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朱熹与严复在思想起源、发展路径及求道历程方面均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朱熹由早年出入佛老思想，后转至回归儒学；严复由早年赴英国留学，后将目光再次回到儒学本身。也就是说，面对时局的危难朱熹与严复虽然探索不同的救世路径，但最终都得以回到儒门之中。这既说明了朱熹与严复对儒学思想的肯定，也从侧面证明了儒学思想在中华大地上的强大影响力。朱熹通过广泛建立（或修复）书院来传播儒家经典；严复一生不停地周转于各大学之间，开展讲演进而传播儒家思想。两个不同时期的人在经历种种世事磨难后，最终找到了共同的目标并持守一生，形成两位思想巨匠的殊途同归。这再次彰显了儒家理论本身的强大魅力。因此将二者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比较，既有助于当代学者更为清晰了解儒学的实质与内涵，也有助于学者明晰儒学理论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中的作用和地位。
[关键词]朱熹；严复；儒学；救世
朱熹与严复同属闽籍。朱熹出生于南剑州尤溪县（今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而严复生于福州南台巷霞洲（今福州市鼓楼区郎官巷西段北侧20 号），两地在地理上距离不足两百里，可以说两人是同乡。朱熹是南宋时期生人，严复是清末生人，二人在时间上间隔724年。由于朱熹理学一直为官方所提倡，而且在福建地区广为流传，可以推测出前者的思想对后者应该有一定的影响，清华大学王宪明指出，严复的立身、操守是一秉宋儒理学精神而来：
严复所译《群学肄言》……把中国儒家思想中讲求“群”理的荀子思想和经过朱熹阐释的《大学》《中庸》所代表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有机地融入其中……严复的这一举动，不仅为近代中国社会科学学科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而且更为促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思想传统向近代转化，做了成功的尝试……从这种意义上说，严复此种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的努力，堪称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继孔子、朱子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为中华文化在近代的复兴奠定了初步的基础。[1]
换个角度说，严复早年的私塾教育和晚年的参加科举考试的现实，势必导致二人形成错综复杂关系。通过对二人生平事迹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二人同地不同时；二是，他们都是新思想的开端（朱熹刊四经四子书[2]309，严复著《天演论》）；三是，二人有着共同的历史任务，即救亡图存；四是，二人对后世的影响力均较大。基于此，本文意在从历史使命、救世情怀、历史综合三个角度阐述二者的关系。
水泥浆体的材料采用I型硅酸盐水泥，为纯水泥熟料掺加5%的石膏其化学组成见表4，矿渣的化学成分见表5，矿渣采用外掺量，分别为水泥质量的10%、20%、30%、40%、50%和60%。
一、共同的历史使命
朱熹与严复的生卒时间虽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段”，却生活在相似的“历史时期”。朱熹的一生，是南宋王朝风雨飘摇的71年。严复的一生，是大清王朝走向灭亡及北洋政府风云变幻的67年。二人同运不同时，虽时代相隔百年，其历史任务不变。
两位相隔近千年的思想家似乎有着共同的人生命运。朱熹的人生契机源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熹14岁）求教于五夫里三君子，及绍兴十八年（1148 年，朱熹18 岁）进士及第。严复的人生契机出于同治六年（1866 年，严复14 岁）入福州船政学堂，及光绪二年（1876 年，严复23岁）成为国家正式派出的第二批留学生。二人在求学与入世的道路上十分相像，均出现了父亡无奈的求学之路。除此之外，二人更为一致的是，朱熹进士及第后并未马上做官，而是四年后，才在绍兴廿一年（1151 年，朱熹22 岁）出任同安县主簿；严复在英国求学三年，于光绪五年（1879年，严复25 岁）出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调任天津，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
（一）悲情南宋的危机四伏
南宋王朝自诞生之际便充满了危机。建炎三年（1129 年，朱熹生前1 年），金军自山东起军入侵南宋，破徐州（今江苏铜山），二月逼近天长军（今安徽天长），猝至瓜洲，渡扬州，危及新建的南宋政权。可以说，早期的宋金军事对比悬殊，“宋军遂溃”之类的描述并非只是南宋诸军的“不力战”，而是“实不能也”。以下举二例以示之：
图3和图4分别为场景1和场景2优化前后的各节点电压分布曲线对比。由表1,图3和图4可知,对于接入海上风电场的系统,采用多风电场无功优化后,区域电网的网络损耗明显小于未优化时的网络损耗,且电压质量改善效果显著。
兀术既克建康，自广德军（安徽广德）入独松关（浙江吉安南），进克临安，遣轻骑追高宗，至越州，高宗已幸明州。金兵自越州趋明州，高宗已幸海上，留浙东制置使张浚于明州御敌。金人攻明州，浚与战，却之，史谓明州之战，建炎四年正月，金人克明州，高宗已于前一日自海道避去。金兵追至昌国县（浙江定海），度不能及，乃还。[3]318
2.2.3 量表的区分效度 研究发现，夜尿症患者的生活质量与起夜次数密切相关，即平均每晚排尿次数越多，患者的生活质量越差[10-11]。根据患者平均每晚起夜次数将其分为两组(2次和≥3次)，经检验两组基线资料均衡可比，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对两组N-QOL各维度及总量表得分进行比较，结果见表3。
2018年11月16日消息，美团联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罗戈研究院，正式在北京共同发布了《2018年中国即时配送行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以2009年饿了么上线为起点，中国即时配送行业近年来进入快速增长期。2014、2015年，共有9家即时配送平台上线，2017年，即时配送年收入突破800亿元，2018年中国即时配送行业订单量将超过120亿件，活跃用户将超过3.6亿人。据统计，即时配送订单中超过80%的依然是外卖品类。包括无人配送、依靠大数据和AI的智能调度系统将是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又，
中山八号飓风投资控股集团，成立2年，主平台飓风网销售额便迅速超过了10亿元；成立3年，陆续推出多个综合实体店；成立4年，已初步实现以绿色智能制造和科技研发为核心，带动线上线下渠道、大运营控制中心、印刷标准化服务中心，以及物流、金融、学院、检测、产业等诸多平台和板块共同发展的雏形。在我们看来，飓风集团的步伐有点快，确如其名一样有来势汹汹之态，但在集团董事长罗伟文、副总裁阮玉雅的眼中，一切似乎都是顺理成章的前行。
可见宋金军队战斗力对比之悬殊。金军入侵南宋并非只是一城一池的骚扰，而是直指南宋灭亡的终极目的。所以，金军攻击南宋的领域较广。即使是朱熹的出生地福建，虽有武夷山脉的阻隔，也难以幸免。金兵虽非正面对其征讨，但兵乱之祸，实难避之。如：
金兵另道入江西者亦连败宋兵，所至辄克。遂屠洪州（江南南昌），转掠袁州（江西宜昌）、瑞州（江西高安），所过焚掠，城镇为墟。转兵入湖南，破潭州（湖南长沙），屠其城。[3]318
反思中国既有思想，与留学英国的西学刺激，使其无法再接受单纯中国思想的救世途径。在这种思维的作用下，严复果断放弃中国传统思想，企图以西方之学来转变中国原有的思维，进而改变大清王朝衰亡的命运。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的患者依从性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病程较长者、文化程度较低者以及用药种类大于两种者依从性不佳的比例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由此可见，南宋王朝的危亡之现实，自朱熹出生时已成定势。可以说，朱熹的幼年就是成长于这种战火连绵、国破家亡的危机环境中。其父朱松为主战人士，因为不满秦桧的求和之举，被贬至福建南剑州（今福建尤溪县），这必定在朱熹儿时的蒙学教育中融入了大量救国图强的理念。这种救世的教育不会被其父朱松所忽略。自朱熹出生（1130 年）至“绍兴和议”①绍兴十一年（1141年，朱熹时12岁）与金国签订“绍兴和议”。的签订这12年间，身为家中独子②朱熹并非是其父朱松唯一的儿子，在他之前有两个兄长，但过早夭折，故此处称其为独子。的朱熹必定会成为其父朱松心中救国于危难的希望人选。从朱松的临终托孤于五夫里③今福建省南平地区武夷山市五夫里镇。的“三君子”④刘子翚、刘勉之、胡宪。这件事中可以看出，由于三人均为主战派相关的后人与家人，我们不难推出朱熹所受之学，存有大量的救亡图存思想。朱熹的一生处于金国时刻准备南下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因南宋一朝军力的薄弱，及王朝的偏安一隅，使朱熹的理学思想不可能只是当世学者所关注的内圣的“修己之学”，而是救亡图存的“外王之学”。虽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朱熹时12岁）与金国签订“绍兴和议”，使南宋以割地、进贡的方式换得了短暂的和平发展时期，但宋高宗执政的软弱性及他的施政方针的摇摆不定，注定了朱熹等南宋理学家必须面对悲情的救国图强的历史使命。
除此之外，南宋一朝的匪患异常频繁。以福建一地为例，仅宋高宗一朝，“福建的乱事多达四十四次，若包括与其相邻的虔州、汀州则达六十三次，接近总数三百三十六次中的五分之一①王世宗：《南宋高宗朝变乱之研究》，台大文史丛刊之82，1987年6月，第17-60页。。”匪患的猖獗，危及地方治安，实为南宋初年一大痼疾。外有强敌，内有忧患②南宋一朝，盗匪横行，仅高宗一朝之盗匪，就有如下之多，祥见之：贼李孝忠寇襄阳；军贼丁进围寿春府；秀州卒徐明等作乱；建州民范汝为作乱；杜湛渡江讨群贼；水贼张荣入通州；遣御史胡世将督捕福建盗贼；江东群盗，赦其胁从者；江西军贼赵进寇瑞昌县；顺昌县贼余胜等作乱；知建昌军朱芾击石陂贼余照，禽斩之；颜孝恭招降石陂余贼李宝等；湖贼杨钦、全琮、刘诜相继率众诣岳飞降；湖贼黄诚斩杨太首；湖南贼黄旺犯桂阳监；宣州泾县妖贼俞一作乱；遣后军统制张渊讨捕福建盗贼；福建诸州贼平；信州妖贼黄曾等作乱。，这恐怕是对南宋初年比较恰当的评价。且不论朱熹早期的佛老思想是否影响其早年③这里指延平答问之前，朱子思想的佛老思想还占主要地位，约为朱子28岁之前。救世的思想。但不管是寄心于佛老，还是求治于现世，内忧与外患的困扰，时刻发生于其身边，毕竟不能让其无视而必感怀于心。后世学者对朱子的解读，出于突出其心性论的考量，往往只关注其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而常常忽视造成该心路历程的外界条件。于是，对朱熹理学思想的转变，只将关注点集中于转变中某些“质的转变”，如三次的延平之会、三君子的早期儒学影响或朱松的蒙学教育，而将社会大背景放置一边不谈，这实属不该。
（二）中日甲午战后的危亡求存
历史的事实虽然无法重复，但相似的情节却常在历史舞台上重现。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破灭了大清王朝夜郎自大的美梦；太平天国运动的蒙昧图强，开启了晚清一朝救亡的时代悲歌。严复出生的1854 年，正是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十四年，太平天国运动开始的第四年，内忧外患的情况再次出现在中华大地之上。
对太平天国的平叛，虽然使大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但更大的危机却随王朝的沉睡而逐步酝酿。鉴于西方列强的武力入侵，“师夷长技以制夷”[4]67的呼声成为上至朝官、下至百姓的共同呼声。洋务运动的兴起，代表着清廷有识一派的务实救世理念。这被认为是被太平天国运动深深撼动后的清王朝最明智的选择。于是，在这种思路下，中华大地出现了有别于科举之路的西方求学的“西学之路”。虽说这在百万学子中只是沧海一粟，但毕竟在大清王朝开启了历史先河。
严复13 岁时（1866 年）④古人的年纪按阴历记岁。严复出生于1854年1月8日，为咸丰三年十二月初十，此出生即为1岁。这也就是说，20天后，即咸丰四年正月初一，严复就该2 岁，所以，虽然1866 和1854 相差十二年，但严复的年龄应记为13 岁，也就是说，严复之父严正先逝世的时候，严复的实际年龄才12岁。，其父为他人医病，不幸身染重疾，撒手人寰。年少的严复和朱熹一样，也经历了少年丧父的人生悲剧。不同于朱熹的是，他的父亲并未将其临终托孤，致使严复母亲不得不回到阳崎的“大夫第”，悲苦求生。于是严复的家中便出现“门户支已离，往往遭无赖。五更寡妇哭，闻者隳心肺”[5]388－389的悲苦景象。其生活的辛酸，一直为严复晚年所忆。
朱熹的理学思想与严复的西学思想，对于二人所处的时代而言，均可以称为“新思想”。朱熹之所以重述“四书学”，其目的不在于复归古礼，而是要构建一套适合于南宋王朝经世致用的理论体系。从建构的角度来看，理学思想的“新”是可以确定的。朱子理学与孔孟儒学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如何面对救世问题，而在于救世的“内圣”与“外王”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朱子理学中的“庄子”式诠释和“佛学”式诠释均指向救世所触及的心性问题，而这个心性问题相比于孔孟而言，其范围更宽。彼岸世界的涉猎，即人生世界之外的死后世界，是为孔孟所不耻于口的“怪力乱神”之举，但其却是解决南宋佛老问题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当然，亲友的死亡，不足以震撼出身海军身份的严复。但十年前（1885年）出访日本时的民众评价，与甲午海战中的既定结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是严复无法接受的事实。王中江指出：
中国甲午之役的教训，使严复深深感到，洋务并不能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对他来说，中国贫弱的根源在于“学术之非”和整个国民素质的低下。[6]44－45
（韩）世忠进兵，与傅军战于临平（浙江杭县东四十里），大破之，傅、正彦大惧，自临安引兵南走……世忠追及傅、正彦地建州浦城县之渔梁驿（福建浦城县西北五十里），傅兵大败，正彦被俘，傅遁走，投建阳县（福建建阳）之村舍，为村人所擒，送于世忠，世忠并正彦槛送行在斩之。[3]317
事实上，中日甲午海战确实给大清王朝带来了致命的打击，甚至被后世称为“被打断了脊梁”也不为过。过多的赔款和被掠走的军舰，将大清王朝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打回到洋务运动之前的水平。制海权的丧失使大清王朝再无能力，在以海洋为发展中心的资本主义扩张之中寻有一席之地。
制海权的丧失是甲午战败极为关键的一环。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谁在东亚地区掌握了海洋的主导权，谁就能在东亚地缘政治的博弈中占据优势。[8]
这场海战，不仅打断了大清王朝苟延残喘的残命，而且也是此后中日淞沪会战①淞沪战争失败，制海权的丧失是淞沪会战惨败的主要原因之一。“1932年春，日本发动淞沪战争，先后出动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50多艘军舰、数十架飞机、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入侵淞沪地区及长江流域，最后迫使中国接受了不平等的停战协定……抗日战争一开始，中国海军就不得不将整个中国沿海的制海权让予日本海军，退而实施内河防御。其结果，日军不仅得以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海上封锁，而且完全掌握了选择作战时间、地点的主动权，使中国海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参见苏小东：《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的战略战术》，《抗日战争研究》，1996 年第1 期，92-103 页。）“长江上游抵沪之日舰，计9艘，连原有在沪之日舰3艘，合计12艘，各舰可随时登陆之水兵共约3000人。8月10日至12日之间，日本海军加紧增调兵舰和陆战部队来沪，兵舰达30余艘，陆上部队达五六千人。日军的部署，置重点于东江湾路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其周围地区和杨树浦东端浦江沿岸的公大纱厂及其周围的军事据点。”（参见余子道：《淞沪会战若干问题的再探讨》，《军事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138-139页。）惨败的主要原因。
虽然严复没有见到中日淞沪会战中中方的惨败，但北洋政府的“救世无力”也是他持续翻译西学的主要心理动机。可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严复对西方的推崇是不遗余力的。虽在仕途上不得其志，但在“西学方面的优越性和权威性”[6]50使他对后来梁启超等人均具有很大的影响。梁启超曾说：“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6]51严复的大力传播启蒙思想和变法观念，催生了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运动。从这个角度说，严复为维新变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根据，其被称为中华大地介绍西学科学启蒙的第一人，是适当的。
二、不同的救世情怀
（一）复兴儒学以求新路
严复为世人所关注，是源于他在中日甲午海战后，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五篇救世文章[6]45。甲午海战的失败，对严复有着别于常人的特殊影响。战争中死伤之人，多为其亲友，参与黄海海战的北洋水师高级将领，如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林永升、黄建勋、叶祖圭、方伯谦、邱宝仁、李和等，几乎都是严复就读福州或英国时期的同学。[7]
可以说，朱熹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在战争和内乱的环境下，人心如何能“安”的问题，以及解决统治阶级的士大夫如何“安心救世”的问题。让处于战乱惊慌中的百姓安心于社会经济的现实生产之中，是朱熹理学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朱熹的解决方案是：“内圣”求心安，以抗拒佛老的“避世”侵扰；“外王”谋生计，这就是“设社仓”和“乡约”的设立。在这一理学思想的影响下，虽然存在儒学向内圣一面偏斜，“经世致用”的观念开始淡化，“不过从主观方面看，儒家的外王理想最后必须要落到‘用’上才有意义，因此几乎所有的儒者都有用世的愿望。”[9]138因此，在这种视角的发展中，明清儒者以实学角度来诠释朱子理学，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形式主义的根源，是名利思想和懒惰作风作怪。自私主义滋生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滋生形式主义。无论是不符合实际的政绩工程，还是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都是私心和私欲在膨胀。只顾个人前途，只为上级高兴，只图自己舒服，不顾长远利益，不讲实际效果，不管群众疾苦。
以经世致用的视角来看，通过复兴古礼来达到救世的目的，可谓是南宋一朝最明智的选择。感性的希望面对理性的现实（如前述），“图存”是整个王朝必须要坚持的时代主题。但短期的“图存”和长期的“求稳”之间的矛盾必然是南宋理学家们面对的一道难题。钱穆先生认为，宋儒“热心讲学的目的，固在开发民智，陶育人才。而其最终目的，则仍在改进政治，创造理想的世界”[10]807。安心保命的内在需求，和脱苦正心的外在希望，交织成南宋一朝“歌舞升平式的悲凉命运”，这势必导致在世界文明还未与中国交融之前，传统儒学将以崭新的面孔得以复苏，这便是以朱熹为首的南宋理学家的时代任务。
（二）抛弃儒学以求新径
严复以西学救世的新思想在晚清时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由于传播的误偏和统治阶层的偏好，宋明儒学发展到晚清，已成为“以理杀人”的道德工具。相比于明朝晚期的儒者，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晚清贵族，对宋明儒学的理解只停留在“平时袖手谈心性”的道貌岸然的姿态，却没有“临危一死报君王”的现实追求。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走向更为极端。这直接导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家凝聚力的消失，使这场海战以有别于南宋一朝的方式结束。这场战争中逃跑的将领亦非少数①米斌斌指出：“在国难当头之际，清政府军队中也有诸多贪生怕死之辈，海军有济远舰舰长方伯谦、左一鱼雷艇艇长王平；陆军有平壤前敌总指挥叶志超、旅顺前敌总指挥龚照玙。身为高级将领，不思杀敌报国、取义成仁，相反一触即溃、仓皇逃命。”（参见米斌斌等：《严复对甲午战争的认识研究》，《军事交通学院学报》，2015年第12期，70页。）。面对这个现象，严复感叹道:“悲叹悲叹，然卫汝贵，叶志超辈事，百倍益堂，乃荷宽免。”[11]16这些都不得不让严复反思“存之古礼”是否依然还有存在的价值。留学英国时其感受到的政治氛围和国民风气，使严复茅塞顿开。重新审视现存古礼而求新变，成为他的时代课题。于是，他向人们展现了一个观念的新世界，如“群学”“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治标”“治本”“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等等。同时，他对中国传统中的一些观念和制度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特别是他所说的后儒之学（汉学和宋学）和他曾为之奋斗过的科举八股文考试。[6]45
在这里指出，“无实”“无用”是当时后儒们的主要短板。严复以儒家作为自己批判的对象，意在建立一套以西方科学为根基的救世新秩序。在这个问题上，虽然朱子理学是他所反对的对象，可就他的做法而言，却让他成为了另一个“朱熹”。可以说，“不同的历史时代，呼唤着不同的历史人物，而不同的历史人物最终又各自塑造着千姿百态的历史。历史时代与历史人物的这种互动性，构成了历史演进的基本结构。”[6]1不同的是，在解决现世问题的提案上，朱熹主张以古鉴今，而严复主张以西改今。从构建救世新理论的角度看，二者是殊途同归，虽然理论表面看起来是截然相反的。
一一九四年，光宗内禅，宁宗赵扩即位。为了“取天下之人望以收人心”（《攻媿集》卷二十六），赵扩采纳宰相赵妆愚的推荐，任命朱子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但是，赵扩并不是一个真心要从理学中汲取治国之道的君主。他招致朱子的目的，只仅仅为了粉饰太平、妆点门面。所以，当朱子一旦以王者师的姿态向他宣讲“帝王之术”，要求他“正心诚意”“动心忍性”，要求他读书穷理时，这位新君立即产生了一种出自本能的反感。他觉得朱子是个好管闲事而又夸夸其谈的书生。于是一道诏书将这位被大臣们推为“天下第一人”的大儒撵出了皇宫。这时，屈指朱子入宫侍讲仅四十天。[12]前言4－5
三、殊途同归的历史巧合
（一）相似的人生履历
钱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从商品交换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与丝绸、陶瓷、茶叶、药材等商品相比，具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钱币所起的作用自然就与丝绸、茶叶、陶瓷等有所不同。
除了求学经历相近，二人的从仕履历也出奇相似：一是二人都空有一腔报国志，却不被统治阶层所采纳。朱熹在人生中仅有的一次劝谏即可为证：
水利普查需要多个部门通力协作、积极配合才能完成。闻喜县水利普查工作在闻喜县人民政府统一组织下，成立了水利普查领导机构，由水利部门牵头，统计、国土、工业、农业、建筑业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由于普查涉及部门多，在组织和协调上工作量大，难度也大。
然后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当中对社会信任水平测评的问题对参与者的近邻信任水平进行测量。问题为“在不直接涉及金钱利益的一般社会交往/接触中，您觉得您的近邻当中可以信任的人多不多呢”，答案为“绝大多数不可信”“多数不可信”“可信者与不可信者各半”“多数可信”“绝大多数可信”，分别赋值为1～5 。另外，也同时考察了参与者对陌生人、亲戚、朋友的信任水平。
严复的境遇相比也不太好，他“在学堂内的职务升迁，并不顺利”。严复在与四弟的信中说：
脓毒症是一种失控性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是感染因素引起的,其症极易发展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和感染性休克[1]。研究[2]显示,血乳酸越高,病情越重,预后越差。对血乳酸浓度和血乳酸清除率的变化进行动态监测,可以评估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治疗效果。连续血液净化治疗,能改善脓毒症患者的内环境,降低死亡率[3]。本研究探讨了重症脓毒症患者采用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对其血乳酸水平及6h乳酸清除率的影响。
眼前世界如此，外间几无一事可做，官场风气日下，鬼域如林，苟能拂衣归里、息影敝庐，真清福也。兄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人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又何怪仕官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6]37
二是二者均为“闲官”。朱熹所任官职①朱熹一生所任官职如下：同安县主簿、监差南岳庙、任武学博士、除枢密院编修（待次）、主管台州崇道观、差管武夷山冲佑观、秘书省秘书郎、知南康军、主管华州云台观、主管南京鸿庆宫、除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待次）、主管西太乙宫，兼崇政殿说书、知漳州、守朝奉大夫致仕（参见陈荣捷：《朱熹》，台北：东大，2003年，305-310页。）多存在“只领俸禄，却无事可做”的局面，于是他屡次辞官，也在情理之中；而严复虽为大学校长，而由于“内无人马，外无交游，缺乏钱钞应酬”而处处掣肘；后任各大学校长之职，或为时间较短，如复旦公学；或为列名之举，如京师大学堂。实无其发挥才能之真正场地。王中江认为：
人并不是抽象固定之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历程。他来到世间，亦非命中注定，而是被偶然抛出的。这看上去可能使人难堪，但是，如果他能接受这一事实，他仍能从虚无中创造出存在的价值。构成人一生的，是他的行动、活动和精神。[6]19
这虽是他形容严复时所用的语言，却同样适用于朱熹。二者仕途的不得志，导致其反思时世存在的现实问题，最终被后世所熟知。历史背景与理论形成之间，势必存有一定的联系。可以说，二人早年均无著书之志，却终成著书之行，实为时代所驱也。
（二）相同的儒学转向
佛学与西学均属于外域之学，在佛学东传和西学东渐两个思想的作用下，中国原有的救世思想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但在异国文化与本国文化的交融中，被误解、被曲解的现象时常发生。而这种现象最终转化为有害于本国救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曲解佛学理论而使佛教世俗化，造成南宋一朝大量寺庙与民争地，导致国家赋税无法收至国库，危及国家统治，这种现象在南宋一朝比比皆是；由于曲解科学理念而妄谈变法维新，导致盲目西化或盲目去西化，造成大量历史悲剧，这种现象从清末一直持续到抗战的爆发。如何面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两位思想家均采取兼容并包的方式。朱熹并不像韩愈一样主张毁佛灭佛，而是对其思想加以利用，悉心改造，也建构出适合南宋一朝的心性哲学；严复在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西方科学的幻想开始破灭，主张以一种平稳的方式促使国运的转变。他“有意识地要求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观念，提倡尊孔读经”[6]54，开始了由西方科学思想向中国传统儒学的回归。
1.朱熹的佛学向儒学的转化
朱熹“理”学的转变，普遍的看法是其于绍兴三年（1153）赴泉州同安县（今属于厦门）任上，初遇李延平（1093—1163，名侗）时，治学思想开始转变。实际上，朱熹在未遇到李延平之前，其父朱松就已向其传达儒家的思想信条。与李延平的四次会面，确实对朱熹由佛入儒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除此之外，五夫里的三君子（刘子翚、刘勉之、胡宪）对朱熹由佛转儒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三君子虽然不同程度地对佛老思想有兴趣，但三君子用以教导朱子者，和他们对朱子的主要影响仍然是在儒学方面”[13]11。而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三君子只教授他学佛之道。
南宋有着不同于北宋的社会背景，社会的内部矛盾相对于北宋更加激化，主要表现为以金辽蒙为主的“外患”，和皇帝、士大夫的贪污腐败的“内忧”。相比于外患“内忧”的解决更适宜被以朱熹为代表的士大夫所选择。兴国之道必须根于统一的救世思想，而统一的救世思想的选定与甄别，则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理学家毕生的追求。辟佛兴儒、承道二程，是南宋理学家在其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寻求的最为恰当的救世方式。
从试验中可以看出,在毛水头6.2m时,发电功率最大时的转速为234～252 rpm/min之间，相应电机极数为26极 （230 rpm/min）至 24极 （250 rpm/min）之间。经查有关水轮机资料，水头在6.2 m左右的水轮机的转速也在250 rpm/min以下，试验的结论和水轮发电机是吻合的。
2.严复的西学向儒学的回归
西方科学思想在中国的误用，导致北洋政府虽励精图治却无力回天。政局的动荡和民心的浮动，让严复不得不反思自己早年的求学之路：“鄙人早习旁行，晚闻至道。旧所纂箸，不皆折中。睹兹风波方深悔惧，而公等猥以输进哲理、启发人文目之，盖其过矣。”[14]422于是，严复开始了“竭力倡导读经”[14]426运动。严复认为：
我辈生为中国人民，不可荒经蔑古，固不待深言而可知。盖不独教化道德，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本原。乃至世变大异，革故鼎新之秋，似可以尽反古昔矣；然其宗旨大义，亦必求之于经而有所合，而反之人心而安，始有以号召天下。即如辛壬以来之事，岂非《易传》汤武顺天应人与《礼运》大同，《孟子》民重君轻诸大义为之据依，而后有民国之发现者耶！顾此犹自大者言之，至于民生风俗日用行事，其中彝训格言，尤关至要[5]329－333。
“尊孔读经”成为严复晚年的主要活动之一。1913 年由严复、梁启超等两百余人在北京成立北京孔教会，他成为领袖；同年四月，严复在北京《平报》上发表《思古谈》；同年中秋，他在国子监作了题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的演讲；同年他还以《读经当积极提倡》为题，在中央教育会作了演讲；1914 年，他撰写了《导扬中华民国立国精神议》，阐述了以传统道德中忠孝节义为立国精神的意见。[15]193－196从上我们可以看出，严复此时的思想与朱熹思想的差距也只在一“几希”。当然，关于严复的儒学转向方面的材料，在王栻主编的《严复集》中屡见不鲜，足见严复思想转变的真诚。然这并非本文论述的重点，在此将其悬置。
四、结语
相隔七百余年的两位哲学家，在生命的最后终达到了殊途同归的理想追求，这并非只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儒学在中华大地应有的命运。林怡认为：
从朱熹到严复，代表中国本土心智精神发展最高峰的“理学”……从朱熹到严复，“理学”实践品格的历史传承代不乏人，这已昭示了中国社会不断发展变革的心智资源与精神动力之所在—这也是中国“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之所在[16]。
女性生殖器与泌尿系解剖关系紧密，盆腔复杂手术是造成输尿管损伤的常见原因[2]，且输尿管解剖特殊[3]，在盆腔部分腹膜后走行，不易在直视下显露，加上盆腔慢性炎症、粘连、出血、肿瘤浸润、盆腔解剖变异或手术操作不慎等原因均可造成输尿管损伤。考虑到该患者手术存在复杂程度高、范围大的可能性，故在术前置入双 J 管，以便术中以此作为辨认输尿管的标志。这对输尿管存在移位及无法直视情况下的准确操作尤为有利，能大大降低操作的盲目性，对预防输尿管损伤有较好的指示作用。该患者盆腔包块巨大，手术视野暴露困难，术中用触摸的方式明确输尿管的位置，很好地避免了损伤，完整切除包块，也缩短了手术时间，减少了出血。
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融是根植在中华文明兼容并包的理论脉搏之上的。对外域文化的批判继承也是中华文明能在历史长河中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华文化，并不意在与佛学和西方的科学理念一争高下，而是基于中国当时的现状，开拓出一条更适合中国发展的救世之路。可以说，儒家文化不是外域文化可以轻易否定的，这是以人为本的文化。而这种以人为本，注定了它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主导地位。
儒家这种主导地位，在朱熹延平答问后就已经开始回转，在严复的晚年也达到了体而身知。就如其所说的“鄙人早习旁行，晚闻至道”。于是，二位思想家的救世理想看似不相关联，实则相联的道义颇深。儒学的发展正如黑格尔哲学中主张正反合的认知路线，它的发展必然会经历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阶段。这种回归，在南宋时期经由朱熹得以再现，在20世纪早期，在严复等人的努力下再现；在当代，以牟宗三、方东美、罗光等人，又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可见儒学的发展，又得到了历史的应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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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turn of Salvation in Confucianism by Chu His and Yan Fu
CHEN Yongbao1，2
（1.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Sanming University,Sanming,Fujian 365004,China;2.Department of Philosophy,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Xinbei,Taiwan 24250,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Chu His and Yan Fu in the origin of thoughts, development path and study of thought.Influenced by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s,Chu His moved from Buddhism in his early years and then return to Confucianism; Yan Fu studied in Britain and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West in his early years and then returned to Confucianism itself.Faced with the cri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Chu His and Yan Fu explored different ways of salvation, but eventually both of them returned to Confucianism.After experiencing all kinds of hardships in the world,two people in different periods have finally found common goals and adhered to them ending their lives. This not only shows Chu His and Yan Fu’s affirmation of Confucianism, but also proves the strong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in China.Chu His used to spread Confucian classics by establishing（or restoring）academies extensively; Yan Fu spent his whole life to spread Confucianism and make lots of Confucian lectures. Although the two great thinkers were under different historical ways,they eventually formed two great thinkers with the same destiny.Therefore,putting them together for research and comparison will help more clearly contemporary scholars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and connot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also help scholars to understand the position of Confucianism theor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Key words]Chu His;Yan Fu;Confucianism;salvation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2991（2019）05-0035-08
doi：10.3969/j.issn.2096-2991.2019.05.004
［收稿日期］2019-05-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先秦诸子社会治理的思想体系与理论判释”（编号：18CZX041）；中共三明市委宣传部基金项目“三明市闽学文化研究”（编号：H160037）
［作者简介］陈永宝（1984—），男，吉林舒兰人，福建三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台湾辅仁大学哲学系博士候选人，台湾中国哲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宋明理学思想。
［责任编辑 孙守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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