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理学家，吕祖谦以其兼采朱熹陆九渊、无所偏滞的学术特色，形成了“吕学”。吕祖谦在理学实践中，不论是学术交游还是书院教育，都注重兼采众长，吸取各家观点。在其理学主张中，则既吸收了朱熹的理是世界本原的观点，又认可陆九渊的心即是理的论述。朱学和陆学的差异，是理学内部学派治学路径的不同，吕祖谦兼容并包二家，开朱陆合流先河。吕祖谦理学思想兼容并包特征的形成，与其家学“不名一师，不私一说”，宽厚的个性，以及学以致用的治学旨趣皆有关系。
关键词：吕祖谦；理学；朱熹；陆九渊；兼容并包
南宋理学内部出现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派，同时期的理学家吕祖谦则兼有朱学和陆学的特色，理学思想表现出明显的兼容并包性。《宋元学案》评价道：“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吕祖谦“博诸四方师友之所讲，融洽无所偏滞”。[1]1653学界对吕祖谦理学思想的兼容并包特征已有一些论述，有学者肯定其学术思想不囿于门户之见，[2]有学者认为其理学兼具“理”和“心”本体而有折中色彩，[3]还有学者认为其兼容和改造了道家思想。[4]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着重论述其理学活动和理学主张中的兼容并包特色，并对其形成原因作出初步探讨。
一
吕祖谦“从12世纪60年代末期到1181年他去世的十几年里”，“其实是道学最重要的领袖”。[5]吕祖谦的理学影响力不但体现在学术上，而且也体现在具体活动上。吕祖谦的学术交游非常广泛，与当时的湖湘学派、闽学学派、赣学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过从甚密；理学教育活动频繁，创办的丽泽书院名重一时，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宋元学案》称之为“四百年文献之所寄”。吕祖谦的理学实践，展现出了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特点。
首先从学术交游来看。淳熙二年(1175年)，吕祖谦与朱熹在编定完成《近思录》之后，朱熹送吕祖谦归，途中至信州铅山寺，吕祖谦借此机会约陆九渊来鹅湖寺相会，意图调和朱陆学术分歧，陆九渊和其兄陆九龄依约而来。会上，朱熹与陆九渊就为学是遵循“道问学”还是“尊德性”的问题展开争论，虽然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对进一步阐发两派学术观点有重要影响。吕祖谦作为会议的召集人，虽然没有在会上阐述自己的主张，也没有达到调和朱、陆而会归于一的目的，却彰显出了其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旨趣。黄震对此评价道：“然尝观之，晦翁与先生同心者，先生辩诘之不少恕；象山与晦翁异论者，先生容下之不少忤。鹅湖之会，先生谓元晦英迈刚明，而工夫就实入细，殊未易量；谓子静亦坚实有力，但欠开阔。其后象山祭先生文，亦自毁鹅湖之会集粗心浮气。然则先生忠厚之至，一时调娱其间，有功于斯道何如邪！”[1]1679吕祖谦积极吸收两家学术的长处，对来自朱、陆由于彼此异见而对他的“忤”也是包容的，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对随后朱学与陆学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181年，即鹅湖之会后六年，朱熹请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开讲，将其所讲刻石成记以为赞赏，并对学生说到：“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6]492吕祖谦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某自春来建宁之行，与朱元晦相聚四十余日，复同出至鹅湖，二陆及子澄诸兄皆集，甚有讲论之益。自此却无出入，可闭户读书也。前书所论甚当，近已尝为子静详言之。讲贯诵绎，乃百代为学通法。学者缘此支离泛滥，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见此而欲尽废之，正是因噎废食。然学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实，悠悠汨汨，无所底止，是又适所以坚彼之自信也。”[7]500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吕祖谦认为当时学者之间思想观点“支离泛滥”，是由于不重视讲学论道之故；又由于观点分歧进而对“讲贯诵绎”之法“欲尽废之”，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使得学者着眼于对方的缺陷处，盲目自大。吕祖谦提倡学术交流，在于他认识到做学问“支离泛滥”的害处，应该兼收并蓄百家之言。同时，学者之间的交流不能是聚讼争论，而是要“反己就实”，真正做到吸收对方的观点为己所用。
接枝率高于40%以后， 接枝部分比例变大，尤其是接枝率大于50%以后接枝链中SAN树脂的分子链变长，分子链与基体SAN树脂差异大导致相容性变差。
吕祖谦与张栻曾同在严州为学官，之后二人交往密切。吕祖谦曾这样评价与张栻的学术交流：“张守举措详审，问学平正，而又虚心从善，善类中甚难得也。如《知言》中所疑，往往适同，朝夕相与讲论，甚可乐。”[7]497对于如何求“仁”的问题，张栻曾给予吕祖谦相关指导，吕祖谦在给朱熹的信中对此事也有记载：“《仁说》、《克斋记》及长沙之往来论议，皆尝详阅。长沙之论，固疑其太宽。如来示，虽已明指其体，犹疑侵过用处分数较多，更俟深思熟看，当以所未晓处往请教”。[7]410吕祖谦也用自己兼容并包的学术旨趣去影响友人，他曾向朱熹介绍陆九龄：“抚州士人陆九龄子寿，笃实孝友，兄弟皆有立，旧所学稍偏，近过此相聚累日，亦甚有问道四方之意”。[7]416他还曾把事功学派的薛季宣介绍给朱熹，以期弥合双方分歧：“薛士龙归涂道此留半月。向来喜事功颇锐；今经历一番，却甚知难，虽尚多当讲画处，然胸中坦易无机械，勇于为善”。[7]412他对陆九渊也多有照拂，陆九渊参加科考，吕祖谦为考官，看到陆氏的文章，即谓诸公：“此卷超绝有学问者，必是江西陆子静文，此人断不可失也”。[6]486-487淳熙元年(1174年)，陆九渊曾到金华与吕祖谦论学，吕祖谦与陈亮说：“陆子静已相待累日。又留七八日，昨日始行。笃实淳直，工夫甚有力，朋友见未易多得。渠云虽未相见识，每见吾兄文字，开阔轩翥，甚欲得相聚”。[7]480从这些学术交游活动可以看出，吕祖谦对于各家各派学者广为交接，切磋学术，而无门户之见。
吕祖谦的理学思想深受二程影响，他继承了二程的天理观，认为理或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理之在天下，犹元气之在万物也。一气之春,插于品物,其根其茎，其枝其叶,其华其色，其芬其臭,虽有万而不同,然何尝有二气哉!理在天下,遇亲则为孝,遇君则为忠,遇兄弟则为友,遇朋友则为义,遇宗庙则为敬,遇军旅则为肃,随一事而得一名,名虽千万,而理未尝不一也”。[9]58理作为世界的本原，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和作用，这实际上与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命题相契合。在对《左传》中“颍考叔还武姜”一节的议论中，他说道：“然忿戾一时，天理初无一毫之损也。特暂为血气所蔽耳。血气之忿，犹沟浍焉，朝而盈，夕而涸，而天理则与乾坤周流而不息也”。[9]5天理不会因为人事而损益，具有永恒不变周转不息的特点。
其次从理学教育来看。吕祖谦作为乾淳之际极受欢迎的老师，在书院讲学期间，四方学子登门受教。与一般道学家不同的是，吕祖谦的理学教育不私一己之见，而能结合各家所长用以教学。
两组母体子宫动脉血流动力学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胎儿大脑中动脉RI、PI以及S/D值差异明显，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RI、PI明显降低，S/D明显增高（P＜0.05），见表。经Logistic二元回归分析，胎儿大脑中动脉RI、PI以及S/D值是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因素（P＜0.05）。
荥阳少年，不名一师，初学于焦千之，庐陵之再传也。已而学于安定、学于泰山、学于康节、亦尝学于王介甫，而归宿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广且大。然晚年又学佛，则申公家学未醇之害也。[1]902
与那些流于空疏的理学教育不同，吕祖谦提出“讲实理、育实材而求实用”[7]84的理学教育理念。他对学者流于空疏之学有深刻的认识：“今人读书,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读圣人书，及一旦遇事，便与闾巷人无异，或有一听老成人之语，便能终身服行，岂老成之言过于《六经》哉？只缘读书不作有用看故也。”[7]254读书而不能学以致用，则虽熟读圣贤书，而与“闾巷人无异”，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他认为要改变这种风气，则需要更有实效的教育：“窃尝思时事所以艰难，风俗所以浇薄，推其病源，皆由讲学所以不明之故。若使讲学者多其达也，自上而下，为势固易。虽不幸皆穷，然善类既多，气焰必大，亦可薰蒸上腾，而有转移之理矣”。[7]505吕祖谦还提出了具体的“三德三行”的理学教育思想。“三德”即是“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8]140此“三德”中，“至德”是与外部世界的规则达成一致的“闻道”状态的品性，它较为抽象；“敏德”则是强调以行为本，强调践履；“孝德”则是伦理上的要求。“三行”为“孝行以亲父母”，“友行以尊贤良”，“顺行以事师长”。[8]140-141“孝行”是指要把孝悌之心付诸于行动中；“友行”是指对“国中之先生长者”，“尽弟子之职”；“顺行”指的是对朝夕相处的师长，因为来日方长，更需“十分逊悌”，因而强调“顺”。吕祖谦指出，“德”是“实有诸己”，“行”是“见诸行事”。由此可见，吕祖谦理学教育的主要特点，是强调道德与践履、知与行的统一。
吕祖谦的理学也强调“心”的作用，这又与陆九渊心学相似。他认为：“人言之发，即天理之发也；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人事之修，即天道之修也”，[13]人心是发自天理的，这就把心和理结合起来了。他还把“心”与“道”联系起来，把“心”抬高到“理”的高度：“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14]这种观点与陆九渊“道，未有外乎心者”[15]的说法是一致的，都是把“心”“道”“理”三者等同起来，并且更加强调了“心”的本体作用。他还把“心”与“天”等同起来，认为“心即天也，未尝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尝有心外之神”。[9]107
二
GRP是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的缩写，与金属同类产品相比，它不仅重量非常低， 而且具有极高的耐介质性和无磁性，性价比也非常高。为了全线扩展用于直线技术的drylin W直线模块化系统，运动塑料专家igus研发出一种使用塑料滑块的GRP导轨。由玻璃纤维制成的drylin W直线导轨比铝合金导轨轻20%，比钢轨轻70%。同时，它比碳纤维导轨便宜50%，这意味着GRP直线导向系统是适用于汽车和飞机制造，以及医疗设备或测量系统的替代方案。
吕祖谦与朱熹学术交往密切，对朱熹学术思想多有汲取。吕祖谦的人性论就接受了朱熹的“道心”和“人心”之二性说，肯定道心是与生俱来的善性，人心则是后天蒙受物蔽的恶性。他在解释《尚书·大禹谟》十六字诀时说：“人心，私心也。私则胶胶扰扰，自不能安。道心，善心也，乃本然之心，微妙而难见也。此乃心之定体，一则不染，精则不差，此又下工夫处。既有他定体，又知所用工，然后允能执其中也。”[10]62这就是说，人们需要经过修养功夫，才能逐渐去除私心，恢复本然的善心。他说：“‘人心惟危’，人心是私心。‘道心惟微’，道心是本心。‘精’、‘一’是子细之意。既能精、一，则信能执中矣。”[10]244他认为人的私心是危险的，而人的本然的善心是微弱而不彰显的，需要专心修养，本着中庸行事，才能把被物欲蒙蔽的“本心”恢复过来。由此来看，吕祖谦关于人性的说法，与朱熹的人性论如出一辙，显然是接受了朱熹的理论。朱熹于经学中尤其重视礼学，“其生平极多考《礼》议《礼》之大文章。尤其于晚年，编修《礼》书，所耗精力绝大”。[11]而礼所体现的便是理，“且如事亲事君之礼，钟鼓铿锵之节，进退揖让之仪，皆目熟其事，躬亲其礼。及其长也，不过只是穷此理，因而渐及于天地鬼神日月阴阳草木鸟兽之理，所以用工也易。今人皆无此等礼数可以讲习，只靠先圣遗经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将此心去体会古人道理，循而行之”。[12]466-467吕祖谦不但与朱熹一样，重视对于“礼”的阐发，而且也接受朱熹礼即理的观点。他说：“夫礼者，理也。理无物而不备,故礼亦无时而不足。在山而待鱼鳖以为礼，是礼有待于外也，非随处而足也。在泽而待鹿豕以为礼，在泽则礼足于泽，在贫贱则礼足于贫贱，在富贵则礼足于富贵。随处皆足，而无待外。”[7]717这就是说，礼即是理，礼与理一样无处不在。吕祖谦认为“礼”的大要包含义、利、逊、悌、廉、耻六个字，“于此守之，不失为善。人于此上行之而著，习矣而察，便是精义妙道”。[9]245他肯定学“礼”至少“不失为善”，再往上学习则能领悟到更高的“道”。
与传统的专治一经的经学家不同，吕祖谦的书院教育内容非常广泛。《丽泽论说集录》是由其门人记录的平日讲学之语，其中包括了《易说》《诗说》《周礼说》《礼记说》《论语说》《孟子说》等内容，吕祖谦讲学的“大义奥指，盖犹赖是以存”。[8]269吕祖谦为诸生课试而作的《东莱博议》是对《左传》所作的详细解读，该书将吕祖谦“胸中所存、所操、所识、所习，毫愆发谬，随笔呈露，举无留藏”。[9]575-576吕祖谦将自己对于道学的理解，“假课试以为媒，遍致于诸公长者之侧”。[9]576该书影响很大，“诸生岁时休沐，必钞置褚中，解其归装无虚者。并舍姻党复从而广之，曼衍四出，漫不可收”。[7]575吕祖谦重视“通求”经典，而反对只限于一家之学问。他说：“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主张，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1]1234很显然，吕祖谦治学彰显的是博通的特点。
心学思想起源于孟子的心性说。孟子强调收敛本心，吕祖谦吸收了孟子的“本心”说法，认为这是伦理道德的基础。而对于如何存“本心”，他认为“凡人未尝无良知良能也。若能知所以养之，则此理自存，至于生生不穷矣”。[16]值得注意的是，吕祖谦这种求“本心”的认识论虽与陆九渊“发明本心”的观点基本一致，但吕祖谦在方法论上却反对“顿悟”，认为要有下工夫的过程：“致知与求见不同。人能朝思于斯，夕于斯，一旦豁然有见，却不是。端的易得消散，须是下集义工夫，涵养体察，平稳妥帖，释然心解，乃是”。[8]243
吕希哲曾师从欧阳修的弟子焦千之，而后问学于胡瑗、孙复，又曾从学于王安石，并与邵雍、二程往来甚密，其学术背景可谓“至广且大”。吕希哲的孙子吕本中曾先后师从刘安世、杨时、陈瓘、尹焞、王蘋等大儒。《宋元学案》对吕本中的学问评价道：“愚以为先生之家学在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德。盖自正献以来所传如此。原明再传而为先生，虽历登杨游尹之门，而所守者世传也。先生再传而为伯恭，其所守者亦世传也。故中原文献之传独归吕氏，其余大儒弗及也。故愚别为先生立一学案以上绍原明，下启伯恭焉。”[1]1234全祖望总结吕氏家学为“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德”，认为其家学形成于吕希哲之手。
三
吕祖谦理学思想兼容并包特征的形成，与其家学、个人性格和经世致用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家学中“不名一师，不私一说”的特点，使他具备求同存异的气度；其宽厚平和的性格特点，使得各派学人乐于与之交往切磋，为其兼容各家学说提供了可能性；其强调学术致用的主张，乃为采各家所长、融各家学说的思想基础。
吕祖谦出身名门望族。早在后唐时期，其十世祖吕梦奇就在后唐政权中担任要职，入宋以后吕氏家族更是经久不衰，其家族不少成员身居要职，八世祖吕蒙正、七世祖吕夷简都是北宋名相，曾祖吕好问辅佐高宗建立南宋，功勋卓著。吕氏家族历代名人辈出，与其深厚的家学渊源密不可分。吕氏家族列入《宋元学案》的就有17人，自吕公著以后，吕氏家学逐渐形成，“不名一师，不私一说”是其家学特点。吕公著与王安石相厚，吕祖谦曾追忆道：“元丰末，守广陵，钟山犹有书来，甚惓惓，且有绝江款郡斋之约会”。[7]119吕祖谦不像其他道学家那样贬低排斥王学，或有此因。吕公著与邵雍也甚亲厚，与二程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到吕公著之子吕希哲这里，其治学之博杂更甚，《宋元学案》中有：
In order to obtain a trajectory satisfying the requirement of the IKPI,the evaluation function of thealgorithm is improved by taking the IKPI values of grids into account.The improved evaluation function is shown as
吕祖谦的书院教育以理学教育为核心。在吕祖谦为其书院制定的《乾道五年规约》中，首条即是：“凡与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7]360把对理学的求索与“躬行”相结合。书院的学规制定于乾道三年(1167年)，并在乾道五年、乾道六年、乾道九年又进行了修订完善，相比较于朱熹所制定的书院学规，该学规更注重对具体事务的规范：对学生的书院求学及与宗族、亲友之间的礼仪等等都有详细的规定。
基于以上所论，可以看出，吕祖谦在理学上的主张在完整性和内在逻辑上虽不如朱、陆二学，但是他兼综朱、陆的思想特色，体现了对理学发展更为广阔的探索。其实朱学和陆学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只是在方法论上路径不一，这是吕祖谦能兼容并包二家学说的根本原因。而吕祖谦兼综朱陆的理学思想，也有其自身的思想特点：其一，吕祖谦反对对理学概念作过多纯理论性的探讨，主张为学要与个人修养和社会需求相结合。“学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点检日用工夫常少，此等人极多。然或资质敏利，其言往往有可采者，则不免资其讲论之益；而在我者躬行无力，又无以深矫其弊。”[8]246-247对于当时学者只注重从经典注释中寻求真理而忽视日常生活中的修养，吕祖谦一方面认为其言论“往往有可采者”，另一方面则又为“无以深矫其弊”而忧心。其二，对于朱、陆各自的学术思想弊端，吕祖谦在自己的学说中进行了修正。如朱熹将天理与人欲绝对的对立起来，认为“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12]224吕祖谦则兼有事功学派的色彩，反对将天理与人欲简单地对立起来，而认为二者之间是相统一的，“天理常在人欲中，未尝须臾离也”。[9]280又如在发明本心的方法上，吕祖谦不认同陆九渊的顿悟说，主张“须是下集义工夫”。[8]243他认为过分强调顿悟，则会流于学术空疏，应该于日常践履中“居敬存诚”，“敬”即是对待学问专心严肃，“敬也者，存一不杂之谓也”，[8]256这与程朱的观点相似。
谨严的家教使得吕氏家族不但在仕途上非常兴盛，其子孙在学术上也取得了极大成就。吕祖谦的伯祖吕本中是吕氏家学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著有《童蒙训》一书，为“家塾训课之本”。[17]3459这便不止是家学范畴，而与童蒙教育也有交叉点了。该书对儒家经典多有阐发，“大抵皆根本经训，务切实用。于立身从政之道，深有所裨”。[17]3459这本书中还保留了很多事迹失传的学者资料，对了解道学兴起之前北宋的学术思想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因而四库馆臣认为《童蒙训》“固不仅为幼学启迪之资矣”。[17]3459吕本中在该书中保留了很多先儒事迹，其中既有吕氏家族的先祖，又有北宋时期的学者大儒，吕公著、吕希哲、吕好问等人事迹皆在书中有录，二程、邵雍、周行己、陈瓘、范仲淹等人的言行事迹亦都保留其中，吕氏家族的“中原文献之传”在《童蒙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吕本中在本书中除了强调要修身读书之外，还特别重视交游的重要性，他在书中将吕氏先人的交游对象排列出来，以为后辈榜样，这些交游对修身为学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吕本中引吕希哲语：“中人以下，内无贤父兄，外无严师友，而能有成者，未之有也”。[18]说明交游对于天资一般的人来说是多么重要。黄百家说：“吕氏家教近石氏，故谨厚性成。又能网罗天下贤豪长者以为师友，耳濡目染，一洗膏粱之秽污。”[1]906
吕祖谦早年脾气急躁，又体弱多病，甚至遇到不喜欢吃的东西就要摔盘子，[12]2而后在书籍的影响下才有改观：“少卞急，一日，诵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忽觉平时忿懥，涣然冰释”。[19]从此以后，吕祖谦的性格变得十分宽厚，与人为善，通达情理。他曾就如何与人交往说到：“与人交际，须是通情，若直以言语牢笼人情，岂能感人？须是如与家人、妇子说话，则情自通。”[8]262他认为与人交往需要“通情”，待人如待自己家人般有真情实意，“则情能自通”。朱熹在吕祖谦的祭文里这样称赞他的品性：“孝友绝人而勉励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尽言以纳忠而羞为讦，秉义以饰躬而耻为介。”[20]吕祖谦对学者胸怀狭窄所产生的危害多有认识：“近日思得吾侪所以不进者，只缘多喜与同臭味者处，殊欠泛观广接，故于物情事理多所不察，而根本渗漏处，往往鲁莽不见，要须力去此病乃可。”[7]453他认为学者学业难以进步的原因，就是喜欢同味相投，无法做到“泛观广接”，他认为当时学者学问“缺乏广大温润气象”，[7]397学问越做越小，路子越来越窄，“今之学者之病，不是弱，是小”，[8]252这是极不明智的做法。吕祖谦青年时代曾问学于林之奇，林之奇即是吕本中的弟子。之后又曾问学于胡宏、汪应辰，在胡宏这里，受到了湖湘学派思想的熏陶。由于家学的深厚和家族的声望，加上秉性温和通达，吕祖谦与当时的学界交流极其广泛。
2006年，程晓从成都著名的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科技与应用专业毕业，成为成都高新区一家IT企业的技术人员，他干得很卖力，两年后，被提升为生产部的主管，每月工资7000元。业余时间，他还到电脑城的售后服务中心维修电脑赚外快，月收入破万元，周围的女孩都很喜欢这个勤勉踏实的小伙子，纷纷向他示爱。但程晓毫不动心，每天忘我地工作和赚钱，除了生活的必需开支，他把钱都存起来。
吕祖谦理学思想的兼容并包，也与其强调经世致用的学术旨趣有关。作为理学中人，吕祖谦与一般理学家空谈性命道理不同，而留心于现实政治。乾道六年(1170年)，他曾上书宋孝宗，希望其“留意于圣学”，亲贤远佞，希图收复河山。[7]55他曾主持了《徽宗实录》的修订和《皇朝文鉴》的编修，希望统治者能从中汲取历史教训和政治智慧。他所作的《历代制度详说》一书，包含科举、学校、赋役、漕运、盐法、酒禁、钱币、荒政、田制、屯田、兵制、马政、考绩、宗室、祀事等条目，对历代制度沿革作了系统考察。该书序言说：“自性理之说兴，世之学者歧道学、政事为两途，孰知程、朱所以上接孔、孟者，岂皆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21]当时的理学氛围下，有一种重经轻史的现象，吕祖谦是少有的重视史学的理学家。他的史学著作很多，主要有《大事记》《十七史详节》《左氏传说》《左氏类编》《东莱博议》等。他主张用史学的眼光来看待经学，“看《诗》即是史。史乃是事实，如《诗》甚是有精神，抑扬高下，吟咏讽道，当时事情，可想而知”。[7]395这可以说是开了浙东学者“六经皆史”论之先河。吕祖谦之所以如此重史，在所著《大事记》的《解题》中已经道出了其中的缘由：“《解题》盖为始学者设，所载皆职分之所当知，非事杂博求新奇，出于人之所不知也。至于蓄德致用浅深大小，则存乎其人焉”。[22]这里所谓“蓄德致用”，不但是其修史的原则，也是其治史旨趣所在。
吕祖谦强调为学的目的是“有用”，他说：“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弗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邪？”[8]263他把读书比喻为工匠治器，无用则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他认为读书人更应肩负起行动的责任，仅仅是空谈抱怨风气是不会变得更好的，他说：“士大夫喜言风俗不好。风俗是谁做来？身便是风俗，不自取做，如何得会好？”[8]260他认为修养功夫的提高会使自身的道德完善，而道德的完善需要去身体力行去实践。他说：“为学须是以圣人为准的，步步踏实，所以谓学不躐等。”[8]259他指出：“圣贤千言万语，会其有极，归其有极，皆在乎致知，致知是见得此理于视听言动、起居食息、父子夫妇之间，深察其所以然，识其所以然，便当敬守之。”[8]153圣贤之言，是要贯彻于日常践履之中才有效用，而要踏实为学，则需克服偏狭：“论学之难，高者其病堕于玄虚，平者其末流于章句。二者之失，高者便入于异端，平者浸失其传，犹为惇训，故勤行义。轻重不同，然要皆是偏”。[1]1667吕祖谦对当时学者的弊端认识很深刻，认为高者容易堕入玄虚之中，最终流于佛学或禅学中；平者则容易困于章句之间，而最终湮没失传。而要避免为学的这两个弊端，则需要“勤行义”，在行动中掌握义理。吕祖谦认为“行”会促进“知”的升华：“致知、力行非两事，力行亦所以致其知，磨镜所以镜明”。[8]260理学对个人德性的提高有助于经邦济世，他认为德性是人的立身之本。他教育学子以“三德三行”来“立其根本”，“根本既立”之后，还需要“教以国政”，“使之通达治体”。之所以还需要“教之国政”，是因为“科举之说兴，学者视国家之事如越人视亲人之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识前辈姓名者，异时一旦立朝廷之上，委之以天下之事，便都是杜撰。”[8]141将国家大事交给只知科举考试，对前言往行、国家治理一窍不通之徒，指望有好的结果是不可想象的。吕祖谦正是抱着学问但须有用的认识，才能不囿于门户之见，从实际出发来兼取各派所长。
试剂D2000、Taq酶、Mg2+、dNTPs、RNaseA和海洋生物基因组试剂盒均购于海南天根公司，ITS1和ITS4引物由深圳华大基因合成，琼脂糖(Biowest Agarose)购自海南合辉实业有限公司，核酸染料购自赛百盛公司，其他相关试剂均为国产分析纯。
综上所述，吕祖谦理学思想具有明显的谦兼综朱陆、讲究事功的特点。这种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特征，既表现在其理学实践活动当中，也反映在其理学具体主张当中，而促成这一学术思想特征形成的原因既有家学和个性因素，也与其治学旨趣相关。吕祖谦的理学活动与兼容并包的理学思想，促进了当时理学内部各派以及事功学派与理学之间的学术思想交流，开启了朱陆合流之先河，促进了经世致用学风的发展，对于理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 黄宗羲, 全祖望. 宋元学案[M]. 中华书局, 1986.
[2] 潘富恩. 论吕祖谦“兼容并蓄”的学术思想[J]. 中国哲学史, 1992(1):81-85.
[3] 侯外庐. 宋明理学史：上[M]. 人民出版社, 1997:346.
[4] 李仁群. 吕祖谦对老庄思想的兼容与改造[J]. 安徽史学, 2004(6):10-13.
[5] 田浩. 朱熹的思维世界[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82.
[6] 陆九渊，著，钟哲，点校. 陆九渊集[M]. 中华书局, 1980.
[7] 吕祖谦. 吕祖谦全集：第一册[M].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
[8] 吕祖谦. 吕祖谦全集：第二册[M].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
[9] 吕祖谦. 吕祖谦全集：第六册[M].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
[10] 吕祖谦. 吕祖谦全集：第三册[M].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
[11] 钱穆. 朱子新学案[M]. 巴蜀书社, 1987:1309-1954.
[12] 朱熹，著，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M]. 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教育出版社, 2002.
[13] 吕祖谦. 吕祖谦全集：第十二册[M].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299-300.
[14] 吕祖谦. 吕祖谦全集：第十三册[M].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240.
[15] 陆九渊.陆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九[M].清道光三年刻本.
[16] 吕祖谦.吕东莱先生文集:卷十三[M].清雍正元年刻本.
[17]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一《儒家类》[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18] 吕本中.童蒙训[M].四库全书本.
[19] 脱脱. 宋史[M]. 中华书局, 1985: 12874.
[20] 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 中华书局, 1970: 12.
[21] 吕祖谦. 吕祖谦全集：第九册[M].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169.
[22] 吕祖谦. 吕祖谦全集：第八册[M].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231.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9)03-069-07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文化传承”(16JJD770007)。
作者简介：程源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史学史。
[责任编辑：翟 宇]
标签：理学论文; 朱熹论文; 兼容并包论文; 思想论文; 学术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宋论文; 元哲学(960~1368年)论文; 《贵州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文化传承”(16JJD770007)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