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煤矿安全考察之所见(论文文献综述)
李铃[1](2021)在《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中日国力对比发生逆转,中日关系发生质的改变,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也发生转变。本论文试图通过游记文本研究,检视游记文本中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如何改变。本论文在统计现存明治时期日本人游记书目和概述近代日本人中国旅行概况的基础上,选取了 1862年“千岁丸”上海考察团的9部游记、小栗栖香顶的《北京纪事》和《北京纪游》(1875年)、宗方小太郎的《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1887年)、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1900年)、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的《满韩修学旅行记念录》(1907年)作为个案,挖掘这些不同年代文本中的相同主题,发现幕末和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认识的共性,也注意分析各旅行者源于各自旅行目的和兴趣的个人关注点。本论文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为序章,第二章是先行研究综述。第三章统计了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的整体情况并分类,选出具有代表意义的个案。第四章到第六章是本论文的核心部分,分别细读了明治之前、明治前期和明治后期的游记个案。第七章为终章。通过对明治之前和明治时期游记中中国认识的考察,本论文有以下发现:1)各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既有共同的关注点,也有各自的问题意识。不同时期日本人在游记中的共同关注点是:中国人、中国的外国势力、近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时间较长的旅行,游记中会对中国会有相对全面的观察和记录;而以奔赴名胜古迹或某些固定旅行点为目的的旅行,旅行者较为偏向于把局部事实概括成中国的整体特征。2)整体而言,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是中国正在走向衰败,对中国人、中国卫生、中国名胜古迹、中国的鸦片问题等,都是类似评价。在明治以前和明治前期的游记中,部分日本人对中国人和中国的境遇仍怀有同情和理解,日本间谍则始终对中国怀有恶意。明治后期的游记中,日本人以日本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认为中国远不如日本。3)明治之前和明治前期,旅行者以社会上层、某领域的精英人士、间谍和军人居多,他们接触的多是中国下层人士。到了明治后期,普通日本人也能访华。明治维新的成功、近代日本对外武力扩张的阶段性胜利,使日本人国民身份意识加强,他们在游记中常以维新成功国和战胜国国民的心态凭吊、评估中国。随着生活在中国的日本人的增多,日本人越来越依靠在中国的日本人获取信息,笔谈的作用发生改变,不再只是了解中国的方式,也成了他们向中国人传达中国认识的方式。
曲晓燕[2](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提出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刘文卿[3](2020)在《基于考古学阐释的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遗址营造特点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30年营造学社成立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研究对象多集中于传统建筑文化核心区,至今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相比之下,边疆地区的古代建筑文化研究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至今已成为中国建筑史研究领域的主要盲区。对于古代东北边疆区的黑龙江流域而言,受古建筑地面实例稀少、古文献缺失、历史文化背景复杂、自然气候苛刻等诸多地缘因素限制,其地域性营造特点的相关研究起步很晚,未形成系统性全面解读。由于地面实例和纸面文字的双重缺乏,我们无法通过直观的建筑实例解读来展开实证式研究,也无法通过文献分析来进行推论式研究。此外,古代东北边疆区是多民族混居区,人居文化多源多流,特定文化形态下的单线程人居文化演绎方法也不适用。面对这些现实状况,只有以人居遗址的考古信息为主要证据线索,回溯定位遗址的“时空”属性,然后复原遗址的形态构造“物象”属性,最终揭示遗址的文化伦理“意象”属性,开拓出“溯源修正”-“信息解码”-“阐释转译”的新研究路径,并以“自下而上”的复原建构方式去阐释其地域营造特点才是唯一可行之道。本文以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遗址考古信息为材料基础,结合人居环境科学和考古学相关理论,将古代人居遗址的地域性营造特点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按照由表及里、由实体到意象的逻辑递进关系,将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遗址的地域性营造特点解构为遗址时空分布特点、基址环境特点、空间形制特点、构筑技术特点、营造文化特点五个密不可分的层面,并结合相关考古学方法提出地域性营造特点的阐释路径和框架,具体针对每个层面分别展开论述。在时空分布特点层面,通过筛选和整理黑、吉、蒙三个行政区的文物地图集、文物普查目录、考古报告等相关资料,利用Arc GIS构建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遗址的信息数据库,对不同时期和地理空间版块的遗址分布情况展开量化和可视化分析。分别梳理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成熟铁器时代、发达铁器时代五个考古学分期,以及蒙古高原东部、松嫩平原、三江平原、滨海山地区四个地理板块的遗址分布特点,解码人居遗址的时空分布规律和特点。在基址环境特点层面,主要以黑龙江流域古代聚落遗址为研究对象,并选取三江平原汉魏聚落群遗址为典型案例,通过景观考古学方法,从宏观尺度分析三江平原四大汉魏聚落群和环山式、沿河式两类聚落组团的聚类分布模式,从微观尺度分析不同类型聚落单体遗址的空间组织结构,以及遗址与周围地形地貌、水系植被等自然环境的结合关系,进而解码聚落遗址空间表征信息背后蕴藏的社会形态、空间认知、人地耦合关系特点等。在空间形制特点层面,主要以黑龙江流域古代城市遗址为研究对象,通过追溯城市遗址的类型和年代信息,将其发展过程分为环壕聚落与早期都邑、宏大都城与京府州县、卫所戍堡与小型城镇三个主要阶段。汇总不同时期的城址考古信息,并复原汉魏时期的凤林古城、渤海国时期的上京龙泉府、辽金时期的上京会宁府古城遗址,以及其它代表性中小型城址等典型城市遗址的空间布局,并通过与其它区域城址的适度比对,进而阐释黑龙江流域古代城市遗址在尺度规模、平面格局、军防措施等空间形制方面的地域性特点。在构筑技术特点方面,主要以黑龙江流域古代木构建筑遗址为研究对象,通过追溯建筑遗址的年代类型信息,分别以临时营地与半地穴房屋出现、地面房屋与大型木构架建筑盛行、大型木构架建筑消失为标志,将木构建筑的发展过程分为探索期、成熟期、衰退期三个阶段。选取不同时期的典型小型木构房屋遗址、大型木构架建筑遗址进行平面形态、结构构架等方面的复原研究,进而阐释黑龙江流域古代木构建筑在材料选择加工、木构架结构构造、室内采暖防寒措施等营造技术方面的地域性特点。在人居文化特点方面,依据自然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区别,将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范式归结为渔猎游牧文明下的游居范式、大型农耕文明下的定居范式、军备实边观念下的戍居范式,流人移民的客居范式四种类型。通过追溯和建构各类典型人居范式的考古情境,并梳理不同人居范式在近现代的延续流变,进而解码其中蕴含的生态环境观、人居空间观、营造技术观等地域性营造文化观,及其对当下活态社会人居环境建设的启示。同时在文化地理学、文化人类学、文化传播学等视野下,阐释黑龙江流域营造文化内涵的游居与耕居二元并立性、边缘与中心异质统一性、多元移植与流变杂糅性、兼并融合与动态开放性等特征。
孙超然[4](2020)在《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般而言,行政解释是指行政机关对广义的法律文本做出的解释或说明。在现代国家中,行政解释同时涉及立法、行政、司法等多种国家机关,处于国家权力的交叉地带。因此,一国的行政解释模式,即行政解释及其合法性控制的制度和实践,集中体现了该国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也体现了一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特性。我国行政解释模式可以概括为职权模式,这一模式深受我国法律制度及实践的影响,鲜明地体现出我国行政机关的强势地位。我国法律解释制度建立时,原本以立法者解释为重;但行政机关的解释权获得法律认可之后,却凭借其强大的行政职权逐渐从制度和实践两个方面侵蚀立法机关的解释权。以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为基础,我国构建了独特的法律解释制度。为了尽快地解决改革开放初期行政机关在执行少数基本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尽可能地限制行政机关对法律的任意解释,避免行政解释突破法律文本,当时的立法者基于苏联式的“立法者解释至上”的法律解释观念,对不同法律解释问题的解释权进行了分配,把法律中的冲突漏洞和空白漏洞问题的解释权保留在立法机关手中,只允许行政机关解释除此之外的一般法律解释问题,希望借此控制行政解释内容的合法性。这一制度中的行政解释,以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为基础,以实践中的问题为中心、以主动和依申请制定规范性文件或公文为主要方式,是一种部门内的法律解释制度。然而这样严格和晦涩的分权规定,却没有同样严格的合法性控制机制,几乎只靠规定本身的权威性以及行政机关主动与立法机关进行互动来维持,立法机关并没有能力对行政解释的内容进行主动的控制,行政机关内部的程序则是封闭而偏颇的,司法机关的审查也一直相当乏力。因此,这一制度便迅速被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制度和实践所突破。在制度方面,行政机关对行政解释制度的规定,常常与立法者对行政解释制度的规定相矛盾。而在实践方面,行政机关一方面大量制作行政解释,其中有不少行政解释的内容都超出了立法机关规定的解释权限,对冲突漏洞和空白漏洞进行了解释,形成了解释权侵占现象;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大量制定解释或重复上位法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将这些文件的解释权归于其制定者,使上位法的解释权层层下沉,形成了解释权下沉现象。而且,我国行政机关经常在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解释法律文本,这也是我国行政解释制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国行政解释制度之所以未能维持,并最终被行政解释制度和实践所突破,由立法者设计的立法者解释制度变为职权解释模式,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原因:表面上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行政解释制度过度以实践中的问题为导向,只重视行政问题的解决,而不重视行政解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行政解释制度中的分权方式较为简陋,可操作性较差,使得行政解释很容易越界。其深层的原因则在于立法者解释观念与职权解释模式之间的冲突,以及行政解释合法性控制机制的普遍无力。此外,陈旧的“立法者解释至上”观念,也是导致我国行政解释制度长期滞后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有必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参考域外较为成功的行政解释模式,为我国行政解释制度的革新提供有益的借鉴。美国行政解释可以为我国行政解释制度的革新提供大量的经验和教训。美国行政解释模式可以概括为授权模式。因为其行政解释制度建立在国会立法授予行政机关的权力之上,其合法性得到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全面和动态的控制,在外部和内部、事前和事后、实体和程序的多种控制之下,行政解释得以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而不至于溢出其边界。其中,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对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主要是事前和事中的控制,而事后的司法控制则是行政解释合法性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也可以将美国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总结为“以司法控制为主的全面控制”。美国行政解释合法性控制中独特的“司法尊重”,鲜明地体现出国会的授权在行政解释问题上的极端重要性。“司法尊重”包含三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其一是法院对行政解释独特优势的承认,这种优势就来自于国会授予行政机关的职权;其二是法院审查范围受宪法或国会成文法限制的情况,它意味着法院对国会授予行政机关裁量权的维护;其三是法院基于对自身审查权限或能力的考虑而主动放松行政解释的审查标准,而法院这样做前提条件则是对国会是否授权行政机关解释特定法律文本的判断。不过,在司法尊重之外,法院还可能会对行政解释进行一般的高强度司法审查,甚至预设某种反对行政解释的态度。而且司法尊重并不是最高法院一时兴起,将控制行政解释合法性的职责拱手让出,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其法律制度和传统之中,并以行政解释的全面和动态控制为基础:法院对行政解释放松审查或审查受限,往往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内部对行政解释的控制互为因果。因此,即使法院采取尊重态度,也并不意味着行政解释就可以为所欲为。由此可见,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不能仅依靠司法机关来完成,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同样需要通过事前和事后的监督和控制手段,确保行政解释的合法性。而在其他控制手段乏力的情况下支持司法尊重的做法,将导致法律制度的毁灭。比较中美行政解释模式,我们会发现宪法制度和宪政实践、法律概念观和法律解释观念,以及对行政解释本身的认识程度,对一国的行政解释模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美国行政解释制度和实践的经验还向我们显示出,在民主立法、明确授权的制度基础上,如果行政解释能够得到全面和动态的控制,那么法律的含义就能够以较为健康的方式得到更新,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因此,理想的行政解释制度应当在激活立法机关活力和根本控制力的基础之上,以司法控制为基础全面盘活各种国家机关对行政解释含义的控制力,让行政解释能够更好地发挥在各国家机关之间传递信息的作用,以服务于法律含义的探究与更新。
国梦云[5](2020)在《新中国初期中共节日纪念活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研究(1949-1952)》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意识形态的建设工作是中国共产党获得与巩固政权的重要内容。其中,将看不见的意识形态转化为看得见的行动,则是中国共产党动员、教育广大民众正确理解与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而纪念活动作为一种“运动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传播与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在意识形态领域构建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借助节日的时间主题和象征意义,制定与发布了一系列完整的纪念政策,并立足于当时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客观环境,创设了“翻身做主”、“保家卫国”、“跟着党走”等节日纪念主题,开展了文本纪念、会议纪念、行为纪念、符号纪念等多元化的纪念活动,多维度地将“主人翁”意识、阶级友爱、阶级联盟、爱国主义、政党认同等主流意识形态嵌入到了基层社会之中。基于考察历史,总结经验,观照现实的考量,文章以1949年至1952年中国共产党开展的节日纪念活动为研究主体,从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角度,深入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主要依据、基本逻辑、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等内容,按照“历史考察——活动分析——经验总结”的研究思路,主要分为四个主体部分进行细致研究。第一部分,即绪论部分。先是阐述了研究中共节日纪念活动对主流意识形态构建的现实背景,学理价值、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内容,并立足节日纪念活动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式、内容与功能,根据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对节日、纪念日、纪念活动与主流意识形态等核心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释。第二部分,即文章的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主要依据。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有着理论、实践、文化等多维依据。首先,重点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宣传的重要论述和思想,从中挖掘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理论溯源。其次,按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现实逻辑与文化背景,不仅分析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即传统中国社会的仪式文化,更具体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学习苏式化纪念方式的三个阶段,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由苏式化转为中国化的演变过程。由此最后总结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有着其理论溯源、文化背景和实践基础,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实践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展的节日纪念活动奠定了基本范式。第三部分,即文章的第二、三、四章。基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话语环境与时代背景的考察,按照纪念活动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视角,挖掘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翻身做主”、“保家卫国”、“跟着党走”这三个核心的纪念主题作为研究的基本思路,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二七”、“三八”、“五一”、“七一”、“八一”等节日中开展的不同仪式活动为考察对象,以此探析出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借助节日纪念活动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方式与内容。第二章“翻身做主”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阶级观念的培育。这一部分,文章以工、农阶级这两大“翻身做主”的阶级为考察主体,具体分析了工、农阶级在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回忆式纪念会、春节文化活动、生产竞赛活动、“五一”劳模代表大会、工农阶级“五一”互信等节日纪念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如何剔除了他们身体上、思想上遗留的封建色彩,并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强化了他们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价值认同,从而分析出中国共产党传播与构建“主人翁”、阶级友爱、阶级联盟等主流意识形态的方法与效果。第三章“保家卫国”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爱国主义的塑造。文章立足当时抗美援朝的时代背景,以及中国共产党凝聚“保家卫国”价值共识的现实需求,以中国共产党在1951年发布的纪念通知为政策依据,归纳并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保家卫国”节日纪念主题下组织民众订立爱国公约、开展爱国竞赛、掀起爱国捐献、播送爱国广播、举行示威游行等节日纪念活动,并细致地阐述了这些纪念活动开展的主要目的、基本内容与形式,由此探究这些纪念活动是怎样深入推动爱国运动,将爱国主义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嵌入到民众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之中,使其在参与这些节日纪念活动中萌发出爱国之情、爱国之言、爱国之行的。第四章“跟着党走”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政党认同的建构。这部分以中国共产党在节日,特别是“七一”建党节时开展的多元纪念活动为研究对象,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借助纪念文字、话语、活动、空间、图像、器物等仪式要素和象征符号,赋予它们以“跟着党走”的价值意蕴,并发挥出这些象征符号的文化传播与教化功能,将“跟着党走”这一意识形态传播给各界民众,使民众习得政党认同的话语表达、思想表达、情感表达与行为表达,从而逐步构建起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构筑起自己的政治权威。第四部分,即第五章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这部分不仅归纳出了中国共产党立足时代背景确定纪念主题,结合实践特点创新纪念方式,运用象征符号构筑纪念空间,借助传播媒介强化纪念功能的四个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历史经验,更是总结出了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意,是中共政党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是培育民众主流价值观的有力途径,是协调社会与国际关系的有效方式这四个维度的现实启示,以期在理论层面上深层次、多维度地分析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基本脉络和主要方式,在现实层面上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的号召,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背景下培育民众树立核心价值观,构建马克思主义等主流意识形态提供方法支持。
柏晓斐[6](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文中提出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并未提出“军队形象”的概念,但其对八路军的形象给予了足够重视,为塑造八路军良好形象进行了持久努力。本研究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以党史学、历史学为基础,借鉴或运用传播学、形象学、宣传学、图像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解决中共为何形塑八路军、如何形塑八路军、最终达到了何种效果、产生了何种影响的系列问题。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积极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动因。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征前线。同时,中共制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其中发动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战则是最重要一环。但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华北民众对中共及其军队存在误解,这使刚出征的八路军在动员、组织群众以及作战、生活方面都面临不少困难。这不仅关乎全面抗战路线的践行效果,更直接影响着八路军的生存与发展。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打破民众的既存认知,消除误解,就成为中共必须迫切开展的工作。而随着抗战的推进,出于对中共的戒备和敌视,国民党不断造谣八路军“游而不击”,并诬蔑八路军“袭击友军”“擅自行动”,“破坏抗战”。日伪也积极进行宣传战,诬称八路军不堪一击,欺压百姓,并附和国民党,造谣八路军不对日作战,袭击国民党军队。受国民党、日伪造谣和诬蔑的影响,民间舆论一度也质疑或批评八路军未尽力抗战,妨害抗战。这又要求中共形塑八路军的活动必须持久开展。军队形象的塑造,以军队形象的定位为前提。全面抗战初期,立足于全国对日抗战的要求,依据红军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敌强我弱之实际,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快速找准了八路军的形象定位。在政治上,保证并声明八路军仍旧是党领导的军队;同时指出八路军依旧是人的军队,将为人民而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作风纪律上,强调要保持红军的优良作风,即官兵一致、民主团结,战斗勇敢、主动灵活,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等等;同时仍旧要执行铁的纪律。在军事上,包含着两个互相依存并向前发展的方面:一是八路军将执行主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二是,基于前,在地位和责任上,八路军将逐渐从战略支队转变为起决定作用和直接打垮日军的力量。军队形象的塑造离不开源像和媒介传播,但源像是媒介传播的依据。这就要求八路军在日常中必须有能获得外界认可的表现。对此,中共依据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并使之逐渐发展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作风纪律建设,巩固了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进一步严格了八路军的群众纪律,使军民关系更加融洽;进行了整军运动与有限度的正规化,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同时,面对国民党破坏团结的新情况,始终不放弃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从而夯实了八路军坚决抗战、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乐于同国民党合作等形象的根本,为中共通过不同媒介和方法展示八路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夯实八路军形象根本的同时,中共借助多种媒介和方法对八路军的形象信息进行传播扩散。文字方面,主要借助报刊或标语口号宣传八路军的战绩、战斗英雄、与民众良好的关系以及坚持和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对友军的帮助,并驳斥国民党的造谣等;语音方面,通过大量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阐释八路军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力争并取得了军民团结、有着严格的纪律,并直接驳斥国民党诬蔑等,还利用广播电台宣传八路军的战绩等;文艺方面,积极利用歌、剧、图画、照片和电影等直观形象地展示了八路军英勇作战、爱护民众并赢得了民众支持、艰苦奋斗等等。同时,抗战时期诸多中外记者和观察家曾进入中共根据地观察和考察,中共借机向他们大力展示八路军,通过接受采访,进行座谈,作报告,带领到访者参观部队、医院和作战前线等方式宣传了八路军以有效的战略战术坚决作战并取得了巨大成绩,有着优良的作风和纪律达到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还积极维护同国民党合作等。军队形象最终作为认知主体对军队的评价和言说而存在。在中共形塑八路军之“行”与“言”的影响下,不同认知主体对八路军都持有认可态度。根据地民众认为八路军能打、有办法、不怕死,而且纪律严明,与民一家。日伪在事实上承认八路军的游击战登峰造极,并认为八路军是最坚决的抵抗者,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且纪律极严,获得了民众支持。外国记者和观察家也认为八路军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坚决抗战并乐于同国民党合作,还有着官兵一致、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等优秀品质。在国统区民间舆论的真实言说中,八路军同样也是积极抗战、战绩优良,且纪律严明,重视民众并获得了民众支持。良好的军队形象具有重要感召力,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首先使八路军获得了根据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成为八路军发展壮大和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原因。其次扩大了中共和八路军的影响,成为中共和八路军在根据地之外获得支持的重要因素。此外,中共战时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的构建,也与中共形塑八路军有密切关系。
宋铁勇[7](2020)在《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文中提出“扎赉诺尔”地方之名来源于蒙古语对“达赉湖”(呼伦湖)的称呼,经俄语音译再转译为汉语后,演变为“扎赉诺尔”,地域表达范围也从整个达赉湖地区,定位于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历史上,位于多民族交错地带、濒临沙俄(苏联)的扎赉诺尔地区本是蒙古族游牧之地,因《中俄密约》的签订,清廷实质上主动抛弃包括扎赉诺尔煤矿经营权在内的中东铁路及其沿线附属地域、企业的主权与相应利权而被迫卷入“世界体系”。兹后,该地因煤而兴,进而形成文化与政治多元的边陲社会。从1902年扎赉诺尔煤矿开办至1952年扎赉诺尔煤矿随中长铁路一齐回归祖国这一期间,扎赉诺尔地区经历了“边疆民族游牧地——煤矿——矿区——城镇”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这一过程中,既可以管窥到殖民者或强权者对中国施行的资源掠夺、资本输出、产品倾销等政策,以及殖民地单一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特征,也能体察到该矿区社会由无到有,由小而大,多元复杂的样态。煤矿与矿区的发展变迁映射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国际关系、中外博弈、列强之间相互牵制、我国东北地区部分外来输入型能源工业与重工业特征,以及边疆地区各民族应对不同政权所产生的共处共生机理、不同时期的中国边疆治理范式等问题。同时,为探索地方社区形态变迁、殖民主义或强权主义统治下的矿区经济社会结构的调适、边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政治影响等问题提供了典型案例。论文分为“序章”“正文”“终章”三大部分。“序章”旨在提出问题、阐明研究意义并通过对先行研究成果的翔实评述,提出本文拟借助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与拟达到的目标。正文分为七章,旨在对“序章”提出的问题予以实证、阐释与研讨。第一章以“近代边疆危机:民族交错地带资源所有权的丧失”为题,阐述本论文研究主要对象所处的时空背景;第二章以“被抛弃的边陲矿业: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掠夺”为题,细述东清铁路办矿、俄商包办时期,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及其矿区的掠夺;第三章以“中苏合办:苏联的隐蔽掠夺策略与其工业化模式在中国的早期试验”为题,通过对扎赉诺尔煤矿产量的统计,分析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资源的掠夺及相关政策和经营手段;第四章以“统制与统治:伪满时期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管控”为题,分析日本产业统制政策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施行的阶段性内容与影响。第五章以“中苏共管:工会制度与“一长制”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作用”为题,详述边陲经济社会国民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秩序的确立过程中,工会制度与“一长制”的作用;第六章以“回归祖国:扎赉诺尔煤矿国有化进程”为题,论述1952年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扎赉诺尔煤矿运营管理的调适。第七章以“遥远的边陲社会: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扎赉诺尔”为题,分析扎赉诺尔煤矿矿工社区的变迁和边陲社会的发展形态。“终章”重在回答“序章”提出的问题,总结全文并得出结论。本文认为扎赉诺尔的“地方性”显现出了汉族移民文化、俄(苏)日殖民者或强权者文化和本地蒙古族文化之间交汇融合的社会性表征。借助于煤矿的“单位”社会化和“地方社会”的单位化之间不间断的互动与互构,扎赉诺尔地方社会得以不断发展,最后进化为城镇。俄-苏占领或租借时期,虽然该地主权在国际法上仍属于中国,当地的中国地方政府仍然存在,俄-苏只是该地的租借者,但因当时中国国家力量羸弱,难以伸张应有的权利,故该地显现出了完全从属于俄-苏政府的“地方性”,该煤矿及地方秩序与中国国家秩序之间难以同调,中国人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中国地方政府始终居于被动地位。日伪统治时期,因中国在该地的主权被完全侵夺,中国的国家秩序自然是荡然无存。中国共产党自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该矿所做的一系列秘密和公开工作,卓有成效,事实上将“地方”和“单位”的语义逐渐导向了“国家单元”表意上,为地方秩序与国家秩序之间的渐趋一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至1953年苏联将该矿归还中国之际,“国家中心性”对“地方性”的整合过程随即完成。
赖世贤[8](2020)在《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营建过程关键性技术问题研究(1840-1949)》文中研究说明工业建筑作为中国近代新兴建筑类型及西方先进技术引进中国的最初载体之一,承载着当时中国较为先进的建筑理念,充当中国近代建筑追赶世界建筑潮流的不自觉历史工具。本文研究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营建过程中关键性技术问题,含括规划选址、大跨技术、标准化、结构发展等内容,分类探讨木材、砖、水泥等材料技术,同时关注工业建筑设计师。研究以调研过程中大量实物例证结合图纸资料、近现代建筑期刊文献及厂史资料进行,比对同时期西方先进技术,重视技术来源与技术真实性问题。研究对中国近代城市工业发展分期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应分期方案。第二章以工厂的选址与布局入手,关注中国近代城市工业萌芽阶段工业建筑营建前期技术性问题,选址和布局贯穿工业建筑建设全过程,涉及宏观地区选择、中观地点选择、微观厂址选择及具体厂区布置等层面。第三章关注中国近代城市工业发展起步阶段,由于生产方式和动力技术改变引起对于大空间厂房即大跨度技术的迫切需求,重点关注西式木屋架。西式木屋架技术在材料和施工技术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展现出对于力学等结构概念的理解,意味着中国建筑近代转型开始。第四章则关注中国近代城市工业加速增长阶段,工业建筑由于大量快速建设带来对于高质量、标准化建材需求等问题。以砖的工业化生产及工业建筑用砖变化,探讨工业化时代下中国传统建筑材料在引进西方建筑材料后的各方面技术发展。第五章则聚焦中国近代工业稳速增长阶段如何解决工业建筑营建所要求的安全舒适、结构持久等问题,关注钢筋混凝土结构技术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水泥生产技术引入与发展。第六章将专业人才视为技术实施保障予以讨论,关注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放缓期对工业建筑营建规范化、经验化起关键作用的设计师及代表作品、设计师群体组成等问题。研究发现在中国近代城市工业发展各时期不同阶段,基于建设目标需求及技术水平不同,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营建过程中关键性技术问题亦不相同。对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而言,部分营建关键技术与当时世界先进技术相比并不逊色,但技术推广和实现受社会环境及观念意识影响甚大;技术要与当地资源、经济及社会体制相适应,社会需求会强有力改变技术的运用及传播;由于材料观念缺失,其在营建过程中重外观轻建造,重模仿轻创造;技术属于文明范畴,由初级走向高级是趋势,中西方建筑技术融合也是趋势。
冯叶[9](2020)在《张钫文教活动研究》文中认为张钫是以军功出身的民国时期军阀,虽长久带军征战,但身上却不乏文人气息,他一生热爱慈善,醉心文教活动,在豫陕地区颇有名望,被河南人民称为“大家长”。在近代河南教育曲折发展的大背景下,张钫通过新旧教育的学习经历、家国情怀的激励及亲友影响逐渐认识到了开办文教活动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在自身条件上,张钫身居要职为兴办文教活动提供了便利,积极兴办实业为文教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在社会条件上,张钫受到近代教育救国思潮影响及社会上多方力量的支持,不断激励着他为祖国兴办教育,输送人才。双重条件共同推动张钫坚持文教活动的热情。张钫的文教活动涉及学校教育、社会文化活动、帮助青年学子等多个方面。在张钫长达四十多年的文教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有特色的教育理念和主张。在学校教育中,他认为办好学校要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要紧跟世界趋势发展西式教育,立足中国现状注重乡村教育。在人才培养中,张钫认为要培育出能够服务社会、开创风气、维辅国政的实用性人才。在保护传统文化中,张钫认为要增强文化的引导力,让百姓自发形成保护文化的觉悟,发扬优秀文化,走出国门,扩大影响。张钫的文教思想和实践活动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感,不仅开启了民智,而且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从现实意义看,张钫的文教活动也颇有启迪作用,为我国目前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都起到一定借鉴意义。在历史学提倡研究目光下移的大背景下,展开对张钫文教活动的研究,不仅顺应研究的发展方向,而且可以增加对张钫文教活动的了解,并对张钫的文教活动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姜海明[10](2020)在《近代鄂东南煤矿企业开发研究(1901-1945)》文中认为鄂东南地区煤炭资源丰富,自古以来民间就有使用煤炭的传统,但规模较小。近代后,随着工业技术的传入和机器运用的发展,煤炭资源作为重要燃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促进了本区域煤矿的开采和煤矿业的开发运营。在近代鄂东南煤矿公司的形成过程中,人员与技术是煤矿组建的核心。近代鄂东南地区矿商群体主要包括地主阶级、中小资产阶级、政府技术官员与洋商买办群体,他们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从事煤矿开发;矿工则主要来源于当地农业劳动力,其中公矿的薪资、医疗条件优于私矿。鄂东南煤矿大多为中小煤矿,私矿大多以土法为主,满足自身生活需求或附近市场需要,规模不大;公矿是采取西式机器生产、炼煤的主力,但由于耗资甚巨,大多也土法、西法结合使用。受制度与资本等因素制约,中小型煤矿发展艰难,容易引发纷争或遭资本渗透,以致陷入停产甚至破产局面。在制度层面,清末经历了从矿禁到松弛的转变,且矿业法规不成熟,对外商限制较少,列强趁机巧取豪夺,攫取矿利;民国矿业法规自颁布后反复变动,且关于小煤矿的规定自相矛盾,权威性大打折扣,形成了制度上的无序与混乱,与鼓励实业发展的初衷相违背。在资本层面,政府利用审核机制,对矿商开矿资本进行多方审查,手续繁琐,趁机大肆收取税费,中小煤矿深受政府盘剥,造成严重的资本压力,煤矿不堪重负,破产情况比比皆是。在鄂东南地区中小煤炭企业发展过程中,矿商丁瑞霖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作为公矿技术骨干,同时参与寅山煤矿等私矿经营,历经企业建立、转让、重组,其经历丰富,是近代“学而优则商”的代表,是时代环境与自身特性的集中反映,为湖北工业近代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反映了近代鄂东南地区煤矿的发展面貌。近代鄂东南煤矿业的开发,煤炭资源的外销使得水路、公路特别是铁路得到较大发展,促进了湖北交通近代化,也促使鄂东南地区社会风气由“不屑言商”到“为矿而争、为利而讼”的转变。同时在近代鄂东南煤矿开发进程中,政府对煤炭等矿业的盘剥,使得煤矿业发展矛盾突出、困难重重。
二、日本煤矿安全考察之所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煤矿安全考察之所见(论文提纲范文)
(1)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要旨 |
序章 |
第一节 问题意识 |
一、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发生质变 |
二、近代日本人的中国旅行热潮 |
三、日本人游记是研究日本人中国认识的好材料 |
第二节 本论文的概念界定 |
第三节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 |
三、本论文的创新、意义和不足 |
第四节 本论文的结构 |
第二章 先行研究 |
第一节 关于近代日本人中国认识的研究 |
第二节 关于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的研究 |
第三节 小结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的分类及统计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的分类 |
第二节 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的统计分析及案例选择 |
小结 |
第四章 明治时期以前的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1860-1867年)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第二节 幕末日本人的中国旅行和游记 |
一、幕末日本人的中国旅行和游记的整体情况 |
二、幕末日本人的中国旅行和游记的特点 |
三、“千岁丸”上海考察团的中国旅行和游记的代表性问题 |
第三节 个案研究: 以“千岁丸”一行的中国游记为中心 |
一、旅行目的、各部游记的重心和特点 |
二、完整的个案: 以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为例 |
三、各游记共同的关注点: 以对难民和孔庙的看法为例 |
四、小结: 中国认识及其形成原因分析 |
第五章 明治前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1868-1894年)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第二节 个案一: 小栗栖香顶的《北京纪事》 |
一、小栗栖香顶的第一次中国旅行和《北京纪事》 |
二、日常生活中的中国人认识 |
三、对中国的认识 |
四、小栗栖香顶的特别关注点: 宗教 |
五、小结: 日常生活中的对中国人的多面观察 |
第三节 个案二: 宗方小太郎与1887年《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 |
一、宗方小太郎和1887年《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 |
二、1887年《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中的中国人、日本人、欧美人和朝鲜人 |
三、对中国的认识 |
四、宗方小太郎的特别关注点: 中国地势和兵力 |
五、小结: 中国作为日本“相机而动”的对象国 |
第六章 明治后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1895-1912年) |
第一节 历史背景 |
第二节 个案一: 内藤湖南和《燕山楚水》 |
一、内藤湖南的第一次中国之行 |
二、《燕山楚水》的概况 |
三、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认识 |
四、内藤湖南的特别关注点之一: 名胜古迹 |
五、内藤湖南的特别关注点之二: 以笔谈了解中国时局 |
六、内藤湖南认识中国的方法: 比较与局部代替整体法 |
第三节 个案二: 广岛高等师范学校的《满韩修学旅行记念录》 |
一、1906年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满韩修学旅行 |
二、游记《满韩修学旅行记念录》概况 |
三、《满韩修学旅行记念录》中对中国人的认识 |
四、《满韩修学旅行记念录》中的中国认识 |
五、《满韩修学旅行记念录》中的特别关注点: 旧战场和新经营 |
六、评价中国东北的方式: 与日本作比较 |
七、小结: 落后的中国、胜利者日本、新经营者日本 |
第七章 幕末和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探讨 |
第一节 中国认识及其变化 |
一、五个个案的基本情况对比 |
二、中国认识的共性和个性 |
第二节 中国认识及其变化的原因初探 |
一、看中国的视角: 俯视的视角 |
二、信息源的变化 |
三、笔谈作用的转变 |
四、中国认识的二元性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要旨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二、学术史综述 |
三、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第一章 古代日本的山东书写与近代日本的山东考察 |
第一节 古代日本的山东记载与山东形象 |
一、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记载 |
二、《水浒传》与日本的山东人群体形象建构 |
三、近代来华日本人的山东历史记忆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的山东游历考察 |
一、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日本人山东游历考察的缘起 |
二、甲午战争前日本人的山东踏查 |
三、德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探查 |
四、日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游历 |
五、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人对山东的持续关注 |
第二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文化认识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笔下的齐鲁名胜 |
一、古典与现实的碰撞: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泰山形象 |
二、从“圣地”到“观光地”: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曲阜书写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民众信仰 |
一、孔孟思想的空洞化 |
二、佛教和道教的融合与衰颓 |
三、基督教的传播与扩散 |
第三节 近代日本人眼中的齐鲁人情习俗 |
一、“齐鲁犹可”:风尚朴素、热情好客 |
二、“孔子的叹息”:陈规陋习 |
第四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教育观察 |
一、地方政府兴办新式学堂 |
二、西方势力兴办教育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经济认识 |
第一节 对山东资源的认识:从“贫瘠说”到“富饶说” |
一、德占青岛之前对山东资源的认识 |
二、德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三、日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四、归还青岛后东亚同文书院的山东“富源”调查 |
第二节 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一、官方主导:日占青岛前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二、官民一体:日本占领青岛后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第三节 对山东地域经济兴衰的认识 |
一、芝罘的兴衰 |
二、运河及小清河沿岸城镇的衰落 |
三、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的兴起 |
第四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所见山东政治的几个面相 |
第一节 日本人眼中的山东官僚与军警 |
一、“老好人”:山东传统官僚 |
二、亲日与反日:留日官僚 |
三、从畏惧到鄙视:山东军队之装备与素养 |
四、旅途中的守护者:护兵与警察 |
五、士兵“土匪”论 |
第二节 对德国在山东殖民举措的认识 |
一、“槐树乡”与“东方乐园”:对德占青岛的向往与歌颂 |
二、对德国殖民政策之评价 |
第三节 对山东民众反日运动的认识 |
一、日占青岛前山东民众的对日憎恶 |
二、日占期间山东的反日情绪 |
三、“济南惨案”引发的反日风潮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游记作者对日本殖民侵略山东的“知”与“行” |
第一节 “学术调查”与文化侵略 |
一、“学术调查”:日本游历者的山东考古与文物掠夺 |
二、近代日本对山东的教育渗透 |
三、日本宗教界对山东的渗透 |
第二节 游记所反映的日本对山东经济侵略的典型个案 |
一、“有趣的特殊事业”:制钱贸易 |
二、“得享其利”:煤炭掠夺 |
第三节 游记作者的国家意识与使命感 |
一、情报收集的责任与使命 |
二、为日本侵略扩张建言献策 |
三、闪烁其词的批判与反省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特点与话语逻辑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与特点 |
一、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日本的中国观 |
二、近代日本人山东调查与山东认识的特点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与日本对华政策 |
一、近代日本人建构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 |
二、近代日本人的山东认识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 |
结语 |
附录1 近年国内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赴华游记 |
附录2 芝罘?威海卫(山东半岛)旅行记 |
附录3 近代日本山东游记解题 |
参考文献 |
一、近代日本人游记史料 |
二、着作 |
三、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主持课题 |
致谢 |
(3)基于考古学阐释的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遗址营造特点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课题研究背景 |
1.1.2 课题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遗址研究综述 |
1.2.2 黑龙江流域古代营造特点研究综述 |
1.3 研究范围及相关概念 |
1.3.1 研究范围界定 |
1.3.2 相关概念界定 |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方法 |
1.5 论文研究框架 |
第2章 黑龙江流域古代营造特点的考古学阐释框架 |
2.1 黑龙江流域古代营造特点的研究基础 |
2.1.1 人居环境科学和考古学两大理论基础 |
2.1.2 地域性营造特点研究的材料基础 |
2.2 地域性营造特点的层次解构及考古学研究方法 |
2.2.1 地域性营造特点研究的五个主要问题 |
2.2.2 地域性营造特点的考古学解读方法 |
2.3 地域性营造特点的考古学阐释重点及路径 |
2.3.1 地域性营造特点考古学阐释的重要视角 |
2.3.2 地域性营造特点的考古学阐释路径 |
2.4 本章小结 |
第3章 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遗址的时空分布 |
3.1 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遗址的数据库构建 |
3.1.1 古代人居遗址数据的采集与筛选 |
3.1.2 古代人居遗址数据库的需求分析 |
3.1.3 古代人居遗址数据库的设计与实现 |
3.2 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遗址的断代分布 |
3.2.1 石器和青铜器时代人居遗址分布 |
3.2.2 早期铁器时代人居遗址分布 |
3.2.3 成熟铁器时代人居遗址分布 |
3.2.4 发达铁器时代人居遗址分布 |
3.3 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遗址的时空分布规律 |
3.3.1 人居遗址的断代分布规律 |
3.3.2 人居遗址的区域分布规律 |
3.3.3 人居遗址的总体时空分布规律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黑龙江流域古代聚落遗址的基址环境 |
4.1 黑龙江流域古代聚落遗址考古概况 |
4.1.1 聚落遗址现状及研究对象选择 |
4.1.2 三江平原汉魏聚落遗址的功能及数量 |
4.2 三江平原汉魏聚落遗址的基址环境分析 |
4.2.1 聚落考古和景观考古方法引入 |
4.2.2 聚落遗址的形态和规模分析 |
4.2.3 聚落遗址的地形水文分析 |
4.3 三江平原汉魏聚落的地景环境及人地关系阐释 |
4.3.1 聚落遗址的组群及空间分布特点 |
4.3.2 酋帮制社会结构与早期国家化特点 |
4.3.3 聚落族群的空间认知和人居模式特点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黑龙江流域古代城市遗址的空间形制 |
5.1 黑龙江流域古代城市遗址的分期溯源 |
5.1.1 城市发展萌芽期:环壕聚落与早期垣壕城邑 |
5.1.2 城市发展成型期:宏大都城与京府州县 |
5.1.3 城市发展高峰期:层级化城市格局延续及戍卫城盛行 |
5.1.4 城市发展衰落期:延用前代旧城为主 |
5.2 黑龙江流域城市遗址的空间格局复原分析 |
5.2.1 王城及都城遗址的空间格局复原 |
5.2.2 大型区域中心城址的平面格局分析 |
5.2.3 防御性山城和军堡的空间格局分析 |
5.3 黑龙江流域古代城市空间形制的地域性阐释 |
5.3.1 城市空间形制的多元性和简略性 |
5.3.2 规模尺度和平面格局的分异性 |
5.3.3 军防和排水性能和的突出性 |
5.4 本章小结 |
第6章 黑龙江流域古代建筑遗址的构筑技术 |
6.1 黑龙江流域古代木构建筑遗址的分期溯源 |
6.1.1 木构技术探索期:临时营地与半地穴房址的出现 |
6.1.2 木构技术成熟期:地面房址与大木构架建筑的盛行 |
6.1.3 木构技术衰退期:大型木构建筑的毁弃与消失 |
6.2 黑龙江流域典型木构架建筑遗址案例复原 |
6.2.1 小型居住建筑遗址案例复原 |
6.2.2 大型宫殿建筑遗址案例复原 |
6.2.3 大型佛殿建筑遗址案例复原 |
6.2.4 其它大木作建筑遗址案例 |
6.3 黑龙江流域木构建筑构筑技术的地域性阐释 |
6.3.1 材料选择加工及应用特点 |
6.3.2 木构架的构造技术特点 |
6.3.3 建筑的采暖防寒技术特点 |
6.4 本章小结 |
第7章 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范式的地域性营造文化 |
7.1 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范式的考古情境建构 |
7.1.1 渔猎游居范式的考古情境建构 |
7.1.2 农耕定居范式的考古情境建构 |
7.1.3 军防戍居范式的考古情境建构 |
7.1.4 流人客居范式的考古情境建构 |
7.2 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范式的演进特点 |
7.2.1 游居范式的衰落与转型 |
7.2.2 耕居范式的泛滥和超载 |
7.2.3 戍居范式的裁撤和消失 |
7.2.4 客居范式的融入和同化 |
7.3 地域性的营造文化观及其启示 |
7.3.1 地域性的自然生态观及启示 |
7.3.2 地域性的人居空间观及启示 |
7.3.3 地域性的营造技术观及启示 |
7.4 地域性的营造文化内涵 |
7.4.1 游居与耕居营造文化的二元并立性 |
7.4.2 营造文化的边缘与中心异质统一性 |
7.4.3 营造文化的多元移植与流变杂糅性 |
7.4.4 营造文化的兼并融合与动态开放性 |
7.5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1 三江平原汉魏聚落遗址信息统计表 |
附录2 黑龙江流域及周边地区的主要渤海国城址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其它成果 |
致谢 |
个人简历 |
(4)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引言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中国研究综述 |
(一)对中国行政解释的研究 |
(二)对外国行政解释的研究 |
(三)对中国现有研究成果的总体评述 |
三、外国研究综述 |
(一)美国研究综述 |
(二)其他国家研究现状 |
四、研究方法 |
五、论文的基本框架 |
第一章 行政解释的概念 |
一、作为行政解释上位概念的法律解释 |
(一)法律解释概念简述 |
(二)法律解释与解释法律辨析 |
(三)法律解释与涵摄辨析 |
二、中国行政解释概念 |
(一)规范的行政解释概念 |
(二)学理的行政解释概念 |
三、美国行政解释概念 |
(一)美国常见“行政解释”概念 |
(二)美国常见“行政解释”概念辨析 |
(三)美国行政解释概念的特点 |
四、统一行政解释概念的尝试 |
(一)中美行政解释概念辨析 |
(二)中美行政解释概念之统一 |
五、行政解释的特点 |
(一)行政解释的必然性 |
(二)行政解释与相似概念辨析 |
第二章 中国行政解释模式 |
一、中国行政解释法律规范体系 |
(一)立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规定 |
(二)行政机关对行政解释的规定 |
(三)对中国行政解释法律规范体系的总结 |
二、中国行政解释体制 |
(一)中国行政解释的对象 |
(二)中国行政解释的主体 |
(三)中国行政解释主体与解释情形的对应关系 |
三、中国行政解释机制 |
(一)中国行政解释程序 |
(二)中国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 |
四、中国行政解释模式:职权解释 |
(一)行政解释制度设计时的冲突 |
(二)行政解释制度发展中的冲突 |
第三章 中国行政解释模式之实践 |
一、中国行政解释文件的制作 |
(一)解释主体之确定 |
(二)解释草案的起草 |
(三)解释的成果 |
二、中国行政解释文件的实效 |
(一)在行政实践中,行政解释作为法源 |
(二)在审判实践中,法院对行政解释处理方式不一 |
(三)联合解释对立法的影响 |
三、对中国行政解释模式实践的总结与评析 |
(一)中国行政解释模式实践概况 |
(二)中国行政解释实践存在的问题 |
(三)中国行政解释实践存在问题的原因 |
四、中国行政解释模式的可能改进方向:初步的分析 |
(一)激进的改进方案 |
(二)保守的改进方案 |
第四章 美国行政解释模式 |
一、美国行政解释相关制度简述 |
(一)美国宪法对行政解释的影响 |
(二)两党政治与行政解释 |
(三)普通法与法律解释 |
二、美国行政解释体制 |
(一)美国行政解释体制 |
(二)美国行政解释的类型 |
三、美国行政解释机制 |
(一)行政解释的程序与行政机关的内部控制 |
(二)立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控制 |
(三)司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控制 |
四、美国行政解释模式:授权模式 |
(一)全面的合法性控制 |
(二)法院对行政解释权的审查和“司法尊重” |
第五章 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理论的发展与实践意义 |
一、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之界定 |
(一)“司法尊重”的内涵 |
(二)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的外延:典型案例的类型化 |
(三)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的重新界定 |
(四)司法尊重与国会授权的关系 |
二、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的发展 |
(一)早期的行政解释“司法尊重” |
(二)规制国家中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
(三)行政解释司法审查的现状与地位:“审查强度光谱” |
三、美国联邦法院尊重行政解释的实践基础 |
(一)历史原因:有限审查的传统与尊重观念 |
(二)现实原因:法院与行政机关的现实差异 |
(三)司法尊重的保障 |
四、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实践的总结 |
结论 |
一、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 |
(一)中美行政解释概念比较 |
(二)中美行政解释制度及实践比较 |
二、影响行政解释模式的因素 |
(一)宪法制度和宪政实践 |
(二)法律概念观和法律解释观念 |
(三)对行政解释必要性和行政权扩张性的认识 |
三、中国行政解释改进方案 |
(一)走向授权模式:权力关系的理顺与行政解释权来源的更正 |
(二)以司法控制为重点,全面激活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机制 |
(三)发挥行政解释的作用:让行政解释服务于法律含义之探究与更新 |
参考文献 |
一、着作 |
(一)中文着作 |
(二)中文译着 |
(三)英文着作 |
二、会议论文 |
三、学位论文 |
四、期刊析出文献 |
(一)中文期刊文献 |
(二)中文期刊译文 |
(三)英文期刊文献 |
五、报纸析出文献 |
六、电子文献 |
(一)中文电子文献 |
(二)英文电子文献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后记 |
(5)新中国初期中共节日纪念活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研究(1949-195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重难点与创新点 |
(一)研究重难点 |
(二)研究创新点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节日、纪念日 |
(二)纪念活动 |
(三)意识形态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开展节日纪念活动的主要依据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宣传工作的重要思想 |
(一)理论必须掌握群众 |
(二)立足实际进行鼓动 |
(三)运用多元宣传媒介 |
(四)扩大革命宣传范围 |
二、传统仪式文化对中共开展纪念活动的文化支撑 |
(一)制度化的国家礼仪 |
(二)日常化的社会习俗 |
三、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开展纪念活动的经验积累 |
(一)建党前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展纪念活动的丰富实践 |
(二)建党初共产国际对中共开展纪念活动的直接指导 |
(三)各革命时期中共对纪念活动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 |
第二章 “翻身做主”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阶级观念的培育 |
一、肃清封建思想与培育“主人翁”意识 |
(一)工农阶级身上的封建思想残留 |
(二)召开回忆式纪念会进行对比教育 |
(三)开办春节“课堂”进行文化教育 |
(四)开展各式生产竞赛进行生产教育 |
(五)举行劳模代表大会进行榜样教育 |
二、“五一”帮扶失业工人与阶级友爱精神的发扬 |
(一)发出救济指示 |
(二)工人捐款捐物 |
(三)工人写慰问信 |
三、工农阶级“五一”互信与阶级联盟意识的强化 |
(一)农民阶级“庆祝式”来信 |
(二)工人阶级“保证式”回信 |
第三章 “保家卫国”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爱国主义的塑造 |
一、订立爱国公约 |
(一)中共发出订立爱国公约指示 |
(二)师生结合课业订立爱国公约 |
(三)工农立足生产订立爱国公约 |
二、开展爱国竞赛 |
(一)爱国竞赛指示的发出 |
(二)发起挑战与积极应战 |
(三)竞赛计划的基本完成 |
三、进行爱国捐献 |
(一)工人的增产捐献 |
(二)各界捐献慰问品 |
四、播送爱国广播 |
(一)各地召开的控诉大会 |
(二)模范代表的政治讲话 |
(三)示威游行的爱国歌曲 |
五、举行爱国游行 |
(一)成立筹备会制定游行方案 |
(二)组织建立宣传员与报告员 |
(三)召开纪念会解释游行意义 |
(四)各地游行示威的正式展演 |
第四章 “跟着党走”主题下的节日纪念活动与政党认同的建构 |
一、组织民众给毛主席写节日信 |
(一)感谢信:“感谢毛主席的恩情” |
(二)庆贺信:“给毛主席献生产礼” |
(三)保证信:“在您的领导下前进” |
二、开展“学习党史运动” |
(一)党员开展党内学习 |
(二)民众接受党史教育 |
三、举行成渝铁路“七一”通车典礼 |
(一)选取与布置纪念空间 |
(二)中共领导人发表讲话 |
(三)其他仪式活动的展演 |
四、制作“七一”纪念器物 |
(一)发行纪念邮票 |
(二)绘制纪念图画 |
(三)铸造纪念奖章 |
(四)修建纪念建筑 |
第五章 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
一、历史经验 |
(一)立足时代背景确定纪念主题 |
(二)结合实践特点创新纪念方式 |
(三)运用象征符号构筑纪念空间 |
(四)借助传播媒介强化纪念功能 |
二、现实启示 |
(一)纪念活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意 |
(二)纪念活动是中共政党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 |
(三)纪念活动是培育民众主流价值观的有力途径 |
(四)纪念活动是协调社会与国际关系的有效方式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目录 |
(6)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0.1.1 选题缘由 |
0.1.2 研究意义 |
0.2 学术史回顾 |
0.2.1 军队形象塑造研究 |
0.2.2 八路军形象塑造及与八路军形象塑造问题相关的研究 |
0.2.3 已有研究评价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0.3.1 主要研究内容 |
0.3.2 研究方法 |
0.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0.4.1 创新之处 |
0.4.2 不足 |
0.5 概念界定 |
第1章 中共形塑八路军的缘起与动因 |
1.1 践行全面抗战路线与八路军立足、发展的必然要求 |
1.1.1 中国走向全面抗战与红军改编出征 |
1.1.2 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中共与八路军的抗战路线 |
1.1.3 华北民众对中共军队的既存认知及其影响 |
1.2 应对多方对八路军诋毁、造谣或质疑的客观要求 |
1.2.1 国民党的舆论诋毁与造谣 |
1.2.2 日伪的舆论攻击与造谣 |
1.2.3 民间舆论的误解与质疑 |
第2章 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 |
2.1 政治形象定位 |
2.1.1 党领导的军队 |
2.1.2 人民的军队 |
2.2 作风纪律形象定位 |
2.2.1 作风优良 |
2.2.2 纪律严明 |
2.3 军事形象定位 |
2.3.1 敌我军事实力的审度 |
2.3.2 游击战争:灵活的战略战术与从战略支队到起决定作用 |
第3章 夯实形象根本:积极作战、加强军队建设与维护国共合作 |
3.1 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 |
3.1.1 配合友军作战与展开战略部署 |
3.1.2 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创建根据地 |
3.1.3 八路军成为华北抗战主力 |
3.1.4 在严重困难中坚持敌后抗战 |
3.1.5 反攻与夺取抗战胜利 |
3.2 加强军队建设 |
3.2.1 八路军的思想政治建设 |
3.2.2 八路军的作风纪律建设 |
3.2.3 开展整军运动与八路军的正规化建设 |
3.3 积极维护国共合作 |
3.3.1 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维护 |
3.3.2 国民党计划闪击延安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再次维护 |
第4章 多样“发声”与“展示”:积极宣传八路军 |
4.1 文字宣传 |
4.1.1 党报党刊的出版、发行 |
4.1.2 标语口号的运用 |
4.2 语音宣传 |
4.2.1 讲与说: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 |
4.2.2 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与军事宣传 |
4.3 形象宣传 |
4.3.1 歌、剧的创作及其表演 |
4.3.2 图画:年画、壁画等宣传画的运用 |
4.3.3 图像:电影、照片的拍摄与传播 |
第5章 人际宣传的典范运用:“他者”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5.1 1937-1939 年外国记者和观察家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5.2 1940年陈嘉庚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5.3 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5.4 美军延安观察组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5.5 国民党将领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第6章 来自“他者”的肯定: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 |
6.1 根据地民众言说中的八路军 |
6.1.1 军事形象:能打、有办法、不怕死 |
6.1.2 政治、作风纪律形象:纪律严明、军民一家亲 |
6.2 日伪言说中的八路军 |
6.2.1 军事形象:登峰造极的游击战 |
6.2.2 政治形象:最坚决的抵抗者、政治信仰坚定 |
6.2.3 作风纪律形象:纪律极严、军民协力 |
6.3 外国记者和观察者言说中的八路军 |
6.3.1 军事形象: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 |
6.3.2 政治形象:坚定的抗战者、真诚的合作者 |
6.3.3 作风纪律形象:纪律严明、军民团结、艰苦奋斗 |
6.4 国统区舆论对八路军的真实言说 |
6.4.1 政治、军事形象:积极抗战、乐于同国民党合作 |
6.4.2 作风纪律形象:官兵一致、纪律严明、军民关系融洽 |
第7章 中共形塑八路军的历史影响 |
7.1 获得根据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 |
7.1.1 参军 |
7.1.2 支前、拥军、劳军 |
7.1.3 掩护、救护八路军 |
7.1.4 收集、传递情报,掩护物资 |
7.2 扩大影响与获得国内外社会各界支持 |
7.2.1 中外记者和观察家对中共、八路军的宣传与支持 |
7.2.2 少数国民党将领对中共和八路军的协助 |
7.3 回击质疑与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之构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序章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先行研究述评 |
一、1934 年以前沙俄与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的调查研究 |
二、日本占领及伪满洲国统治时期对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 |
三、中苏共管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关研究 |
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方法 |
一、研究的对象与问题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近代边疆危机:民族交错地带资源所有权的丧失 |
引言 |
第一节 近代边疆危机态势 |
一、列强对中国边疆大面积领土强占与资源掠夺 |
二、俄国攫取中国东北大片领土及其将东北残存领土“俄罗斯化”企图 |
三、英国强行牛庄开港及其在东北的利益 |
四、日本对东北边疆地区的觊觎与渗透 |
五、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
第二节 列强对中国民族交错地带的矿产资源调查 |
一、俄国在中东铁路沿线的资源调查 |
二、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资源的调查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被抛弃的边陲矿业: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掠夺 |
引言 |
第一节 东清铁路计划出笼及沙俄对矿权的掠夺 |
一、东清铁路计划出笼与实施 |
二、沙俄对东清铁路沿线矿权的侵夺 |
第二节 扎赉诺尔煤矿开设与运营 |
一、扎赉诺尔煤矿开设与东清铁路的初期经营 |
二、俄商包办下的扎赉诺尔煤矿 |
第三节 中东铁路燃料供应与煤矿的掠夺式开采 |
一、中东铁路的燃料需求 |
二、东清铁路公司与俄商对煤炭资源的掠夺 |
三、煤炭资源开采于呼伦贝尔地方的经济意义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苏合办:苏联的隐蔽掠夺策略与其工业化模式在中国的早期试验 |
引言 |
第一节 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炭的掠夺 |
一、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田的地质探查 |
二、中东路事件前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的掠夺 |
三、中东路事件后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抛弃 |
第二节 中苏合办对扎赉诺尔煤矿的影响 |
一、苏联工矿企业运营经验的引入 |
二、中东路事件对扎赉诺尔煤矿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统制与统治: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管控 |
引言 |
第一节 日本产业统制政策下的扎赉诺尔煤矿 |
一、日苏交接扎赉诺尔煤矿过程 |
二、满炭系统对扎赉诺尔煤矿的统制 |
三、日本殖民后期统制政策的调整 |
第二节 伪满洲国统治下的煤炭资源掠夺 |
一、日本人对扎赉诺尔煤田的地质勘测 |
二、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炭的掠夺 |
三、日本煤炭资源掠夺对“兴安北省”经济发展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苏共管:工会制度与“一长制”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作用 |
引言 |
第一节 扎赉诺尔光复与中国共产党对煤矿的军事接管 |
一、扎赉诺尔光复 |
二、中国共产党对扎赉诺尔煤矿的军事接管 |
三、秘密建党建政背景下的煤矿恢复 |
第二节 煤矿工会在中苏共管期间的作用 |
一、煤矿工会的筹建与基层动员 |
二、苏联一长制与工会在煤矿运营中的协调 |
三、煤矿公开建党与工会面向的转变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回归祖国:扎赉诺尔煤矿国有化的进程 |
引言 |
第一节 中苏关于交还中长铁路的谈判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交涉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苏谈判 |
第二节 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 |
一、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的具体过程 |
二、扎赉诺尔煤矿在回归缓冲期的基本情况 |
第三节 回归祖国初期扎赉诺尔煤矿的调整与发展 |
一、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的调整 |
二、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的发展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遥远的边陲社会:20世纪上半叶的扎赉诺尔 |
引言 |
第一节 扎赉诺尔地方早期历史与矿区的形成 |
一、扎赉诺尔地方早期历史 |
二、扎赉诺尔行政建置变迁 |
三、扎赉诺尔矿区的形成与发展 |
第二节 煤矿招工与扎赉诺尔移民社会的形成根源 |
一、扎赉诺尔煤矿招工与地方人口结构演变 |
二、扎赉诺尔地方经济结构 |
三、扎赉诺尔社会生活 |
第三节 以煤矿为核心的单位体制形成 |
一、煤矿的“单位”化进程 |
二、单位制社区 |
本章小结 |
终章 |
第一节 扎赉诺尔煤矿与扎赉诺尔地方社会发展过程中显现的社会表征 |
第二节 “国家中心性”对于“地方性”的整合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致谢 |
(8)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营建过程关键性技术问题研究(18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1.2.1 研究对象界定 |
1.2.2 时间概念界定 |
1.2.3 空间范围说明 |
1.3 文献综述及前期分析 |
1.3.1 中国近代建筑的相关研究 |
1.3.2 中国近代工业建筑的相关研究 |
1.3.3 中国近代建筑技术的相关研究 |
1.3.4 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营建技术相关研究小结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目标 |
1.4.1 研究内容 |
1.4.2 研究目标 |
1.5 研究方法与研究难点 |
1.5.1 研究方法 |
1.5.2 研究难点 |
1.6 论文研究整体框架 |
第2章 近代工业萌芽起步期工厂选址规划与厂区布局的探索 |
2.1 技术载体:萌芽起步期军事工厂的典型性 |
2.2 宏观布局:地区选择——初期规划缺位与后期调整乏力 |
2.3 中观布局:地点选择——初期运输依赖与后期全面平衡 |
2.4 微观布局:厂址选择——初期因地制宜与后期逐步合理 |
2.4.1 江南制造局——两次选址失误 |
2.4.2 金陵制造局——邻护城河建厂 |
2.4.3 福州船政局——风水择地典型 |
2.4.4 天津机器局 |
2.4.5 广东机器局——近海到近铁路 |
2.4.6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结合祭祀文化 |
2.4.7 吉林机器局——资源优于运输 |
2.4.8 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多个方案比较 |
2.5 厂区布局:总平面设计——“幼稚时代”的想象与探索 |
2.5.1 江南制造局——功能重叠引起流线混乱 |
2.5.2 金陵制造局——自由布局适应生产流程 |
2.5.3 福州船政局——分区明确兼顾礼制秩序 |
2.5.4 天津机器局 |
2.5.5 广东机器局——传统合院影响厂区布局 |
2.5.6 北洋水师大沽船坞——缺乏规划下一事一建设 |
2.5.7 吉林机器局——完全独立自主设计 |
2.5.8 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比邻建设带来资源共享 |
2.6 近代工业萌芽起步期军事工厂选址布局及建设特点 |
2.6.1 结合传统风俗观念择地因地制宜利用旧有建筑 |
2.6.2 有目的规划设计偏少与有控制的建设过程缺乏 |
2.6.3 自由生产流线与传统等级秩序制约的平面布局 |
2.6.4 功能复合下空间布局及建筑形式的本土化改良 |
2.7 国内外工业发展早期工厂规划设计及理论的发展 |
2.7.1 国外早期工厂建筑规划选址及设计 |
2.7.2 国内近代工厂选址设计理论的发展 |
2.8 本章小结 |
第3章 近代工业萌芽起步期西式木屋架技术发展与中西互鉴 |
3.1 中西木屋架技术之别及西式木屋架体系传入 |
3.1.1 中西技术差异——基于力学原理的形式差异 |
3.1.2 知识引介普及——《建筑新法》及书中所载木屋架类型 |
3.1.3 名称反应认知——西式木屋架及各构件名称演变 |
3.1.4 需求引发变革——工厂建筑西式木屋架应用概况 |
3.2 近代工业萌芽起步期工业建筑木屋架技术应用 |
3.2.1 洋务运动中的机器局兵工厂 |
3.2.2 民族工业发展下的工业建筑 |
3.3 构造技术发展与木材使用 |
3.3.1 整体性补强与抗震技术构件增加 |
3.3.2 木构架之间结合方式与位置选择 |
3.3.3 木屋架与墙体及柱子间结合方式 |
3.3.4 进口木料与国产木材的使用偏好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近代工业快速发展期制砖工业化与工业建筑用砖技术 |
4.1 建材生产方式的改变——近代制砖工业技术发展 |
4.1.1 传统制砖技术延续 |
4.1.2 制砖技术的机械化 |
4.1.3 制砖工厂规划建设 |
4.2 建材生产变革的深入——产品类型变化与质量标准推行 |
4.2.1 产品及原料的多样化 |
4.2.2 规格与质量的标准化 |
4.3 建材生产变革的影响——制砖技术传播与砖瓦产业勃兴 |
4.3.1 制砖技术传播 |
4.3.2 制砖工业分布 |
4.4 工业建筑用砖技术的改变 |
4.4.1 “青”“红”之变——观念改变与技术改变之辩 |
4.4.2 砌筑方式——规格统一带来的改变 |
4.4.3 粘合材料——对应砌体改变的变化 |
4.4.4 特殊构造——回应工业生产的处理 |
4.5 本章小结 |
第5章 近代工业快速发展期水泥引进与工业建筑混凝土应用 |
5.1 从落后到超越——中国近代水泥工业发展 |
5.1.1 大量建设保障——中国近代水泥产量提升 |
5.1.2 窑体技术变革——国际水泥生产技术提升 |
5.1.3 后发外生优势——中国近代水泥技术提升 |
5.1.4 多样企业类型——中国近代着名水泥企业 |
5.1.5 曲折前进及多样技术来源 |
5.2 营建技术提升——近代混凝土工业建筑技术应用 |
5.2.1 西方近代钢筋混凝土技术发展及其在工业建筑的应用 |
5.2.2 “过渡型”的结构——钢骨混凝土结构的引入与应用 |
5.2.3 中国近代钢筋混凝土结构工业建筑的技术应用 |
5.2.4 近代工业快速发展期钢筋混凝土工业建筑营建技术特征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近代工业发展放缓期工业建筑设计专业化 |
6.1 西方近代工业建筑设计发展与专业化 |
6.2 从“工匠”到“建筑师”——身份认同与地位转变 |
6.2.1 主业之外兼营副业——洋行发展与设计类洋行(机构)产生 |
6.2.2 华洋混合来源复杂——中国近代建筑设计师产生 |
6.2.3 工业建筑审批制度——《建筑工厂审核法》颁布 |
6.3 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设计机构与设计师 |
6.3.1 经验建设与跨界参与——非建筑专业人员的设计 |
6.3.2 以施工带入建筑设计——营造厂(施工方)的设计 |
6.3.3 执业特点与专业设计——专业建筑设计师设计 |
6.4 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设计发展与专业化过程特征 |
6.4.1 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设计特点 |
6.4.2 近代工业发展放缓期建筑设计专业化加速 |
6.5 本章小结 |
第7章 结论 |
7.1 研究主要成果及结论 |
7.1.1 中国近代城市工业发展分期方案 |
7.1.2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中工业建筑营建过程关键性技术问题探讨 |
7.1.3 技术的适应性及技术选择 |
7.1.4 营建技术观念及文化抗争 |
7.1.5 技术真实性及其重要意义 |
7.2 研究创新 |
7.2.1 系统梳理中国近代工业建筑建造技术史 |
7.2.2 分类研究建筑材料及其生产流程和技术应用 |
7.2.3 尝试对技术实现保障的制度和建筑师的研究 |
7.3 未竟之处 |
7.3.1 和海外的技术关联性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 |
7.3.2 和遗产物证的相关性需要进一步延伸拓展 |
7.3.3 研究营建技术发展尚未深入结构力学分析 |
参考文献 |
附录A:随文附表 |
附录B:随文附图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致谢 |
(9)张钫文教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价值 |
(一)理论价值 |
(二)实践价值 |
二、学术史梳理 |
(一)近代河南教育研究现状 |
(二)张钫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张钫文教活动的背景及动因 |
第一节 近代河南时代背景 |
一、近代河南的社会背景 |
二、近代河南的文化背景 |
第二节 张钫文教活动的动因 |
一、家庭教养与学习经历 |
二、家国情怀推动 |
三、好友影响 |
第二章 张钫文教活动的条件 |
第一节 自身条件 |
一、身居高位有实力 |
二、创办实业有财力 |
第二节 社会条件 |
一、教育救国 |
二、各界支持 |
第三章 张钫文教活动的内容 |
第一节 学校教育 |
一、创办各级学校 |
二、资助各级学校 |
三、张钫的教育办学理念 |
小结 |
第二节 社会文化活动 |
一、支持社会教育 |
二、保护民族文化 |
三、援助文化传人 |
四、张钫的文化活动理念 |
小结 |
第三节 扶助青年人才 |
一、帮助青年人才 |
二、张钫的人才理念 |
第四章 张钫文教活动的评价 |
第一节 张钫文教活动的成效 |
一、开启民智 |
二、培养人才 |
第二节 张钫文教活动的不足 |
一、缺乏健全体制 |
二、个人影响过大 |
结语 |
附录 :张钫年谱 |
参考文献 |
致谢 |
(10)近代鄂东南煤矿企业开发研究(1901-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依据与学术价值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四、创新点 |
五、鄂东南地区概念的界定 |
第一章 鄂东南自然资源基础与早期煤炭开采 |
第一节 自然环境 |
第二节 地质与煤炭资源分布 |
第三节 早期煤炭开采状况 |
第二章 近代鄂东南煤矿企业开发下主体与技术考察 |
第一节 煤商群体身份 |
一、地方资本商人 |
二、政府技术官员 |
三、洋商、买办 |
第二节 煤矿工人来源与待遇 |
一、矿工来源 |
二、工资与福利 |
第三节 煤矿开发规模与技术 |
一、土法与西法并存 |
二、以中小型煤矿为主 |
第三章 近代鄂东南煤矿企业开发的影响因素 |
第一节 矿业法规与政策 |
一、清末法规 |
二、民国矿业法规 |
第二节 政府审核:煤矿企业组建的核心要素 |
一、企业资本 |
二、缴纳税费 |
第三节 小煤矿发展的困境 |
一、小煤矿与矿法相抵触 |
二、矿区权益纠纷 |
三、审批手续繁琐 |
四、华商、洋商资本渗透 |
第四章 个案研究:丁瑞霖与鄂东南煤矿开发 |
第一节 创建寅山煤矿 |
第二节 资本不济下的矿权转移 |
第三节 其他矿业活动与个人评价 |
一、象鼻山官矿 |
二、大冶县北乡凤凰堡等煤矿及工作内容 |
三、个人评价 |
结语 |
一、近代煤矿业中对立统一的政商关系 |
二、矿业促进社会近代化 |
致谢 |
参考文献 |
四、日本煤矿安全考察之所见(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治时期日本人中国游记中的中国认识研究[D]. 李铃.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3]基于考古学阐释的黑龙江流域古代人居遗址营造特点研究[D]. 刘文卿.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02)
- [4]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研究[D]. 孙超然. 吉林大学, 2020(02)
- [5]新中国初期中共节日纪念活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研究(1949-1952)[D]. 国梦云. 西南大学, 2020(01)
- [6]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D]. 柏晓斐. 湘潭大学, 2020(12)
- [7]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D]. 宋铁勇. 长春师范大学, 2020(08)
- [8]中国近代工业建筑营建过程关键性技术问题研究(1840-1949)[D]. 赖世贤. 天津大学, 2020
- [9]张钫文教活动研究[D]. 冯叶. 信阳师范学院, 2020(07)
- [10]近代鄂东南煤矿企业开发研究(1901-1945)[D]. 姜海明. 南昌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