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当代秘书学建设的成就（论文文献综述）
徐丽君[1]（2020）在《常崇宜秘书学思想述评》文中研究说明对我国当代秘书学研究领域知名学者常崇宜的秘书学思想进行梳理,总结其"秘书学就是秘书工作学"的基本理论,分析其中国特色秘书学理论的贡献与局限,反思其秘书学理论及思想对我国当代秘书学学科建设的影响与启示。
郑晓锋[2]（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提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曹必玉[3]（2020）在《磨稿六十载 寄情书海间 ——编辑出版家王子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子野是我国当代享誉海内外的的编辑出版家,长期在人民出版社任职。作为一位“学者型”领导,他集编辑家、出版家、翻译家、评论家于一身。在多重身份的交织中,他坚守编辑出版岗位六十余年,用严谨求实、开拓创新的精神启示后人。王子野关心社会主义出版学的建设,成为现代呼吁“出版学”诞生第一人;他坚信编辑大有作为,积极鼓励编辑学理论研究,不断推动我国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发展壮大,对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和出版活动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后,王子野为我国出版事业的拨乱反正和出版体制改革做出了杰出贡献,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编辑出版人才,以其丰富而成就显着的实践展示了其独特的编辑特色与出版风格。王子野认为优秀的编辑应该是编着合一的,提倡编辑在杂家的知识体系下,逐步向编辑学者化升级,并且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这种编辑学家的风范。他在哲学、美学、史学、文学、戏剧等领域均有研究,撰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杂文作品和读书笔记,亦出版了多种着译单行本。在翻译方面也成绩斐然,早年在延安时期就译过哲学、社会科学着作以及文艺理论方面的书籍,如《西洋哲学史简编》《历史唯物论》和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论》《邓肯自传——补篇》等。在出版事业管理中,王子野见证了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出版业的重大变化,并成为编辑学和出版学诞生、发展与壮大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他在出版工作中高瞻远瞩,对内参与制定各项出版规章制度,对外他积极走访列国,促进我国出版事业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同时,在培养与管理出版人才时,他重学识、重实践,不唯权、不唯上,积极营造良好的出版氛围,注重培养出版人才的实干与创新精神,尤其是关心年轻编辑的培养。王子野在出版战线中形成了求实、求美和求精的出版风格。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王子野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理论,并指导自己的编辑出版实践,成为“党内的哲学家”。紧贴时代的图书出版任务,将宣传党的思想与革命实践高度融合;在坚守出版方向的同时,他强调出版质量第一,对古籍、善本书提出高标准、严要求。在审美艺术方面,王子野具有极高的艺术修养,注重书籍的装帧设计,力求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精品呈现。在出版产业化环境下,王子野给予现代出版领导者在编辑人才的培养、作者资源的积累、读者意识的树立等方面诸多启示,对当下编辑出版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龙铁佳[4]（2020）在《北宋书学人才培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书法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中国古代十分注重书法教育,自东汉灵帝设立鸿都门学始,书法不仅成为了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且成为一种艺术,是艺术教育的主要形式。魏晋时期,在秘书监下曾立书博士,为朝廷培养抄录、缮写政令公文的人才。到了隋朝,国子监之下设立专门进行书法教育的官方学校——书学,强调书法人才的培养。随后的唐代书学在前朝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在教材、考核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完善的制度,出现了书法教育繁盛的局面。北宋时期的书学发展可谓达到巅峰,在“右文”的政策下,北宋书学从培养目标的设立、课程与教学的改革、组织管理制度的完善等方面又有了新的突破,在宋徽宗时期达到空前繁荣。作为古代官方书法教育的典范,北宋书学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在中国书法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历史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并发掘。因此,梳理北宋书学诞生、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全面考察北宋书学人才培养体系,概括北宋书学人才培养的特点,总结其历史经验,不仅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北宋书学人才培养研究的整体情况,而且有利于揭示书学教育发展规律,为我国当前书法教育,尤其是书法人才培养提供参考与借鉴。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分析有关北宋书学人才培养的一手文献及其他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从教育史、艺术史的角度对北宋书学人才培养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引言部分,在引言中简要阐明了论文的选题依据、研究背景与问题、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并在充分掌握大量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清晰地界定了相关概念,明确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二是论文的第一部分,这是后续研究的必要铺垫,本部分主要探讨了北宋书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从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科学技术、文教政策、尚意书风、帝王的喜好推崇等影响书学产生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北宋书学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以便更好地厘清北宋书学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把握北宋书学人才培养发展的状况。三是论文的重点与核心部分,本部分主要阐述了北宋书学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与考核、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四个方面的问题。北宋书学以培养通晓《论语》、《孟子》的儒学人才、精专“篆、隶、草”的技艺人才、兼通“诗、书、画”的文学人才的“全才”为总目标。在这个目标的引领下,书学的课程设置包括技法课程、经学课程、字学课程,课程考核则从考试内容和考核标准两方面进行论述。北宋书学人才培养还具有独特、创新的途径和方法。其中,以名帖临摹、名师指导两种主要实施方法进行。为保障书学的顺利运行,还设有一系列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本文从考选制度、教育管理规章和教学管理机构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四是结论部分,本部分通过总结和归纳北宋书学人才培养的经验及启示,鉴古知今,以期为当下书法人才培养提供参考和借鉴。
金常德[5]（2020）在《中国秘书学界2019年度大事记》文中指出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秘书学界广大同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为扩大秘书学的影响力,提升秘书学的专业地位,推动秘书学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各自应有的贡献。在此,对2019年秘书学界发生的大事作一梳理,既是对过去一年的回顾和总结,也藉此向社会发出秘书学界的声音,展示秘书学人的作为,期冀在这个千帆竞发、
李梦萍[6]（2019）在《秘书学本科专业定位研究》文中认为有关秘书学本科专业定位的研究并不多,现有研究着眼于秘书学学科归属,研究视角不够全面、系统,且缺乏针对性。本文以秘书学本科专业为研究对象,以定位理论为基础,运用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剖析秘书学本科专业定位的内涵、现状及原因,并据此提出秘书学本科专业定位解决措施。首先,以定位理论为基础,阐明秘书学本科专业找准自身定位的重要意义,并说明定位过程需遵循五项原则,定位内涵包括自我定位、学校及政府定位、社会定位三个维度。其次,从现有秘书学本科专业入手,以大量基础数据探析学科发展环境特征及发展现状,得出当前秘书学本科专业在自我定位上存在专业核心竞争力不足、忽略外部宏观发展环境、人才培养方向缺乏细化的问题,在学校及政府定位中存在专业发展潜力被忽视、管理制度不健全的问题,在社会定位上缺乏行业内共同认可的权威评价机制。再次,结合实际调查与案例思考专业定位影响因素,分析出秘书学本科专业定位内部主要受专业负责人领导力及师资队伍情况影响,外部主要受政策因素与市场因素影响。最后,分别从秘书学本科专业定位预设、定位策略及定位路径层面,提出秘书学本科专业定位措施。
梁淑情[7]（2019）在《李欣的秘书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李欣是中国秘书学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他的秘书学思想为我国的秘书学发展与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引作用,也正是其在秘书工作中实践中不断地研究与总结秘书工作的性质与发展规律,从而促进我国的秘书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研究李欣的秘书工作历程以及秘书学思想理论,不仅可以借鉴李欣的秘书学思想理论观点,也能学习他推动秘书工作及秘书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更要发扬李欣对秘书事业兢兢业业、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以及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本文是在研究历史文献的基础上,采用文献编研学理论方法,就李欣一生的秘书工作历程及其理论观点进行探究和提炼。通过对李欣秘书工作活动地梳理,重点关注他在秘书工作方面的实践,并对李欣在秘书工作中所传达的秘书学思想理论进行总结和研究,旨在结合时代背景深刻把握李欣的秘书学思想,从而对今后秘书学研究及秘书工作地开展提供宝贵的指导价值。本论文的结构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内容包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创新之处以及研究方法。现阶段学界研究李欣及其秘书学思想的文章专着比较少,即使有涉及也大多集中在其某一方面的秘书学思想研究上。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李欣的秘书学思想给予系统的梳理,另外试图填补李欣生平研究的空白第二部分是李欣生平与秘书工作。这是本文的创新之处,以时间为顺序,简述李欣的生平及其秘书生涯,包括参加革命、着书立说、促进秘书工作改革以及纠正秘书学理论研究的不良风气,从而对李欣在秘书界的贡献及历史地位有个清晰地认识。第三部分是李欣秘书学思想的形成。笔者从李欣秘书学思想形成的原因、标志、特点三个方面入手,以求再现其思想形成的过程,厘清前因后果,做到“知其所以然”。第四部分是李欣秘书学思想的基本内容。这是本文的核心内容,笔者把李欣的主要思想概括为秘书哲学观、秘书服务观、秘书人才观、秘书辅助决策观、秘书工作规律观五个方面,并按照从心理到行为、由人到工作的顺序,依次展开叙述,力求从根本上梳理李欣秘书学思想的内涵。第五部分是李欣秘书学思想的评价及启示。实事求是地评价李欣的秘书学思想,看到其在带领我国秘书学发展的开拓性价值,也正视其思想的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李欣在秘书学理论研究以及秘书工作中展现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
胡天银[8]（2019）在《合作与冲突 ——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研究（1931-1945）》文中研究指明我国近现代大学发轫于民族内忧外患之际,民族救亡、文化重建与人才培养是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使命,因此其与国家、社会、政府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中央大学作为国民党政府着力打造的“首都最高学府”,其深入地参与到国家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本研究将中央大学置于十四年抗战背景之下,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进行考察和分析。通过历史考察与学理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表现为两种形态:合作与冲突。抗战时期政府需求与中央大学治校理念的契合是府学合作的基础。中央大学在工、农、医等实科发展中密切联系政府国防、经济、民生建设需求,《新民族》学人以学术探究的方式积极服务政府抗战建国策略的实施都是合作的体现,合作使府学关系更加紧密。然府学间虽有共识与合作,亦有矛盾与冲突。在人事上存在政治因素与学术标准的冲突;在经费上存在政府拨付不足与不能满足学校发展及师生需求的冲突;在管理上,存在政府控制学生运动与学生寻求自治之间的冲突。尽管府学间存在冲突,但合作大于冲突是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的主旋律。第二,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社会层面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因素是基础因素。政府层面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其中政府意志是核心,经费拨发、教育政策、人事安排则为政府意志的具体体现。学校层面的因素则作用各不相同,在府学关系中校长多为平衡者,而师生多为抗争者。第三,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实质是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的合作与冲突。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的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府学关系处于动态平衡之中,其二府学关系未形成制度化约束。第四,通过考察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历史可以得到以下启示:遵循大学逻辑行事,维持府学关系平衡;建立师生监督组织,保证府学关系透明;完善现代大学制度,明确府学关系边界。
张金国[9]（2018）在《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族工作是民族国家社会结构中国家——民族二元互动关系的载体,体现国家民族问题治理的道路选择、制度设计和国家意识,是国家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在多民族国家制度重建的变动时期,民族工作事关民族社会内部关系的重构、政治秩序的稳定和国家权力的整合。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实践处于转型为基础的国家重建的关键时期,即建国初期与改革开放初期,这两个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任务有所不同,但需要突破的具体困境则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均需完成政治秩序的重建。习仲勋作为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之一,他不仅仅是新中国缔造者之一,更是新中国在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造与国家政权建设的执行者、重大政策制定者、重大事件的参与者。他本人在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独特观点、理论,他所倡导的民族宗教工作方法,他在民族工作方面的成功实践,尤其是在建国初期的西北民族地区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层层障碍,在国家初创之际积极推进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权建设与社会改造,理顺了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效地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社会治理。可以说,正因为习仲勋开创性的民族工作思想才使得西北区域社会没有成为初生国家的包袱与负担,避免了历史上西北民族宗教问题阻碍国家建设的悲剧重演,其意义不仅仅在建国初期西北民族地区的一隅一地,更给整个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治理提供了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理论上的任何一种解读、研究乃至重新建构都是由现实的实践所激发的,研究习仲勋建国初期与改革开放初期民族工作的思想,尤其是建国初期民族工作思想,一方面在于追求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治理上走过的艰难历程,另一方面在于通过历史的镜鉴寻求对当下国家民族问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因为习仲勋所处的时代,其实离我们并不那么遥远,他基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理论、观点、思想,实际上对我们今天极力解决的民族问题,依旧极具针对性、指导性。论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按照既定的行文规则概述选题的缘由与选题理论与现实意义,整理和评述既有的文献资料与学术研究成果等。对于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研究,不能单纯地聚焦于他本人在特定时期、特定阶段的特定行为与思想,而必须放眼他的时代与时代所赋予他的时代文化与社会背景,这样才能了解他的思想何以产生、为什么会产生。纵观世界人物思想研究,就个人思想而言,不可能单纯地就理论而理论地认识、了解一个人,必须把个人放在社会与时代的关系之中,为此,论文的第一章主要是结合大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对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思想渊源结合习仲勋的生平,做一个全面的纵向梳理,以期揭示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深化对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认知。一种思想的萌芽、产生、发展都是一个辩证的社会化过程,如果简单地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剥离出来,那么离开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就是抽象的,就必然是僵死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论文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发展历程即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的三阶段,展示其民族工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这一大的社会场域中不断发展、不断升华的过程。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形成都有其理论架构的视角或向度,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重要内容的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也不例外。习仲勋从社会人到政治人的转变,尤其是早期家庭的熏陶与后期革命实践的深刻影响构成了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向度。论文的第三部分对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向度进行了剖析,即以民为本的群众观是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根基、实事求是是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路径、团结发展是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终极目标,三个基本向度构成了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理论根基、根本底色、价值追求（出发点、实现什么、怎么实现）。恩格斯指出,研究这些思想动机“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1）可以说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的动机正是要体现作为一种理论在国家构建与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论文第四部分围绕习仲勋在民族区域自治、民族统战、民族社会改造、宗教工作等方面的若干重要观点、思想展开研究,也正是这些理论与观点建构了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体系内容。方法论之所以在一定语境中被上升为“原则”或“根据”,是因为它们能以某种方式规定研究的方向,从而排除显然会使所说明的问题陷入“困境”的方向。基于此,论文第五部分以习仲勋在民族宗教工作方法论上的若干重要提法展开研究。一种理论与思想的强大力量,不在于理论与思想的深邃莫测,而在于它对实践的指导,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虽然具有某种历史性和阶段性特点,但由于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为它赖以成长的社会土壤、社会发展阶段、民族发展阶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它必须面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而不是面对自己既有的结论。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同样需要与时俱进,同样要指导实践,它要根据新时期民族的新问题,总结新的经验,得出新的结论,因此,文章结语部分主要内容是结合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深刻挖掘其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
金常德[10]（2018）在《当代秘书学人研究述要》文中指出中国当代秘书学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经过近40年的发展,其间限于各种因素虽然有起有伏,但我们依然有理由说它一直在稳步前行,我们也相信它必将走向成熟。中国当代秘书学的诞生、发展、壮大和走向成熟,离不开老中青三代秘书学人的努力开拓、不懈坚持与合力推进。在中国秘书学发展的史册上,应该留有当代秘书学人奋进的足迹,对当代秘书学人进行研究是中国秘书学建设工程的应有之义。
二、我国当代秘书学建设的成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当代秘书学建设的成就（论文提纲范文）
（1）常崇宜秘书学思想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常崇宜秘书学思想的基本点——秘书学就是秘书工作学 |
| 1. 秘书工作任务 |
| 2.秘书工作性质 |
| 3.秘书工作方法 |
| 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秘书学理论 |
| 1. 突出中国特色 |
| 2.秘书学理论的“高峰” |
| (1）明确秘书工作的宗旨——“三服务” |
| (2）“秘书”的定义渐趋科学 |
| (3）确定秘书的两大部类分类法 |
| (4）总结秘书工作规律 |
| 三、反思：秘书学是一门新兴的应用学科 |
（2）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 第六章 余论 |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3）磨稿六十载 寄情书海间 ——编辑出版家王子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评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王子野的编辑出版生涯 |
| 第一节 一介学徒登泰斗:王子野的多重身份 |
| 一、博览群书,功底深厚的学者 |
| 二、孜孜不倦,着作等身的译者 |
| 三、视野阔大,心系作者的编者 |
| 四、鉴赏独到,尊重文本的评者 |
| 第二节 六十余载勤编辑:王子野的活动历程 |
| 一、自学成家,开启编辑出版生涯(1930年-1936年) |
| 二、精深钻研,投身编辑出版革命(1937年-1949年) |
| 三、精益求精,指导编辑出版工作(1950年-1966年) |
| 四、宁折不屈,尽显出版责任担当(1967年-1977年) |
| 五、老而弥坚,心系国家出版事业(1978年-1994年) |
| 第三节 功垂竹帛系出版:王子野的主要成就 |
| 一、奠定《新华月报》编辑宗旨与风格 |
| 二、树立人民出版社的优良社风 |
| 三、参与大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
| 四、编纂《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丛书 |
| 第二章 王子野的编辑思想 |
| 第一节 编辑视野观 |
| 一、高举“编辑大有作为”旗帜 |
| 二、坚持“一分为二”的编辑求真观 |
| 三、力倡编辑读书风气 |
| 第二节 编辑选题观 |
| 一、推陈出新,促进书刊共荣 |
| 二、计划为先,优化图书选题 |
| 三、克服“书荒”,提升再版价值 |
| 第三节 编辑素养论 |
| 一、立场坚定的政治素养 |
| 二、编才三长的知识结构 |
| 三、终身学习的业务能力 |
| 四、朴实无华的工作作风 |
| 第三章 王子野的出版管理 |
| 第一节 “一切为了好书”的规划管理 |
| 一、坚守出版的导向性 |
| 二、注重出书的优质性 |
| 三、强调规划的实用性 |
| 第二节 “从我做起从严抓起”的组织管理 |
| 一、严谨垂范的工作分享 |
| 二、科学严密的出版制度 |
| 第三节 “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人才管理 |
| 一、既“红”又“专”的人才培养 |
| 二、赋能与激励兼并的管理模式 |
| 第四章 王子野的出版风格 |
| 第一节 求实:出版宣传与革命实践高度融合 |
| 一、提倡“出版学”研究 |
| 二、坚守“双效”出版价值 |
| 三、肩负政治书籍出版使命 |
| 第二节 求美:注重书籍装帧与艺术审美功能 |
| 一、书评题字彰显审美特质 |
| 二、装帧设计点化整体构思 |
| 三、个性特色彰显艺术风格 |
| 第三节 求精:坚守出版法度与自主灵动相协调 |
| 一、固学之本,图文之新 |
| 二、皓首穷经,寻求善本 |
| 三、立足本土,放眼国际 |
| 第五章 王子野研究的现实意义 |
| 第一节 坚持走“学者化”编辑之路 |
| 一、构建博中求专的知识结构 |
| 二、炼就慧眼识金的感知能力 |
| 三、持有虚怀若谷的编辑修养 |
| 第二节 为作者群注入人文情怀 |
| 一、爱才惜才,重视青年作家的培养 |
| 二、伯乐相马,提倡兼容并包的作者观 |
| 三、以书会友,增进编作的互动交往 |
| 第三节 提升内容服务的读者意识 |
| 一、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
| 二、心怀读者,服务至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致谢 |
（4）北宋书学人才培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1. 我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
| 2. 我国对书法教育的重视和提倡 |
| 3. 北宋书学人才培养的经验值得研究和借鉴 |
| （二） 研究综述 |
| 1. 有关书学的研究 |
| 2. 有关北宋书学的研究 |
| 3. 有关书法人才培养的研究 |
| （三）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 书学 |
| 2. 北宋书学 |
| 3. 人才培养 |
| 4. 北宋书学人才培养 |
| （四）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 研究目的 |
| 2. 研究意义 |
| （五）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 研究内容 |
| 2. 研究方法 |
| 一、 北宋书学的产生背景及发展历程 |
| （一） 北宋书学的产生背景 |
| 1. 政治改革的影响 |
| 2. 经济商业的繁荣 |
| 3. 科学技术的发展 |
| 4. 文教政策的调整 |
| 5. “尚意”书风的形成 |
| 6. 帝王的喜好推崇 |
| （二） 北宋书学发展的历史进程 |
| 1. 北宋初中期沿袭唐制，设立博士 |
| 2. 宋徽宗时期重新建制，颇有创意 |
| 3. 北宋末期发展艰难，书学消亡 |
| 二、 北宋书学的培养目标 |
| （一） 通晓《论语》、《孟子》的儒学人才 |
| （二） 精专“篆、隶、草”的技艺人才 |
| （三） 兼通“诗、书、画”的文学人才 |
| 三、 北宋书学的课程设置与考核 |
| （一） 课程设置 |
| 1. 技法课程 |
| 2. 经学课程 |
| 3. 字学课程 |
| （二） 课程考核 |
| 1. 考试内容 |
| 2. 考核标准 |
| 四、 北宋书学的教学方法与管理制度 |
| （一） 北宋书学的教学方法 |
| 1. 名帖临摹 |
| 2. 名师指导 |
| （二） 北宋书学的教学管理制度 |
| 1. 全面严格的三舍考选制度 |
| 2. 严密周详的教育管理规章 |
| 3. 合理完备的教学管理机构 |
| 五、 北宋书学人才培养的经验及启示 |
| （一） 北宋书学人才培养的经验 |
| 1. 课程设置，体系完备 |
| 2. 注重师资，各有专长 |
| 3. 严立标准，讲求艺术 |
| （二） 对当代中国书法人才培养的启示 |
| 1. 更新中国书法人才培养理念 |
| 2. 建立与完善当代书法教育课程体系 |
| 3. 加强书法师资建设 |
| 4. 创新拔尖书法人才选拔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中国秘书学界2019年度大事记（论文提纲范文）
| 1月 |
| 3月 |
| 4月 |
| 5月 |
| 6月 |
| 7月 |
| 10月 |
| 11月 |
| 12月 |
（6）秘书学本科专业定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定位理论 |
| 第四节 研究目的、方法及意义 |
| 第一章 秘书学本科专业定位概述 |
| 第一节 秘书学本科专业定位的功用 |
| 第二节 秘书学本科专业定位的原则 |
| 第三节 秘书学本科专业定位的内涵 |
| 小结 |
| 第二章 秘书学本科专业定位现状与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开设秘书学本科专业院校的现状与问题 |
| 第二节 秘书学本科专业学科现状与问题 |
| 第三节 秘书学本科专业定位问题剖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影响秘书学本科专业定位的主要因素 |
| 第一节 影响秘书学本科专业定位的内部主要因素 |
| 第二节 影响秘书学本科专业定位的外部主要因素 |
| 小结 |
| 第四章 秘书学本科专业定位预设、策略及路径探析 |
| 第一节 秘书学本科专业定位预设 |
| 第二节 秘书学本科专业定位策略 |
| 第三节 秘书学本科专业定位路径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图表索引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后记 |
（7）李欣的秘书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理论意义 |
| (三)实践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文章专着 |
| (三)期刊论文及其它 |
| (四)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创新之处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读法 |
| (二)逻辑推演法 |
| (三)学科交叉法 |
| 第一章 李欣生平与秘书工作 |
| 第一节 李欣生平简介 |
| 第二节 李欣与早期的机要译电 |
| 第三节 李欣与秘书事业 |
| 一、开秘书学着书立说之风 |
| 二、构建秘书学理论体系 |
| 三、创新秘书工作方式 |
| 四、八十年代的“天地之争” |
| 第二章 李欣秘书学思想的形成 |
| 第一节 李欣秘书学思想形成的原因 |
| 一、时代的因素 |
| 二、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论指导 |
| 三、丰富的知识储备和秘书工作经历 |
| 四、谦逊勤奋的品格和宽阔的视野 |
| 第二节 李欣秘书学思想形成的标志 |
| 一、思想形成的界定标准 |
| 二、秘书学思想形成的标志 |
| 第三节 李欣秘书学思想的特点 |
| 一、以鲜明的服务性为出发点 |
| 二、以突出的政治性贯穿始终 |
| 第三章 李欣秘书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
| 第一节 秘书哲学观 |
| 一、实事求是观点 |
| 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
| 三、群众路线观点 |
| 第二节 秘书服务观 |
| 一、从属性决定了秘书工作的服务性 |
| 二、秘书服务对象的广泛性 |
| 三、秘书服务方式的多样性 |
| 第三节 秘书人才观 |
| 一、秘书岗位“膨胀回位” |
| 二、“恃才放旷者”不可为秘书 |
| 三、关心秘书人员,注重综合素质的提升 |
| 第四节 秘书辅助决策观 |
| 一、秘书的参谋职能 |
| 二、参谋不等于参与决策 |
| 三、正确理解“参与政务” |
| 四、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
| 第五节 秘书工作规律观 |
| 一、“双线”规律的形成 |
| 二、秘书工作规律的争议 |
| 三、“双线”规律的理论价值 |
| 第四章 李欣秘书学思想的评价及启示 |
| 第一节 无可争议的秘书学专业奠基人 |
| 第二节 李欣秘书学思想的局限 |
| 一、研究主体局限于党政公务秘书 |
| 二、注重经验总结,缺少理论深度 |
| 第三节 继承和发展李欣秘书学思想及秘书精神 |
| 一、继承和发展李欣的秘书学研究方法和基础经验 |
| 二、学习李欣的秘书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本人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及获奖情况一览表 |
（8）合作与冲突 ——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研究（193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一)探寻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历史图景 |
| (二)为调整和构建新时代大学与政府关系提供借鉴 |
|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多视角下大学与政府关系研究 |
| (二)我国近现代大学与政府关系研究 |
| (三)国立中央大学相关研究 |
| 四、核心概念 |
| (一)府学关系 |
| (二)中央大学 |
| (三)政府 |
| (四)抗战时期 |
| 五、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的共识与合作 |
| 第一节 合作基础：政府教育政策与中央大学办学理念的契合 |
| 一、民族复兴与抗战建国：中央大学与政府合作的背景 |
| 二、政府的教育政策及对中央大学的双重期待 |
| 三、抗战时期中央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 |
| 第二节 “切合国家的需要”：中央大学“实科”发展与政府的合作 |
| 一、政府教育政策的调整与中央大学的实科设置 |
| 二、中央大学工科发展与政府的合作 |
| 三、中央大学农科发展与政府的合作 |
| 四、中央大学医科发展与政府的合作 |
| 第三节 以学术服务国家：中央大学《新民族》学人与政府的合作 |
| 一、《新民族》的创办及其群体特征 |
| 二、“经国实际之谈”：《新民族》群体对抗战建国的讨论与分析 |
| 三、知识界与权力场的默契与融洽：《新民族》与政府的关系 |
| 第二章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的矛盾与冲突 |
| 第一节 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中央大学与政府在校长更迭中的冲突 |
| 一、学术标准与政治考量：中央大学与政府在校长选拔标准上的分歧 |
| 二、学术自由与派系政治：抗战后期中央大学校长的去职 |
| 第二节 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中央大学与政府的经费冲突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困境及中央大学的经费状况 |
| 二、中央大学与江苏省地方政府在经费上的争执 |
| 三、中央大学为争取经费独立与中央政府的斗争 |
| 第三节 控制与自治：中央大学与政府在学生运动中的冲突 |
| 一、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控制及蒋介石的对日政策 |
| 二、“九·一八”事变后中央大学与政府的博弈 |
| 三、中央大学对“一二·九运动”的声援 |
| 第三章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一节 社会层面 |
| 一、时代背景 |
| 二、历史因素 |
| 第二节 政府层面 |
| 一、政府意志 |
| 二、人事安排 |
| 三、经费问题 |
| 四、教育政策 |
| 第三节 学校层面 |
| 一、校长 |
| 二、教师 |
| 三、学生 |
| 第四章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实质、特征与启示 |
| 第一节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实质 |
| 一、学术与政治 |
| 二、知识与权力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的特征 |
| 一、府学关系处于动态平衡之中 |
| 二、府学关系未形成制度化约束 |
| 第三节 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启示 |
| 一、由政治到学术：遵循大学逻辑行事,维持府学关系平衡 |
| 二、由抗争到监督：建立师生监督机制,保证府学关系透明 |
| 三、由“人事”到制度：完善现代大学制度,明确府学关系边界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9）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渊源和社会历史条件 |
| 第一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形成的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二、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实践 |
| 第二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
| 一、西北少了一个工业,多了一个民族问题 |
| 二、宗教是生活的盐 |
| 三、中国共产党西北民族工作的实践 |
| 第二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萌芽阶段(1922-1936年) |
| 一、进入立诚中学：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 |
| 二、参加学运,狱中入党：接受马克思主义 |
| 三、投笔从戎,创建根据地：实践马克思主义 |
| 第二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形成阶段(1936-1945年) |
| 一、学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二、实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第三节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成熟阶段(1945-1952年) |
| 一、习仲勋民族工作的西北重要实践 |
| 二、总结了西北民族工作的出发点 |
| 三、规范西北民族工作的原则、方法 |
| 四、提出了西北民族工作的干部政策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理论内涵 |
| 第一节 以民为本的群众观：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理论根基 |
| 一、“人民就是江山” |
| 二、“江山就是人民”的群众立场 |
| 三、“群众路线要在群众中实践” |
| 第二节 实事求是：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基本路径 |
| 一、“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 |
| 二、“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找” |
| 第三节 团结发展：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价值取向 |
| 一、“民族团结是西北的政治问题” |
| 二、“民族团结是西北工作的原则” |
| 三、“谁离开民族团结问题,谁就不是从西北工作出发” |
| 第四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上的若干重要提法 |
| 第一节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若干重要提法 |
| 一、提出“民族的民主联合政府”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必要准备阶段 |
| 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必须采取“有准备、有步骤”的方针 |
|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反对两种“偏向” |
| 四、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要原则、条件、目的 |
| 第二节 关于民族统战工作的若干重要提法 |
| 一、“站在民族纠纷之外解决民族纠纷” |
| 二、“西北的统战工作就是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与敌人竞争” |
| 三、民族统战要突出党性,“麻烦就是革命工作” |
| 第三节 关于民族社会改造的若干重要提法 |
| 一、“西北工作要照顾民族和地区特点” |
| 二、“群众要土地粮食,我们要农民群众” |
| 三、民族干部必须是土改的执行主体 |
| 四、“联合一部分封建反对另一部分封建” |
| 五、民族地区土改的“八不动”原则 |
| 六、民族地区土改中的“两个不能变”原则 |
| 七、“两个不完全”思想,建立最广泛的宗教统一战线 |
| 第四节 关于宗教工作的若干重要提法 |
| 一、“克服‘左'的思想防止‘右'的倾向” |
| 二、“该松绑的松绑,该捆死的捆死” |
| 三、“宗教工作必须服从于国家政治任务” |
| 四、“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力服人” |
| 五、“宗教工作三分书本知识,七分实践知识” |
| 六、“宗教信仰自由,但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政治问题” |
| 七、“群众路线是宗教工作的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习仲勋民族工作方法论上的若干重要提法 |
| 第一节 慎重论：民族工作不要急 |
| 一、“慎重论”的提出 |
| 二、慎重论的理论内涵 |
| 三、“不怕慢,只要搞对” |
| 第二节 求同存异论：“大同”“小异”的民族统战方法 |
| 一、求同存异、和谐共生 |
| 二、“小异”“大同”就是统一战线 |
| 三、尊重差异,但不强调差异 |
| 第三节 规律论：少数民族地区工作须根据民族特点办事 |
| 一、民族工作需掌握民族特点 |
| 二、民族工作需尊重民族特点 |
| 三、依据民族特点做好民族工作 |
| 第四节 和平论：“民族问题不是武力充足不充足的问题” |
| 一、和平论的提出 |
| 二、和平也是斗争的方式 |
| 三、“和平论”对现实的指导性 |
| 第五节 “团结论”：团结上层,争取下层 |
| 一、团结论的提出 |
| 二、求团结不是“给上层撑了腰” |
| 三、坚持团结但不强调趋同 |
| 结语 |
| 一、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理论内涵、突出贡献 |
| 二、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的当代价值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当代秘书学人研究述要（论文提纲范文）
| 一、当代秘书学人研究的重要意义 |
| 二、当代秘书学人研究的基本情况 |
| (一) 研究队伍 |
| (二) 研究对象 |
| (三) 研究内容 |
| 1. 当代秘书学人的学术贡献 |
| 2. 当代秘书学人的学术人格 |
| (四) 研究成果 |
| 三、当代秘书学人研究的未来期待 |
| (一) 主要问题 |
| 1. 研究成果更新乏力 |
| 2. 研究队伍后继乏人 |
| (二) 研究期待 |
| 1. 秘书学界要高度重视 |
| 2. 研究准备要做实 |
| 3. 研究视野要开阔 |
| 4. 研究队伍素养要提高 |
四、我国当代秘书学建设的成就（论文参考文献）
- [1]常崇宜秘书学思想述评[J]. 徐丽君. 秘书, 2020(06)
- [2]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3]磨稿六十载 寄情书海间 ——编辑出版家王子野研究[D]. 曹必玉.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北宋书学人才培养研究[D]. 龙铁佳.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中国秘书学界2019年度大事记[J]. 金常德. 秘书之友, 2020(01)
- [6]秘书学本科专业定位研究[D]. 李梦萍. 暨南大学, 2019(02)
- [7]李欣的秘书学思想研究[D]. 梁淑情. 安徽师范大学, 2019(01)
- [8]合作与冲突 ——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研究（1931-1945）[D]. 胡天银.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9]习仲勋民族工作思想研究[D]. 张金国. 兰州大学, 2018(03)
- [10]当代秘书学人研究述要[J]. 金常德. 秘书之友,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