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容观瓊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是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在博物馆、人类学、民族考古学、南方少数民族等研究领域有深厚的造诣，为中国人类学的恢复重建和发展壮大，培养后备人才队伍，永续学脉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容观瓊;人类学;学术史
2018年7月2日，著名人类学家、中山大学教授容观瓊先生在广州逝世，享年96岁。噩耗传出，在人类学和民族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中老年一代学者，或为失去一位忠于职守、任劳任怨的同事而伤怀，或因学识渊博、和蔼可亲导师的离去而悲痛;但在八九零后乃至零零后群体中，除了有一小部分人暗自伤怀外，更多的可能是惊讶——因为在大多数年轻一代学者、学子们中间，极少有人知道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界还有这样一位大隐于市的高寿人类学家。
为了缅怀容观瓊先生，向更多的年轻一代学者、学子和读者介绍容先生和他的学术成就，更好地永续学脉。本文主要从求学历程、执教之路和治学生涯三个方面，来呈现容先生的学术发展历程和为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壮大、培养后备人才等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一、求学历程
容观瓊先生生于1922年2月22日，为广东省中山市人。如人们所知，容先生的大名有三种写法，但其中缘由则鲜为人知。2012年11月我向先生提及此事时，先生说家里给他起的名为“觀瓊”(《容氏谱牒》上为此名)，后因“瓊”有点像女孩子的名，被同学嘲笑，所以中学时先生改用没有王字旁的“敻”字，这便有了“观敻”这个名。在国立中山大学期间则用“容觀琼”，再后来在出版物上或用“容观敻”或用“容观琼”，也曾用过笔名“志远”。
容先生在接受正式学校教育前，曾在中山三乡镇乌石村老家读过半年私塾，后于1932年进入享有“北有南开，南有培正”盛誉的私立广州培正(Pui Ching)小学接受正规学校教育。1936年考入私立广州培正中学，但容先生中学生涯的前两年却“漂泊不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躲避战乱，是年9月培正中学，以及东山高小、初小和女小一起迁校到鹤山县城(今广东鹤山市)办学。后因担心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危及学校师生生命财产安全。1938年春应澳门学生家长的请求，鹤山培正中小学整体搬迁到澳门办学。得益于澳门相对安全的社会环境，培正中正小学的教学活动在这里得以正常开展。培正中学有着完善的级社制度，每届学生的级社都有社名、社旗和管理机构。1942年容观瓊先生完成学业从澳门培正中学毕业。从百余人的毕业大合照中可知，容先生所属的级社是“斌社”。2012年，容先生的记忆力衰退得很严重，很多往事都已忘记，但却对当年描写广州城各大中学学生特质的民间歌谣，记忆犹新且张口就来——“真光猪，岭南牛，培正马骝头，培英咕喱头，培道女子温柔柔”①容观瓊先生说此歌谣并没有贬义的意思。“真光猪”是形容真光女中女生长得珠圆玉润，“岭南牛”是形容岭南男生有冲劲，“培正马骝头”是形容培正学子很精灵，“培英咕喱头”是形容培英学生能吃苦耐劳，“培道女子温柔柔”是形容培道女生性格温柔。。
1938年秋，日本侵略者准备军事攻占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奉命西迁办学。因战事逼近，准备仓促，西迁并不顺利，甚至损失惨重。待西迁工作在云南澄江胜利完成，迎来新学年时已是1939年3月。一年半之后，粤北地区局势相对稳定，为了解决广东、湖北、江西等省学生入学难的问题，加之为了逃避日本侵略者准备从越南进攻云南之战乱，国立中山大学在代理校长许崇清教授的主持下，迁回粤北坪石办学。因此，1942年考取国立中山大学社会学系的容观瓊先生，入学时需长途跋涉从珠三角到粤北——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所在地坪石车田坝，报到注册。
社会学系创建于1931年6月，原属文学院，学制四年，实行学分制。系主任先后由黄文山、周谷城、何思敬、胡体乾等教授担任。社会学系本科生需在8个学期内修满160学分才能毕业。[1](P179～180)必修课程有：第一外国语(英语)、社会学原理、人类学概论、社会问题概论、社会进化史、社会统计学、中国社会史、社会调查等，选修课程有：伦理学、史学概论和民俗学等。[2](P94～97)此外还有社会调查实习等。粤北坪石办学时期，社会学系于1940年划入法学院，学制和必选修课程大体延续旧置，系主任为胡体乾教授。尽管粤北办学条件艰辛，但老师们教书育人的热情依旧高涨，法学院学术氛围有增无减。1942年入学后的容观瓊先生，在这里除了系统地学习了社会学、人类学等相关课程，还多次参加由社会学系老师组织的社会调查活动，聆听专家学者的学术讲座，这为今后容先生成长为一位合格的人类学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5年元月上旬，日本侵略者侵犯粤北，坪石告急。中大师生在金曾澄代理校长主持下迁校东江和连县。抗战胜利后，国立中山大学于当年10月复员广州石牌原校址办学。尽管办学条件和粤北坪石不相上下，但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教学工作很快恢复正常。1946年夏容观瓊先生在刘渠①刘渠(1906～2002)，广东梅县人，曾任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系教授。1950年1月至1951年2月任国立中山大学(1950年9月9日起，更名为中山大学)军管会联络小组组长。1950年1月20日至1951年2月22日，任国立中山大学临时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代主任。后调任广东民族学院任党委书记等职。教授的指导下完成论文《民族保育诸问题的研究》，通过答辩，获学士学位，从国立中山大学毕业。而此时，战后中国的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国内局势错综复杂，波谲云诡。何去何从，容观瓊先生面临着抉择，最后他还是决定备考研究生并于1947年考取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②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前身是创建于1928年的语言历史研究所，1931年更名为文史研究所。1935年研究院创建后，改称文科研究所。研究生。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派出中央民族访问团慰问各地区少数民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次年7～9月，北京、广东、湖南、广西等地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分随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赴广西、广东和湖南等地慰问少数民族群众，同时搜集各种文物和拍摄照片等。容观瓊先生参加第二分团(广东分团)赴粤北连南、连县、乐昌、曲江、乳源、始兴和海南岛慰问瑶、黎、苗、回等民族群众。此行，第二分团的成员在粤北和海南岛搜集到不少瑶族、黎族、苗族等民族的文物和拍摄很多珍贵民俗民风照片，如黎族群众纹身、服饰、民居等。在粤北连南慰问期间，容观瓊先生和访问团成员还一起深入连南和海南岛黎族、苗族、回族聚居区开展社会调查工作。是年9月调研成果《广东北江瑶族情况调查》①《广东北江瑶族情况调查(校注版)》为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主编，练铭志整理校注，于2012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和《广东海南黎、苗、回族情况调查》(内部铅印本)由广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刊行。
1948年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获批增设人类学系，系主任为杨成志教授，师资队伍有：岑家梧教授、卫慧林教授(1949年3月到校)、戴裔煊副教授、梁钊韬副教授、顾铁符讲师、容观瓊助教等，此外，林惠祥先生为特约教授，黄文山先生为兼职教授。[4](P324)次年加入人类学系的郑德坤、罗香林和岑仲勉等教授。[5](P114)人类学系于成立当年9月录取了20位本科新生。1949年1月3日，人类学系成立了人类学会。此后不久，容观瓊先生获得赴美国德克萨斯州州立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留学的机会。
赴美时，容观瓊先生取道哥斯达黎加，与多年未见的父亲容麟启先生、兄长容观植先生小聚。后于1949年6月到翌年11月，在德克萨斯州州立大学开始短暂的求学生涯。在此期间，容先生收到了梁钊韬教授的信函，说新中国已经成立，刘渠和谢健弘①谢健弘(1909～2001)，广东梅县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1933年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学习，1935年赴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本科攻读社会学。1937年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1年被聘为私立南华学院社会学教授。1945年受聘为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商学院(东江分教处)教授。1946～1952年任广东省立法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1949年10月由广州市军管会派任“广东省立法商学院军事接管联络组组长”，后任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调入中山大学，历任筹备委员会委员、校务委员会委员兼总务处召集人。后社会学系停办，转任历史系教授。著有《社会学概论》《社会学史》等。两位教授分别担任国立中山大学和广东省立法商学院的负责人，正是用人之际，务必尽快回国。收到梁教授来信后，容先生曾和父兄商讨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但遭到了父兄的反对。最后容先生还是放弃深造的机会，携带一套人体测量仪器和其他行李，于1950年11月回到广州。至此，容先生的求学生涯画上了句号，同时他也迈出了长达半个多世纪教师生涯的第一步。
二、执教之路
1981年1月24日教育部批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但在复办初期可谓“一穷二白”——要人没人，要教材没教材……最后，在梁钊韬教授不辞辛劳的努力下，人类学系基本构架得以搭建完成且起点非常高——设置有民族学和考古学两个本科专业，研究生设有文化人类学专业。梁钊韬教授任系主任，系副主任为容观瓊副教授和李松生。1981年秋季人类学系正式招生，两专业各16人。是年，梁钊韬教授被国家授为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自此，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成为国内人类学唯一具有博士、硕士、学士三个教育层次的办学单位，[6](P176～177)但是诸如无人类学概论、民族学概论等教材的问题仍旧没能得到妥善解决。
容观瓊先生是中国人类学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学术研究工作涉及面广，在文物保护、南方少数民族、民族考古学、人类学等领域有很高的造诣，为推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壮大和培养后备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
3)单桩基础结构的开口，将使得疲劳强度变成主控工况，若必须开口，则要综合考虑单桩基础受力形式，选择合适的位置和开口形状，确保开口结构具有足够的疲劳强度，保证整个基础结构的安全。
1953年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和工作需要，岑家梧先生和容观瓊先生被调往中央民族学院分院任教。不久，岑先生被任命为学院副院长，容先生则出任学院研究室副主任，语文、历史专科副主任和历史系民族史室讲师。在中南民族学院执教的前十多年，容先生主要给历史系学生讲授南方民族史和民族志专题课。在此期间，容观瓊先生还肩负着另一项重要职责——担任“中南少数民族文物陈列馆”(现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前身)主任，主持陈列馆文物保护、教学科研和接待国内外来宾参观访问等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容观瓊先生未受到太大冲击，但因中央民族学院分院被迫停止招生，而无法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其间除了参加干部学校“改造和教育”，就是想方设法保全文物馆文物资料。1973年在国家民委的干预下，容观瓊先生及其同事看护的文物馆藏品终于在中央民族学院得到妥善保存。是年11月容先生也调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文物室。在北京的近8年间，容先生主要负责整理分编库存文物，前后共整理归类各种文物近一万二千件，同时还参与展品设计和负责编写少数民族服饰著作等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的容先生也逐步恢复了教学和科研工作，并于1980年5月22日晋升副教授。
容观瓊先生的执教之路历经四校，即中山大学、广东法商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分院(现中南民族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其中两度执教于中山大学。
总之，现代企业为实现持续发展目标并获得更大经济效益，做好财务预算编制管理与执行管理工作是基础，对业务运营模式进行合理规划，最终实现预设的财务管理目标。应严格落实财务预算编制流程并加强对相关部门的管理，进而为预算编制工作有效开展奠定基础。并加强预算的执行情况，建设相关制度或体制或加强人员培训等，为预算目标早日实现贡献力量。
Pielou物种均匀度指数计算公式：E=H/Hmax，式中H为实际观察的物种多样性指数，Hmax为最大的物种多样性指数，Hmax=lnS(S为群落中的总物种数)。
碳酸镍沉淀分离浓密池采用砼衬橡胶，再衬耐酸耐温陶砖的复合衬里结构，橡胶内衬为5 mm厚预硫化丁基橡胶(P- ⅡR- 18)，呋喃树脂胶泥砌筑2层耐酸耐温陶砖(200 mm×200 mm×54 mm)。除铁、除钴帕丘卡空气搅拌槽尝试采用了新方法砼衬橡胶，再衬耐酸耐温陶砖的复合衬里结构[3]；导流筒为乙烯基树脂玻璃钢制作；导流筒支架为TA2材质；槽盖为钢件内外表面衬胶。
初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身体和思维等方面快速发育的时期，情绪不够稳定，在学习方面定力比较差。为了能让学生长期保持对数学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能对数学有更多的兴趣，教师应重视教学的导入环节。在教学的导入阶段中，教师应为学生设计一些多种多样的导入内容，利用课堂的前几分钟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能保持长久的学习热情。通过课堂引入环节的安排能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感受到更多的乐趣，营造出生动的教学氛围，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探索问题的积极性。
随着我国高速公路工程行业的迅猛发展，在高速公路施工中科学、合理地运用预应力管桩的施工技术，不但可以为施工企业节约施工成本，使企业获得更多的社会与经济效益，而且可以确保高速公路桥梁工程的稳固性和整体安全性，从而保证工程的施工质量。
1984年10月容先生晋升教授。1991年3月荣休后不久，容先生被学校返聘，此后一直为硕士研究生讲授民族考古学直至2003年。1999年在容观瓊先生迎来从教50周年之际，12月18～19日中山大学在广州召开了“庆贺容观瓊教授从教50周年暨族群与族群关系学术讨论会”。
在培养后备人才上，容观瓊先生总是身体力行，不遗余力。2000年11月，人类学系拟邀请一些资深教授为一年级新生举办入学专题讲座。接到通知后，容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乘车前往100公里以外的中山大学珠海校区，于14日上午为57名人类学系新生讲座2小时。对于年轻学者容先生尤为重视，一方面，在生活上对他们关怀备至。在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40后、50后、60后等三代学者之中，或因公或因私抵穗，其中就有不少人曾食宿都在容先生府上。另一方面，在学术上对年轻人悉心指导，鼎力提携。返回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执教后，容先生除了在课堂上教授学生专业知识，还经常带领学生下田野。1990年4月已68岁的容先生还亲自带领李泳集、麻国庆、赵砚球等年轻学者，前往湘东南、湘南瑶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工作。[7](P218)对于年轻学者邀约为即将出版学术著作作序或写跋，容先生总是有求必应。例如容先生就曾为彭英明和徐杰舜合著的《从原始群到民族——人们共同体通论》、唐辉的《排瑶文化纪实》和李泳集的《性别与文化——客家妇女研究的新视野》等学者的著作作过序，为徐杰舜等著的《南乡春色》和练铭志等著《排瑶历史文化》等著作写过跋。此外，容先生还曾为年轻学者的学术著作撰写过书评，等等。
如今，容先生走了，难免伤怀。但让人心慰的是先生的弟子们，如张有隽、徐杰舜、彭英明、周大鸣、麻国庆、李泳集、陈庆华等，和弟子的弟子们先后接过接力棒，砥砺前行，为中国人类学永续学脉。
三、治学生涯
在容先生执教之路开始前，尽管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人类学系已于1949年12月27日奉命停办，所招的两届本科生转入他系，后又在1952年2月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被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但1950年12月容观瓊先生受聘为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和广东法商学院社会学系讲师时，仍有机会给这两所学校社会学系学生讲授人类学概论和国情调查，同时还肩负着民族地区社会调查等工作。
在治学生涯的前期，容观瓊先生先后在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参与很多次社会调查工作，写下了数十万字的调查报告。之后，容先生投身于文物保护工作，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和中山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是容先生治学生涯中的盛产期，大部分学术且重要的成果都出自这个时期。
文科研究所实行2～3年学制，教学方式主要采取“课堂讲授、问题讨论、个别研究、读书报告、实地考察、调查报告等”，[1](P387)此外，每星期还举办一次学术讲演。在容观瓊先生考取研究生前，先后有江应樑、王兴瑞、梁钊韬、戴裔煊、王启澍、吕燕华、曾昭璇等考取研究生，之后还录取了容观瓊、刘孝瑜和张寿祺。入学时容先生的任教老师“除主任杨成志教授主讲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和史前考古外，黄文山教授主讲文化学体系，胡肇椿教授主讲博物馆学，卫惠林教授主讲工艺学和民俗学”。[3](P5)
1952年12月，在广东省民委召集下部分省属机关干部和中山大学社会学系部分师生，赴阳江、中山沙田、海丰、陆丰、惠阳等县对海疍聚居区，和韶关、清远等地对河疍聚居区进行调查。容观瓊先生参与了东江流域调查组的调查工作并担任该组副组长。1953年3月调查结束后，广东省民委曾将调查报告结集成三册《疍民问题参考资料》内部刊行。此后，这些文献逐渐被人们“遗忘”，容观瓊先生则视为珍宝并妥善保存，冀希日后能公开出版。21世纪初，获知有关部门同意出版疍民调查报告时，年事已高的容先生不辞辛劳重新审核和校正了该报告，助力《广东疍民社会调查》①《广东疍民社会调查》为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编，2001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于2001年顺利付梓。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较早对“底边阶级/边缘社会”②“底边阶级╱底边社会”是著名人类学家乔健先生最早提出的一组重要学术概念。“底边阶级”指的是处于社会底层 及边缘的群体，他们所属的社会便是“底边社会”。详见乔健主编：《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进行研究的著作之一。
1953年随着广东疍民社会调查的顺利完成，因工作需要容观瓊先生于6月调任中南民族学院。在武汉工作期间，容先生除了肩负行政职务和教学工作外，还承担着两项重要职责：一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1953年受中南军政委员会③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于1949年12月4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成立的六大行政区之一，隶属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南地区最高政权机关，下辖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6个省的人民政府，驻地武汉市。1954年10月，六大行政大区及其相关党政机构被全部撤销。民族事务委员会派遣，容观瓊先生随调查组赴广西省对境内毛难、仫佬、伶人、傣人、陇人、偏人等10个族群进行识别与确认工作，调查成果《环江毛南族情况调查》和《罗城县仫佬族情况调查》作为内部资料铅印;1954年7月至1955年1月，容观瓊先生又作为工作组成员，受中南民委派遣前往海南，对黎族、苗族的社会历史和现状进行调查，调查成果《海南黎族情况调查》和《海南苗族情况调查》亦作为内部资料铅印。1992年，120万字的《海南黎族情况调查》被压缩为80万字，分上下册以《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为书名，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完成海南黎族、苗族社会调查工作后，容先生还参加了由广东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中山大学历史系共同召集的海南地区文物普查等工作。此外，容先生还曾在《考古通讯》《光明日报》《史学月刊》等报刊上发表文章。④这些文章为：《海南岛黎族地区发现的新石器》，《考古通讯》1956年第二期;《应该全面地搜集少数民族文物》，《光明日报》1956年6月29日第三版;《广西左右江流域新时代遗物》，《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六版;《黎族“七·一二”大暴动前后简介》，载《中南民院半月刊》第48期，1956年6月29日;《人们共同体不能同种族混为一谈》，《史学月刊》1958年第二期;《海南岛黎族人民的葬俗》，笔名志远，《考古通讯》1958年第七期。
1981年容观瓊先生奉调南下，返回阔别近三十年的母校。在人类学系复办初期，容先生担任系副主任(1981年7月4日～1985年6月15日)，分管全系科研和主持人类学博物馆日常工作，除了参与了课程设置和学科重建工作，还要给本科生传授基础课程人类学概论、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等，给高年级学生开讲南方民族史专题，为研究生讲授民族考古学等。由于当时全国“人类学概论”教材奇缺，加之人类学文献匮乏，容先生不得不日以继夜地一边备课、上课，一边编写和完善《人类学概论》教材。后因诸多原因导致编好的教材不能出版。为了不影响教学，容先生退而为之，把教材印成油印本，不仅供本系师生教学、学习之用，还曾邮寄给已身在教学岗位的弟子，助力他们更好的教学工作。1988年夏，汇集容先生多年教学和科研精髓的《人类学概论》获得了出版机会，但就在中山大学出版社准备付梓之时，又被人为地扼杀在摇篮之中。容先生安之若素。此外，容先生为硕士研究生讲授民族考古学过程中，也面临如同“人类学概论”一样的窘境，但种种困难都难不倒他，毕竟办法比困难多。多年后，容先生和乔晓勤老师合作出版了教学和科研成果《民族考古学初论》。
容观瓊先生承担的另一项职责是“中南少数民族文物陈列馆”(现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前身)主任。为了这个陈列馆，容先生饱经风雨，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以至于在晚年时，他仍旧牵肠挂肚，惦念不忘。2012年11月中，先生曾多次向我提及这个地方，但每次总是欲言又止，嘴唇微颤，甚至曾有一两次眼眶都湿润了。爱之深，情之切，莫过于此。
“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容观瓊先生未受到太大冲击，但因中南民族学院被迫停止招生，而无法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1970年随着学校建制被强令撤销，校舍包括容先生及其同事经过多年精心打造的博物馆也被挪作他用。在没有任何经费的情况下，为了防止文物、图书资料等遭到破坏和流失，容观瓊先生和博物馆的同事郑冠珍(容先生太太)、伍湖、石建中等老师忠于职守，尽心尽责，最大程度地力保文物周全。历经风雨，几经周折，最终于1973年在中央民族学院找到了安身之处。容先生也于当年11月调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文物室。
1951年6～9月，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在慰问广西、广东和湖南等3省区8市48县约八十万少数民族群众期间，搜集一大批各种少数民族文物和拍摄了为数众多照片。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人员对这批文物和照片进行归类整理后，于1953年夏天，在武汉汉口中山公园举办了历时83天之久的“中南区少数民族文物图片展览会”。参与布展工作的容观瓊先生从此和少数民族文物结上了不解之缘。展览会结束后，所有展品全部移交中南民族学院研究室收藏。此后，在容观瓊先生主持下，该研究室对移交展品和原有藏品进行整理，创建面积为2 200平方米的“中南少数民族文物陈列馆”(后改称中南民族学院文物馆)。初期，该馆藏品主要有苗族、瑶族、侗族、壮族、黎族、畲族、土家族、高山族、仫佬族、毛南族、京族、回族、傣族13个民族的文物近一万件，其中黎族纹面图片尤为珍贵。加之后来该馆搜藏的其他文物和资料，到1966年前馆藏文物共有13个大类50多个小类，达3万余件，布展5个陈列室，影响广泛——“凡有外宾到中南民族学院参观、联欢，于各族师生进行文化交流活动，都要到该馆举行。该馆自建成开放到1966前的十多年中，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接待了来自国内22个省、市、自治区的民族参观团以及49个国家的外宾共5万余人次”。[8](P128～129)
温米东成站注水系统，目前安装了5ZB-12/42型注水泵（额定流量13.9 m3/h）3台，最大日注水量300 m3左右，测试时日注水量在112 m3，正常开泵1～2台，最大注水量是需要1.5台的额定排量，测试的运行排量为额定排量40%，采用变频运行，泵机组效率为63.70%。建议实施多型号台阶式配置改造并配置变频控制柜，将1台5ZB-12/42型注水泵更换为3ZS-29/13型（35 MPa/6.9 m3/h），根据需要注水量合理选择注水泵投用，提高注水泵效和注水系统效率，达到降低能耗的目的。
在北京的近八年间，容先生主要负责清理分类文物等工作，前后共整理归类各种文物近一万二千件。20世纪80年代初中南民族学院复办，博物馆也得以复建。1986年由容观瓊先生及其同事精心护理的上万余件文物回归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博物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的容先生也逐步恢复了教学和科研工作，并在1979年吹响了治学的冲锋号。马王堆汉墓是20世纪中国十大考古成果之一，在考古发掘初期学界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文物发掘和保护等方面。恢复科研工作后的容先生，在马王堆汉墓课题上另辟蹊径，运用自身所学，根据历史和人类学民族学文献，结合考古发掘文物，对墓主人轪侯利苍及妻的族属问题展开了论证。不仅容先生在《民族研究》复刊号第1期上刊文《试谈长沙马王堆一号、二号汉墓的族属问题》，认为马王堆汉墓墓主人“是少数民族出身，为苗瑶语族中苗族人民的先民”。[9]这在沉寂多年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是为当年的学术热点之一。
恢复正常工作之后，容观瓊先生除了发表研究马王堆汉墓论文，还在1977年至1981年间，先后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刊文4篇，①这四篇论文分别是：《历史上黎汉民族团结友谊的光辉篇章——记我国著名女纺织技术革新家黄道婆向黎族人民学习棉纺织技术的事迹》(与施联朱教授合写)，《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7年第4期;《关于解放前西盟佤族社会性质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4期;《释“乌夷卉服，厥篚织贝”——兼谈南方少数民族对我国纺织业的贡献》，《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3期;《竞渡传风俗——古代越族文化史片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在《人民中国(日文版)》和《文物》②这三篇论文为：《中国的少数民族——黎族》，《人民中国》(日文版)1978年6月号;《关于我国南方棉纺织历史研究的一些问题》，《文物》1979年第8期。等刊物上各刊文一篇，同时还为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合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撰写黎、瑶、回、高山、维吾尔、景颇、仫佬、毛南、仡佬等十个民族约5 000字的文稿，该书有中、日、英三个版本，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日本美乃美公司合作出版。1980年5月22日容观瓊先生晋升副教授。
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复办，容观瓊先生奉调回到母校重掌教鞭，教书育人，同时也迎来了自己的学术科研盛产期。从1982年到2007年间，容先生先后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民族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广西民族研究》等刊物上撰文近60篇，其中代表性论文有：《值得提倡的民族志类比分析法——民族考古学介绍》《关于民族考古学发展史上的几个问题》《科学研究必须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评〈论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考古学走与人类学相结合的道路——再论文化人类学知识与考古学研究》和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刊发的“人类学方论研究”7篇系列论文等;出版了《文化人类学与南方少数民族》(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民族考古学初论》(与乔晓勤合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人类学方法论》(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容观敻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等四部专著。其中《民族考古学初论》为这一领域研究的拓荒之著，[7](P219)而后两本著作除了弥补容先生当年《人类学概论》教材不能出版的遗憾，更是为中国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和培养后备人才队伍做出了重要贡献。除此之外，20世纪50年代容观瓊先生参与调查和编写的社会调查报告，如《黎族简史》《广西仫佬族毛南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苗族社会历史调查》①《广西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于1987年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容观瓊先生参与了书中《龙胜伶人情况调查》的实地调查和编写工作。此书在2009年由民族出版社再版。《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②容观瓊先生参与《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第7册中“傣人、陇人、偏人、平果陇人、防城偏人等”三份情况调查的实地调查和编写工作。此书在2009年由民族出版社再版。《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下卷)》《广东疍民社会调查》《广东北江瑶族情况调查(校注版)》等也相继公开出版或再版，容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人口学辞典》《婚姻家庭辞典》《当代社会科学大词典》《广东百科全书》《岭南文化通志》等词典撰写的条目都在这一时期公开发行。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容观瓊先生迎来了学术的高峰期，但这并不能撼动容先生一直以来严谨求真，一丝不苟的治学品格。1983年，容先生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上刊文《唐代广东民族文化初析》。有学者对先生文中所引用的文献有不同的看法，并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撰文③《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关于〈唐代广东民族文化初析〉一文引用史料的失误》，作者求是。指出容先生文中“引用史料的失误”，同时也指出文中存在的两处纰漏。容先生知晓后，根据那位学者所列的几条失误，重新核对、研读相关文献资料。后以“作者来函”的方式，在《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04期撰文，逐条回应这位学者的质疑。对于引用文献版本不同、众说纷纭的相关主张、相关文献的不同理解等问题，容先生坚持己见并做详细说明;对于这位学者指出的文中纰漏，在重新核对文献，证实有误后，容先生虚心接受，声明更正，同时感谢对方指正。
钾肥市场高位坚挺运行，小单成交为主。国产钾方面，盐湖装置正常生产，日产量在14000吨左右，每日发运量200-300车，盐湖库存量有所下降，目前基准产品60%粉晶执行价格2350元/吨，目前地区成交价在2150-2200元/吨，后期价格或仍有上行可能。青海小厂开工维持低位，不少小厂仍处于处于关停状态。进口钾方面，近期到船量较少，市场限售持续，市场按需小单成交为主，价格挺价探涨，参考主流报价62%俄白钾港口价2350元/吨左右，约旦以色列白钾2300元/吨左右，实际成交单议为主。边贸市场近期到货量较少，市场供应量持续紧俏，少有可售现货，62%白钾报价在2100元/吨左右。
配额设计是指根据预期的施工成本进行控制设计，是控制项目成本的主要控制手段之一，EPC建造模式更易让配额设计发挥作用。乡村建设项目相对于城市项目资金来源相对有限，为了节省成本，配额设计可以迫使总承包商提高责任感，提高项目成本意识，主动地谋求改变寻找开源节流的措施。譬如合理利用当地资源作为园建草木、建筑材料、包装材料，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建造价，并且可提高建筑文化底蕴弘扬当地特色民俗风情文化。
20世纪80年代后，容观瓊先生除了厚积薄发，不断推出新作，其他学术科研活动也颇为频繁。除了带学生到湖南、海南等地做田野调查，容先生还数次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参加在法国、泰国和中国大陆举办的国际瑶族研究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作为中国人类学学科重建重要参与者的容观瓊先生，1995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提出了三点人类学学科建设主张：一是继续重视和学习国外人类学有关理论;二是田野工作是训练学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每一位人类学学者的基本功，因而必须继续坚持田野工作实践;三是我们学习人类学的根本目的是“认识中国，改造中国”，但目前人类学的教学工作仍然落后于科研工作，因而必须重视提高教师的理论修养。随着人类学与旅游为人们所知所用，我们应该加强人类学的应用研究，要积极参与到各种建设规划中去，发挥人类学之所长，为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智力支持。[10](P30～31)
此外，容观瓊先生还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中国人类学学会理事、顾问，中国民族史学会理事、顾问，中国百越史研究会名誉理事，广西瑶学会顾问，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名誉理事长，广东民俗学会副会长，人类学高级论坛顾问等学术职务。1994年容观瓊先生和乔晓勤合著的《民族考古学初论》荣获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08年容先生的专著《人类学方法论》荣获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第二届优秀成果一等奖，2011年人类学高级论坛授予容观瓊先生“人类学终身成就奖”。
（143）爪哇扁萼苔 Radula javanica Gottsche，Syn.熊源新等（2006）；杨志平（2006）
四、结语
在没有接触容观瓊先生之前，时常听到徐杰舜、周大鸣等师长说容先生是一位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长者。2012年11月，当我近距离接触容先生时，觉得他是一位热情如火，蔼然可亲的邻家老爷爷。在研读他的学术著作之后，容先生在我的心目中又是一位治学严谨，年高德劭的学者。由于容先生年事已高，晚年记忆力严重衰退等原因，我最终未能完成容先生口述史的访谈工作，内心愧疚至今。
我最后一次见到容先生是在2017年4月下旬的一个中午。那天先生来马丁堂取信件，碰巧在门厅偶遇先生。寒暄几句后，搀扶先生下阶梯。很想送先生回去，但先生婉拒了。如今先生已独自远行，偶遇再无可能。每每想起先生时，总是被先生为学、为人之精神折服，犹如范仲淹的赞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①(清)吴楚材，(清)吴调侯选注;安平秋点校.古文观止·下[C].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86页。让我体悟到了“先生”的修为，感受到了“先生”的亲近和力量。
得知师长们准备在容先生周年祭举办追思活动，我特写此文，以缅怀我老师的老师——容观瓊先生。
容观瓊先生千古!
[参 考 文 献]
[1]黄义祥.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2]张掖.国立中山大学现状[M].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1937.
[3]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学博物馆.人类学论文选集(第三集)[C].广州：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1994.
[4]刘小云.学术风气与现代转型：中山大学人文学科述论(1926—1949)[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5][美]顾定国，著.胡鸿保，周燕，译.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夫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周大鸣.梁钊韬先生评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7]容观敻.人类学方法论[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
[8]石建中.民族博物馆学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9]容观夐.试谈长沙马王堆一号、二号汉墓的族属问题[J].民族研究，1979(1).
[10]容观琼.我对人类学学科建设的一些想法[J].人类学与民俗研究通讯，1995(18、19).
A Brief History of Mr.Rong Guanqiong's Academic Activities
WEI Xiao-peng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210023，China)
Abstract：As a famous anthropologist in contemporary China，Mr.Rong Guanqiong has profound attainments in fields of museum studies，anthropology，ethnic archaeology，southern ethnic minorities studies，etc..He participated and witn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making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reconstruction，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and the training of reserve talents for this discipline.
Key Words：Rong Guanqiong;anthropology;history of academic activities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19)02—0089—08
*收稿日期2018-10-22
[责任编辑 廖智宏][专业编辑 程 瑜][责任校对 蓝肖杏]
[作者简介]韦小鹏，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所博士候选人。江苏南京，邮编：210023。
标签：人类学论文; 中山大学论文; 民族论文; 黎族论文; 中南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