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的社会表现为一个加速的社会，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代表人物哈尔特穆特·罗萨(也译做哈特穆特·罗萨)提出了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来复兴批判理论敏锐的社会批判的理论锋芒和社会批判传统。我们认为需要从物理时间、生命时间和社会时间三个向度来思考加速带来的变迁，这样就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加速，即技术加速、社会加速、生活加速。加速社会带来的主要问题是社会时间和生命时间的疏离，主体无法再直接跟上社会加速时间的节奏，结果造成了“无关系的关系”的新异化的诞生，为了抵制这种加速社会背景下的新异化，罗萨提出了一个共鸣方案，即让那些被异化的主体以“相关的关系”建立起共鸣，来共同抵抗社会加速带来的异化。
[关键词]哈尔特穆特·罗萨；时间；加速；新异化；共鸣
在201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王铮亮演唱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让不少观众为之动容，留下了泪水。一些观众之所以会被这首歌感动，并不是纯粹因为王铮亮的演唱多么凄厉，多么动人，而是在他演唱的同时，央视演播厅的大屏幕上与歌曲同节奏地再现了一对父女在每年的固定时间与地点拍摄的照片，让观众感觉到时间的瞬间流失，禁不住去发问时间都去哪儿了，引发了无数国人对于时间感体验的共鸣，体验的角度自然不会一模一样，但是对于时间的流逝之快以及时间的缺失的感觉则是共同的。美国学者朱丽叶·斯戈在其著作《过度消费的美国人》中提出了“时间慌”的概念，书中描绘了美国人如何为了积累物质财富而延长工作时间，从而挤占休闲时间的过程。在2019年3月初，京东推出996工作制(之前是955制)，要求所有带团队的T和M,以及T5以上的总监级员工(T和M是京东企业内部的按照薪资划分的区间对应的序列层级)，每周工作70小时。996工作制，即早九点到晚九点，一周工作六天的制度，遭到员工的反对，引发社会的讨论。我们暂且不论结果如何，但共同的感触是，这个社会留给我们自己可支配的时间愈来愈少了。我们的生命时间和社会时间是如何共处的，我们为什么在技术如此发达的社会感觉疲惫不堪，而且即使在高强度的工作下，我们对未来仍不可期。在很多的企业里，尤其是在淘汰制的滚动下，很多员工不知道那一天会晋级或者出局。当然，这里我们论述的重点不在于时间流逝之快，而在于我们对当前对于生活节奏之快、时间缺乏的焦虑和对未来的时间中个人或社会的不确定性的担忧。
在明确了对轻罪与重罪的划分应当坚持“形式标准说”之后，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在这一标准内部，到底是坚持“法定刑标准说”，还是“宣告刑标准说”？对此，笔者认为，坚持“法定刑标准说”是具有更大合理性的。
一、物理时间、生命时间与社会时间
时间既是我们生活之中最简单的东西，也是形而上学和科学思考的最玄妙莫测的东西，从古希腊哲学先贤开始，时间就成为了我们反思的重要问题，例如著名的芝诺悖论就是一种基于时间的思考，无论是古代使用的日晷、沙漏计数的时间，还是以格林威治天文台的本初子午线为标准的现代科学时间，不仅仅是计量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刻度，也是建构我们生活世界意义的时间，所以不仅科学家思考着时间，胡塞尔之类的现象学家也强调着我们身体之中存在着内时间，直到今天，社会学将时间作为一个重要的向量来建构现代的社会生活。基于对时间的不同理解，我们可以将时间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物理时间，或者说科学时间；其二是生命时间；其三是社会时间。一般来说，物理时间、生命时间和社会时间存在着一致性，但是作为时间感受的生命时间和社会时间，则具有细微的差别。我们可以说，生命时间和社会时间是通过物理时间建立联系的，我们的时间感受离不开物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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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理时间
物理时间，与钟表的发明有关，这个精密制造的仪器消除了之前对时间把握的不确定性，从此之后，我们可以借助钟表来确定事件发展过程的长短和事件发生的顺序。物理时间包括时刻和时段，时刻是某一个时间点，而时段则是由起点到止点之间的一个区间，像线段一样。实际上，物理时间标准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在古埃及的城市周围树立起来的方尖碑就是根据太阳照射的影子来测算物理时间的器具。14世纪，第一台机械时钟被制造出来，它所利用的原理就是钟摆的等时性，最初的时钟体积十分巨大，一般都被安装在教堂的钟楼上，取代了之前由教士定时敲打的铜钟。1884年10月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子午线会议上，正式将经过伦敦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经线确立为本初子午线，以此为基础，全天被划分成24小时，1928年，格林威治时间被正式确立为全世界的普世时间[注]Leofranc Holford-Strevesn, TheHistoryofTime, Oxford: Oxford Univesity Press, 2005, p.15.。
马克思的这段名言不仅说明了新的技术革命创造出了远远超越以往一切社会的生产力，而且这种加速发展的物质性力量也对社会结构和人的观念带来了巨大冲击。的确，在资本主义的加速规律面前，“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资本主义的加速的步伐将最野蛮的民族和最坚固的万里长城都踩在脚下。这是一种普遍性的力量，这也是超越一切民族国家的全球化的力量，正如霍布斯鲍姆评价说：“当国际交换由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水时，在18世纪中期的某个时候，可以观察到整个国际经济的加速变迁。这并非英国的专门现象，而是普遍发生的趋势，体现在价格的变动中，也反映在我们稍有了解的人口、生产及其他方面。”[注][英]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梅俊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版，第42页。于是，在资本主义诞生初期，在那个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的年代里，诞生了一大批崇拜不断加速的工业生产速度的拥趸，例如，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直接将资本主义早期的工业生产力量的加速当成了一种自然铁律，亚当斯说：“加速的规律，就是所有力学规律的定义和常量，我们不能认为它可以松弛下来适应人的便宜，没有一种理论认为人的便宜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与自然进行协商。”[注]Henry Adams，’A Law of Acceleration’, in Hartmut Rosa & William E. Scheuerman eds, High-SpeedSociety:SocialAcceleration,PowerandModernity,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09. P.36.亚当斯和马克思一样，描述了早期资本主义在工业发展中呈现出来的一种无情的加速力量，这种力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依赖于人的便宜，迫使我们只能始终处在这个加速的时间循环当中，此外别无选择。
(二)生命时间
物理时间是可以量化的，所有人对物理时间本身的感知都是一致的。但是，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时间是连续的而不是以时间刻度来衡量的，是我们用身体和心灵来体验的物理时间和社会时间的一种知觉图式，并且持续地塑造着所经历事件和行动的时间性。可以说，“生活在有严格的时间规划里的人们对时间的体验，很大程度上就是其人格结构的例证，而人格结构与其说是生物方面的特性，不如说是从社会中获得的”[注]转引自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曾经在《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中区分了带有均平区分的带有刻度的空间化的时间，以及用生命直接来感受的纯绵延的时间。对于前者，柏格森强调说：“但这里的问题正是：我们是否不曾利用空间的点来数出绵延中的瞬间。我们确实可以在时间内(而且只在时间内)觉察到一种有下列情况的陆续出现：它不是旁的而是一种陆续出现，它不是一种相加的过程，即不是一种最后我们得到一个总和的陆续时间。”[注][法]亨利·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吴士栋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2页。柏格森的意思是说，我们内在的对时间的感受是不能区分为一个瞬间和一个瞬间的，更不是诸多物理化的瞬间的叠加，因为这种叠加只是空间化的时间表达，柏格森说：“纯一的时间作为一种媒介，意识状态在其中构成无连续性的系列。这样的时间不过是空间而已，纯绵延是另外一种时间。”[注][法]亨利·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吴士栋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0页。柏格森并不喜欢用这种空间化的叠加方式来理解我们生命中直接流露出来的时间，因为生命时间本身是绵延的、不可分的，而叠加的空间化的时间直接破坏了这种绵延的感受。与空间不同，对时间我们不能在准确的物理刻度下来把握，我们对生活节奏的理解，我们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的感受，都只能融化在我们直接的生命体验之中，在生命对时间的把握之中，不能将刻度化时间强制性地加载在我们的纯绵延的生命体验之上。柏格森继续说道：“对于时间确有两种可能的概念，一种是纯粹的，没有杂物在内，一种偷偷地引入了空间的概念。当我们自我让自己活下去的时候，当自我不肯把现有状态跟以往状态隔开的时候，我们意识状态的陆续出现就具有了纯绵延的形式。”[注][法]亨利·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吴士栋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7页。柏格森举了一个例子，当我们听音乐的时候，我们不能将音乐分割为各个音乐，因为只能在整体的生命时间的把握中，音乐才能被我们把握为生命的绵延，我们也在聆听美妙音乐的过程中，将音乐节奏及其时间的整体把握为生命时间的纯绵延。
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时间的涵义，我们可以进一步将社会时间分为微观社会时间体验和宏观社会时间体验。微观社会时间指的是个人的日常时间，包括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它们与生命时间的区别是，个体的日常生活并不是生命式的体验，而是来自于社会规范对个体生命节奏的约束，它是一种外在化的力量，而且这种日常化的时间是受现代社会严密的时间体制所管制和支配的时间，尤其体现在我们的工作时间上更是如此。大卫·格罗斯(David Gross)在谈到吉登斯对社会时间的分析时评述说：“时间的意义就是个体及其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意义，这是一个十分私人、十分个体的范围，但是这个范围越来越被国家所征用，这是史无前例的现象。”[注]David Gross,“Time-Space Relation in Gidden's Social Theroy”,in Theory,Culture&Society, Vol.1 1981(1), p.87.例如，即便我们在家里，也会成为工作时间来处理工作任务。在现代化社会空间里，我们个人的日常生活时间很难再分辨出工作时间与业余时间、工作日与非工作日了。在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会尽力地有计划地精细地组织自己的时间，从而能够剩下更多的自己可支配的时间，为此我们发明了各种帮我们节约时间的智能电器，如打印机、洗碗机、洗衣机等等，甚至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文字指令来遥控它们，以便帮我们节约日常时间。但是我们发现，正如迈克尔·恩德(Michael Ende)所说：“我们省下越多的时间，我们所拥有的时间越少。”[注]Michael Ende, MomooderdieseltsameGeschichtevondenZeit-Die-benundvondemKind,dasdenMenschendiegestohleneZeitzurück-brachte, Stuttgart: Thienemann, 1973, p.23.这种矛盾一直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总是感到时间缺乏：我们想阅读，但我没有时间；我想好好吃饭，但我没有时间；我想去帮助你，但我没有时间。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我们现在缺乏的不是食物等生活物品而是时间，因此，对我们来说，美好生活成为了一种希望和憧憬，美国社会学家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和杰弗里·葛德碧(Geoffrey Godbey)就谈到：“时间饥饿带来的后果并不是死亡，但是，正如古雅典先哲所看到的，是生活从来就没有开始过。”[注]John Robinson & Geoffrey Godbey,TimeforLife:TheSurprisingWaysAmericanUseTheirTime,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3.
通过柏格森、海德格尔、罗萨等人对纯绵延、此在对时间的领悟、生命时间的描述，我们可以将生命时间界定为：(1)生命时间是从主体内在对时间的把握来理解的时间，这种时间与我们在世界上的生存密切相关；(2)生命时间并不先于或外在于我们的生命而独立存在，它在世界上的展开与我们在世界上的具体活动构成了统一体，我们往往在自己的体会中理解生命时间；(3)生命时间的不可分性，更准确地说，我们无法按照平均化的物理学刻度来划分生命时间。我们在聆听音乐会时对时间的把握与在焦急等待时对生命时间的把握，在同一个物理时间的刻度内，是完全不一致的。换句话说，这种把握是整体性的，将其分割成几分几秒是没有意义的，对于一首钢琴曲，我们不能说这一秒要比上一秒好，因为这一秒的节奏和上一秒的节奏本身在听众那里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将其区分为精确刻度的行为都是暴殄天物。
(三)社会时间
如果说个体的生命时间是建立在个体的生命感受性之上的，是一种个体存在对时间的直接感受的把握，那么社会时间就是在物理时间的基础上为使社会有节奏和秩序而建构起来的时间，也就是说是一种由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所构造的社会性时间，这是一种具有极强社会意义的时间体验框架。
另一个从生命时间来把握世界的思想家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时间问题并不是外在于此在的一个外在向量，而是此在在这个世界中的绽出，海德格尔说：“时间性是源始的、自在自为的‘处理自身’本身。因为我们把描述将来、曾在、当前等现象称作时间性的绽出。时间性并非先是一存在者，而后才从自身中走出来，而是：时间性的本质即在诸种绽出的同一种到时。”[注][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75页。尽管海德格尔的这段话十分难以理解，但是海德格尔强调的是，时间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我们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着的此在，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绽开就是在时间之中的绽出，时间直接与我们对世界的领会和把握有关。这样，海德格尔否定了在我们之前就存在着一个抽象的时间的可能性，任何时间都是在我们的生命的体会中绽出的，没有我们的此在，没有我们对世界的领悟，时间根本不会绽出为我们的此在。相反，那种认为时间作为一个抽象的刻度存在于我们的此在领悟之先，实际上是一种非本真的时间，这种非本真的时间只是没有内容地展现出对现在的重复，没有一个未来的到来，这就是海德格尔谈到的“到时”的意义所在。海德格尔说：“源始而本真的时间性的首要现象是将来。非本真时间性的本身有着不同的到时样式。”[注][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75页。这样，对于此在的真正的生命体验来说，时间性的价值正在于有一个不同于当下不断重复的将来，一个打破当下循环轮回的另一种时间性状态，只有相对于当下出现改变时，我们才能说一个时间来到。若非如此，时间只是向我们呈现出简单的刻度性的重复，从8点到10点，从10点到12点，没有任何本真性的区别，也只有当我们体会到12点相对于8点具有一种“到时”的意义时，即中断了简单的时间轮回时，我们才在内在的生命中感受到时间的绽出。这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学者哈尔特穆特·罗萨强调的生命时间的意义所在：“行为者发展出将其生命作为一种整体的时间视角，通过这个时间视角他们思考自己的‘生命时间’ 。”[注][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两组患者进行两次测评,时间是在进行疼痛护理和疼痛护理干预之后,两次测试间隔为15d。
宏观社会时间是社会运行和变化的时间体验，或者说是运行周期的体验和变化速度的体验，主要包括社会群体或组织的运行与变化，科学技术的变革与发展。当前社会的宏观运行时间与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呈现出极大的差异。从社会群体或组织来说，首先以家庭和婚姻为例，作为社会的初级群体，家庭的建立与存续的时间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变化，而家庭以婚姻关系为纽带，婚姻存续的时间也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时代最短的婚姻家庭关系可能只维持数天或数月。其次以企业为例，企业组织的存续时间即从建立到发展或者破产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起步和达到辉煌很快，但落魄或被遗忘也很快。如果从技术变革与发展来说，那么社会时间的加速趋势体现得更为明显：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用过的手机已更换过几代，但每换一部手机很少是因为手机损坏，而是因为手机的内存或程序跟不上社会加速后的储存容量或者运行速度。我们每个人的抽屉里大概都会有几部甚至更多的替换下来的手机吧，我们对此既留恋又抛弃，这正如我们的个人生命体验和社会运行速度的体验，既怀念过往，又必须前行，我们在对过去时代的怀念中奋力前行。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物理时间基础上的生命时间和社会时间，正处于当代社会加速运行下的一种时间缺乏和眩晕的时代。在物理时间的刻度上，对生命时间和社会时间的加速过程的体验，让我们不断感受到生命时间和社会时间的相互融合与排斥。
二、加速：时间循环中的新异化的诞生
不过，对于今天的时代，我们的一个最显著的感受是各种科学技术发展的加速，譬如，新科技产品层出不穷。这种不断翻新的技术变革，让我们感到生活节奏的快速，社会日益发生新的变化，我们感到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快了。在关于社会加速的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人物哈尔特穆特·罗萨把社会加速现象分为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生活节奏的加速。从这个区分中，我们可以看出加速的时间循环所带来的社会冲击。
对于人类而言，时间感恰是在物理时间的刻度之上建立起来的。工业时代的机械手表，可以说开启了我们现代性社会运转的起点，运输系统的有序运转极依赖时刻和时段，物理时间保证社会协调和同步化的功能得以体现。到了现在的信息社会，不论是运输系统还是通讯系统，时间化更是发展到极致，不仅仅是时刻和时段，我们还要求实时确定我们身处地球甚至宇宙中哪一处空间。总体来说，物理时间实际上包括两个不同的向度，一方面，物理时间的确立依赖于一种精准的物理现象的测度，如太阳的照射、沙漏的流动、以及钟摆运动等等，我们需要一个精准的时间单位来衡量社会生活的过程，另一方面，物理时间也是建构性的，中国古代的时辰和今天的科学上的小时、分钟、秒实际上也建立了世界相对于我们的时间维度，即我们在物理时间的刻度上是如何展开的。在这个意义上，时间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客观尺度，更是我们与世界联系的方式，也是我们的社会生活展开的方式，所以，无论是生命时间还是社会时间，都建立在这个物理时间的客观向度之上。
尽管我们的时代与马克思和工业革命早期的那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是资本主义的加速运动的规律却没有因为进入到新的历史时代而发生变化，如在上世纪70年代，那个高度组织化资本主义的时代，一个物质产品极其丰裕的时代，一个被鲍德里亚称之为“消费社会”的时代，社会时间的速度仍然在不停地加速，《忙碌的休闲阶层的》的作者斯戴芬·林德(Staphan Linder)曾提出了一条加速的“公理”，“根据这条公理，由于要合理地安排时间，因此必须将时间富裕和物品富裕之间的比例关系完全调换过来，因此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将时间富裕社会变成了时间紧张的社会”[注]Staffan Linder, TheHarriedLeisureCla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22.。所以，在这个时代里，不仅仅是生产被加速了，我们的交换和消费也被加速了，由于商品极其丰富，这就迫使消费者不断地加速消费，用更为细化的诱惑让所有的消费者都一同被裹挟到加速消费的轨道上，正如鲍德里亚强调说：“生产和消费——它们是出自同样一个对生产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并对其进行加速控制的巨大逻辑程式。该体系的这一命令以颠倒的形式——这正是其诡谲之处——深入了人们的思想，进入了伦理和日常意识形态之中：这种形式表现为对需求、个体、享乐、丰盛等进行解放。”[注][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在这种情境下，我们的生命时间和社会时间被消费的加速运动链接起来，这正是消费社会下的时间的加速运动，它让我们不仅在生产线或电脑边奔波劳累，也让我们在市场上尤其是在电子商务化的市场上疲于奔命。总之，一切都在加速，除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节奏在不断加速，甚至我们的灵魂都在加速的眩晕感中不断地被掏空。
加速并不是今天的社会才呈现出来的现象。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为我们呈现出19世纪资本主义因为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加速现象，以及这种社会加速带来的社会效应。马克思准确生动地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注]《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1页。
(2)社会加速，包括流行、生活方式、职业关系和家庭结构的加速等。我们分别以流行的加速和职业关系的加速为例进行阐述。首先来看流行方式，流行可以理解为文化或者习惯的传播，包括服饰、音乐、美术、娱乐、建筑、语言等。流行的加速更多体现在流行的周期性上，比如某一首流行音乐、某个流行的娱乐节目、某款流行的服饰，其流行的周期性越来越短，从上一个流行项目到下一个流行项目的转换非常迅速，某些群体刚适应甚至还没有适应而新的流行模式又开始了，描述这种状态的常用语就是“你‘OUT’了”。其次来看职业关系的加速，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人可能经历或者见证过子承父业，70年代以后的人基本都是自主择业。职业关系的变化体现在聘用机构的变化、职位等级的变化、职业关系的空间变化等各个方面。社会变化的加速总体上体现为社会流动性的加速，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提出，“液态这一直接背景，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注][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4页。。“液态社会”意味着社会的流动不居，意味着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快，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加速让我们在前现代社会中可以依赖的一切都消解了。
(1)技术加速，表现为运输系统、通讯系统和生产系统的加速。首先看运输系统的加速，我国1952年的解放型蒸汽机车的时速为每小时80公里，目前我国的CIT500型列车其时速达到了605公里/小时，堪比飞机的飞行速度，而中国已经准备研制贴着地面飞行的“超级飞行列车”，这种超级高铁的最高时速可达到4000公里，就是说它比飞机要快得多的多，从北京到广州只需要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其次是通讯系统的加速，以手机通信技术为例，20世纪80年代是只能语音呼叫的1G技术，1G技术的最高速度为2.4 Kbps；1991年把模拟信号发展为数字信号的可以通话和发信息的2G技术的速率为50 Kbps；1998年推出的3G网络带来了更快的数据传输(视频通话和移动互联网)，最大的接入速度约为384 Kbps；2008年发布的第四代网络是4G，可以满足游戏服务、高清移动电视、视频会议、3D电视以及其他需要高速的功能，最大速度为100Mbps；目前，5G技术即将推出，预期的5G连接理论速度高达每秒20Gbps。无论是运输技术的加速，还是通信技术的加速，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生活方式的全面变革，正如罗萨所说：“科技加速，通常意指新科技(像是蒸汽机、火车、汽车、电报、计算机或是互联网)，几乎必然造成生活实践、沟通传播结构与相应的生活形式当中的全面改变。”[注][德]哈尔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9页。
(3)生活加速，体现为市民对时间缺乏和时间紧张的体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复杂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相互依赖的链条越拉越长，社会规范性和秩序性要求越来越严格，这就要求我们要具有更详细的时间计划(几点几分起床、几点几分上班、工作任务何时完成、何时接放学的孩子等等)。毋庸置疑，当代社会运行和社会秩序的维持都是通过严格规范人们的物理时间来完成并加速的，当加速进行的时候，人们的生命时间体验也会感觉到加速的过程，时间贫乏，节奏紧张，生活变得越来越匆忙，越来越明显的体会到“时间飞逝”的感觉。这些体验在大都市尤为强烈，齐美尔在一百年前就做出这样的论断，大城市的节奏以紧张的生活作为根本特点，“大城市对我们的要求与有着缓慢、熟悉、固定不变的节奏的心灵——精神生活的小城市和乡村生活完全相反”[注]Georg Simmel, “ The Pace of Life and the Money Economy”, in Hartmut Rosa & William E. Scheuerman eds, High-SpeedSociety:SocialAcceleration,PowerandModernity,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009. P.42.。如果把医学上的“三高”和现代大都市的“三高”放在一起也许是很有趣的：高血压—个体与群体的压力、高血脂—交通拥堵、高血糖—高欲望高消费。在“三高”状态下，过去长时段变化缓慢的精神生活被现在日益急促的生活节奏所破坏，人们开始失去对某种价值观特有的稳定的忠诚。
●在宁夏贺兰县大面积的白茫茫重度盐碱地，今年使用有机硅功能肥直播种植水稻，出苗率达到95%以上，而且根系发达，分蘖好，叶片挺立，结实率高，长势与其他良田相比没有区别，亩产可达到1300斤左右。老百姓都说，这么多年没有见到这种肥料，有这样的神奇效果。
无论是技术加速、社会加速抑或是生活加速，都意味着现代生活中的个体都无一例外地被卷入到一个“液态”的社会构建中。在这个新的社会构建中，新的规则还没有确定下来就已经被更新的体系取代了，没有任何可以依循的经验能够帮助我们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正如罗萨所说：“现代文化的独特性是那些发条和时间效率原则的相互联系，并且与时间效率原则相联系的加速期望联系在一起。”[注][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当然，我们很难认为加速的感受——这种越来越趋于不确定的感受——是一种令人惬意的感觉，我们被绑定在一个不知道通往何方的高速列车上，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如同路边的风景一样，匆匆出现，又匆匆消失。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罗萨坚持认为这种加速运动导致了新异化的诞生的原因吧，“我们的体验时刻越来越丰富，但生命经验却越来越贫乏。结果就是，时间似乎‘落得双重下场’：飞快流逝，却又在记忆里不着痕迹。……我们体验到的时间，以及花费在体验上的时间，都相异于我们。而且，对于我们自己的行动和经验缺乏完全的吸收、占有，会导致严重的自我异化。”[注][德]哈尔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9页。
三、主体的游离：生命时间和社会时间的疏离与共鸣
在罗萨看来，社会加速导致的新异化的诞生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生命时间和社会时间的相互排斥。在这样一个高速运转的物品丰裕的时代，不论是科技类、文化类还是日常生活类，这些物品有的帮助我们解除了繁重而费时的体力劳动，有的丰富了我们的娱乐生活，有的使我们生活更细致。这个或许可以解释斯戴芬·林德的那个加速“公理”，在我们制造丰富的物品的时候，我们的时间就被占用了。比如，洗衣机解除了我们手工劳作的时间，但是生产洗衣机也是需要人们劳作的，我们乘坐高铁跨越城市空间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高速铁路需要人们建造、动车组的各项结构也需要人们建造，所以我们可以说，时间是一个零和游戏。
过程控制系统不仅要满足输出值跟踪给定的期望值，而且要保证控制器的输出平稳。因此，算法的优化性能指标可用式(4)表示：
因为时间的零和游戏，我们在节约个人时间的同时，社会时间却在加速，所以我们感觉到在物质丰富社会里的生命时间的缺乏。比如网络购物在节约了我们空间上的奔波时间的同事，增加了销售人员把商品分货出库、快递打包送货的时间，当然还有生产纸箱、塑料袋的时间等等，我们在节约一部分前台时间的同时，后台的时间却在快速地运转。正如我们去快餐店吃饭，我们不乐意有很多人排队，也尽量希望工作人员能快速地把饭菜准备就绪，但是为了满足个体的生命时间的这种意愿，后台的工作人员就要飞速地工作。同理，我们也是无数有着快速时间要求的他人的后台，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一点上，目前的商家利用了生命时间体验的特征，在实体店，比如在麦当劳，我们能够看到员工的操作，知道我们的餐点进行到了哪一步，从而减少了生命时间的体验感觉到的等待的长久，可以说，没有什么比等待本身更感觉时间的久远了。在线上商店也如此，当我们下单后，能够看到订单运行每一步的状态，也能够看到物流的详细过程，在这里，生命时间与社会时间相互的协调同化。正如我们每一个前台的个体需要更多的时间，或者更加快速地得到我们的商品。我们驱动着科学技术人员、驱动着产品生产人员、驱动着商品销售人员、驱动着快递送货人员，驱动着每一个既是前台又是后台的我们自己，也就是生命时间和社会时间相互驱动着更加快速地运转。这正是罗萨在其《加速：现代社会时间结构的改变》中提出并分析的技术加速、社会加速和生活加速的生动情形，而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结论是以物理时间为基础的生命时间和社会时间的疏离关系。
当流浪的本雅明穿梭在被他称为19世纪的首都的巴黎街头，他感受到的是他个人的体验与这座繁华城市的疏离。本雅明写道：“与新的生产手段的形式——开始还被旧的形式统治着(马克思)——相适应的是新旧交融的集体意识中的意象。这些意象是 一些愿望意象:在这些意象里，集体所追求的不仅是克服社会产品的不成熟和社会生产组织的缺失，而且还要美化它们。与此同时，在这些愿望意象中出现了一种坚决的努力，即疏远所有陈旧的东西，也包括刚刚过去的东西。这种倾向使得想象力(受到新事物的刺激)去回溯最原始的过去。在每一个时代都憧憬着下一个时代景象的梦幻中，后者融合了史前的因素，即无阶级社会的因素。关于这种社会的经验——储存在集体无意识中——通过与新的经验相互渗透，产生了乌托邦观念。从矗立的大厦到转瞬即逝的时尚，这种乌托邦观念在生活的千姿百态上都留下了痕迹。”[注][德]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城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6页。
本雅明在这段文字中描述的景象实际上就是那个时代的加速景象。加速的社会运动让社会时间疏离了一切与之揖别的东西，甚至包括在大街小巷中来回穿梭的本雅明本人，在加速运动的社会中，我们的经验越来越贫乏了，越来越无法与社会时间的节奏合拍了。异化(Entfremdung)这个德语词语的词根是fremden，实际上就是远离和陌生化的意思，那么异化的本意就是让人与社会疏离，或者在现代加速理论那里，就是生命时间和社会时间的相互疏离。所以，在今天，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在评价本雅明的时候才深刻地感叹道：“经验的毁灭不再是巨大灾难的后果，任何城市中的单调的日常生活就足够了。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再也没有转化为经验的东西了。翻开报纸，那目不暇接的新闻与他们的生活毫无相干，在交通阻塞时，他坐在车中无限期地等待。”[注][意]吉奥乔·阿甘本：《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尹星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与本雅明一样，阿甘本也十分生动地描绘出了这种疏离的令人沮丧的景象：电视报纸等媒体不断更新的新闻，还有手机里不断跳出的头条，但这一切都似乎与屏幕前的我们无关，这些讯息都飞快地出现又飞快地消失了，它们的快节奏的出现和消失本身就是这个社会加速的韵律，但是阿甘本和本雅明对此做出了同样的结论，即这一切都无法转化为我们的经验，对本雅明来说，这是经验的贫乏，对阿甘本来说，这干脆就是经验的毁灭。无法转化为个体经验的社会节奏，必然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时间与社会时间的疏离。在前现代或现代早期，这种平缓的运作和刚刚起步的社会加速，还能让我们跟得上它的节奏，我们自己的生命时间的加速就是社会时间的加速。但是今天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们的生命时间由于自己的局限，由于我们身体的眩晕感和呕吐感，被强行从社会时间的加速中剥离出来，正如阿甘本和本雅明描述的那样，由于被剥离，我们变成了社会加速时间的一个冷冰冰的过客，一个与之保持疏离的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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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构成了一个分裂的存在，一方面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加速的社会中，我们的身体依然随着社会的加速变迁而不停地摇摆；另一方面，我们的经验越来越贫乏，趋近于毁灭。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一切属于主体经验的领域全部消失了，现实生活的一切都让位于那个如同行尸走肉一般随着社会节奏加速的身体。所以罗萨说：“从逻辑上看，这个发展已经没有另外的终点了，所有的加速机器的个体能量和竞争能量，最终都被献祭给宛如仓鼠滚轮的社会经济竞争。当然，这已等同于完全丧失自主性，彻底背离了现代性的承诺。”[注][德]哈尔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4页。这是一种新的异化，也是一种新的疏离。在现代社会中，自我是同时由社会时间和生命时间建构起来的，生命时间和社会时间之间需要一定的协调性，尽管在现代社会早期，生命时间与社会时间也存在着不完全一致的情况，但是通过自身的生命时间的加速，仍然可以与社会时间的步骤协调一致。但在这个网络化和数字化高度发达的今天，生命时间已经很难再追上社会加速的步伐，这是一种更深刻的疏离，也就是主体竭尽全力也无法跟上那快节奏的加速，最终被快速运转的加速机制甩出高速运行的轨道。
随着电脑、智能手机等信息工具的普及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范围内正在开展一场席卷各行各业的信息革命。在信息碰撞的时代，2018年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整合反腐败职能赋予新成立的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权，反腐败工作也由此步入了新台阶，信息化背景下互联网+监察的监察模式逐步备受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的青睐。作为监察调查核心手段的职务犯罪调查工作如何能够更为合法、高效地打击高智商、易隐蔽的职务犯罪是我国当前监察工作面临的挑战，监察体制改革重新塑造了职务犯罪调查的制度框架，但是同样需要克服诸如传统侦查模式的不利因素，以信息化为契机，实施信息化职务犯罪调查模式的变革。
罗萨对于异化概念的理解，更多的是来自于同为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人物、霍耐特的学生拉合尔·耶齐(Rahel Jaeggi)对于异化概念的重新概括，即异化是一种“无关系的关系”(Beziehung der Beziehunglosigkeit)。耶齐进一步的解释是：“异化是理解的失败，也是适应活动的失败。”[注]Rahel Jaeggi, Alienation, trans. Frederick Neuhouser & Alan E. Smi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由此可见，耶齐不是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劳动角度，即人和社会关系(包括生产关系)的颠倒的角度来理解异化，而是将异化理解为个体的适应活动的失败，即“无关系的关系”，耶齐的这个定义意味着异化就是主体的游离。主体由于不能适应、不能让自己的生命时间与社会时间保持协调，于是异化产生了，耶齐说：“异化意味着人们经验过程的停滞，那些异化的人无法建立与既定社会的联系，或者适应它们。”[注]Rahel Jaeggi, Alienation, trans. Frederick Neuhouser & Alan E. Smi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53.这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主体，也是一个游离的主体，他们的生命体验被感受为与迅速变化的世界无关，社会时间的加速带着他们笨重的身体一起运动，但是他们的生命体验和灵魂却在高速运转的轨道上呕吐。
不过，与那些法兰克福学派的前辈们不同，罗萨的加速时间下的游离或异化主体并不是悲剧性的结果，相反，他和耶齐一样，认为在主体被加速社会甩出了预定轨道，变成了“无关系的关系”之后，其实也意味着一个新的可能性的诞生，罗萨说：“在加速社会的强迫下必须放弃的是，持续或长期进行身份规划的观念，甚至是自律的想法，这些使得主体对自身所确定的价值与目标的超越背景和时间稳固的追求成为可能。在这个位置上，以相对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身份定位为特征的经典现代的人格类型与情景化造型不断变化的自我形象(利夫顿)或者说‘集锦式人格’相遇了。”[注][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9页。罗萨在感觉到主体成为游离的主体的同时，也看到了重新成为新主体的希望，这就是“集锦式的人格”，其定义是“集锦式人格就是社会中的变色龙，不断地从无论是什么只要能得到资源那里借来的零零星星的身份，并且不断地将自己构造成对于所给定的情景来说是有用的或是令人满意的”[注][德]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9页。。不再需要一个自律的高度统一的身份，而是用“集锦式人格”来面对加速社会的挑战，是罗萨给予当下加速时间下的主体构成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非常类似于德勒兹和迦塔里所命名的游牧主体(nomadic subject)，其中也是希望在游牧和碎片化的空间和时间里寻找创造出一种新的关系。相对于耶齐的“无关系的关系”，罗萨提出了“相关的关系”(bezogene Beziehung)的概念，罗萨在新书《共鸣：世界关系的社会学》(Resonaz:EineSoziologiederWeltziehung)中给出了解决加速社会下的新异化问题的方案：“作为另一种异化，对异化关系形式的替代，就必须出现相关的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是对异化的一种回应，我试图将其定义为共鸣(Resonanz)概念。共鸣是另一种异化，而这就是这本书的最基本的主题。”[注]Hartmut Rosa, Resonaz:EineSoziologiederWeltziehung, Berlin: Suherkamp, 2016, p.305.罗萨的想法是，异化是一个垂直轴，即个体的生命时间和社会时间的脱节和游离，最终造成了个体的生命时间无法适应加速时间，那么罗萨希望在那些被抛入到令人眩晕的加速轴之外的主体共同抵抗一个增长的加速的垂直轴，罗萨指出：“这些毋庸置疑的共鸣期望，一方面让我们进入到非劳动时间的超越日常生活的共鸣的绿洲，另一方面本身也成为了一种商品化对象的诉求和生产性的资源。无论如何，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不确定的。”[注]Hartmut Rosa, Resonaz:EineSoziologiederWeltziehung, Berlin: Suherkamp, 2016, p.650.让那些因加速而游离的主体产生共鸣，并抵抗着时间的加速运动，尽管在今天看来仍然带有乌托邦的成分，但是，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批判”作为一种新的批判理论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超越加速社会的路径。
收稿日期：2019-04-11
作者简介：董金平(1976—)，河北定州人，南京航天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社会批判理论。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9]06-0021-08
(责任编辑：周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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