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做法官的父亲，进法庭就能够从容不迫。”说这句话的人是个马德里人，他的名字叫作塞万提斯。他并没有一个做法官的父亲。相反，父亲曾因没有能力偿还贷款，三次被送进监狱。塞万提斯就这样在颠沛流离与动荡不安中，一次次走过马德里的街头。
阿尔卡拉镇主街48号的倒霉人
有意思的是，塞万提斯的父亲虽然进过三次监狱，他父亲的父亲——祖父胡安·塞万提斯却曾是正儿八经的法官。这位胡安·塞万提斯从萨拉曼卡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曾在一个宗教法庭任法官，后来也做过律师。他的儿子，也就是塞万提斯的父亲，就是那个“有个做法官的父亲”却“不得不一再走进法庭”的人。和父亲一样，小塞万提斯一生坎坷。他曾从军入伍致左手残疾，又不幸被俘多年。归来后又数度被陷入狱，最后更落得个不知葬身何处的下场。
今天，无数人来到马德里，都会从Avenida de América出发，乘坐223路巴士前往位于市郊的阿尔卡拉，拜访问世过《堂吉诃德》的塞万提斯故居。尽管今天只需要半个小时左右车程，然而在16世纪，在荒凉的马德里高地，这个行程所需时间恐怕相当惊人。可以想象，一列马车在贫瘠苍凉的山地中跋涉。小塞万提斯就坐在马车上前往马德里。其实，历史上阿尔卡拉并不荒凉。这里在古罗马时期早就是集市，后来更依赖着埃纳雷斯河，成为伊比利亚半岛的重要商镇。
镇上的主街曾是西班牙最长的柱廊街道。这条街道的48号是一栋红色两层小楼。楼内有方形天井。陈列室里有形形色色版本的《堂吉诃德》，人来人往热闹非凡。1547年，塞万提斯就出生在这里，却不得不颠沛流离。这里，还是每年塞万提斯文学奖的颁奖地。生前与这所大学并无交集的塞万提斯，如今却以这样的方式，每年“衣锦还乡”。
1587年，塞万提斯在军中获得了一个职位，负责筹措“无敌舰队”的军费。可他很快丢了饭碗，并锒铛入狱，罪名是“非法征收谷物”——然而如果收不上来，就很快会有另一个办事不力的罪名等着他。刑满获释后，他托遍关系找了个税吏的工作。谁知他储存税款的银行突然倒闭，钱款去向未明。于是，塞万提斯再次身陷囹圄。出狱后，他心灰意冷，蜗居在瓦利阿多里德的一个下等公寓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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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广场的中心曾经空荡荡，而今站立着菲利浦三世的雕像。之所以空空荡荡，是因为宗教裁判露天举行，人们都在周围的某一个窗口里观瞻行刑。其实，戈雅绘制《宗教裁判法庭》的时代，宗教裁判法庭早就不如之前强大，甚至经历了被打倒砸烂和复辟清算的反复。1792年，法国大革命引起西班牙国内的骚乱，天主教当局才决定重新利用此时已名存实亡的宗教裁判法庭。有些思想激进者被作为异端受到审判，接受滑轮刑（宗教裁判所的六种刑讯手段之一），并最终送上火刑柱烧死。
那个时代的法律和法庭就是如此。无论是塞万提斯的父亲还是他自己，都至少进过三次监狱。直到去世仍活在贫困之中。尽管后来，全世界人都认可了他的文学才华，并在马德里市中心的西班牙广场竖起纪念雕像，对于他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甚至，人们始终找不到他葬在哪里。直至2015年3月17日，“塞万提斯遗骸寻找组”的一位法医弗朗西斯科·埃塞巴利亚突然宣布，他们在马德里市中心的特里尼塔里亚斯教堂的地穴中找到一些遗骨，其中有些遗骨经鉴定，应该来自塞万提斯。
“0公里”：太阳门广场是一切的起点
从“0公里”向东出发，步行四五分钟，经过“熊与树莓像”，便会抵达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博物馆。这里收藏着戈雅耗费八年完成的作品《宗教裁判法庭》。戈雅有许多紧扣时事的作品，他也有许多艳丽旖旎的女性肖像，例如《裸体的玛哈》和《穿衣的玛哈》。而他这幅《宗教裁判法庭》所画的对象，在现实中却是足以随时要他性命的恐怖力量。当然，今天一切都过去了。
这个旅行会从位于“0公里”以西500米的马约尔广场开始。1478年，伊莎贝拉女王在此成立异端裁判所，用以维护宗教正统，并以残酷手段惩罚异端。这个裁判所从1483年至1820年，共将38万人裁定成异端，并将约10万人送上火刑柱处死。
太阳门广场，这里曾经是马德里人政治生活的中心。广场呈半圆形，10条街道呈放射状向外延伸。广场中心有着一个写着“0公里”的标志，而那十条街道延伸向全城，分别都有着“1公里”“2公里”……“100公里”的路标。很明显，这里才是马德里的心脏。16世纪开始，三教九流都在此聚会，人们在圣菲利普教堂的台阶上交头接耳——这个地方于是被称为“谣言传播角”。后来这个教堂遭遇火灾，谣言传播角并没有消失，而是搬到了广场东面苏塞索教堂的台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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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实行行政机关强制执行（限于有法律明确授权情形）与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存的“二元制”格局。实践中，大量行政行为因为实施机关没有法定行政强制执行权，需要通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受复杂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法院办理此类案件的难度较大，执行的积极性与效果不够理想。于是，界于二者之间，由法院负责“裁”、行政机关负责“执”的裁执分离模式应运而生。由于该模式有效解决了行政机关想执行却无权、法院有权却难以执行的困境，确立了制度化的行政、司法协作与监督机制，既调动了双方的积极性，又确保了执行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马约尔广场：宗教裁判所浓烟翻滚
各式旅游手册上最常看到的塞万提斯像，伫立于市中心的西班牙广场中央。坐在上面拿着手稿的是塞万提斯。骑着马的则是他笔下的堂吉诃德和仆人桑丘。然而大部分人在拍照时，只和那两位显眼而灵动的主人公合了影。这座三人雕像以西，是1808年5月2日纪念碑。
几百年来，太阳门广场一直是西班牙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1808年5月2日的起义自不必言。1812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西班牙议会通过的第一部宪法，就是最先在太阳门广场公布于世。1848年马德里安装了煤气街灯，太阳门广场的黑夜被照亮了；1879年，西班牙第一辆有轨电车诞生，它的发车仪式也在太阳门广场举行。直到今天，这个广场还是许多集会和抗议的地点，例如抗议马德里三一一爆炸案，以及西班牙参加伊拉克战争的集会，仍然在这个广场聚焦起全城的目光与人心。
就市场机会来看，短期内主要的市场机会集中在城市地区，特别是一、二线大城市。在这些市场中，竞争相对激烈，对本地资源的要求也更高。因此，建议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智慧教育的市场机遇，考虑农村市场，受众也包括那些在城市生活的农民。
这个公寓距离马德里更远。今天开车都需要沿A-601公路开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当时那里鱼龙混杂，楼下是酒吧，楼上是妓院。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塞万提斯完成了《堂吉诃德》第一部的写作。然而命运并没有放过他。1605年的一天，塞万提斯发现自家门口躺着一个奄奄一息、被刺的人。出于怜悯之心，他把这个人背回了家，谁想到，这个人很快死了。警方更是莫名其妙，将塞万提斯当作了凶手。于是，6月27日，他第三次遭受无妄之灾锒铛入狱。
然而不久，1808年，拿破仑的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占领了西班牙，更是废除了宗教裁判法庭，并且释放了仍关押在宗教监狱里的“犯人们”。戈雅和伙伴们还来不及欢呼，就发现法军不过是另一群武断野蛮的统治者。用戈雅自己的话说：“清晨之前，法国人还是我们的盟友。一夜之间，他们成了敌人，我们谁也不再认识谁。”于是，紧接着发生的，是“5月2日的起义”和“5月3日的枪杀”，这个国家被另外一群“圣徒”所主持。
一是金融监管法律体系的完善能创造有序整改环境，从而避免市场的顺周期性波动风险。金融监管法律法规的建立，能规范各类金融的资质，打击各种不正当经营行为，取缔非法投资商，能为市场进入和退出创新一个好的投资环境。
在2006年捷克导演米洛斯·福尔曼执导的电影《戈雅之魂》中，我们看到，卢梭和伏尔泰已取代了耶稣和使徒。革命者砸毁教会，开枪打死作弥撒的神父。“革命检察官”口若悬河地宣判红衣主教死刑，其义正言辞之状，和当年审判宗教异端时一模一样。十分讽刺的是，一如来时暴风骤雨，法军的溃败也在须臾之间。那些“革命检察官”很快被捕，宗教裁判法庭再度“开张”。那些一度在阶下受审的红衣主教，重新掌握了审判权，准备执行净化灵魂的刑罚。
在这样的反复中，戈雅成了一名陷入失聪和“半疯”之中的老人。此时的他抛弃了任何传统形式的束缚，大胆地突破古典绘画题材和构图的限制，记录着他那个时代的生活和斗争。1819年，他终于完成了《宗教裁判法庭》。画面中央是四个被进行异端审判的男子，他们戴着三足的高帽——这种帽子被称为“愚人帽”（cozora），通常在审判时戴在疯癲者、麻风病人和异端的头上，以示驱逐出文明世界之意。
9年后，戈雅孤苦一人，在法国波尔多的西班牙自由侨民中心去世。1900年，他的遗体被运回西班牙，安葬在马德里郊外的佛罗里达教堂——这座教堂的壁画也是他创作的。人们记得他创作的每一幅作品，却开始淡忘他所生活的那个复杂的时代。时光流逝，回忆变得模糊，只剩下宗教裁判法庭作为最浓黑的暗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于是，在阳光过分明快的马德里，作为法律人的你，见过佛朗哥治下的喘息，走过三毛曾就读的康普顿斯大学哲学系，或是品尝过海明威记录的每个深夜酒肆，与塞万提斯擦肩，错过毕加索和达利，却终究想不起来这个城市，到底是哪里不可思议。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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