中，不断提高社会生产能力，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创造丰厚的物质财富。尽管斗争过程曲折、艰苦，但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获得彻底的解放和真正的幸福。
(四)“自由人联合体”是幸福社会的发展趋向
理论斗争集中表现为马克思在“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中同“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及“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虚假社会主义思潮进行的理论论战，向全世界公开地说明自己的观点、目的和意图。马克思首先对德国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它是照搬法国文献的产物，并指出无产阶级要首先联合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为实现幸福扫清障碍。其次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它早已认识到了现代社会的弊病，却“力图使工人阶级厌恶一切革命运动”，[1](P430)妄想通过“行政改良”保障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揭示了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到达幸福的必然性。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独立性、看不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只寄希望于发明创造和社会实验来试图改变现状。最后在同“乌托邦”进行论战时马克思找到了实现幸福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等等。经过一系列论战，马克思主义不仅同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派别划清了界限，而且愈战愈强、发展愈加成熟、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并为人民群众所了解和接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迸发出巨大的物质力量，成为人们实现幸福生活的锐利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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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律高于令的事实还可以通过汉简的记载体现出来。通过汉简的记载可以看出，在律、令体系中，就律、令的顺序而言，律的顺序，始终在令之前。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在律、令体系中，令的地位在律之下。居延新简中有许多记载，例如：“诣官会今如律令”(E.P.T48：43)[6]133；“坞辟市里毋苛留止如律令”(E.P.T50：171)[6] 163；“严报如律令”(E.P.T51：195A)[6]169。从居延新简中所涉及律令的内容可以看出，律的顺序在令之前，说明律、令体系中律的地位在令之上。也说明文颖对汉代律令体系的评价：“不在律上者为令”是正确的。
在共产主义社会，首先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废除，资产阶级的自由和个性将彻底消失，资本成为一种集体的力量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有。雇佣劳动将不复存在，人在劳动过程中居于主体地位，劳动真正成为人的自主活动，成为人们全面发展、表现能力、创造幸福的一种手段，从而实现了“现在”对“过去”的支配，并不断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逐渐向共产主义幸福社会过渡。其次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对立，消除了人与人之间对抗性的物质利益关系和冷酷的商品交换关系，使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进行社会交往活动，全面发展自身才能，成为自由、现实的个人，从而为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奠定基础。再次，人在社会中将始终处于完全自由的状态，不再受外在强制力的束缚，“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1](P418)马克思在“十条措施”中第十条提及要对所有的儿童实行免费的公共教育，取消“工厂式的劳动”，使教育与物质生产相适应，使人的发展始终处于一种自由公正的社会氛围中。在共产主义社会，不仅要创建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发展新模式，也要消除资产阶级的“生态剥削”，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其中第七条马克思提出在开垦荒地的同时，不断改良土壤，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生。因而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建一种全新的发展和生活方式，是实现人类现实幸福的唯一社会形式。
二、 《宣言》中幸福思想的历史地位与重大作用
马克思中学时代就表现出了为人类幸福和人类解放不断思考、不懈探索的人文情怀，这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主线。《宣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地位重大，其中蕴含的幸福思想在马克思幸福思想逻辑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可小觑。
(一)《宣言》标志着马克思幸福思想的形成
大刚惊讶地说：“噫，你还懂得这些？可别瞎蒙啊。”赵大刚是特种部队转业出身，一向对公子哥形象、富二代的刘志武有些看不惯。志武不以为然地说：“我蒙？对这个可是有一定研究的，四肢发达有什么用？干刑警得有知识得有头脑才行。”
近代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中国人民命运悲惨，终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数仁人志士曾为改变中国落后现状做出很多努力，统统宣告破产，但自强不息的中国人民从未放弃改变现存的政治制度。19世纪末，《宣言》开始以只言片语的形式传入中国，直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宣言》在中国正式传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开始用它观察中国问题，指导中国革命。在五四运动中，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中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逐渐意识到社会革命的目标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实现民族解放的主体力量。同时，马克思主义开始系统传入中国，《宣言》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深刻。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中译本《宣言》，不仅推动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使之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他们指明了救国救民的方向和道路，更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成为实现中国人民幸福的领导力量。《宣言》作为最早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的幸福思想在中国的具体运用无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幸福宣言”。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草案就是在《宣言》幸福思想的指导下制定的，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使命就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民族独立，进行社会建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
(二)《宣言》为人类幸福事业指明方向和道路
《宣言》中幸福思想的历史地位决定其将发挥重大作用。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奠基之作，它不仅揭露了现代社会的矛盾和问题，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行了详细阐释，其中蕴含的幸福思想指引着人类幸福事业不断前行。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幸福思想的指导下始终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争取幸福，在革命中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新制度，为实现自身幸福创造条件。在改革时期，则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人民的幸福保驾护航。虽然发生在不同时期，但同是马克思幸福思想指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其最终目标都是实现人民幸福。可见，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种现实的运动，它以幸福思想为指导，将终结一切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的阶级社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建立起共产主义制度，其根本旨归就在于解放全人类并创建一种全新的生存发展方式，为实现人类的现实幸福提供现实路径。因而，《宣言》中的幸福思想无疑是指引人类走向理想社会的永恒灯塔。
共产主义学说由来已久，最早最典型的就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之后，他们同情无产阶级，并试图建立理想制度寻找幸福，却不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是人类实现幸福的主体力量，反而将希望寄托于统治阶级，因而也就无法找到实现社会变革的正确方向和途径，是一种无主体的无法实现人类幸福的社会主义。《宣言》中的共产主义学说则是革命的、科学的，不仅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也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感受到了蕴含在无产阶级中的物质力量，指出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是实现人类解放和人民幸福的主体力量，其中蕴含着对人类命运高度关切的幸福思想，体现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美好憧憬。这一思想犹如壮丽的日出，找到了实现人类幸福的主体力量，照亮了人类寻求解放、实现幸福的道路，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变自身不幸生存境遇的革命实践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指引着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先进分子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致力于人类解放和人类幸福事业，不仅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也改变了中国人民命运。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是对其中幸福思想重大作用的有力证明。
1848年2月，《宣言》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治纲领正式问世，同早期著作一样，都体现了马克思对人民关切的时代问题的极大关注，其中对共产主义学说的全面、科学阐述，更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宣战书”。被压迫、被奴役的无产者为了摆脱不幸的命运，自觉地成为了实现幸福的主体力量，在同资产者的斗争中不断走向联合，组织为无产阶级政党，并通过革命的手段彻底实现“两个决裂”，改变现存的旧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关系，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幸福。与之前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对幸福思想的阐述相比，《宣言》立足于唯物史观，在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明确了全人类摆脱现实不幸生存境遇的主体力量、条件、途径以及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向，标志着马克思科学幸福思想的正式形成。加强对《宣言》中幸福思想的研究和解读，有助于清晰地把握马克思幸福思想形成发展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形成对马克思幸福思想的科学认知。
在革命战争时期，《宣言》中的幸福思想更是发挥着不可估量的具体指导作用。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指出，《宣言》是使他树立起共产主义信仰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他不仅自己读过上百遍《宣言》，还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宣言》。毛泽东尤其重视《宣言》中的阶级斗争学说，结合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分析实现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现实路径，指出中国既不能走孙中山主张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也不能走巴黎公社和俄国城市起义道路，创造性地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新路，从而实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阶段的历史任务——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之后，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对《宣言》的研读，只是研究重点发生了转移，转向研究无产阶级如何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对其中的“十条措施”更是反复画圈强调，争取早日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在中国革命和早期建设中，毛泽东等人在《宣言》的影响下，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其中富有斗争色彩的幸福思想进行运用和发展，为改变贫苦人民不幸的生存状况、追求自由和幸福找到了一条可靠路径，同时也开启了马克思幸福思想中国化的进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当时我国正处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时期，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基于此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想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解放生产力，“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P421)同时把农业与工业相结合，逐步消灭城乡对立，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提高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儿童进行免费的义务的社会主义教育，不断提高公民素质，不断增强人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提到《宣言》是他的入门老师。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正是在《宣言》中幸福思想的指导下，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坚持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城乡对立，提升人民幸福感，同时发展教育，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江泽民、胡锦涛时期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行，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发展的根本标准。这与马克思为无产阶级谋幸福的人文情怀一脉相承，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逐渐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人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高，从而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历史飞跃。
（2）城市洪涝频发。“城市看海”的场景屡屡出现，而且频率越来越高、程度越来越严重，对社会管理、城市运行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威胁。据统计，我国超过60%的城市发生过不同程度的积水内涝，其中上海、重庆、南京、武汉等长江经济带沿线重要城市都出现过严重的内涝灾害，且呈现发生范围广、积水深度大、积水时间长等特点。究其原因，一是全球气候变化以及城市雨岛引发城市暴雨极端天气多发；二是城市用地的盲目扩张占用了自然调蓄空间、加速了地表硬化，导致洪峰提前，流量集中；三是市政排水系统建设进程滞后、维护管理不善、应急水平不高等问题也加剧了城市排洪排涝的压力[2，3]。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4·23讲话”中对《宣言》作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一部秉持人民立场、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的经典著作”，[2]同样也是指导人民通过奋斗获得幸福的“说明书”。作为时代的产物，《宣言》中的幸福思想仍在推动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鼓舞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力前行，对我国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坚定四个自信，实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以及实现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马克思从青年时期就关注幸福问题，他在中学论文中表达了“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远大理想，但却依靠于神性启示，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仅是早期幸福思想的萌芽。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从社会关系出发研究人的幸福，要求人类的现实幸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主张扬弃异化以复归到人的幸福本身。但这时马克思还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影响，仍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旧哲学的痕迹。《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对旧哲学旧信仰进行了彻底清算，以现实的人和感性活动为历史前提，更加关注如何实现人的现实幸福。唯物史观的发现，为马克思科学幸福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三、 《宣言》中幸福思想的现实价值
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这一切都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重读《宣言》，把握和理解其中丰富的幸福思想，坚定“四个自信”，对于新时代实现人民幸福具有重要的现代启示。
共产主义运动作为彻底的革命，是人类实现幸福的伟大行动。因而共产主义革命不仅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P421)旧思想的瓦解同旧物质条件的瓦解步调是一致的，必须消除旧的“法律、道德、宗教”以及社会教育背后所隐藏的资产阶级利益。只有彻底实现“两个决裂”，无产阶级才能建立起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为无产者幸福的创造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面对共产党人实现“两个决裂”的理论和行动，资产者定会发出种种责难竭力维护自身的统治。因而，无产阶级争取幸福的唯一路径就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
(一)坚持对马克思幸福思想的理论自信是实现幸福中国的理论基石
马克思在《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作为上层建筑背后隐藏的都是“资产阶级偏见”和利益，是少数人的利益和幸福；而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幸福思想的科学指导下谋求的则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幸福，它揭示了无产阶级通过斗争、夺取幸福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洞察了社会主义社会提升幸福感的途径和方法。正是在科学幸福思想的指导下，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幸福真经”，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人们获得感不断增加。因而，在新时代，我们更要坚定对马克思幸福思想的理论自信，不断推进其中国化进程，发展彻底的、能够抓住人根本的幸福思想。因而必须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理论基点，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P411)必须解决好人民最直接最现实最关心的问题，在各项工作中认真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坚持走群众路线，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时提出了“中国梦”这一概念，并指出中国梦蕴含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三层内涵，其中人民幸福以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为前提和基础，是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根本目的和最终归宿。可见，中国梦的实质就是人民的幸福梦。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幸福只有依靠人民通过劳动实践才能获得。必须始终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使人民在劳动和奋斗中创造幸福的美好生活。
启动发动机，踩下油门，整个世界即刻被我甩在了身后，因为这辆保时捷911 GT2 RS正犹如一颗被击发的子弹般飞速向前。为了安全起见，我选择了一块平整的场地，探寻了一下这辆身份特殊的保时捷911的潜力。这是一辆拥有超凡性能的座驾，能够在加速和转弯时迸发出惊人的力量，但只有那些职业车手才有胆量关掉PSM（保时捷稳定管理系统），进而才真正有机会触摸到这辆跑车的极限。在这样的过程中，铿锵有力且充满层次感的声浪通过钛合金排气系统传进车内，奏出了一首保时捷永恒不变的传奇之歌。
(二)自觉践行奋斗致“福”之路是实现幸福中国的现实路径
有什么样的理论就有什么样的道路，思想引领道路选择。从马克思的女儿对马克思的喜好进行调查的结果来看，斗争就是马克思对于幸福的理解，也是实现幸福的途径。在《宣言》中，马克思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通过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自由人联合体”。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论是农民起义走老路还是照搬西方发展道路，都无法改变落后挨打的状况。十月革命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将马克思幸福思想同中国人民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探索走出了一条人间正道，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伟大成就，人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中国的发展经验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体现了对人民利益和幸福问题的现实关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理应坚定对中国道路的自信。因此，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激发人民创新精神，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不断激励青年一代通过实干和奋斗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幸福之路，这也是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美好生活的唯一现实路径。
(三)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幸福中国的制度保障
道路的选择和发展总是以一定的顶层设计为依托的，社会制度则是在不断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得到发展和完善的，它是为实现某种理想而对利益要求进行的强制性、规范性安排。《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作为新的统治阶级只是消灭了封建社会，并没有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条件代替了“旧的”，其制度仍是不合理的，具有更加深刻的阶级性、压迫性和剥削性，因而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来摧毁旧制度，消除资产阶级带有剥削性质的旧制度，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新中国成立之后出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第一代领导人将实践经验与科学理论相结合，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根据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原理，进行了三大改造，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等等。改革开放之后，逐渐推进对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体制改革，形成了一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人民创造幸福、获得幸福、共享幸福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实践永无止境，改革永无止境。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新要求、新挑战、新矛盾，改革也随之进入深水区，中国必须要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进行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制度、化解内部矛盾、调和社会关系、夯实群众基础、增强制度自信。
增强制度自信的核心是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关键在于处理好社会产品分配问题。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除了要形成竞争有序的发展环境，调动人们生产积极性，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之外；还要建立公平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逐渐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使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加体面。新时代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增强人民获得感的同时也增强人民对中国制度的认同感，在为实现人民幸福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同时也巩固了工农联盟。
(四)坚持对共产主义的文化自信是实现幸福中国的精神支柱
文化自信是最基本、最广泛、最深厚的力量，中国理论、道路、制度的选择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价值追求，这一信仰的确立根本上得益于《宣言》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张实现“两个决裂”时的坚决态度以及支持一切反对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的彻底性，反映了他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坚定信仰。这是马克思终生在理论和实践中探求人类幸福真谛的不竭源泉和动力。《宣言》中关于“两个必然”的论断指明了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向，这是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但同时也要意识到实现共产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共产主义决不像“土豆烧牛肉”那么容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但我们不能因为理想遥远、征程漫长，就认为那是不切实际的。邓小平曾说，共产主义要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
十九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不仅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这直接决定了中国梦不仅是中国人自己的，更是世界的。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设想。这一设想是以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为理论基础的，是人类解放道路在全球多元化背景下的具体形式和新思路，是和平处理国际关系的既符合一般又兼顾特殊的中国方案，是实现人类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经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种理念、设想和方案，更是一种行动指南。中国政府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背景下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欢迎各国搭上中国高速发展的“快车”“便车”，使世界人民共享中国发展成果。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要秉持“和而不同”的发展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增强世界各国人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促使各国共同参与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把自己国家的生存发展与别的国家的生存发展有机联系起来，“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1](P435)不断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为推进经济全球化贡献中国智慧；积极寻求中华民族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实现现实的、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为重要的则是坚守信仰、不忘初心，“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1](P434)将习近平新思想作为中国的“共产党宣言”和思想武器，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文化自信，保卫中国的意识形态阵地神圣不可侵犯，自觉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内在统一起来，将当前做的事情自觉引向共产主义目标，为实现人民幸福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重读《宣言》，剖析其中的幸福思想，不仅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焕发的真理光芒，对于新时代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坚定“四个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保障人的尊严和幸福的获得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习近平: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人民日报[N].2018-04-23.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ThePhilosophicalImplicationofMarx’sHappinessThoughtintheNewEra—ReinterpretationofTheCommunistManifesto
LIU Dan-dan
(Department of Marxism,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Jilin, China)
Abstract:TheCommunistManifesto, as the symbol work of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 contains the happiness thought of rich communist color. Starting from the unfortunate reality life of the proletariat, it criticized and reflected the inner contradiction and modernity problems of capitalist society. It stressed that only though struggle and revolution to realize the “two breakaways”, can the free and overall development of everyone be obtained and the state of common happiness of the whole mankind be reached. A deep interpretation of the happiness thought in TheCommunistManifesto can help us scientifically grasp the whole logic of Marx’s views on happiness, and manifest the truth power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Beside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irm the four-confidence and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in the new era as well.
Keywords:TheCommunistManifesto; happiness thought; new era; the four-confidence; Chinese dream
中图分类号:A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9)03-0015-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SK061)；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16QT008)
作者简介:刘丹丹(1994—)，女，河北高阳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现实问题、马克思幸福思想研究。
〔责任编辑：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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