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舜瑶:皖南事变与周恩来的领导艺术论文

陈舜瑶:皖南事变与周恩来的领导艺术论文

◇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地——红岩嘴13号大有农场

(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革命委员会通令,诬蔑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通缉项英。这反动命令第二天就要在报纸上发表。新闻检查官已坐在新华日报馆监视。

周恩来无比愤恨地在电话中斥责何应钦:“你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镇定地部署政治反击和准备应付国民党军警突然袭击南方局机关,首先动员和组织机关的全体同志应变。

当晚,在红岩召开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全体同志开会,周恩来沉痛地讲了皖南事变经过情况,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和我们的对策。他分析时局发展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另一种可能是打退蒋、何的猖狂进攻,争取继续合作抗日。我们虽然损失了一个新四军军部,可我们还有几万新四军,几十万八路军,我们还有力量。蒋介石要完全投降必须考虑这点。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和亲日派大资产阶级还有矛盾,蒋介石要全面反共就要完全投降,但英美要他牵制日本,不同意他降日,所以蒋既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但不愿破裂,不然我们就要处于两面作战的境地,还是要力争继续合作抗日,但也要充分准备他全面破裂。就是他不敢全面破裂,我们也要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他袭击我们南方局机关,主要是要搞我们党的机密:密码、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等。因此,必要时我们也要进行适当的抵抗,把机密文件毁完了,就准备坐牢。在出现这种情况时,我要出面交涉。我是蒋介石、国民党请来的,一定要尽可能争取让蒋把我们送回延安,争取全师而归。如果国民党把我们全抓起来了,我们就一起坐牢。他们要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男同志都承认是共产党员,女同志只承认是家属,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共产党机关。问你们党组织的情况,就说我们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泽东,这里有支部,书记是周恩来。再问还有哪些负责人,就说有董必武、邓颖超,再要问就说不知道,让他们问周恩来。我们在牢里,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好好保养身体。国民党也有可能不杀我们,但也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牺牲。要牺牲,我们一块儿牺牲。要学习先烈,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我们现在的工作更困难了,我们当共产党员就不要怕困难。只要国民党还没有把我们抓起来,就要坚持工作。为了避免和减少牺牲,要疏散一些同志,留下的同志要更加努力地工作。

图3为加热温度为540℃,保温时间为30min、35min、40min和45min条件下盘拉TP2铜管退火试样的显微组织图。

◇1939年春,周恩来(中)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右)、副军长项英(左)在皖南新四军军部

◇皖南事变后,港澳同胞为声援坚持抗战的新四军将士,亲手制作了象征长寿的“百幅”送给新四军,以表达他们祝福新四军发展壮大之意

这是铭心刻骨的一夜!这是毕生难忘的一夜!我们沉痛地哀悼和深切怀念伤、亡、被俘的7000余战友。他们中间有来自八省,曾在丛林岩穴中苦斗三年的老游击战士,有苏皖众多工农,有全国各省救亡学生运动的精英,有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专家学者,还有大革命时期铁军、“八一”打第一枪的领导者。红岩还留有叶挺将军和新四军一些同志的足迹。而今他们或身陷囹圄,或血染茂林,被俘的遭到惨绝人寰的蹂躏。皖南事变全过程证明了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对人民是怎样地仇恨残忍,是怎样地阴险诡诈!这怎不令人怒火冲天!我们要将满腔怒火熔铸出钢铁心志,和他们斗争到底。我是学生出身的青年,虽然见过大刀水龙,但面临这样严酷的阶级斗争大世面还是第一次,这真是惊心动魄的阶级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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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江畔小楼上,窄窄楼道里,聚集着百余共产党员。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坐在我们对面,周恩来站在我们中间。我们屏息静听他讲话,完全明白处境是何等艰险,从心灵深处感到外面夜黑雾重,春寒彻骨。红岩是被重重包围的孤岛,一旦国共关系破裂,国民党军警随时可能破门而入。我们要准备牺牲,甚至全体牺牲。这悲壮激烈的情景,真仿佛“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但是我们不是悲哀地相互告别,不是为哪个人慷慨赴死,我们是为打退国民党当局的猖狂进攻而临战誓师。不管有多大艰险,我们不放过最后的可能性,一定要打退反共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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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险恶形势下,为减少损失,南方局逐步撤退干部。先由各组提出名单,经过领导审查后决定。包括干部、进步朋友和烈士遗孤等,回延安的居多数,也有去李先念处和新四军江北部队的。一部分文化、新闻、学术等方面的知名党员干部和进步朋友就撤退到香港、南洋,转换阵地作战,在香港形成据点,写文章、办报纸、出书刊,再反射到内地来。去南洋的干部还积极开展华侨工作。有些同志就近在四川转入地下,以公开职业(如中小学教师等)作掩护,隐蔽起来。

周恩来要求,对每一撤退同志,都要周密考虑怎样使他走得脱,站得住,能发挥作用。撤退途中的合法证件、交通工具、旅费都要有办法解决。转入地下的同志一般暂时与组织割断联系,由叶剑英把他们的名单带回延安,倘若因形势变化,失掉关系,还可以查证。这对党员是至关重要的。周恩来还提出了“三化”(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使中央的隐蔽方针更具体化,使党员从积极方面领会和贯彻。隐蔽不是蛰伏隐僻处,而是深入群众,广交朋友,努力学习,积储力量。这次艰巨的撤退工作真正做到了对每个同志负责到底,也同进步朋友结成了患难知交。

今年在征集周、邓遗物时,发现皖南事变时邓颖超曾将母亲遗物和周恩来珍爱的纪念品放在小磁匣内寄存好友家,并说倘她不能来取回,就留作纪念吧。他们真是一切都准备着了。想起那难忘之夜,周恩来和我们共勉:“要牺牲,我们一块儿牺牲。”他临难毋苟免的气概,和同志共生死的豪情,对我们的理解和信任,深深教育激励着我们,使我们懂得了他那“我要坚持到最后”的“最后”是有决心、有信心把反共高潮打退到谷底;是对朋友对同志负责到底;是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南方局,命令“恩来、剑英、必武、颖超及办事处、报馆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

(节选自《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第二卷),《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

编辑/韩西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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