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大国、强国是三个内涵意蕴存在紧密联系，但又具有显著概念区分度的相近概念。从国家的二元属性入手对上述三个概念进行探究与鉴别，并最终推导得出大国崛起的内在逻辑机理是一项兼具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基础理论探究工作。“处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交汇处”的特殊位置决定了国家是在具备主权、领土、人口以及政权组织四大基本特征之外，以特定疆域为政治地理的存在依托，立基于二元属性，具有相对独立行为能力的政治实体。在此基础上，大国与强国概念两分，不可等同，大国之“大”在于规模优势，强国之“强”在于竞争优势。大国崛起过程是大国向强国转型前进，成为国际社会中强大国家的过程。
关键词:国家 ；大国 ；强国 ；二元属性
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明确指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国家发展的根本任务。结合当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宏伟愿景和实践进路，从学理层面辨析大国与强国的区别，理顺大国向强国转变，并最终强起来的内在机理衔接关系是一项有意义的基础理论探究工作。本文以国家的二元属性为切入点，从学术史梳理、概念辨析等方面对“国家”、“大国”、“强国”三个基本概念进行分析，并试图对大国崛起的内在机理进行诘究。
一、国家：基于二元属性的理论阐释
国家是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领域最为重要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对象，中外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历史理解和现实关照，对国家概念的界定各不相同。“国家”一词对应三种同的英语表述“作为政治概念的国家(state)，是指在一定疆域之内建立主权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实施权威的公共权力机构。作为人口和民族概念的国家(nation)，是指以人口和民族为基础所形成的政治共同体。作为地域概念的国家(country)，是指特定地域之内的自然和人文的统称单位。”[1]一般认为主权、领土、人口、政权组织形式是现代国家的四大基本要素。在西方政治学理论谱系中，马克思和韦伯分别从国家的“阶级本质问题”和“组织化特征问题”[2]两个维度构建现代国家理论。在不否认国家具有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马克思着重强调国家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利益的暴力机构。①韦伯则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国家是在某个特定的地域范围内，能够(成功地)要求对合法的强制力进行垄断的人类共同体。”[3]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继承韦伯关于国家“组织化特征”界定的同时，从西欧国家产生的历史轨迹层面把握国家的内涵，并提出“自主性”、“集权”以及“它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正式的协作关系”[4]三个重要特征。结构-功能主义视阈中的国家被视为一种特定类型的“政治系统”，“它拥有主权——对一定领土内的全体公民以公认的自决权为基础的独立的合法权威。”[5]唐士其教授在突出地域性特征的基础上，认为国家“是人类历史上至今为止出现的唯一一种能够以合法的暴力为基础，对其领土范围内的成员行使惩罚和再分配功能的地域性政治组织。”[6]
国际政治学者从内外联动的视角揭示国家内涵脉动的理论智慧对我们诘究国家的逻辑机理同样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加拿大学者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和丹麦学者乔格·索伦森(Georg S?倠rensen)认为虽然“国家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多面体”[7]，但仍可从内外两个维度梳理国家的概念机理。“在国内属性上，国家的存在表现为一块有人居住的领土，国民政府，并拥有对内主权。国家与社会(state-society)的关系是国家的内部层面关注的首要问题。”另一方面，从国际层面来看，拥有对外主权则意味着国家必然涉足国家间(ainterstte)关系。”[7]22著名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对人为切割国家概念的做法进行批判。“大多数政治学和社会学文献都从一种内向型的视角审视国家，它们都突出国家的国内维度而忽视其国际维度。”这种基于“国家”与“社会”区分之上的分析直接导致“‘韦伯式’国家概念的产生。”另一方面，“传统的国际关系学者将国家视为一个具备政治和领土特征的‘弹球’”，但却“忽略了对国家内部结构的探究。”对于任何有效的分析而言，“国家部分上是自我建构的(源于其自身内部的动态机理)，部分上则是竞争性(有时候甚至是很激烈的)无政府环境造就的结果。”[8]将国家理解为“领土-政治-社会的结合体”时才能更清晰研判其逻辑机理生成路径。
布赞的观点与“回归国家学派”②的理论旨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作为“回归国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波齐指出国家的两大基本要素：国家主权与国家领土“共同作用形成了一个最重要的结果：一种每一个国家与其他类似的许多国家共同生存的政治环境”[9]24，即国际体系。“由许多不隶属于任何其他政治实体的并列的单位集合所形成的国际体系的特殊机构，在国家内部的政治生活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交往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断裂和对比。原则上，国家内部的关系反映了国家作为政治权力唯一来源的毫无争议的优越性，它赋予了政治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一种独特的秩序与和平。”“相比之下，国家的外部关系明显存在着张力、不稳定和无序，国际体系中的每一个国家都被一种使自己的权力超越于其他国家的本性所驱使。最终，对于卷入的各方而言，解决冲突的唯一方式就是互相战胜对方。”[9]25换言之，处于国内、国际交汇处这一特殊位置上的国家，既要“对内以国家疆域内社会中大多数民众的利益实现为己任”，又要“在国际社会中与其他主权国家的竞争，使自己的外部行为符合实现生存与安全的行为逻辑。”[10]因此，“现代国家地位的本质总是具有内、外两个方面，厚此薄彼是不明智的。”[11]内外联动的复杂二元属性是塑造国家意图、职能、行为的本质要义。
在不断变化的政治生态场景之中，国家的二元属性是我们探析国运起伏涨落的重要切入点。一如罗马神话中长着两幅面孔的两面神雅努斯(Janus)③,国家的一张面孔对内凝视社会经济发展，另一张面孔则对外关注世界大势的潮起潮落。处于国内与国际层面交汇处的特殊位置决定了“国家必然站在国内社会政治秩序与跨国关系二者的交叉面上，而且在后一领域，国家必须努力谋求生存并取得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12]
在降尘装置的末端设有外部负压泵，为整个装置提供负压。当掘进机进行作业时，截割所产生的粉尘散布于空气中，此时，降尘装置在吸尘式炮头的吸尘口形成负压，含尘气体经吸尘式炮头吸尘孔与中空花键轴前端吸尘孔进入中空花键轴轴线空腔，之后经含尘气体收集器包围段的中空花键轴排尘孔进入到含尘气体收集器中。含尘气体被收集以后，经含尘气体收集器排尘口通过负压式气体管道运送到位于降尘过滤器上部的进尘口，经过降尘过滤器的过滤作用，含尘气体与过滤所用液体，被转化为干净的气体和含尘液体。被过滤的气体由排气口排出，含尘液体则经含尘液体排放器的排液孔排放到掘进机前的铲板上，又可对前端铲板运移煤岩进行降尘。
从国家的二元属性出发，国家与疆域内的社会之间呈现何种关系的互动是影响国家发展的首要因素。相较国家，社会是指“在一个特定的地域国家范围内除国家机构与制度(组织与安排)之外的个人、由他们构成的群体以及这些构成体之间的联系的总和。”[6]20社会由人所组成的，而不同的人由于经济地位、种族、受教育程度，尤其是经济利益获取与维护的广泛差异性④形成了不同的群体。故而，社会是由代表不同利益诉求关系、体现不同政治意愿的群体，或利益集团共同组合而成的。利益集团是“代表(具有共同利益或态度)的一类人群的社会或政治团体”，通过政治参与利益表达行为“增强公民表达利益并受政府关注。”[5]67-69利益集团的存在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是与作为社会基本构成单位的人的个体分布离散性与基于不同利益取向的行为自由是相互联系的。作为一种隐性或显性的组织，利益集团的“运作能量往往大于个人，所以它们是社会的权力集中点。”[13]与此同时，多元利益集团的“形成、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渠道畅通”，“维系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良性双向互动，有效避免了两者间的激烈对抗、内耗乃至两败俱伤。”[1]28从构成类型来看，经济利益集团、意识形态或单一问题利益集团、公共利益集团、对外政策利益集团和政府利益集团是利益集团的五大类型。[14]其中，以追求共同经济利益为纽带形成的经济利益集团最能体现社会多元化构成中的经济发展属性。
从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来看，国家源于社会，社会决定国家。⑤两者关系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国家对社会进行管制和干预，即国家对社会进行渗透的范围及其强度；二、国家对社会进行管制与干预的内容；三、国家对社会进行管制与干预的主要方式。”[6]22在时空条件的不断变化之下，国家与社会之间会出现此消彼长、动态演变的特征，并体现为四种发展趋势：强国家—弱社会、强国家—强社会、弱国家—弱社会、弱国家—强社会。[15]就上述四种发展趋势而言，一方面，国家作为拥有法律主权与合法垄断暴力的政治主体，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单一行为者”[12]10，以国家的生存与安全、国家的整体发展为第一要务，必要时可以不受特殊利益集团的要挟和羁绊，甚至可以通过对社会的强制乃至对社会的绝对控制来实现国家的追求，故而，国家的权力地位“保障了国家掌握核心的资源”[16]；但另一方面，国家为实现富强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必须通过疆域内的社会来进行，社会创造的财富和产出的资源决定了国家在追求富强的道路上能够走多远，走多长，而且社会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的，不同的社会力量、利益集团在不同利益的驱使下“会尽量通过国家实现对自己有利的发展过程和政策结果。社会力量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资源拥有量；资源多，能够生成的政治力量越大。”[17]国家如何统筹协调国家整体利益与各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以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纷争，即国家的方式选择(采取强制行为从社会攫取资源，或通过非强制的合作互惠方式从社会获取资源)决定了国家通过社会实现国家目标的限度以及行为能力的强弱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互构符合“正反合螺旋”的运动规律。
式中：C为花色苷浓度(mg/L)；A为pH 1.0时花色苷在520 nm与700 nm的吸光值之差减去pH 4.5时花色苷在520 nm与700 nm的吸光值之差；MW为Cyd-3-G的分子量449.2 g/mol；DF为稀释倍数；1000为将单位由g转化为mg的倍数；ε为摩尔消光系数26900 L/(mol·cm)；1为比色皿宽度(cm)。
从严谨的学术意义上讲，大国并不等同于强国。“大国是先天给定的，强国更多的是后天争取的。”[23]大国是国际社会中的翘楚，亦是以国家为核心概论构成的学术场景中的重要议题。纵观学界既有研究，基于学科视野的区分，有关大国的概念厘定和标准界定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国际政治学意义上的大国。保罗·肯尼迪认为大国是“一个能保卫自己，并可对付任何国家的强国。”[24]米尔斯海默强调“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具备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常规战的能力。”[25]马丁·怀特则以利益持有的边界作为大国衡量的标准——“大国指具有普遍利益的国家，即它拥有同国家体系本身一样广泛的利益。”而所谓“支配大国”则被界定为“其实力可以与所有对手的综合实力较量的大国。”[26]杰克·利维从“广袤疆域与自然屏障”、“全球性或洲际性利益边界的划定”、“强大军事打击力量”以及“国际影响力累积的大国身份”四个方面界定大国。[27]张国君指出大国之“大”在于“体积、面积、数量、强度等方面超过一般或超过所比较的对象。”而大国之要义在于“综合国力，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占有绝对优势。”[28]
人像蚕一样拼命织关系的网，但织成之后，却又千方百计逃之夭夭。范坚强给了一杭一个逃离的机会，可以放下一切，每日枕着书香入眠。一杭成为这间石屋实质上的主人以后，范坚强给他送来了书，让他在漫长的白天与黑夜，不至于孤独。但单纯的生活结束了，石屋的门终于打开来。
与AHP方案不同的是，AHT方案中外界输入热量进入蒸发器和发生器。故而，与AHP方案中采用相同的分析思路，必须保证蒸发器和发生器的换热效率。同时，本方案中吸收器和冷凝器的换热效果可通过平衡换热面积与锅炉给水（冷却水）流速来实现。
一如死海卷轴中所指出的那样“哪国愿受更强的一国欺压？谁人愿让自己的财产遭到无理劫掠？”[20]在由相互竞争的国家构成的无政府世界中，“不安全是其最基本的含义。”[21]不容置否，无政府状态对身处其中的国家造成了巨大的外部压力和挑战。“非完全无秩序状态，这意味着各实体在大小与有效能力方面起伏很大；意图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各国始终搞不清其他竞争对手所追求的真正目标；增长速度差异很大，这意味着今天的‘侏儒’可能变成明天的‘巨人’或者情形相反；联盟形式的可能性、有效性、持久性难以确定，这将意味着今天的盟友可能会不再成为盟友，或在组成共同防御阵线时不可能有效地参与。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由于对长期可资利用的有效保护的水平以及其他竞争对手的未来能力都难以确定，各国将因为国际体系中力量对比关系的不断变化而感受到不同程度的不安全。”[22]国家为求生存、安全与发展必然自助，“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激烈，国家就越需要动员和获取社会资源，”⑦促进经济发展和军事力量的扩展，获得相对其他国家的力量优势。
国家的二元属性决定了“国家必然站在国内社会政治秩序与跨国关系二者的交叉面上，而且在后一领域，国家必须努力谋求生存并取得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优势地位。”[12]9相对于国内社会多元化的社会力量构成，国家是排他性地享有对内主权的秩序维护者、各方利益的协调者和资源集聚的使用者；相对于国际社会中其他竞争个体，国家则是享有主权的国家安全的维护者、谋求优势的竞争者。因此，“处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交汇处”的特殊位置决定了国家是在具备主权、领土、人口以及政权组织四大基本特征之外，是以特定疆域为政治地理的存在依托，立基于二元属性，具有相对独立行为能力的政治实体。
二、大国与强国：概念辨析与大国崛起内在机理的审视
何为“大国”？何为“强国”？两者之间是否等同？抑或有所区别？以上问题是学界研究之中,较少提及的一个“盲点”。
通兵法，擅谋略，谢星对抗北方异族时，师华年担任军师职务，出谋划策。这一役之后，武功全废，归隐山林，颇受江湖众人敬仰。
第二，比较政治学意义上的大国。区别于推崇物质力量的现实主义学者，罗伯特·杰克逊和乔格·索伦森对于大国概念的界定另辟蹊径，并将大国与强国从理论层面剥离。以国家的对外主权为理论演绎的起点，罗伯特·杰克逊和乔格其二·索伦森将国家属性划分为两大范畴:“司法意义上的国家属性”(‘juridical’ statehood)和“经验意义上的国家属性”(‘empirical’statehood)。前者强调“宪政独立”和“国际承认”，而后者则与国家的发展程度相关，“即国家(是否)已经建立有效的政治制度、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实质性的民族凝聚力(也就是民众的团结与对国家的支持)。”“一些国家非常强，某种意义上是因为它们有较高水平的经验意义上的国家属性。”“拥有较高经验意义上的国家属性的强国(strong state)，应该同军事意义上的大国(strong power)概念区分开来。”[7]16-17
第四，统合分析意义上的大国。欧阳峣、罗会华的合作成果与黄杰的博士论文都从综合分析视角界定大国。在《大国的概念：涵义、层次及类型》一文中，欧阳峣、罗会华以“国家幅员、人口规模、经济总量三个易于量化或排序的初始条件”[31]出发界定大国。黄杰认为“大国之‘大’集中体现在一个国家的领土规模、人口数量、社会分化与文化多元、经济总量以及全球性影响力与国际地位等五个方面。在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相比较的情况下，那些在上述五个维度中的大部分(至少三个)都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显著特征的国家才可以被称之为‘大国’。”[32]
整堂课教师没有讲解，全程以提问、追问、鼓励贯穿教学过程，通过学生的实际操作及交流讨论，完成教学目标，在教学中促进学生完成自我教育的五个环节。即便是同样的教学内容，教师可以从各自的需求出发，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以各种方式给学生设置问题。教无定法，贵在得法。教师设置问题时要注意设置的问题能否有效促进学生的自我教育，即激发学生的自我认识，驱动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表1强国/弱国——大国/小国[7]18
大国小国强国美国、法国、英国、日本丹麦、瑞士、新西兰、新加坡弱国俄罗斯、巴基斯坦索马里、利比里亚、乍得
第三，经济学意义上的大国。郑捷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如果能够成为某种‘国际市场’中‘价格’的一个制定者(Price Maker),而不是‘价格’的一个被动接受者(Price Taker)，则这个国家即可被称为‘大国’或某个方面的‘大国’。”[30]
高景柱博士的研究聚焦国家职能的范围大小和国家能力的强弱结合，并区分出“大而强”、“小而强”、“大而弱”和“小而弱”四种国家模式。其中，“大”特指国家职能范围广阔，而“强”则意指国家能力强度。[29]
基于上述有关大国的代表性观点可见，大国与强国在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在国际政治的语境中很大程度是等同和混用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被认为是国跨进“大国俱乐部”的重要保障。要想厘清大国与强国的区别，尚需梳理学界对于强国概念的解读。
随着国家对基层医疗的重视和经济投入的不断增加，基层医疗机构的硬件设施有了显著提高[1]。但相对于硬件设施，基层医疗机构缺乏高水平、高素质、高学历的全科医师[2]。为改善这一现状，我国部分医学院校于2010年开始招收免费医学生，通过免费培养、定向就业以改善基层医疗机构缺乏高水平医疗卫生人员的现状。但相对于普通医学生，免费医学生因定向就业等特点，在管理、职业生涯规划、培养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本文对现有关于免费医学生的研究进行回顾，归纳、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为相应的免费医学生教育改革及相应的科学研究提供参考。
大国之“大”既是客观存在的描述，亦是一种相对的状态范畴。在我们探究大国何以谓“大”的理论进路中，韦民博士的研究启人心智，从小国何以谓“小”的角度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既有研究认为“国家规模与国家行为之间具有相关性。这适用于所有国家。”“物质规模往往预示着国家的经济规模、社会规模、军事规模和能力限度，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潜能和可能的实力空间。”[36]韦民认为有关小国的概念界定有三种路径：体系取向、物质取向和认知取向。这三种路径选择各有利弊。相对而言，以人口规模为主要指标构成的物质规模在规约小国的概念方面更为合适。[36]32-51并且对于说明特定国家的“能力规模和体系规模”方面具有分析意义，可以“充分反映一个国家实力、能力的潜能和发展的可能性。”[36]51-55
近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充分证明，任何一个大国的成功崛起，既与国际竞争分不开，也与国内社会发展、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推进是分不开的。特定时代的大国实现崛起既是“影响世界”的过程，更是“改变自己”的过程，无法在顺应时代发展的过程中“改变自己”，就无法跃升为世界的主导国家，“影响世界”。大国的崛起是其充分利用自身特定的客观自然条件，选择正确的国家发展道路和大战略，把握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由“自然王国走向必然王国”的过程。从特定时代大国崛起的时空方位上看，“大国崛起”兼具纵向与横向的时空特征：在纵向维度上，“大国崛起”表现为大国相对他国实力的持续增长，获得竞争优势，赶超体系主导国；在横向维度上，任何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都是“从社会中吸取资源”[37]，大国亦不例外，大国崛起的力量源泉来自疆域内的社会。社会发展的先进与否，决定了国家能否从社会中吸取资源的多寡，亦决定了国家，尤其是大国在竞逐强权的过程中，相对其他大国所具有的竞争优势能否持续。可以说，从国家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看，国家是“国家—社会复合体”[38]，大国之间的竞争就是“国家—社会复合体”的竞争，大国能够实现崛起是国家从社会所吸取的资源和在国际竞争中所获得的持续竞争优势双向互动的结果，但根本原因在于与国家疆域相对应的社会。因此,大国崛起是内部层面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外部层面的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双向互动的有机聚合，是“强大国家”与“先进社会”⑨的辩证统一。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任务的实现对大国崛起研究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而我国正处于风险、挑战和希望、机遇并存，特别是在足以引发暴力对抗和军事力量冲突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的政治“新常态”之下，中华复兴之路任重道远。在明辨大国与强国不同的内在逻辑机理基础上，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优化统筹，在审视威胁与内外挑战以及实现国家崛起目标的同时，尽可能地将我国现阶段以“庞大、有限的战略资源”为现实体现的规模优势转化为以改变国际力量分布格局和秩序规范为目标的持续竞争优势是为实现中华复兴的基本原则。
“国家及其地缘政治环境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之间担当中介人的角色。”[18]国家的二元属性决定了国家于内必须处理好与各社会力量、利益集团的关系，关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于外则身处世界风云的漩涡之中，接受考验，应对挑战。由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社会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内社会的最大区别在于无政府状态⑥是国际社会的本质属性。“各国之上不存在拥有权威与权力去确定法律和解决争端的机构。各国可以做出承诺，缔结条约，但没有任何最高权力保证遵从和惩罚背离。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环境指的正是缺乏最高权力这一点。”[19]无政府状态的恒常存在说明“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并不是由更高的权力所建构的、受管理的和所批准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诞生于所有国家运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源，自由地、竞争性地追求自身的最高安全和实现自身利益的需求。”[9]24因此，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组成的国际社会自产生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国家之间为寻求保障和增进自身的利益而展开的各种竞争，甚至冲突、战争。尽管这种现象在有利于某些国家的利益时不排除合作的可能性， 但竞争关系是无政府状态之下国家间关系发展的常在现象。
综合学界对于“大国”、“强国”的理解和界定，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总结：第一、如前所述，大国与强国在国际政治的语境中很大程度是等同和混用的⑧，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们在分析和阐释大国崛起问题的过程中，对于基本概念理解上的混乱和在大国崛起目标设定、崛起之后大国在内涵、特征、行为方式等指标上会发生哪些变化等问题思考中受到“思维定势”的干扰；第二、学界对于“大国”、“强国”的理解和界定之所以呈现观点纷呈的原因在于抛开国家的二元属性，单纯就国内或国际层面存在的现象进行界定。这一单一的理解模式如“盲人摸象”使我们难以从整体上把握“大国”何以称之为“大”，“强国”何以称之为“强”的内在机理。究其根源，这样一种单一向度的狭隘解读源于学科分割之后产生的视野局限和理论创新空间的狭隘。“政治学领域关于国家的研究经常被两个次级学科(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分割，造成了议题重合但研究对话极为有限的局面。”“这种分裂从形式上看是将国家对内和对外的研究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领域，各有自己的核心议题、基本假定和研究方法，从而各自需要在相对独立的空间内展开研究。”[35]因此，从学理意义上界定“大国”与“强国”，甄别两者的不同需以国家的二元属性为研判基础，遴选衡量标准。
有关强国的概念史研究主要是沿着国际政治学与比较政治学这两大学科的研究路径来进行的。除了前述国际政治学者在界定大国概念的过程中裹挟强国定义的“因子”之外，布赞之于强国生成机理的洞见与罗伯特·杰克逊和乔格·索伦森的研究见地十分相近。在布赞看来，weak or strong states 与weak or strong powers具有不同内涵。前者的区别在于“其社会—政治凝聚力的强弱”，而后者的不同在于“其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强弱”。强国(strong state)“是从其内部得以界定的，正是它稳固的社会—政治凝聚力使得它从其邻国中间脱颖而出。”[8]103-109
确如韦民博士所言，基于规模视角透视小国的行为偏好和战略选择是小国研究的不二法门。同样的理论演绎模式亦看适用于大国研究。立基于国家的二元属性，大国之“大”与“小”相对，于内体现为国家领土疆域辽阔、人口众多以及由本国公民组成的社会规模大，利益集团构成多元化；于外则主要体现为本国相对于其他国家在人口、国土面积、地理区位等方面所具有的优势。故而，小国之“小”在于规模缺陷，而大国之“大”在于规模优势。
但具备规模优势的大国并不必然是强国。着力于国家的二元属性。强国之“强”与“弱”相对，于内体现在可持续地吸取社会财富和资源和调控社会，以稳定促发展；于外则表现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有效地以从疆域内的社会中吸取的财富和资源运用于国际领域，抵御风险，应对挑战，赢得竞争。因此，强国之“强”有两重涵义：国内层面表现为资源的可持续产出，国际层面表现为竞争优势的累积。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分析，大国与强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的区别在于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具有规模优势的大国，尤其是洲际大国具有实现崛起的潜力和秉质，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国将自然而然地实现崛起于世界的夙愿。纵观世界历史，无论是沙皇俄国、苏联，抑或横行一时、策动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都未逃脱折戟征途、崛而未起的命运。反观英国、美国却能在险恶的“丛林世界”中成功地塑造“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和“美利坚治下的和平”。为何大国的命运各不相同？要想解答这一问题，仍然要回到我们在上文中提及的命题。大国实现崛起夙愿的关键是坚定志在强大的决心的同时，如何将人口、疆域、工业生产、社会组织等领域的规模优势通过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塑造，转化为国际层面的持续竞争优势，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国家。换言之，大国崛起的起点是规模优势，实现崛起的关键是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终点是规模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兼备——综合优势。大国崛起的关键不是“可不可以崛起”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崛起”的问题，即规模优势能否以国家为载体顺畅地转化为持续的竞争优势的问题。因此，大国崛起过程是大国向强国转型前进，成为国际社会中强大国家的过程。
强国之“强”在于竞争优势。能够成为强国的国家既可能是大国，亦有可能是小国。大国之“大”在于规模优势，尤其是辽阔的疆域、庞大的社会构成。但大国并不一定是强国，只能说大国相较中小国家更具成为强国的物质基础。作为国际政治“标兵”的大国，其自身的发展是在与社会、与其他国家的“双向运动”中实现的。大国能否从庞大的社会有机体中有效地摄取资源，形成“实力与财富”的协同效应，进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选取适合自身目标诉求的战略手段，灵活应对、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关系到大国的命运抉择和能否成为世界的主导国家。
国家主义学说和比较政治学的学者对于强国投以重要的学术关注。乔尔·S.米格代尔以传统意义上，适用于国内层面的国家能力作为强国的标杆，认为国家能力强的国家即为强国，而弱国则处在能力光谱的低端。[33]琳达·维斯和约翰·霍布森认为强国“不仅是那些懂得控制国内人口和汲取国内需要物资和人力资源的国家，而且也懂得依赖最低程度的专制治理和不稳定形式的治理——恐怖统治或武力——的国家。”[18]5朱天飚则指出强国在国际、国内层面的含义不同。“在国际层面，强国家一般是指国家有很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而国内层面的强国家一般是指国家的自主性较高。”[13]97曹志刚博士从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研判入手，从这一角度而言，“国家的强与弱实际上指向的是某一社会中特定阶级力量进行社会管理的能力，如果某一社会阶级能以一种排他性的形式实现本阶级的意志，并且可以不考虑其他社会阶级的意志，这一国家就被称为‘强国家’，反之则是‘弱国家’。”[34]
注释：
(3) 随风速增加，三种风场下输电塔的位移响应呈抛物线逐渐增大，且不同风场位移响应间的差值也随之不断增大。最大风速处于塔头部位的冲击风1引起的位移响应明显高于最大风速处于塔身中部的冲击风2的响应值。随测点高度增加，输电塔的位移响应逐渐增大，且高度越高，位移随风速的增长率越高。
①列宁曾指出“系统地使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构……就叫做国家。”——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列宁全集： 1919.6—1919.12》(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63页。
②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兴起的“回归国家学派”强调应以国家为中心重构政治学、政治经济学以及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并提出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基础，注重国家能力、国家自主性分析的国家主义范式。作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西达·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在《找回国家》一书中指出“将国家重新置于中心地位”并非是纯粹的国家决定论，“而是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全面研究。”“回归国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著作包括：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中文版参见：[美]西达·斯科克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中文版；Peter B.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 Theda Skp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中文版参见[美]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切波：《找回国家》，方力维、莫宜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中文版；Gianfranco Pogg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 A Sociolog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Hutchinson & Company , 1978.; Gianfranco Poggi . The Stat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 Cambridge: Polity Press Ltd. 1990. 中文版参见[美]贾恩弗朗哥·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陈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中文版。
涌现现象普遍存在于客观世界中，企业经营系统同样也存在涌现现象。张智勇研究了物流产业集群的涌现机理［15］，逄永辉总结出企业系统组织创新的高层次涌现的机理［16］，胡有林阐述了企业集群创新涌现的机理模型［17］，李明睿以复杂适应系统为视角，构建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系统及其涌现概念模型和度量模型［18］。
③雅努斯(Janus)是罗马神话中的象征出入的两面神，又被称之为时间之神。雅努斯长着两张脸，一张脸看前面，一张脸看后面。——[德]汉斯·比德曼：《世界文化象征辞典》，刘玉红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409-410页。
④美国开国元勋麦迪逊曾指出“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土地占有者集团、制造业集团、商人集团、金融业集团和许多较小的集团，在文明国家里必然会形成，从而使他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受到不同情感的支配。”参见[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中文版，第46-47页。
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指出：“国家决不是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象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毋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5页。
⑥有关“无政府状态”一词的通约式解读存在于“回归国家学派”和国际政治学的理论建构谱系之中。波奇认为“由许多不隶属于任何其他政治实体的并列的单位集合所形成的国际体系的特殊结构，在国家内部的政治生活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交往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断裂和对比。”“国家内部的关系反映了国家作为政治权力唯一来源的冒无争议的优越性，它赋予了政治生活一种独特的秩序与和平。”“相比之下，国家的外部关系明显存在着张力、不稳定和无序。最终，对于卷入的各方而言，解决冲突的唯一方式就是互相战胜对方。”参见[美]贾恩弗朗哥·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第25页。而在国际政治学的理论视野中，无政府状态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研究起点和排他性假定。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丁·怀特将无政府状态界定为“国家众多，却无政府管理”。在这种情势之下，“互不信任根深蒂固，一国从来无法确保另一国家不怀有恶意。”参见[英]马丁·怀特：《权力政治》，宋爱群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中文版，第62-63页。沿着现实主义的分析推演路径，孔庆茵博士在《国际体系视角下的世界秩序研究》中指出无政府状态(Anarchy)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没有政府；二是混乱无序。相对于国内政治而言，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含义是没有集中的权威权力机构。虽然无政府具有无秩序状态的意义，但现在很少有人认为无政府状态即是无秩序状态。因此，以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是存在秩序和规范的。参见孔庆茵：《国际体系视角下的世界秩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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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美国学者约瑟夫·格里夫和约翰·伊肯伯里认为“短期来看，如国家在国际体系内正积极寻求安全，则可能将资金和其他资产从效率更高的生产领域撤出，从国内社会强行获取资源，发展军事能力。但从长远看，国家权力最终取决于它所管理社会财富的多寡。”参见[美]约瑟夫·格里科、约翰·伊肯伯里：《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第83页。
⑧ 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大国’既可以指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也可以用来形容影响广泛，力量强大的国家。”参见张小劲：《大国复兴之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⑨ 余伟民教授认为“大国崛起既可以理解为国际政治体系格局变动中的权力博弈，也可以理解为现代世界体系结构变化中进入中心区域的发展竞争。历史经验证明，片面追求‘强大国家’目标可能陷入‘安全困境’并阻碍社会的发展，而由先进的现代社会支撑的国家最有利于成为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参见余伟民：《“强大国家”与“先进国家”——关于大国崛起两种含义的辨析》，《国际观察》2004年第5期，第11页-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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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8078(2019)01-0097-08
收稿日期:2018-08-17
doi：10.3969/j.issn.1003-8078.2019.01.22
作者简介:张威(1979-)，男，湖北黄梅人，黄冈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湖北省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7ZD067；湖北省教育厅2016年人文社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6G097；黄冈师范学院2016年高级别培育项目，项目编号：201619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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