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人学。人类学是人的科学。
从理论上看，“转向”是一个比较宏观的概念。对于一门学科而言，“转向”意味着视角、方法、表述等一系列重大改变，进而产生颠覆原有学科理论基础和核心观念的能量，极大地促进了人们认识的进步或跨越。20世纪以来，语言学转向、诠释学转向、人类学转向层出不穷，显示出后现代学术视野的开阔、动荡和在剧变中突破原有学科限制的努力和决心。正是因为“转向”并非某一单独学科的喜好和偏向，而是辐射到所有人文社科领域，面对转向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学科特性，即先锋性的跨学科尝试，或是保守性的当作某一方法论偶一为之。很显然，在20世纪80年代的跨学科研究浪潮中，从中国比较文学阵营中孕育出的文学人类学一派，是具有十足先锋性的，又在近四十年的发展中坚持理论原创性，体现出了持久的耐力和活力。如能在1989年提出“重开丝绸之路”的理论号召；在1991年发起中国古典的文化阐释工程（即湖北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丛书”）；在1999年倡导“文学治疗”理论；在2000年提出“原始复归”的理论命题；在2004年银川的人类学高级论坛上发表“生态宣言”；在2005年首倡“文学创意与符号经济”等，全都走在时代的前列，发挥着总体性的思想和理论引领作用。
文学与人类学，这两大学科的汇集，早在2003年《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中就已经提到。那时重在凸显文学（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向人类学转向的必要性。在全球化视野下，该书提示文学研究者不可回避具有全球性质的文化人类学知识，应该积极引用到渐趋僵化的文学研究中来。应该看到，21世纪初这种借鉴是非常迫切的，是一种西学东渐效应。在2010年出版的《文学人类学教程》中，作者再次严肃梳理了人类学转向的学术背景，但已经鲜明地提出了四重证据法等本土理论和比较有说服力的个案研究。可以说，能否掌握自己的话语权，建立起适应中国本土的理论解释中国问题，是检验西学是否学习到位，本土文化自觉是否充分的标志。又是近十年时光，2019年出版的《文学人类学新论——学科交叉的两大转向》，进一步完善了文学人类学新学科自足的理论根基。不仅人文社会学科学本身需要人类学转向，人类学本身也有着文学转向的历史契机。更为可喜的是，在两大转向的交叉和互动作用之下，在我们的跨学科或超学科的新学术语境中，催生出一系列的本土理论命题：大小传统、文化文本、N级编码、神话历史、神话中国、玉石神话信仰、资源依赖、多元如何一体，等等。西学养料和国学传统精髓，在本地现实土壤共同栽培下形成的文学人类学，已然亭亭如盖，筑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的风景线。而不论是人类学还是人文学，也不论彼此的转向有多么默契，转向之外都有一个共同指向：立足人学的发问，不忘初心的探究。2018年，我国举办了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而2019这一年也可以看作是——百年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理论自觉进程的重要里程碑。
贷款技术再造的目标在于降低业务成本和贷款风险,追求普惠金融财务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借鉴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与印尼BRI银行的小额信贷贷款技术再造的经验,指出普惠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创新风险评估技术、建立风险分散化的贷款发放机制、贷款业务流程再造、建立客户主动还款的激励与惩罚机制等手段实施普惠金融贷款技术再造。并提出普惠金融机构应通过敦促农村金融机构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加强专业的微贷技术培训、对信贷员实行正负双向激励等一系列措施来保证贷款技术再造的实现,促进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笔者认为《文学人类学新论》有如下两大看点：
第一是“文学转向”。如果说人类学从科学范式转向人文范式，要求我们打开知识面，在异文化的碰撞中增进对自己的认知；那么文学转向，则要求我们从自己出发，以最具个性化的自我为起点，通过写作、描摹、记录等方式，去审视世界。书中提到的动情与非动情、我与非我、冰点与沸点交织的状态，其实也是每一个人文学研究者最理想的感知和思维发散状态。很多哲学家、人类学家的文学出身，为这种理想化研究提供了相当的敏感力储备。而这在人文研究中是相当可贵，不宜妄自菲薄的。书中探讨的戏剧化地看待巴厘岛斗鸡、写文化的合理性、真实与虚构的模糊、图像的阐释力、诗性逻辑的再发现、科学和文学关系的再思考等，每一个议题都在对这种理想化的研究进行发问和探索，而每一个议题也本应该带着人所有的诗性和温度去重温。
所长吓了一跳。这时才闻到了牛爹身上的汽油味。嘿嘿嘿牛爹，至于吗至于吗？！至于自焚嘛。有事好商量。什么事都好商量。
第二是学术创新与本土理论自觉。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从神话角度来讲，创世产生的新世界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通过仪式和节日，一次次地完成世界更新。从国际比较宗教学的权威学者伊利亚德，到本土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引领者萧兵，对此种“更新”意识都是心领神会、乐此不疲的。就对个人来讲，突破旧有的自我，走进新的环境，涉足新领域，开始一段新的旅程，都是自我完善的重要方式，并带有人格和精神的自我治疗自我超越意义。但并不是新，就可以成为创新，如果不能主动地迎接新事物，开放性地拥抱新事物，那么“新”反而成为一种不能消化的精神刺激和精力浪费。在学术层面或认知角度上，倡导本土理论自觉，无疑是对追新求异偏颇的纠正：一方面，创新离不开对新事物的关注；另一方面，创新离不开对自我意识的觉醒。就个人而言，为自己代言；就学术而言，用理论说话。只有这样，个人才能立于群体，民族才能立于世界之林，中国的智力成果才能成为真正可供交流、推进、改良，乃至实现真正创新的当代学术成果。这也是我们阅读此书的基本态度：在学科交叉中不断创新的文学人类学，其理论能否自足，能否解释本土，能否与国际交流对话？十年内的理论成果，有哪些还值得深挖和阐释？从最初的文化人类学引入“玉文化先统一中国论”，这是何等艰难的学术跨越？从最初三重证据应用神话素材解释华夏经典，到如今归纳“神话中国”的原编码，思索“何为中国”的所以然层面。
一个敢于创新的学科，也是自觉面对学术转向大潮，积极思考并实践的学科。世界在不断改变，新材料层出不穷，转向也永无止境。面对考古学转向和生物研究转向，古老而步履蹒跚的人文学，是否能如一个新生婴儿一样积极吸收新鲜养分，将人的学问代代传承，并永葆年轻和活力呢？
作 者：孙梦迪，上海交通大学神话学研究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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