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是自马克思之后特别是卢卡奇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现代性生存困境的阐释和解决尝试。通过对启蒙及其概念的历史性解构不难发现：现代社会生存困境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启蒙理性先天包含的内在缺陷，启蒙使现代理性与资本权力处于一种合谋的关系，而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迷失是这种生存困境的最深刻反映。形而上学的理性建构与现实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是人们走出现实生存困境的钥匙。启蒙的被解构并不意味着启蒙的结束，相反，它是启蒙救赎和现代性重构的真正开始。
关键词：启蒙辩证法；启蒙神话；启蒙救赎；生存困境；解构
创作于1944年的《启蒙辩证法》，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具理论创见力和影响力的学派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著作，是该学派流亡美国期间最具分量的批判理论代表作。该学派的第二代人物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和第三代人物霍耐特（《权力批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都是在对该书观点的评述、反驳和发展中逐步地成熟起来的。《启蒙辩证法》交织着许多复杂主题和抽象思想，但人们依然可以从中把握到一条相对清晰的理论线索。《启蒙辩证法》可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存困境与时俱进的一个解释环节。因此，审视和正确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一项不可回避的任务就是要将其摆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图谱中去，查找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关联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接续了自马克思之后，尤其是卢卡奇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现代性生存困境的阐释和解决尝试。只有真正地厘清了他们对现代社会生存困境的表现形式、历史渊源的刻画分析，以及他们试图走出现代性困境的努力，我们才可以深入地理解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从这个角度出发，也有助于我们真正地理解“启蒙辩证法”的题中之义和其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并找到其与当前现实生活的相关性。
一、从马克思到《启蒙辩证法》：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生存困境的解释演进
翻开《启蒙辩证法》，人们似乎很难将其理解为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而要想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就必须回归到马克思的话语中去，从中寻找马克思与《启蒙辩证法》的话语之间所蕴含的主题关联性。而这样一种内在关联性，就是建立在“‘启蒙辩证法'何以可能”这个问题之上的。因为这样的回答，首当其冲应从马克思开始，然后到卢卡奇，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演进中得到解答。那么，人们就不难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的逻辑演变过程，可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代社会生存困境的与时俱进的解释史。
贫血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骨髓Dickkopf-1水平均高于无贫血组，骨病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骨髓Dickkopf-1水平均高于无骨病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无贫血组患者治疗后血清、骨髓Dickkopf-1水平均低于治疗前，无骨病组患者治疗后血清、骨髓Dickkopf-1水平均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生存困境的深刻认识，一方面可以追溯到《莱茵报》时期他关于林木盗窃法以及摩泽尔河地区贫困问题等而展开的研究；另一方面，马克思对该问题真正独立而深入的见解则始于1843年其对黑格尔理性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指出真正走出困境的希望并不在于理想化的现代国家而在于彻底变革的市民社会，要努力克服普遍的自我异化。在《导言》中马克思则预示了市民社会无法再继续容纳无产阶级，市民社会本身将难以避免地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一直致力于分析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旨在从中寻找现代社会内部的权力关系；同时，对权力的批判成为贯穿马克思中后期思想的主线。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自觉地与为资本主义制度永恒性辩护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划清了界限，用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来解释现代社会的内在矛盾，宣告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终将被重视现代社会权力关系、旨在走出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取代。概括地说，马克思是将其对于权力的批判表达为资本批判。在《集权问题》中马克思写道，哲学要抓住“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且“真正的批判所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后继者们无疑继承了马克思对现代性条件下人的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怀和对人的生存本性的批判理解，并在新的时代问题基点上予以推进。卢卡奇吸收了韦伯的“合理化”思想资源，揭示了物化作为资产阶级文明条件下人的普遍命运的属性。卢卡奇用“物化”和“总体性”的概念去描摹现代社会生存困境的背后，是他意识到韦伯所说的合理化原则已经渗透到了市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合理化原则比拜物教原则更加可怖，现代社会自身发展起来的形式理性被人们潜移默化地作为生活中的唯一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生存困境相较于马克思所处时代更深一层的恶化。概括地讲，在卢卡奇那里，马克思的权力批判重心被一定程度地“隐匿”了，权力批判被表达为对支撑权力的形式理性的批判。从马克思到卢卡奇的理论转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现实困境和时代主题变化而自觉实现的理性转向。面对理性的无边界的随意扩展，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走的是一条无产阶级激进的总体性革命道路，资产阶级社会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和无产阶级新的“实践哲学”对此解救的可能性，构成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现代性困境一正一反的两条应对策略。
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理论研究是在卢卡奇理论框架上建立起来的，其批判理论设想与卢卡奇、葛兰西的努力可谓一脉相承。但随着霍克海默本人进一步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性质，特别是波洛克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本雅明历史哲学研究的推进，法兰克福学派在分析、抵抗现代性困境的批判理论上实现了相对于卢卡奇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次理论转向。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现代社会的生存困境主要还在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自身矛盾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那么，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这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初现，现代政治已经不再主要以阶级政治的形式出现，现代社会的困境已经不再能简单地用物化逻辑或资本逻辑予以概括。理性批判已经显得不够了，霍克海默预测：以普遍理性为形式的权力关系还是会以最极端的方式得以呈现。过去能与权力形成制衡关系的理性被驯化了，这是强权政治形成的前音。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求索必须聚焦到理性与权力的关系之上，人类意志自由和生存解放的对象必须聚焦到高度权力化的理性和高度理性化的权力上。这样一种关系的形成需要回到历史哲学中求解，“理性—权力—资本”的现代社会普遍化结构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生存困境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结构。而正是由于启蒙使得理性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人类社会正是通过启蒙而真正地攫取了现代性的主体权力地位。可见，法兰克福学派又将对理性与权力关系的批判表达为对作为工具理性的启蒙理性的批判了。
“功能”是指文本或翻译的功能，“功能主义”是指“专注于文本与翻译的一种或多种功能的研究”。功能学派目的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它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莱斯的功能主义翻译批评理论、费米尔的目的论及其延伸理论、曼塔利的翻译行为理论和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
因此，人们可以更进一步地看到：《启蒙辩证法》正是在这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现代性困境的递进线索中凸显出来的。《启蒙辩证法》一定意义上重新唤醒了“失落”已久的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权力批判话语，在新的更复杂的困境下实现了对卢卡奇理性批判的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启蒙辩证法》具备了两个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第一，基于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批判应当也必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展开；第二，理性从来不是与生活绝缘的，必须从社会历史的规定性中去理解理性。联系这条线索，一方面，人们可以感受到在这种解读语境下现代社会生存困境实际上是更尖锐突出，如果说这种生存困境在马克思那里还更多的只是一种“危机”的话，那么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则更多的是一种“崩溃”：现代市民社会的崩溃、西方理性主义的崩溃、启蒙的崩溃，且无疑带有一定的悲观主义情绪。而另一方面，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生存困境的书写和揭示越来越深入到现象根源。特别是到了《启蒙辩证法》，则更是直指启蒙的现代化叙事本身，指斥西方理性文明的建构过程本身就是人类生存困境的形成与恶化过程，从马克思社会批判到《启蒙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生存困境根源的揭示和批判，与人类寻找解放和救赎之路的目标导向存在内在契合性。
通过对启蒙及其概念进行的历史性解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启蒙理性与神话之间的循环转换、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变化、20世纪文化工业的发展、犹太人大屠杀事件这四个角度，较为集中地揭示了现代社会生存困境的历史渊源及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其中突出表达了启蒙精神的极致扩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权力关系。而通过对启蒙的解构，最终支撑起的是人类社会走出现代性困境尝试的可能性。在揭示启蒙理性与资本权力的合谋关系之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进一步告诉我们：形而上学的理性架构与现实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性，这是促使我们走出现实生存困境的钥匙。
二、启蒙神话：解开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之谜
在霍克海默看来，启蒙实际上就是这样两个方面的过程：一方面，启蒙理性地舍弃了真理而走向权力的历史；另一方面，权力的关系倚仗绝对的理性化而演绎为彻底的野蛮主义。在启蒙的解构中，形而上学的绝对权力化撕下了伪善的面具而呈现为资本的绝对权力化，启蒙从关于理性的神话堕落为权力的野蛮。《启蒙辩证法》最终告诉人们：这种高度理性化的野蛮主义是人类现代性困境的终极构型。既然现代性困境的根源——启蒙的先天缺陷被表达为两种结构的内在关联性，同时基于启蒙理性与资本权力在当代的同谋关系，那么有希望带领人们走出现代性困境的批判理论的使命也就相应地变成了解构这两种结构的内在关联性。为此需要反对形而上学，抵抗权力支配，限制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并重新思考总体理性的合理性问题。对启蒙的解构超越了理性批判，成为对权力关系的解构，其中重点指出了有助于走出现代社会困境的一种可尝试的选择。
在《启蒙辩证法》中，作者建立了这样的一种巧妙的理论想象力，即在康德形而上学的二元论结构中，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内在分裂。关于启蒙何以倒退为神话的解答 （而这个解答实质上也是找到现代社会生存困境根本原因的最关键环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其原因无法到本身已成为目的的民族主义、异教主义和其他的现代神话中去寻找，而只能到畏惧真理的启蒙自身去寻找。人们必须从思想史和现实两个角度去理解启蒙与真理这两个概念。”[2]法兰克福学派解释现代性困境是从思想与现实的互动关系中来考察这个问题的，而思想与现实的互文关系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为重要的方法论之一，这彰显了“启蒙辩证法”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运动可以抽象为相关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又体现在具体的人与制度之上”[3]。因而，思想史是真正的人类实践史，思想史既书写了概念如何真正地捕捉历史主体的过程，又呈现了历史主体如何有效地体现概念的逻辑。
如果说神人同形同性的神话是用主体去折射自然界，那么启蒙则是试图以人来定义世界。启蒙最核心的是强调权力关系的复苏，一方面，人在确立对自然的权力关系的同时，确立了对于他者的权力关系。“启蒙对待万物，类似于独裁者对待人”[2]。在奥德修斯的神话中，英雄与水手的等级关系和分化状态在当代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荷马史诗中的狰狞、虚荣、欺骗仍在现代资产阶级文明中泛着余波，而无产者从未被所谓的现代文明带往那应允中的“故乡”，由被统治者的牺牲浇筑起来的社会壁垒却越来越坚固。另一方面，这种权力与形而上学的先验基础同质化。启蒙与神话都是强权的，它们都试图运用同一性和必然性法则去实现对权力的支配，其主要区别在于后者更加抽象，对非己者的支配在理性化的外衣掩护下也显得更加肆无忌惮。最终，本出于非理性的不平等及相关的范畴却变成了理性的结果，而建立在资产阶级自我保存原则下喊出的“平等”口号，却进一步恶化了不平等的合理化。启蒙沦为彻底的神话是通过现代工具理性所完成的，即“启蒙在最终的神话中确认了自身”[2]。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通过启蒙理性与神话的循环转换、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这两个隐喻，其试图说明的主题是：启蒙理性虽然使人与神之间完成了颠倒，但人类的生存困境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随着理性被权力所驯服，启蒙理性放逐了自己解放的最后可能性。极权主义的兴起和人类意义世界的虚无化是现代资产阶级文明走向崩溃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这就犹如启蒙的结果是走向神话，而高度理性化的结果则走向野蛮主义。
周密和张静坤（2014）指出理解并认同CLIL教学模式的理念是非常重要的。CLIL教学中经常用到是支架式语言教学技巧scaffolding，即教师采取一定的步骤帮助学生从而使得他们能够理解新内容，培养新技巧。支架式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培养相关学科的听说读写技能。专业课教师还需要掌握一定的诸如此类的外语教学方法，比较可行的做法是这部分教师也参加主要针对高校英语教师的暑期英语教师能力培训。
注释：
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迷失是这种生存困境的最深刻反映，因此在对这两个环节的解构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特别关注到了个体的生存命运。在文化工业的作用下，一方面，人的生存陷入无孔不入的算计、控制和支配当中；另一方面，文化工业也越来越让每个个体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文化工业的实质是人的抽象和贬损。这种抽象本身也就构成了前一方面的基础。“文化工业把人当成了类成员”[2]，具有质的丰富性的个体被抽象为无差异的个体，每个人生活的样本都潜移默化地被认定为电视和电影里所描绘的样子，每个人都是文化工业中的一个环节。恰恰在我们的今天，当成功越来越被贴上运气标签的时候，文化工业再次否认了人的个体性努力的巨大价值。这一方面掩盖了实际社会资本权力运作的残酷；另一方面也掩盖了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关系被模糊化，人的价值被深深建立在实证判断的基础上，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基于启蒙的倒退状态下人生存的无可奈何呢？
三、启蒙救赎：走出资本主义现代性困境的尝试
随着养殖业的不断发展，养殖数量、规模的逐渐扩增，畜禽及其产品的流通日趋频繁，由于流通环节管理不力而导致畜禽传染病发生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给养殖业造成损失，所以应该加强流通环节的管理，促进今后养殖业健康发展。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启蒙的概念入手进行分析。首先，他们为启蒙划定了一个更为宽广的时空域。“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是启蒙的一个阶段”[2]，启蒙被追溯到从弗朗西斯·培根开始的“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2]。“且这种进步的观念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自明性，对这种自明性的批判是《启蒙辩证法》写作的基本意图”[3]。其次，他们从启蒙的学说中归纳出了两个最基本的命题：一是知识就是力量；二是技术是知识的本质。启蒙时代是以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作为其先锋的，且这些知识是作为生产的工具而非追求客观真理被理解的，技术和知识的目的是对自然的征服，进而又是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以及资本。这说明从启蒙的先天样态那里可以得知，启蒙的理性并非独立自主而是一种技术化的工具理性。最后，他们从启蒙与神话的纠缠关系中揭示了启蒙的自身悖论以及其走向自我毁灭的必然前景。这是因为“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去替代幻想”[2]。但最终的结果是启蒙本身倒退成了神话，而被启蒙摧毁的神话却成为一种启蒙。神话和启蒙，无论是在叙事的结构上，还是在内在的法则上，都具有连续性和相似性。
既然是由于启蒙而使理性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并生产出了“理性—权力—资本”的现代社会普遍化结构。那么，当这种理性进步观遭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哲学精神的拷问，启蒙沦为神话，对启蒙的解构就成为启蒙辩证法的重要主题。对启蒙进行解构的任务是揭示人类为何在启蒙的宏大现代化叙事当中却日渐陷入生存困境。透过对启蒙及其概念的历史性演进不难发现：现代社会生存困境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启蒙理性先天包含的内在缺陷，启蒙使现代理性与资本权力处于一种合谋关系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启蒙的被解构并不意味着启蒙的结束，相反的它是开启启蒙救赎和现代性重构的真正开始。在《启蒙辩证法》中，其对尼采的评论颇耐人寻味，一方面将其肯定为“自黑格尔以来能够真正地认识到启蒙辩证法的少数思想家之一”[2]；另一方面又认为其理论就是弱者有罪。在这两种评价的张力中，人们似乎可以区分出对待启蒙的两种不同心态：极致的反启蒙与合理化的理解与救赎启蒙。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尼采的评论虽然有所偏颇，但这至少可以帮助人们理解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关于启蒙的解构与走出现代社会生存困境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他们看来，启蒙的解构即是对启蒙的拯救，是尝试为启蒙重新划界，是走向一种具有自我反思批判能力的、面向大多数人的合理化的启蒙。对此，学者刘森林认为：正如将《资本论》第一卷结尾处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呈现出两极分化，剥夺者最终将被剥夺”[4]的结论，当作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最后的结论很不合适一样，如果将《启蒙辩证法》第一节最后描述的“启蒙在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逐步地转变为对大众的彻头彻尾的欺骗”[2]当作全书的最终结论，也明显不合适。我们认同刘森林的观点，主张《启蒙辩证法》的结尾应该这样地描述：“虽然恐惧依然存在，谎言还在昭然过市甚至顽固不化；尽管欺骗不允许任何可能揭露它的真理存在，但真理却在竭力反驳的过程中展现出一种否定力量;而蒙蔽要想一劳永逸地驱除真理，就必须彻底地剥夺人们的思考能力。因而，掌握自身且发挥着力量的启蒙本身，是有足够的能力突破启蒙的界限的。”[2]此外，在该著作1969年版的前言中，人们可以找到该观点的自证：“我们的历史概念，并没有误以为它们已经得到了克服……作为对哲学的批判，它本身并不打算放弃哲学”[2]。因此，在《启蒙辩证法》的余音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似乎已经针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困境做出了某种突破尝试：（1）从批判理论的自身转型来看，体现为重新回到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之上。守住文明，最根本的在于守护真正的理性，即守住理性内部的自我反思的维度。思想的最后使命在于对思想自身内在缺陷的反思，因而就要守住思想反抗现实的权利，这也让人们联想到德国古典哲学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某种相似关联性。（2）从《启蒙辩证法》的题中之义来看，启蒙的常态就是包含一正一反两重维度的辩证法，启蒙在未来的推进正是带着一种对启蒙的自我认识和继续向前。（3）从《启蒙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上看，追求自由和人类解放的步伐也不会终止，辩证法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种理论需要寻找时代的真谛，而不是将自身当作一种不变的东西，并与历史进程对立起来”[2]。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的解构是一种历史性解构，其使用的基本方法仍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为了深刻反省启蒙以来现代社会的生存困境，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仅把启蒙的概念放在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双重维度上进行解构和考察，而且对启蒙的现实活动的两个突出环节，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生存困境的两种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即文化领域的文化工业和政治领域的反犹主义进行了历史性解构。一般而言，文化是一个社会最具独立性和活力的组成要件，而当资产阶级文化被纳入到生产分工之中并成为资本权力支配下的“文化工业”之时，这无疑是对现代社会生存环境的又一次重创，文化及其主体对自我生存的批判反思维度在“文化工业”中被吞噬了。按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分析，作为文化工业的大众文化，其既“非大众”，又“反文化”。文化工业是一种极具欺骗性的启蒙，是真正的意识形态。“整个世界都要通过文化工业的过滤”[2]，在文化工业所制造出来的表面“娱乐闲暇”的背后，是资本旨在使劳动者缓解身体和精神，并忘记忧愁与烦恼，从而继续作为一个无意志的顺从的齿轮，且在社会生活中高效地运转。
[1]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203页。
[2]霍克海默、阿多诺著，渠敬东、曹卫东译：《启蒙辩证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1、6、4、141、163、前言 I3、37、40、233、前言 I2、前言 I1页。
首先邀请专家对某类别下的指标及子指标进行两两比对，决定相对重要程度，从而建立成对比较矩阵。这里需要用到三角模糊数，用于表示每一对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比如，是一个三角模糊数，那么=（l，m，u）表示：
[3]仰海峰：《形而上学与权力支配——<启蒙辩证法>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与背离》，《理论探讨》2006年第2期。
[4]刘森林：《三种“辩证法”概念：从<启蒙辩证法>到<资本论>》，《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
*作者简介：叶莉，福建农林大学副教授；代文勃，内蒙古大学哲学学院学生；收稿日期：2019-03-20。
基金项目：福建农林大学2018年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建设美丽中国视域下的大学生生态素养的培育”（项目编号：111418233）；内蒙古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及其当代启示研究”（项目编号：201806093）。
[责任编辑 丁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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