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墨家主张“兼爱兴利”，但在战乱频仍的战国时代，天下凋敝，民不聊生，何来之“利”？其一得抿除战争(除害)，故主张“非攻”，其二乃开展民生方面的节流，故提出“节用”“节葬”，主张“崇俭去奢”。当今全球文明地区无不积极推展绿色科技，然而，如果无法有效消弭破坏源(除害)，又如何可能真正兴利？本文即欲由墨家“节用”“节葬”的论点及当今时代的具体作为，省思当今“人口”“劳动力”“殡葬”等相关问题，寻得解决之道。关于“节用”方面，除了衣、食、住、行的俭约外，提出“人口”和“劳动力”之问题。关于“人口”，在于如何藉由各个方面的节度以达致人口的增长，今之人口问题不在于量而在于平衡；而关于“劳动力”，则在于如何付诸劳力以展现最大效益。在“节葬”方面，主要在于“仁者之为天下度”以及“孝子之为亲度”两原则下的思考，在寸土寸金的今天，“厚葬久丧”则主要在于土葬对土地资源的消耗，现在虽有朝向火葬后存放灵骨塔之趋势，但强调人文自然关怀的自然葬法是否更符合殡葬的意义以及当今的现况？
关键词：墨家，兼爱，兴利，除害，节用，节葬，环境，生态；生与死
由于人类无节制、无穷尽的消耗导致环境破坏、生态失衡，人类因而积极发展所谓的绿色科技，企欲调和与环境、生态的冲突。可是，一方面，人类对大自然的消耗以致于造成环境破坏、生态失衡最主要的“工具”即为科技，那么，所谓的绿色科技是否可能成为另一型态人类目前尚未完全明了的“消耗”？另一方面，直至目前，绿色科技的发展尚无法普及化，如“会呼吸的房子”之类绿色建筑，价值不菲，并非一般人所能共享，又如绿能，所费不赀，非文明地区难以负担，当然，绿能尚有天时、地利等环境因素之限制。再者，一味地致力于弥补缺憾，却未消弭破坏源或有所节制，看似积极，恐怕人类终将处于灾难之中。本文聚焦于《墨子》关于环境、生态之“节用”“节葬”的论述，由“人口”“劳动力”“殡葬”等方面切入，省思当代相关问题，以寻得解决之道，并扩而对整体环境、生态的平衡复苏有所启发。
一、墨家“兼爱”之落实在于“兴利”与“除害”
(一)墨家主张“兼爱兴利”
墨子认为，世道纷乱的根本原由，在于人与人之间不能彼此相爱以交恶致乱。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墨子·兼爱上》)
人必须兼爱，天下方得治。
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墨子·兼爱上》)
兼爱的具体落实即在于施益予他人，但是，一方面，施予利益是相互的，非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兼相爱，交相利”，正如“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诗经·大雅·抑》)，强调爱的主动性，而非交换式的互利[1]163；另一方面，施予利益并非仅止于个人的小利，更是为谋求群众的大利(公利)、人民的福祉、天下的幸福。因此，兼爱在“兴利”，以造福天下万民。
(二)“兴利”必先“除害”
固然，墨家主张“兼爱”并致力落实“兴利”之具体福利的营造，但处于征战频仍的乱世，“兴利”如何可能？所以必先“除害”，“兴利”方得以毕其功。“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墨子·兼爱中》)。
墨家所处时代最大的“害”即在于难以歇止的攻伐征战，大部分的物质、资源皆消耗在战场上，民生相对匮乏、凋零。因此，墨家在“除害”方面的主张，除了为弭平战事的“非攻”之外，“除害”在民生方面即在于“节用”与“节葬”。
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墨子·鲁问》)
战争对环境的破坏可想而知，在久远前墨家所处时代，环境的破坏受害的还是人自身，墨家“非攻”的主张是为消弭摧残环境的破坏源，但同时亦必须降低损耗、减少伤害，况且“节制”需德性之培育，必须逐渐养成生活习性(德行)，而非仅在于一时之外在迫力的影响，如此，即使战事消弭而进入太平之世，亦不致重返奢糜，当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宋·司马光《训俭示康》)一语虽为墨子后世人之言，而其理于先秦墨者何尝不是了然于心！
二、墨家主张“节用”在于“崇俭去奢”达致资源的充分运用
先秦墨家提出“节用”，主要是针对贵族的奢华，免除浪费，增强国力，方得以造福人民。实际上，贵族作为战争的发动者，也是环境的破坏者，而平民百姓纯粹是受害者。
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墨子·节用上》)
在观摩田可以直观地看到，常规对照田施肥4次，氮肥施用量每亩21公斤，而机插侧条缓混肥一次性施肥使试验田氮肥用量降到14.7公斤，两块田的理论产量相差无几，每亩接近800公斤。
从上述对比中可以看出，信息化进程的高速发展不仅对审计人员获取、分析及应用数据的综合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且还针对审计工作模式、数据安全保护和管理决策等方面都面临着变革。
实际上，即使是那时最为看重的甲兵，墨家亦有其节用之道：
将不浪费、不多做欲想而节省下的资源用之于民生，不但可增进人民福利，而且可使国力倍增。其具体措施主要在于“节宫室，节衣服，节饮食，节舟车，节蓄私”等五项，一方面禁止宫廷贵族的奢糜，另一方面营造社会整体的俭朴风气。
1932年《东方杂志》第7期刊载了《论矛盾诸规律》一文。该文将矛盾等同于辩证法，从而重点论述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即“矛盾统一律”“数变质变律”“否定律”，以及三个规律之间的关系，且认为矛盾统一律是“最基本的规律”，其它两个规律是“建筑”于其上的规律。[注]赤英：《论矛盾诸规律》，《东方杂志》1932年第29卷第7号。 虽然此文只是对《自然辩证法》中三大规律的介绍，但已经具备将“矛盾”概念建构为理论的雏形。
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熟，衣服节而肌肤和。(《墨子·辞过》)
其为衣裘何？以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为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凊者芊(鱼且)，不加者，去之。(《墨子·节用上》)
其为甲盾五兵何以为？以圉寇乱盗贼，若有寇乱盗贼，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凡为甲盾五兵，加轻以利，坚而难折者芊(鱼且)，不加者，去之。(《墨子·节用上》)
此等思维，以今之眼光观之，除了资源的充分利用，更是高科技的展现。在先秦诸子中，墨家是唯一发展当今之所谓科技(尤其是自然科技)的一个学派，并凝聚平民百姓(百工)之能结合成墨家团体，以资源共享、科技应用之运作的团队。然而，不能忘了，墨家的主张在“兼爱兴利”，资源、科技因出于“非攻”目的而用在防御性器械、工事上的运用固不能免且需精良，但主要仍在于造桥铺路等等相关民生上的建设，以营造适宜且舒适的生活环境。如此，论及“营造”，即牵涉“劳动力”的发挥，劳动力又涉及“人口”的发展，在墨家“节用”的思维中，皆有其具体的规划与作为。
鬼子遭到了第一次打击后，并不死心。鬼子大队长紧急调来了几十门山炮，同时请求再派出飞机对高家岭阵地进行新一轮轰炸。
此语明确指明,“节用”并非消极地省下了什么，更是积极地创造福利。天下纷乱的时代，很难由外在取得资源，而由于战事的破坏，民生摧残，更遑论能取得什么资源！此时，资源独享的贵族，一方面去除无谓的花用，不造成浪费，一方面节省既有的开支，不多做欲想，譬如：
(一)质与量并重的人口发展
墨家所处战国时代，人口问题主要在于“量”的不足。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只能根据各个企业实际管理需要进行个性化定制，而不能像其他软件系统那样进行复制，这就造成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开发的高成本，资金也就成了我国企业在实施系统过程中普遍面临的困难之一。一次性巨大的资金投入，漫长的上线运行过程，对企业投资活动而言都是一个较大的挑战。特别是针对一些规模较小、效益较差的企业，会将资金投入到生产经营等方面，而不是建设一个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
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以益衣裳、宫室、甲盾、五兵、舟车之数，于数倍乎！若则不难。故孰为难倍？唯人为难倍。(《墨子·节用上》)
战事频仍、环境破坏使得民生艰困、人口大量死亡，而且连年征战所耗损的人力、物力、财力使得课税益重，人民财用不足，冻死、饿死者亦不胜数，再者，连年征战，更遑论生养小孩！
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与居处不安，饮食不时，作疾病死者，有与侵就援橐，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墨子·节用上》)
再者，“厚葬久丧”之礼在当时之乱世并不合时宜，因为“厚葬久丧”不但不符合“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而乱则从事乎治之”此三项除害兴利之要务，而且更是适得其反！
此不令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数术而起与？圣人为政特无此，不圣人为政，其所以众人之道，亦数术而起与？故子墨子曰：“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墨子·节用上》)
近年来，郑州市在河南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有力领导下，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市的有关创新型社会建设的精神要求，积极厚植经济腹地、要素资源、地理区位、国家战略平台等优势，不断优化创新环境和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府搭平台的创新体系，大力推进“三大一中”和“开放创新双驱动”战略，在创新型城市建设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
不难明白，必须先有相当的“量”，才能要求“质”的精进。那么，什么方法才能有效地增加人口呢？实际上这种方法先贤圣王已然提出，后世为政者却轻忽之，且又耗费无度，以致造成人口不足的后果。
故孰为难倍？唯人为难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圣王既没，于民次也，其欲蚤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蚤与其晚相践，后圣王之法十年。若纯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年矣。此不惟使民蚤处家，而可以倍与？(《墨子·节用上》)
显然，圣王推行的是“方法”，并非诉诸强制性的律法，而推行方法必须要基于某种理念的撑持方得以落实；对于墨家而言，圣王即是基于“兼爱”的理念而推行此法以利生育。实际上，圣王之法亦非直接倍增人口之法，却是人口等量(平衡)控制之法，圣王既没，人心涣散，恣意而行，加之战祸连年，世道纷乱，如前文所述，为政者没有重拾既有的“兼爱”理念、因应的“节用”措施，人口如何可能增加？即使以强制的手段，不但达不到效果，更可能引起人民的不满，造成相反的效果。关于人口在“质”上的精进，一方面，墨家自有一套教育理论，主要目的就是培育“为义”之“兼士”(兼爱之士)[2]。另一方面，墨家将平民百姓组织起来成为墨家团体，百姓即“百工”，墨家团体凝聚了散布于民间而最为弱势之平民百工，传授其知识，强化其知能，且百工之间相互学习，增进彼此的了解，促进彼此之间的协调合作，俨然形成一股足以拨乱反正之力量。
“忠”即“尽己”，如同孟子对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的称颂；“信”乃内外一贯，正是由(兼)爱发而为造就(公)利之具体行动。墨子一语“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道明兼爱无终止，施利、造福亦无止期，而可终身不倦怠。此即涉及劳动力的分配、运作、发挥之问题。
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是以终身不餍，殁世而不卷。古者明王圣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也。(《墨子·节用中》)
然而，时至今日太平之世，人口的问题不在“量”而在“平衡”，尤其是年轻一代不愿生育，平均寿命又不断上升，社会逐渐迈入老龄化，这对社会整体环境自然有着相当的影响，作为社会砥柱的青壮代负担日益沉重，亦直接影响到对下一代的生育、教养问题，且间接影响人口质量。此刻，当局想尽办法提出相应的人口政策、催生方案，譬如：生第一胎给予补助或优惠，生第二胎补助或优惠更多，生得越多补助或优惠越多(当然，补助还是有一定限制)，即便如此，却皆不见功效！原因当然有许多，简言之，由怀孕、生产到对孩子的养育，单单是有形的花费已是惊人，加之无形的投入更是难以估量，而所谓的补助或优惠，犹如奖励一般，仅仅是一次性的或者一时之间的，钱花下去了，不但不见效果，反而成了墨家所言之“无用之费”！很显然，墨家“节用”的主张并非反对多一笔开支，更不是挖东墙补西墙应付式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不只是节省下一些钱财，而是整体性的检讨与规划，去无用就实用，并非仅是发发钱、给予什么优惠之个别性的获取，因为这样反而将资源分散了且不见效用。然而，这里有个“量”与“平衡”之间的吊诡，如今人口在量上并无减少反有增多之趋势，但在生育率有减无增的情况下，亦造成人口失衡。在人口之“量”与“平衡”双重压力之下，鼓励生育无形增强“量”的压力，而抑制生育又增加“平衡”的压力！如此，即形成两难！而无论哪一方的压力，都会对环境、生态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难道真的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吗？如果将墨家“节用”的主张仅仅理解为节制、节省，恐怕难有积极的作为，因为，墨家“节用”之义理乃基于“兼爱”之理念的落实，兼爱的实践(行兼爱、兼爱行)是为众人以至天下谋福利，营造幸福的生活。
(二)适度发挥达致最大效益的劳动力
当然，不能说在先秦墨家所处时代没有人口“平衡”的问题，战国时代战事连绵，男丁都被送上了战场，战争所造成的伤亡，不仅人口在量上不足，余下的老弱妇孺伤残对于环境的维护、生活日常的运作在人力上皆可能有所欠缺，更遑论建设！这同样涉及劳动力的分配、运作、发挥之问题，不同的是，战国时代人口因量的不足，造成人力和人才短缺，而当今人口却是处在量的过剩(不断增加)与失衡(高龄化)的双重压力下，可是，寻得解决的道理却是一致的：
②核糖的制作：DNA的基本单位是脱氧核苷酸，一般用五边形材料代替脱氧核糖，制作模型时会用“直线”把磷酸和五边形连接起来，这是有悖科学事实的，会使得学生无法理解教材上连接脱氧核糖和磷酸的为什么是“折线”。这是因为五边形的五个顶点并不都代表碳原子。其实五边形的顶点是氧原子，其他四个顶点才是碳原子（从右侧顺时针依次是1、2、3、4号位碳原子），而第5号位碳原子不在五边形上，是通过化学键与4号位碳原子相连的。因此仅用五边形不能准确代表脱氧核糖，所以应在在五边形的4号碳原子处延伸出一个短枝。这样就可以按照脱氧核苷酸的分子式准确构建出脱氧核苷酸的模型。
是故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轮车鞼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中》)
简单地说，就是该做的做，不该做的不做；该做多少就做多少，多做的就是浪费；否则，不惟土地、生态将受到影响，人民生活亦可能陷于困顿。因此，无论是战国时代人力和人才短缺，或是当今人力过剩、失衡之问题，劳动力的善用，其理为一。
关于劳动力的善用或充分发挥，当今尚有人口高龄化及劳资关系和谐之问题，而相关劳资关系和谐的探讨，已然不在本文范畴之内，于此即不加着墨。笔者以为，对高龄者，无论是自身或是他人，总有一份迷思，一方面，认为高龄者就是劳动力减弱或丧失，是需要被照顾者，与劳动力(生产力)似乎已然脱节？！另一方面，临界退休年龄(在台湾一般是六十五岁)却退而不休，是否又可能霸占了后辈的工作机会？如此两难如何解决？笔者以为仍然在于“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一语的领会，如墨家面对战国乱世之战略思维乃全民皆兵，但必要有所激励方得以尽其全功。而激励亦不能一视同仁、毫无差别，端视其劳动力(工作能力)的付出而定：
其疾斗却敌于术，敌下终不能复上，疾斗者队二人，赐上奉。而胜围，城周里以上，封城将三十里地为关内侯，辅将如令赐上卿，丞及吏比于丞者，赐爵五大夫，官吏、豪杰与计坚守者，十人及城上吏比五官者，皆赐公乘。男子有守者爵，人二级，女子赐钱五千，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赐钱千，复之三岁，无有所与，不租税。此所以劝吏民坚守胜围也。(《墨子·号令》)
重要的是，别忘了前文提及之兼爱的主动性，既主动必有所自觉，而且，不仅是单个人之个人性的，更是团体之团队整体性的。因此，劳动力的付出、工作能力的发挥主要并不是被安排的，而是个人自觉以及团队的整体规划。个人融入团体的自觉在于“彼此学习”，(墨家)团体成员各按其经历、特殊技艺而法定劳力之分担，但也要求他们循环各部门并熟习之，唯有老练且富有经验的成员，才从事知识性的事业[3]234。他们在从事知识性的事业时，既能独当一面，又能有所带领性地发展百工技能，甚而成为团体之领导者。“巨子”为团体最高指导者的称呼[3]235，具有发号施令之权力，亲率弟子，言行合一，以践行墨子义理和实现墨子理想为团体努力之目标[3]236-237。
广汽新能源智能生态工厂于2017年9月正式开工建设，总投资47亿元，占地面积703亩（约46.9万平方米），是广汽智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园的首个项目，发挥着带动产业集聚的龙头作用。首期生产能力为20万辆/年，计划于2019年5月投产。
1.2.2 问卷调查 采用护士工作满意度量表(中文版)［2］，包含15个项目的Likert量表，答案分为5个级别，即“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和非常满意”，分别按1～5分计分，得分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该量表的信度(Cronbach’α系数)为0.88。每次应急人力调配后1周，由护理部科研成员对相关科室护士讲解测试目的后填写问卷，并当场收回。共发出问卷171份，回收问卷171份，回收率100%。
比之于当今，退而不休的高龄者最应有如此的资历。然而，除此自觉之外，在事事讲求权利、报酬的今日，这些有资历退而不休的高龄者，是否因此更可能占据了某种位置和获享某种程度的酬劳，反而阻碍了后辈的前程或工作机会呢？此即需要某种程度的自发性。
子墨子自鲁即齐，过故人，谓子墨子曰：“今天下莫为义，子独自苦而为义，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于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处，则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则食者众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为义，则子如劝我者也，何故止我？”(《墨子·贵义》)
依笔者之见，墨子此言并非意欲劝世人要作出牺牲奉献，即使墨者自身的确会如此作为，而且能为义(公利)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死不旋踵，但是也不会对一般平民作出此等要求，因为墨家出自平民，与平民为伍，自称“贱人”，最能体会承受战火摧残之百姓艰苦，又如何可能要求受苦受难的平民百姓作出如此的牺牲奉献？！但墨子却是唤起百工之自觉，在乱世必要自发性地在己之所能下有所作为，而不是置身事外、独善其身。试想，即使那十人中的一人得以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其他九人难道不会对之抢食？如果十人皆得以饱食，也就相安无事了。当然，这并不意味是对慵懒、怠惰者的姑息、放纵，而是墨子的一种比喻式的说法，一方面唤起其故友的自发性，一方面也是邀约其故友一同为义(创造大众福祉)而努力。在今之太平之世，笔者以近代孙中山先生所言“平等的精义”来阐释墨家这种自觉、自发性的呼唤：聪明才智大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聪明才智小者，当尽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务，造十百人之福。至于全无聪明才智者，亦当尽一己之力，服己一人之务，造己一人之福。
三、面对当今环境、生态全面性失衡之挑战
虽仁者之为天下度，亦犹此也。曰：“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而乱，则从事乎治之。”(《墨子·节葬下》)
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裤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
显然，虫鱼鸟兽取之自然即可衣食无虞，而人类必须倚仗自己的努力方得以生存，科技当然是人类努力的成果，且已然成为当今世界文明之主流，无可遏抑，亦不当违逆。再者，虫鱼鸟兽与人类两厢对比，亦已表明各有各之界域，互不侵犯。然而，人类已然侵入虫鱼鸟兽之界域，历年来有多起大型猛兽闯入房舍、校园之案例，甚至造成伤亡，为人类所射杀，人类之过却由无辜动物承担！近年来环保相关问题更是全球性之议题，可是，人类仍继续相信及使用造成(自然)环境破坏、生态失衡之主要因子的科技去谋求解决之道，是以毒攻毒还是雪上加霜？当然，笔者上文有言，科技在当今的发展无可遏抑，亦不当违逆，以科技去解决科技造成的问题，在思维上并不矛盾或冲突，重点在于如何取长补短、去芜存菁？现代科技为人类带来普泛的福利与福祉，创造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这是不争的事实。这非常符合墨家“兼爱”之理念，只是，更不能忽略了墨家在“兼爱”理念之下“节用”之主张，方不致形成劳动力的浪费！譬如，手机已是现代人无可或缺的工具，手机不断推陈出新，功能不断提升、增加，人们也就不断地汰旧换新，一方面，被淘汰掉的旧手机成为难以处理的垃圾；另一方面，为了争夺市场，手机行业不断推进和增加手机功能，但大部分手机功能皆非人们一般日常生活所需而被闲置，造成劳动力及物品的浪费。墨子曾尖锐地批判当时的统治者：
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暖，夏则轻，皆己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此非云益暖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墨子·辞过》)
墨子当年的批判亦适用于现今之景况，只是不同的对象罢了！当今论及环境、生态还有殡葬的问题，墨家亦有“节葬”的主张，虽然今之情况与墨家所处战国时代大相径庭，但仍可作为现今景况省思之指引。
四、节葬、洁葬
“厚葬久丧”原义在孝亲之礼，《论语·为政》云：“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墨家虽然“非儒”，但仍举扬孝子之道，孝子与仁人同为社会之道德典范[3]316。
今孝子之为亲度也，将奈何哉？曰：“亲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乱，则从事乎治之。”
言及于此，不难明白，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战争所带来之环境、生态的失衡，以今之眼光，仅在于人群(社会)之间，对于所谓的自然环境、生态尚未构成威胁。墨家虽有发展如同今之科学，尤其是当代甚为瞩目的自然科学，但并未作系统性的分门别类而成为如同现代之知识系统，而是将当时各种科学知识整合荟萃，后人编纂为今之《墨经》①[4]194。当时墨家之科技，乃基于其(墨家团体)“兼爱”之理念、“为义”(谋公利)之目的以及所蕴涵之科学精神[4]191-211与人文精神[4]213-235的向外开展，除了发展作为防御性守圉之器械外，最主要的是在于造桥铺路等民生福利之实用性的应用与运作，影响所及，限于人类群体的环境、生态(社会环境、人口、劳动力)。而今之科技的普及，已成为人类欲望的延伸，笔者此言并非意谓战国时代科技的使用就无人类欲望的满全于其中，只是如同当今之科技在当时非文明之主流②，除了墨家为了其“非攻”之主张以及为大众谋福祉、营造天下人之幸福的理想而关注科技外，其他诸子百家皆未用心于此。而如今科技的应用已遍及于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人都是科技(产品)的用户，且为了满全人类更大、更多的欲望，科技不断发展的结果，就是追求更多、更大的便利且无所节制。改变(自然)环境不说，更是与自然竞争，如因人口增加使得城市不断扩容，造成自然环境的破坏；与万物争地，如物种的大量减损甚而灭绝，造成自然生态的失衡。无论是自然环境的破坏还是生态的失衡，如今皆已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不能说“科技”是罪魁祸首，因为科技毕竟是人所发明、为人所使用，只能说“科技”是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因子”。但是，笔者无意否定甚而阻止科技的发展，墨子云：
只是，一般人不明此理，仅仅照着既有外在形式而为，甚而不知所措、莫衷一是！
四足机器人机身及其他关节连杆的材料均选择为铝，密度为2.74e-6 kg/mm3。为简化模型，机身设计为长方体，长为300 mm，宽为75 mm，高为20 mm；大小腿均设计为圆柱体，高为120 mm，底面半径为12.5 mm；斜面设计坡度为5°，静摩擦系数为0.3，动摩擦系数为0.5。运动规划方面，采用稳定性较高的三角步态，设置步幅为40 mm，抬腿高度为50 mm，运动周期为1.6 s。
1.3统计学方法 本次实验数据采用SPSS1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其中,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s)来表示,组间对比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对比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今逮至昔者，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后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丧，以为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丧，以为非仁义，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则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于此乎后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墨子·节葬下》)
那么，什么人口政策才能有效地增加人口呢？实际上，以上所举之种种，基本上都是由于为政者不能节用，这样一些消耗、耗损的做法无形中就成为减少人口的政策，相形之下，为政者如能节用，则节用的做法便成为增进人口的政策了。
是故求以富国家，甚得贫焉；欲以众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乱焉；求以禁止大国之攻小国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祸焉。上稽之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纣、幽、厉之事，犹合节也。若以此观，则厚葬久丧，其非圣王之道也。(《墨子·节葬下》)
如果勉强为之，即形成礼之僵化。以“兼爱”为理念之墨家，重实务实效以为天下谋福利，认为“礼”可因不同处境而制宜，不但仍能满全孝子之道，而且造就生死之利。
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沮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墨子·节葬下》)
礼之僵化容易造成社会陋习，随着时代变迁，“久丧”已不可能，却愈是加重了“厚葬”的分量。而今太平之世，生活富裕，“厚葬”则愈是走向了奢华，孝子之道却不见彰显！
(一)环保意识衍生下的绿色殡葬
“环保”即“环境、生态的保育”，意谓对环境、生态的保护与养育，环保意识的抬头，如今已然成为一股潮流，殡葬亦不可避免地在这股潮流下受到检视，尤其在地狭人稠的地区更是迫切，绿色殡葬应运而生。所谓“绿色殡葬”，简单地说，其表层意义为，丧葬的处理必须符合环境、生态之保育的模式与作为[5]46；而其深层意义为，依于环境、生态不再遭受破坏而得以复苏、回归自然之核心目标，藉由消解对土地环境、生态的破坏之作为，并消除人为与自然对立之状态，以不着痕迹地融入自然之中[5]50。而其具体做法，是将遗体火化后以抛洒或植入之处理方式进行海葬、树葬与花葬[5]51-58，此即所谓(环保)自然葬法或洁葬。基本上，此等葬法是依于结合了儒家与道家思想的人文自然主义的殡葬，以“慎终追远，反璞归真”为理念，认为生、死乃自然历程，人力所不能及，“生”要“活在当下”，“死”则“回归自然”。所以，人们当以“慎终追远”的心情成就“返璞归真”的自然向往[6]129-134。
只是，如此的思维，在现实中效用不彰，在台湾，一方面碍于当局相关政策、法令之规定，另一方面土地实在不便宜，因此，一般民众大多选择遗体火化的方式，然后将骨灰放置于灵骨塔，原来的一片墓地转而为一座座灵骨塔的耸立。表面上的确是比原先土葬环保了许多，而终究非长久之道。那么，如此之人文自然主义的绿色殡葬到底缺了什么？或不足之处何在？以致如此效用不彰！
(二)节葬而洁葬
笔者以为，人文自然主义的绿色殡葬缺乏融合儒、道之根本理念，一味地强调“回归自然”却又难舍“慎终追远”之孝子之道，似在掩饰今人对“厚葬久丧”之批判，况且儒、道所言之“自然”大相径庭！道家之“自然”可由“反璞归真”来体会，而儒家之“自然”即为“人道”，乃人承天道而为人道，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干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卦》)之所言。如此，即不难了解，墨家依于“兼爱”之理念，注重达致人民福祉的实际效用，其“节葬”主张不失孝子之道，亦不妄谈“自然”，然而，由上文所引“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笔者以为，要说墨家之“自然”，即在于“当下之该为、不该为”，不是“回归自然”，而是“自然回归”；不是“人文自然主义”，而是“自然人文主义”。“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有“礼”的内涵，却无繁文缛节，成全孝子之道，就是基于兼爱以利全民之规划，因为墨家深刻体会人民之苦以及“礼”可因不同的处境而制宜之真理。
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当空姐是无数少女的追求梦想，所以考核也非常严格。“当时考空姐经过了四道程序，首先是目测、体检，然后是文化考试和政审，文化考试考了语文、数学、英语和政治四门。”体检坐“转椅”的时候让程凤萍非常记忆犹新，就是坐在一张可以转动的椅子上，头趴下后左转几圈，右转几圈，然后站起来，让你分方向。当时很多人就因为这一关被淘汰了。程凤萍回忆：“那个时候的通讯还不发达，电话都没有，只有张红榜公布，我几乎每天都跑到张榜处观望。发榜时公布的15个名字，我排名第6名。”欣喜若狂的程凤萍当时高兴地一个晚上没有睡着。
昔者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衣衾三领，榖木之棺，葛以缄之，既窆而后哭，满坎无封。已葬，而牛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领，榖木之棺，葛以缄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绞之不合，通之不坎，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若以此若三圣王者观之，则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岂忧财用之不足哉？以为如此葬埋之法。(《墨子·节葬下》)
在如此自然人文主义的感召之下，不难领会“节葬”之必须，无论是在乱世或太平之世。时至今日，亦不难理解，有此节葬之领会，“洁葬”之法方得遂行。墨子并训勉当时之士君子：
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请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节丧之为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墨子·节葬下》)
面对现今殡葬之于环境、生态问题之繁复，领悟墨家“节葬”主张之启发，体会墨子之训勉，我辈更当戮力以赴了。
五、结语
“清贫朴实”表面意为生活清苦贫困却不失性情上的质淳笃实，实质义理在于心态上的清明，知所缺乏而纯然虚心以对，是心性上的修为，其落实即在于“节”，“节”是“俭约”。对于墨家来说，心态的清明在于“兼爱”理念的深化，而其落实，生在于“节用”，死依于“节葬”。“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虽是说“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但同样可说为“子墨子制为节用之法”以增进人民之福利。不难明白，“节葬”之主张仍基于“节用”之思维而来，“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虽说“不失死生之利”，然亡者已矣，亦仍在于谋生者之利益。
当今环保意识高涨而形成一股潮流，却缺乏中心思想(理念)。譬如，讲到环保时，经常会出现的画面是一头北极熊孤身站立在仅够容身的浮冰上，表达地球暖化已严重威胁到北极熊的生存，这给我们带来的往往只不过是一时情绪或情感上的同情、怜悯，不但不能持久，而且终无法持续环保之实践。环保是一整体性的作为，非仅仅在于个人的作为，而是需要团体性的凝聚并落实于团队性的运作。墨家或者说“墨家团体”，由“兼爱”理念的凝聚，以“兴利除害”为宗旨，追求以“公利”(天下人之福祉、幸福)为目标的“为义”之具体作为，深思其“节用”“节葬”主张对今之环保实践的启发，可归结如下：第一，“崇俭去奢”在于资源的充分利用，不仅仅是节省、不浪费，也不仅仅在于高科技的展现，更是“适宜、恰当运用”之高级思维的运作；墨家无论在食、衣、住、行、育、乐甚而甲兵方面，皆有具体之指明。第二，墨家更指明“人口”是一切的根本，在其所处战国时代人口问题在于“不足”，而今之人口问题在于“量的激增”与“年龄层失衡”的双重压力。墨家不但在具体做法上有所提点(昔者圣王为法)，更提出“忠”(尽己)与“信”(内外一贯)以利天下而不怠，可作为当今人口“量”与“质”均衡发展之思考指标。第三，人口、资源运用亦涉及劳动力的分配、运作、发挥之问题，以上两点所提“适宜、恰当运用”与“忠信以利天下”，亦为劳动力之善用的思考提点。第四，在不失“厚葬久丧”以尽孝子之道之原义，配合今之环保潮流兴起的绿色殡葬，由墨家提出之丧葬的具体施为，思及精义，以落实“洁葬”之具体作法。
总归而言，墨家的环保思维可归结为“清贫朴实的生与死”，也就是墨者生命生活的写照。
注释：
①《墨子》一书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六篇，合称为《墨经》或《墨辩》。
党内政治生活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来进行的，明确党内政治生活应遵从的规则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前提。为使党内政治生活看有参照、做有依据，习近平同志指明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点内容。
②实际上，传统中国文化历来皆视技艺之流为次要。
参考文献
[1] 李贤中.墨学：理论与方法[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公司，2003.
[2] 萧宏恩.墨子的教育思想与当代文教事业[J].中台学报：人文社会卷，2017,28：1-18.
[3] 吴进安.墨家哲学[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
[4] 孙中原，吴进安，李贤中.墨翟与《墨子》[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2.
[5] 邱达能.绿色殡葬[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公司，2017.
[6] 钮则诚.殡葬生命教育[M].台北：扬智文化事业公司，2007.
收稿日期：2019-03-10
作者简介：萧宏恩，台湾中山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墨学、医学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224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699.2019.05.013
[责任编辑 彭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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