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调研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中，乡村青年分化为农民工与农村大学生两个主要群体，分别以迁移和教育为手段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本文基于生命历程与结构化理论，在行动与结构的互构视角下理解当代乡村青年的二元城镇化路径。研究发现，农民工通过迁移进入城镇，通过频繁流动寻求更好的工作与生活，并在迁移中寻求融入城镇；而农村大学生则通过教育进入城镇，同样通过教育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以获得更好的工作，进而完成向城镇居民的转变。乡村青年在宏观结构的约束与使动中，努力改变自身和家庭的命运并渐次实现城镇化，同时还通过自身行动再造了村庄结构、重构了城乡网络、实现了城镇更新，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关键词：城镇化；结构化；乡村青年；生命历程；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可以划分为三个“接力式发展”阶段，分别为：工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1］。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新型城镇化”，其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2］。已有文献显示，人口城镇化的主体是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他们并未接受高等教育，主要通过由乡村迁移到城镇、在城镇就业并尝试融入城镇的方式完成城镇化。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人口城镇化的另一个重要群体：数量庞大的农村大学生。大学扩招以来，每年有数百万人通过高考由乡村进入城市就读，大学毕业后大多在城镇工作与定居，他们同样在经历由乡村居民到城镇居民的城镇化转变。而且，农村大学生与农民工都来自乡村社会，共享同一个社会网络，在童年与青少年时代有着近似的生命历程，因此，梳理并比较两个群体的城镇化路径对于了解人口城镇化的完整图景有着特殊的意义。遗憾的是，已有研究更为关注农民工的城镇化过程，相对忽略了农村大学生的城镇化，更缺乏在同一个框架下对两者的整体性研究。鉴于此，本文同时关注农民工与农村大学生，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视域下分析乡村青年的城镇化过程。
一、人口城镇化：文献与问题
人口城镇化是近些年的研究热点。概括来讲，人口城镇化由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所驱动，以人为中心，主要发生在大中城市以及东部沿海地区，它是一个从乡村居民到城镇居民的连续转变过程，按照时间和逻辑顺序大体分为进入城镇、职业流动和社会融入（市民化）三个主要阶段。
就进入城镇而言，农民工进入城镇的主要渠道是利用社会关系网络结伴外出或依靠亲友介绍工作［3］，而农村大学生则是通过高考进入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相对农村大学生较为单一的进城方式，农民工从乡村迁移进入城镇有多种不同路径：一是官方和半官方的组织化渠道，即通过政府或企业有组织地进入城镇企业务工；二是组成建筑队或装修队进城承包工程项目，主要流入了城镇的建筑业；三是通过自由流动进入城镇自我雇佣，或成为散工或雇主，从事城镇服务的第三产业；四是以拓展市场、推广产业为目的的市场性流动，城市中的“浙江村”“温州城”最为典型［4］。
进入城镇之后，则是职业流动阶段。大体来讲，农村大学生与农民工处于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中，他们的经济地位获得路径完全不同，呈现出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具体来说，对于农民工，职业流动是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人力资本因素对他们的收入没有影响；农村大学生的情况刚好相反，职业流动对收入获得没有任何作用，影响他们收入分层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本［5］。此外，农民工的职业特点是频繁更换工作，就业层次低，职业流动表现为一种水平流动［6］，过度的职业流动甚至会导致向下流动［7］，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虽然可能对农民工进入城镇社会有很大帮助，但对农民工在城镇中的进一步城镇化的作用并不明显［8］。相较而言，农村大学生的向上职业流动，更依赖于家庭资源，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大学生职业流动过程中也发挥有重要作用［9］。
职业获得之后的阶段是社会融入。学界认为，关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大概存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文化）四个阶段，有学者认为这四个阶段存在递进关系［10］，而其他学者则认为并不存在递进关系，而呈现为多元化状态［11］。相对而言，农村青年融入城镇有三重弱势，分别是户籍性质、户籍地点和年轻带来的缺乏工作经验［12］，阻碍其进入并融入城镇的制度性条件还包括：土地制度、就业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等［13］。而农村大学生在城镇中同样面临社会融入问题，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下，农村大学生普遍存在家庭资本弱势与自身综合能力差距的现象，进而导致在教育、求职、工作和生活的各个环节都面临一定困境［14］。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对乡村青年的城镇化过程，包括进入城镇、职业流动以及社会融入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获得了大量有益的研究成果。有学者将其分为四种主流研究视角，分别是：社会结构视角、社会政策视角、城市化视角和社会建设视角［15］。可以发现，以上四种研究视角尚存在以下不足：在研究对象上，关注农民工多，关注乡—城流动的农村大学生少，更缺乏将两者纳入同一个框架的综合研究；在研究视角上，大多从制度性和结构性的视角切入，忽视了个体与结构之间的深入互动；在分析策略上，缺乏从乡村青年的主体视角来分析城镇化过程，忽略了行动者的实践在社会结构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因此，本文尝试将农民工和农村大学生的生命历程放在同一个结构化框架中，比较分析两个群体进入城镇、职业流动和社会融入等城镇化的连续过程，站在乡村人口自身的角度去理解其行动的逻辑、意义和结构性后果，从乡村青年的微观行动与宏观社会结构变迁的互动角度探讨乡村人口的城镇化过程。下文，首先梳理生命历程与结构化理论，然后以两个典型案例阐释当代乡村青年的二元城镇化路径，最后对农民工和农村大学生的城镇化及其结构化过程展开探讨。
二、生命历程与结构化：理论视角
1.生命历程理论
面对剧烈的社会结构转型与个体生活的迅速变化，埃尔德继承了从托马斯到米尔斯以降的传统，提出了生命历程理论。该理论主张个体生命是嵌入于特定历史时空之中的，个体生活只能和社会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研究，特别关注个体的一生在时间流逝过程中的各种生命事件，以及个体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按照特定的顺序扮演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16］。埃尔德开创了把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与个体生命历程联系起来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剧烈的社会变迁何以能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生命历程理论将个人的生命历程看成是更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的产物，超越了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长期隔离状态。
基于结构二重性，吉登斯提出了一个行动结构层次理论，对社会行动过程进行了系统解释。人们的社会行动包括四个层次：首先是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使行动者得以了解自己在其中活动的物质及社会环境；其次是行动的合理化过程，在行动过程中人们逐渐发展出能使行动者有效处理其社会生活的例行化常规；再次是行动者的动机，主要是指推动行动者去行动的各种愿望，同时人们的许多行动是无意识的，即便是人们有意识的行动，往往也会产生非预期的结果；最后，人的行动还受制于许多未意识到的行动条件与约束资源。
北美范式认为生命历程研究包括四个核心原理：一定时空中的生活、个人的能动性、相互联系的生活、生活的时间性；以及五个基本原则—毕生发展的原则、个人能动性原则、时间和地点的原则、时间性原则以及互相联系的生活原则［18］。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同时被这些特定时空和其中的事件所塑造。可以说，历史性力量塑造着家庭、学校和工作的发展轨迹。而生命间相互依赖，社会-历史的影响经由这一共享的社会网络发挥作用。同时，该范式并没有否定个体的能动性，认为个体能够通过自身的选择和行动，克服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从而建构自身的生命历程。
生命历程制度化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科利，他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理论系统，主要观点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生命历程围绕着劳动力市场，被宏观社会制度通过时间化、时序化和个体化三种具体机制，最终形成了青少年、成年和老年三个阶段的结构性整体，其推动力量是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社会控制、传承和整合［19］。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理论重点尝试理解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制度性内涵与决策行动的重要意义，通过理念型思路分析社会中的多数群体。其实，在该范式下，“制度化”与吉登斯所说的“结构化”在意涵上颇为一致，两者均强调个体的实践在结构的构成与再生产上的重要性。
（28）花叶溪苔 Pellia endiviifolia（Dicks.）Dumort.项俊等（2006）；赵文浪等（2002）；刘胜祥等（1999）；李粉霞等（2011）；余夏君等（2018）
2.结构化理论
吉登斯以结构二重性为基础，提出了结构化理论，试图打破西方盛行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宏观与微观的二元对立。结构二重性是指结构所具有的制约性与使动性双重特征。在吉登斯看来，结构是指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的规则和资源，结构二重性表现为社会结构既是由行动者的行动建构起来的，同时，它又是人们的行动得以可能的桥梁和中介。“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20］。
生命历程理论主要包括两个理论范式，第一是以埃尔德为代表的北美范式，第二则是生命历程的制度化理论范式（又称为欧陆范式）［17］。前者倾向于从微观的层面分析特殊社会事件对个体生命历程造成的长期影响；后者则更多强调宏观社会制度以及个体生平规划对个体的生命历程的塑造，同时关注制度与行动对生命历程结构的构造过程。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结构化理论的核心是行动与结构的二重性的辩证互动。在吉登斯看来，行动与结构不是彼此分离的，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切社会行动都包含有结构，而一切结构也皆有社会行动的涉入。在结构化分析中，社会结构具有两个核心特征，一是社会结构的制约性和派生性的统一，二是能动性和偶发性的统一。社会变迁背景下社会行为的分析，关键是分析社会系统的结构化过程，即重点研究社会系统通过互动而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方式，行动主体在其丰富多样的行动条件下创造出各种规则和资源。
“你竟然在我背后捣鬼？”何冰咬牙切齿，看上去恨不得生吞了他，“你竟然接受那狐狸精的委托，让我跟老公分手？”
三、乡村青年的二元城镇化路径
1.80后乡村青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转型，我国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观念等各方面发生了剧烈社会变迁。嵌入宏观社会结构中的当代青年，在整个生命历程中都受到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以80后为代表的当代青年，因为生命历程与社会转型的重合，被称为“转型的一代”［21］。80后是诞生于21世纪初的一个重要的群体概念。简单来讲，80后就是1980—1989年出生的群体。不过，与其说这是一个年龄群体，不如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从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看，80后是被特定的历史事件所塑造的一个社会群体，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主要包括：改革开放、计划生育、义务教育普及、大学扩招、快速城镇化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等等。这并不是说80后之外的其他群体不受这些重大事件的影响，而是说80后一代的生命轨迹几乎与这些重大社会转型同步，导致了他们受到这些重大事件的影响最为深刻。
⑦Zahra，S．A．，＆ George，G．，“Absorptive capacity:A review，reconceptualization，and extens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2，27(2)，pp．185 ～203．
本文重点关注经历了城镇化过程的80后乡村青年。80后乡村青年的个体转型与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而教育和迁移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教育以两种相互交织的方式推动着80后群体的社会流动：一方面使教育中的成功者（农村大学生）在社会结构的垂直阶梯中完成了向上流动，另一方面令教育中的失败者（农民工）在中国的城乡体系中进行着史无前例的空间迁移。教育与迁移是80后群体分化的两个最重要的动力机制，推动他们分化为不同的群体，并形成不同的人生流动轨迹。
依靠努力学习和家庭不断的激励，陈平先是考入县城的高中，然后考入省会的师范大学。大学学习四年中文，毕业后顺利进入省会一所中学担任语文教师。虽然做一名老师是少时的梦想，但在中学工作的几年里，陈平并不是非常满意。合同期满，他便通过考研，离开省会，来到北京攻读硕士学位。陈平主动改变人生轨迹的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因为高强度的工作带来的巨大压力，第二是则是因为中学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带来的挫败感，第三是工作的经济和社会回报较低。当然，最后一项是陈平离职的最重要因素，这是由初等教育系统在国家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弱势位置造成的。
同时，迁移与教育是乡村青年实现城镇化的两种主要路径。农民工主要通过迁移的方式在城镇中获得非农工作机会，开启城镇化之路；与之相对，农村大学生则通过高考进入城镇中的大学，逐步实现城镇化。在某种程度上，迁移与教育不仅是乡村青年的自主行为选择，而且成为社会结构化再生产的重要媒介。以下将在农民工与农村大学生群体中各选取一个典型案例，来阐释当代乡村青年的城镇化过程，通过分析当代青年的教育行为与迁移策略，以及之后的工作流动和社会融入，来分析城镇化过程中个体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互动，着重探讨当代青年的生命历程如何在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互动中展开并逐渐实现城镇化的。
2.迁移与农民工的城镇化
范强出生在华北一个普通农村家庭，进入城镇看似是各种机缘巧合的结果。他所在地区乡村工业化水平较高，当地乡村青年在失去升学的希望后，大多就近进入乡村企业工作。范强也不例外，2000年夏，他中考落榜，经父母介绍，进入父母所在的乡村企业工作。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这些乡村青年便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是继续在当地乡村企业工作，第二则是离开企业，流动到城镇地区寻找其他工作机会。对于第一种选择，由于收入低，没有职业前途，范强并不满意；而第二种选择的实现，则依赖于更多社会资源。在家庭资本之外，范强身边的社会网络帮助他获得了向城镇流动的机会。
当时有两条路可选。一就是跟新民一起到武校，然后到北京当保安。再就是和我家邻居，就伴去学车，拿到驾照了当司机。如果我跟他去学车了，可能也就不会来北京了。（很偶然的一个选择？）对啊，当时谁叫我，我就跟谁走了。家里让到村里工厂上班，就去上班了。新民叫一起学武当保安，我也听他的。他比我大一点，给我做工作。当时不上学了，就傻了，不知道干啥。那时候，就是人生吧，谁拉了你，你就跟谁走了。
而在决心与贺玉厮守终身后，“我”更是多次“叛逆”，只为捍卫自己的爱情。小至领导的逼迫、父亲的命令，大至“文革”的压迫，无论上层官僚、家庭权威、社会舆论乃至于政治环境，“我”选择“叛逆”所有传统的话语体系，对各种权威都大胆提出质疑，最终得偿所愿，收获幸福美满的家庭。
看似充满宿命论的人生历程，其实背后有着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的影响。宋家庄是范强从小生活的村庄，他的社会网络以邻居和同学为主。与范强关系最为要好的两位同学初中毕业后双双升学。只留下范强一人“不知道干啥”，只好在父母的安排下进入了乡村企业。此时，同学新民注意到当地电视台有武术学校的招生广告，遂商量与范强一起到武校学习，然后一同进京工作。之后新民选择去当兵，最后的结果是范强独自进入武校，经武校培训后以劳务输出的方式进入北京的企业做保安。图1是范强生命历程的简要勾勒。
图1显示，范强进入城市后，经历了频繁的职业流动。在社会结构与个人资本的约束下，他不断努力尝试新的工作，试图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前两份工作获得过程中（保安和旅游公司），他依赖于社会网络关系，自身的主动性体现得尚不够明显；不过，之后一系列的工作机会，几乎都是他主动观察商机、努力追求所得。在职业流动过程中，总体来看，他的收入在增长，特别是在丰台区开设电信店之后，有了较为稳定的工作，收入也日渐增长。虽然他有了较稳定的经济生活，但社会生活并不稳定。他的朋友大多数是在北京工作的农民工，流动性很大，大部分农民工朋友返乡生活，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留在了北京。可以说，他在北京的社会网络具有典型的短期与不稳定特征。
在拥有了较为稳定的工作后，范强多次尝试在北京安居。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居无定所，随着工作频繁更换居住地点，平均一年多就搬一次家，而且居住条件很差，几乎没有自己的私人居住空间。当问到他进京后的居住情况时，他这样说：
十几年，住的地方就多了。当保安时住在丰台的公司里；到旅游公司住顺义机场旁的宿舍，公司有延庆的项目时，跟着项目住；来北京市里摆地摊住牛街的地下室；开音像店住东直门店里；后来在朝阳开录像厅、霍营开音像店也是住店里；到海淀股票软件公司上班住劲松的隔断房；房产公司的时候，住在公司宿舍；卖净水器的时候，住长途汽车站东面对过的群租房；现在住的算是最好的，宋家庄租的一个单间。
严格控制级配碎石混合料的拌和过程对提高基层施工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级配碎石混合料的拌和目标通常为以下三点，包括矿料配比准确、碎石含水率合适、拌和均匀性较好。为提高级配碎石拌和质量，本项目采用集中厂拌法对碎石进行拌和，该过程用到的拌和机械通常有水泥混凝土拌和机、双转轴桨叶式拌和机等。另外，在级配碎石混合料拌和过程中，应做到随拌随用，同时也应密切关注拌和施工时项目区天气变化情况，避免高温或者大风天气造成混合料含水率变化。
在北京十几年中，范强一直尝试在北京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但由于收入低、职业不稳定，再加上居无定所，范强数次恋爱均以失败告终。直到2017年，来京17年后，他和同样来北京打工的外地女孩结婚。很快，两人有了孩子。但由于经济收入和居住条件所限，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只能留在老家成为留守儿童，夫妻两人在北京继续打工生活。因为有了孩子，两人打算在电信店之外，再寻找一份更高收入的工作，希望借此能够拥有更为稳定的生活。
图1：2000—2018年间范强的迁移与职业流动
范强丰富的生命历程时刻都受到结构性因素的约束。作用在他身上的结构性因素，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微观上，影响范强做出选择的主要是个人与家庭的资本以及社会网络。范强出生的家庭，在村庄之内也只能算是中下层，缺乏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同样更没有政治资本。父母唯一的社会资本来自自身工作的乡村企业。因此，父母能够给予范强的只是进入乡村企业就业的机会。而范强初中毕业后辍学，自身缺乏文化资本，无以在劳动力市场中寻求更好的工作。他的同学网络帮助他获得进入北京的就业信息，从而开启城镇化最重要的一步。可以说，家庭和个人所拥有的各项资本是影响其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
图3同样显示，农民工与农村大学生在实现人口城镇化的过程中，除了个体与家庭的主观努力之外，还受到宏观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第一，户籍制度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包括农民工和农村大学生在内的乡村青年进入城镇的原初动力；户籍制度的渐次开放为乡村青年进入城镇与落户城镇提供了日益广阔的基础性机会（例如迁移机会），但户籍制度的长远影响仍在顽强发挥作用，农民工虽然能够在城镇获得非农职业，但仍难以获得平等的市民身份，无法平等享有公共服务权利，这阻碍了农民工在城镇的社会融入。第二，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为所有乡村青年提供了基础性知识和技能，为他们进入城镇提供了基本人力资本；高等教育机会的扩张，为农村大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但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体系的相对缺乏将乡村青年划分为农民工与农村大学生两个主要城镇化群体，并造成了两个群体不同的城镇化路径：农民工通过迁移进入并渐次融入城镇，而农村大学生则通过教育获得足够的人力资本并得以完成由乡村居民到城镇居民的转变。第三，就业市场一方面创造了体制外的就业渠道，为农民工进入城镇并获得非农职业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则通过划分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为农村大学生提供了快速城镇化的特殊通道，也造成农民工的生命历程充满了频繁的更换工作与不稳定的生活。第四，土地承包制度改革，解放了乡村青年的劳动力，为他们进入城镇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城镇就业并不稳定的农民工提供了基础性的生活保障与风险应对机制，保障他们城镇化失败之后还可以返乡就业。第五，乡土观念、以家为重的伦理文化，为乡村青年离开乡土提供了约束，也在乡村青年在城镇接受现代价值观念之后形成传统-现代文化观念之间的冲突；城镇引入的西方价值观念以及社会转型中形成的新的文化观念对乡村青年的传统乡村观念产生了冲击，促使乡村青年脱离“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乡土文化，在流动的现代性中获得生命的意义。第六，等级性的城镇体系将最有价值的公共资源和最多的工作机会集中到城市体系的上层，为乡村青年提供了向城镇体系上层流动的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乡村青年安居大城市并融入大城市的城镇化机会。总之，所有这些宏观社会结构变革为乡村青年在广阔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实现社会流动提供了约束条件和多重机会，塑造了不同乡村青年的不同城镇化路径。
目前，泛海系正试图将地产业务抽离出泛海控股上市公司主体。同时，在打造全牌照金融帝国的路上，泛海系与金融去杠杆迎面遭遇，高负债的隐忧始终牵扯着这个老牌系族最为敏感的神经。
3.教育与农村大学生的城镇化
陈平同样出生在华北乡村，与范强不同的是，他顺利通过中考进入高中，之后又通过高考进入省会某大学学习。与范强只能通过迁移寻找更多生活机会不同，陈平通过教育不断改变自己的命运。图2展示了陈平从乡村考入大学之后的教育与工作历程。
陈平的人生经历主要分为5个阶段：大学之前、中学任教、读硕、大学工作和在职读博。他从小在农村生活，母亲在农村务农，父亲在省会务工。小时候，他便有了城乡两地的生活经验，感受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大学之前，陈平最大的愿望就是考上大学走出农村。这和他的家庭结构有关，同时和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有关。
图2：2003—2018年间陈平的教育与工作经历
我的爸爸当时在省会工作，但我妈妈在农村，我小时候是农村长大。但是我经常往返于农村和城市之间。一到假期，我就到我爸那儿待着。从小父母给我灌输的一个观念就是，你只能通过努力学习改变你的命运。否则你没有办法，你就在农村待着，就像周围的那些人一样。所以呢，给我注定打上了这个烙印，思想上就是：现状是不理想的，你必须通过努力去改变它。所以，我就努力学习考大学。
再制造胶粘修复技术作为再制造的关键技术得到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相比传统方法(螺接、铆接和焊接)，有以下明显的优势[3]：
陈平硕士毕业，留在大学担任行政工作。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份工作，是因为一方面国家专业体系的扩张，亟须扩大学院规模，另一方面是他过去的教育工作经历帮助他在同学中顺利脱颖而出。之后，大学工作期间，陈平再次选择在本校攻读在职博士，为未来的职务晋升增加文化资本。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就业系统同样在塑造陈平的生命历程。我国城镇就业体系是一个典型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主要分布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而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则更多留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两者之间呈现分割的状态。陈平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就业，收入较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具有良好的晋升机制。与之相对，范强由于缺乏教育资本和必要技能，始终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其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在此，教育系统与就业体系相结合，促成了陈平与范强不同的生命轨迹。
综上所述，生命历程理论和结构化理论为理解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个体历程与社会结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等一系列现代化转型，让其中的不同个体产生了剧烈的社会分化，改变了当代乡村青年群体的生命历程，使当代乡村青年的生命历程有了特殊的意义，即个体生命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几乎同步，结构与个体之间相互作用并彼此塑造。因此，人口城镇化，聚合有大量青年群体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复杂互动，需要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与社会结构变迁的互构视角下予以分析和理解。
在教育与工作的交替之中，陈平已然结婚生子，安居北京。他居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中，与同为研究生毕业的女孩结婚生子，孩子也已进入大学附属幼儿园。他们的朋友大多为学校的同事，以及曾经的同学。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有着良好的社会保障、充分的教育机会以及安稳且有前途的生活，已然融入了城市生活。
以上生命历程，不仅是陈平通过个人的主观意图与努力奋斗而来，而且还深深刻有宏观结构的印记。首先，城乡二元结构之下，陈平有着特殊的家庭生活经历，最终对其选择读书并接受高等教育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父母分处城乡，而陈平从小生活于农村，且经常往返于城乡之间。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父母对陈平的教育期待，又有陈平自己对城乡差距的直观认识。年少时这段家庭生活让陈平一直深信读书可以改变人生，并对读书产生了不同于其他乡村少年的强烈期待。在这个过程中，城乡二元社会这样的宏大社会结构因素通过各种途径作用于陈平的生活，并影响着陈平做出人生的重大选择。
其次，教育体系结构则影响了陈平之后的职业流动。大学毕业后到中学任教，这并没有满足陈平在社会、经济与威望上的各种期待。由于整个教育系统中，初等教育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陈平才感受到中学老师的经济收入低、社会威望低、生活压力大。这促使陈平选择考研进一步提高学历以满足自我对未来的期待。另外，由于国家对某些学科的特殊扶持，他最终得以硕士毕业留校工作。
考研来北京之后，对未来的工作感到很迷茫。然后毕业的时候呢，正好学院需要一个助学工作的人。因为我们学院原来很小，人很少，后来，国家开始重视我们学科，新设立相关专业，需要扩大学院规模，亟须行政工作人员。然后我们学院领导就跟我谈，就觉得我挺适合做这个的，说—因为我可能以前做班主任。后来就，正好那一年，我读研三那一年，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他出国了，就没有专门的人来管这一块的事。副书记就让我做他的助手，帮忙做管理学生的工作，就相当于考察我，我一边读书，一边做这些工作。考察了一年吧，毕业的时候就留下了，留在院里头工作。
胆宁片联合内镜下套扎术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肝硬化食管静脉曲张的临床观察 ………………………… 徐安芬等（6）：816
综上所述，通过教育与迁移在社会结构与地理空间中流动，这是当代乡村青年最重要的向上流动方式，也是乡村青年城镇化的两种主要方式。换句话说，当代乡村青年分化为两种理想类型，首先是农村大学生，通过教育向上流动；其次是农民工，通过迁移进入城镇并尝试改变命运。之后，农村大学生通过不断提升人力资本，获得更好的社会地位与更高的经济收入，同时也获得了更好的社会保障与生活机会，渐次融入了城镇，实现了由乡村居民到城镇居民的转变；与之相对，农民工则通过不断迁移实现工作转变，虽有收入的提高，但仍留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在不稳定的工作历程与居住环境中，在城乡之间的摇摆之中，努力尝试市民化的理想。
四、个体生命历程与社会结构变迁
城镇化过程中，当代乡村青年的生命历程在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互动中展开，这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社会结构对个体生命历程的塑造，二是个体行动所造成的宏观社会的结构化（请见图3）。可以发现，结构化并不是个体建构宏观结构的单向过程，而是个体在结构构成的规则和资源约束下，不断通过行为生产和再生产着社会结构。这是一个在行为与结构之间不断循环往复的双向过程。下面首先简要总结社会结构塑造个体生命历程的具体过程，然后重点阐释宏观社会的结构化过程。
1.城镇化：个体生命历程变化
图3显示，以范强为代表的农民工和以陈平为代表的农村大学生在现代化转型中，从同一个乡村社会中，通过个体和家庭的努力完成了不同的城镇化过程，他们在进入城镇、职业流动和社会融入等阶段有着不同的行动策略，最终呈现出不同的生活样态。简要来讲，农民工通过迁移进入城镇，通过社会网络关系在城镇就业，之后呈现出频繁的职业流动，多以拆分型家庭的方式在城镇生活，由于公共服务的缺乏处于不稳定的生活状态中，因此在心态上始终难以融入城镇；而农村大学生则主要通过教育进入城镇，并凭借教育资本获得稳定的城镇就业，多以完整的家庭样态在城镇安家，享有系统的公共服务，有着城市主人翁的生活心态，基本融入了城镇生活。两个群体对未来的愿景也有所不同，农民工更迫切的期待是能够在城镇安居下来，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合家团聚；而农村大学生的未来愿景则是拥有一份更有价值的职业，进一步提升个体与家庭的生活品质。
与80后乡村青年城镇化同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一直在变迁过程中。户籍制度逐渐开放，城乡二元分割向城乡一体化发展；教育体系迅速扩张，基础教育保证了每个乡村人的受教育权，中等和高等教育相对缺乏，但也在逐渐扩张；就业体系由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计划与市场并存，最终完全市场化；土地承包制度改革之后，各地土地制度改革试验不断，不断推进土地价值的最大化利用；伦理文化由传统乡土文化向现代与传统文化并存转变，西方观念不断融入传统文化之中；城镇体系进一步等级化，促使中国地理空间结构越发形成空间等级系统，资源和机会向大城市进一步集中。
家庭资本和社会网络之外，在宏观层次上，个体的生命历程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教育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宏观结构的约束之外，结构性因素同样为范强提供了各种生活机会。首先，户籍制度在改革开放后渐次开放，为乡村人进入大城市工作打开了一扇门，这在他们父母一代是无法想象的。其次，经济上的市场化，在催生了各种新行业新工作的同时，也推动了劳务公司在全国的兴起，这为由乡村进入城市提供了较为便捷的通道。再次，教育体制的改革，也为个体进入各种职业岗位提供了支持。一方面，虽然高等教育扩张为更多的人提供了进入大学的机会，但高中教育规模却没有同步发展，仍然令无数乡村青年只能止步中考，不得不过早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像武术学校这样的教育培训机构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大地上出现，为乡村青少年通过技能培训进入劳动力市场中较高层次岗位提供了可能。范强就是通过社会网络，获知武术学校招生，并可以由此进京工作，从而借助整个社会、经济与教育体系的力量，开启了乡村人的城镇之旅。经过10多年的努力，范强在大城市有了较为稳定的工作，但仍无法享受大城市的社会保障、教育等各种公共服务，仍没有完全融入已生活了近20年的城市。
图3：城镇化与结构化：生命历程变化与社会结构变迁
2.结构化：宏观社会结构变迁
当代乡村青年在社会阶层结构中采取不同策略，实现社会流动，同时，重塑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换句话说，乡村青年在各种规则与资源构成的条件之下，采取各种行动改变个体命运的同时，也在生产与再生产着整个社会的结构。
远程监测设备即水库监测终端（太阳能供电型），负责采集现场检测设备检测到的数据和图片信息，并通过GPRS网络将现场信息传送给监测中心。
首先，以范强为代表的农民工和以陈平为代表的农村大学生，是乡村地区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农民工与农村大学生相继离开乡村、进入城镇，导致村庄人力资本的严重缺失。人力资本缺失，不仅无法促成乡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而且破坏了乡村地区原有的稳定生态，进而造成村庄的空心化与逐渐衰败。然而，与此同时，逐渐增多的返乡农民工与返乡大学生也为乡村带来了城镇的资源和信息，为乡村的再造提供了资金、信息、人力等各方面的援助，村庄人力资源的外流与重返正在改变村庄的样貌，堪称村庄的再造［22］。
其次，农民工与农村大学生离开乡村，破坏了以村庄为核心的乡村社会网络；同时，两个群体进入城镇，并在城镇迁移流动，逐渐构建起新的城镇社会网络，重构了中国城乡社会的网络联系。更为重要的是，乡村青年流入城镇之后，并无可能斩断全部的乡村社会网络，而是依靠在乡村—城镇之间的频繁往返，在乡村与城镇之间架构起范围更大的社会网络，该网络不是简单的人际关系网，而且还是信息网、经济资本网，以及人力资本网络［23］。这个范围更大、异质性更强的复合社会网络不仅逐渐改变了乡村的闭塞，而且在乡村和城镇之间构建起繁密的信息、资金、人力和社会网络，为进一步城镇化与乡村建设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为了防止双向调压井内水过快排空，可考虑关闭系统尾阀。阀门特性曲线选用等百分比特性曲线。事故停泵30秒后，尾阀开始关闭，经过60秒完全关闭。事故停泵后，泵出口阀的关闭规律仍为两阶段关阀：0～11.7秒关80%，11.7～90秒全部关闭。图3为3台泵运行、设双向调压塔、单向调压塔、泵出口阀两阶段关闭、尾阀关闭条件下的停泵水力过渡过程计算结果。（a）为沿线压力包络线；（b）为尾阀进口流量和压力的变化过程。从图3（a）和（b）中可以看出系统最大压力137.92 m，出现在尾阀进口，远大于水泵出口额定压力，且桩号14+164下游至尾阀进口处出现了汽化现象。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工和农村大学生的向城流动带来了城市的更新。在经济建设上，农村大学生是城镇中高级职业的重要生力军，而农民工则为城镇的运营提供最重要的基础性劳动力补充，两者共同为城镇地区的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基础建设和运营保障等提供了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支持，促成了我国城镇的高速发展与升级更新［24］。在社会结构上，经济发展带来的新的职业岗位，很大程度上由进入城镇的乡村青年所填补，实现了城镇职业结构的更新，特别是丰富了城镇的服务行业，改变了城镇居民的整个生活方式。在文化观念上，全国各地乡村青年的迁移和流动，给城镇特别是大城市带来了丰富的异质性文化，活跃了城市的文化系统，促成了城市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和更新，在带来创造力的同时，为城市文化观念的整合提供了机遇。
综上所述，在户籍制度、教育体系、就业市场、土地制度、伦理文化和城镇体系等宏观结构因素的制约下，包括农民工和农村大学生在内的乡村青年通过迁移与教育等方式进入城镇，在个体选择和家庭策略的驱使下逐步完成城镇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乡村青年不仅改变了自身和家庭的命运，实现了向上社会流动，由乡村居民逐渐变为城镇居民，而且还通过自身行动再造了村庄结构、重构了城乡网络、实现了城镇更新，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
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的作用，将“活力党建”融入企业管理过程，紧密嵌入业务，以“党建+专业”双促双提为导向，与员工队伍建设有机结合，形成全员参与、贯通到岗，细分职责、各有侧重的组织、工作体系，推进公司高效运转，使党建在经营工作中处处有彰显，形成凝聚人心、服务发展的强大引擎，实现党建工作虚功实做。
五、结论与讨论
城镇化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集中反映，深刻改变了中国城乡社会结构与民众生活方式。城镇化既是整个社会结构变迁的宏大结果，也是微观个体行动的聚合产物。如何在微观个体与宏观结构两者之间理解当代城镇化过程成为学界热点问题。已有研究大都从社会结构或社会政策的视角对城镇化进行结构性或政策性分析［25］，也有少数研究者尝试从个体的微观视角关照城镇化背景下的个体命运［26］。两者虽然视角有所不同，却有着相似的结构决定论逻辑，即城镇化的重点是宏观结构对个体命运的深刻塑造。其实，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与个体命运的变化相互渗透、彼此促成，而绝不仅仅是单向的作用关系。因此，更为完整的城镇化图景需要在行动与结构的互动视角下对城镇化中的个体命运与宏观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高技术产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从世界范围看，如今高技术产业的竞争本质上就是科技创新的竞争。只有有效利用创新资源，不断提高区域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才能真正形成产业优势，推动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文基于生命历程与结构化理论，选择典型案例阐释了以农民工和农村大学生为代表的乡村青年的城镇化路径，分析了社会结构转型与个体生活转变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互构过程。通过分析发现，宏观结构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宏观社会结构是制约乡村青年城镇化的重要约束条件，同时为两类乡村青年的城镇化提供了不同机会结构。可以说，乡村青年在进入城镇、职业流动与社会融入的不同阶段都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并享受到社会结构变迁提供的机会结构。在此过程中，农民工通过迁移进入城镇，通过频繁流动寻求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并在迁移和流动中寻求融入城镇，获得城镇居民身份；而农村大学生则通过教育进入城镇，也同样通过教育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以获得更好的工作，进而实现从乡村居民到城镇居民的转变。与此同时，农民工与农村大学生的城镇化行动也在重塑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推动了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比如村庄的再造、社会网络的重塑以及城镇的更新等等，为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进一步的可能性。
总之，当代乡村青年在剧烈的社会转型中不断重塑自身，同时，也在生产与再生产着宏观社会结构。这些宏观社会结构既是乡村青年群体生命展开的条件，又是他们社会行动的结果。在整个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结构与个体行为相互影响，彼此促成，当代乡村青年的生命历程已深深嵌入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之中。一方面，行动与结构的互构视角为理解当代乡村青年的城镇化过程提供了更为完整可信的图景；另一方面，只有从互构的视角理解我国城镇化过程，才能认识到城镇化过程中“以人为中心”的重要意义。这也意味着相关政策制定者需要完成视角转变，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即站在乡村人口自身的角度去理解其行动的逻辑和意义，以及其结构性后果，并能够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帮助包括农村大学生和农民工在内的所有乡村青年完成从乡村居民到城镇居民的完全转变。
建设内部控制体系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需要慢工出细活。公立医院需要设计建设框架，明确建设流程，保证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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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招聘视角下大学生就业过程不平等研究（编号：18CSH0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刘浩：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陈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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