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文化调和论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新文化运动,文化,合理性,杂志,互动,损益,理性。
文化调和论论文文献综述写法
王代莉[1]（2019）在《五四前后文化调和论与新文化运动关系再认识——以《东方杂志》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研究指出五四前后的文化调和论,因对当时激进的主流思潮有过批评,长期被视为反对新文化运动。然而,从杜亚泉等调和论者的观点及《东方杂志》的内容来看,无论是提倡个人的觉醒与发现,还是文化观上的世界主义趋向,反对立孔教为国教,以及对新文学的追求等方面,他们与陈独秀、胡适等人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并无根本相违,甚至一些新文化主张要早于《新青年》派。他们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而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支较为稳健的力量。(本文来源于《兰州学刊》期刊2019年04期）
王代莉[2]（2014）在《因革损益:五四前后文化调和论的道德改革主张》一文中研究指出道德是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对道德的态度往往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或一个流派文化观的重要考察层面。五四前后的文化调和论者提倡道德进化,主张斟酌新旧,调和中西,因革损益,熔铸新道德,维护社会稳定,其道德调和论以是否适用于现实需要为取舍原则,不固守体用之别,观念较为开放,不能与传统守旧者等同视之。(本文来源于《安徽史学》期刊2014年03期）
王代莉[3]（2009）在《梁启超文化调和论思想初探及思考》一文中研究指出在近代文化剧烈转型的五四时期,为避免文化激进论与文化守旧论的极端化趋向,文化调和论应时而生。梁启超即为这一时期文化调和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抱定尽性主义,解放思想,以自省的态度调和东西文明和新旧思想,一方面学习西洋文化,一方面对固有文化进行科学的整理和刷新,以化合生成一种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新文明。这是一种理性而开放的文化观念,不失为当前文化建设的一种可贵思想资源。(本文来源于《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期刊2009年04期）
王代莉[4]（2009）在《五四前后文化调和论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五四前后,正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思想文化上,为寻找中国文化的出路,针对东西文化、新旧思想冲突日益剧烈的问题,各种思潮纷呈涌现,各种文化建设方案竞相出台,相互交织,论争激烈。文化调和论即为其中一股颇有影响力的文化主张。这一时期,提倡文化调和论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杜亚泉,此外章士钊、李大钊、梁启超、钱智修等人也有不少相关论述。杜亚泉是一个执着的调和论者,在其主编的《东方杂志》上刊载了大量相关言论,使这一杂志成为了五四前后提倡文化调和论的言论主场地,引起了思想界的广泛关注与论争。五四前后的文化调和论,其内涵是多方面的,有着深刻的思想价值:它在承认东西文化为性质之异的前提下,主张以稳健的改革步骤,谋求东西文化的调剂体合,新旧思想的接续不断,精神与物质的互补,对立双方的协力共进,最终以创造新文化为其目的;提倡以理性的态度为指导,反对盲目从西,对西学实行“有条件的容受”,以科学的法则刷新固有文明以创造新文化;强调一种民族情感上的文化反省态度,改造国民之“惰性”,努力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寻求一种多元并存中的“和谐”状态。从思想根源来说,这种“调和”的观念一方面有着浓厚的中国文化底色,与传统的中庸思想及“和而不同”的理想紧密相联,一方面也吸收了法国、英国、印度、日本等国的思想养料。是一种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下的产物。从杜亚泉等人的言论及实践来看,虽然他们在具体的文化建设主张上与激进的新文化运动者有着“先立后破”与“先破后立”路径选择上的差异,但在建设新文化的目标上却是一致的。无论是在对个性主义的提倡,在反对立孔教为国教,在努力建立与世界文化的密接关系上,以及对新文学运动的态度上,他们与《新青年》派的主张都是不冲突的。其言论主要针对的是激进新文化运动者在理论上的极端主张及实践中的过激行为,希望以“调和”的处方对其有所校正和补苴,并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新文化的建设,与激进的新文化运动恰好形成了互补。他们并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力量,也不是无原则的折衷派,而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是新文化运动中一支相对理性、稳健的力量。虽然文化调和论在思想上有诸多可贵的思想资源可供取鉴,在文化实践上也有一定的成绩,但它并非完美无缺。由于调和论者对西学认知的不深,以及“调和”概念本身的含混性,使这种文化观带上了一种主观的理想色彩,与现实产生了一种错位感,经不过实践的检验,因而在新文化建设上,成绩不足,最终在激进主义高涨的五四时期,没能得到更大多数人的支持而日渐沉寂。我们应本着客观理性的态度评价其得失,既要看到它所蕴含的丰富思想资源,对其加以肯定与吸收,也应看到其理论上的缺陷及实践上的不足,不可盲目拔高。时至今日,中国的近代文化转型依然在探索中踽踽前行,我们除了从历史中吸取思想养料外,更应着眼于现实,进行新的开创。应本着更加开放健全的心态,理性地对待中西文化,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创造积极健康的交流环境,让不同的文化能够充分地接触、交流、融汇,让它们在文化的自我调适机制中,进行取舍,逐渐演进,创造新文化。这是一个仍待继续思考及努力实践的时代课题。(本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期刊2009-05-01）
张瑜[5]（2009）在《“合理”地被放逐——由“文化调和论”看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一文中研究指出论文通过梁启超与"五四"新青年们"中西文化观"的分歧,揭示其被放逐的命运,并以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角度切入其成因的探究。(本文来源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09年01期）
余华林[6]（2003）在《杜亚泉的文化调和论评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杜亚泉是 2 0世纪初一位重要的思想家 ,他的文化主张明显区别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派 ,也有别于纯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在五四时期思想界可谓独树一帜。其思想体系斑驳繁复 ,芜菁并存 ,虽不乏深具学理性的文化思考 ,但又带有顽固保守色彩。其文化主张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文化调和论” ,在五四前后曾引起广泛关注 ,并对后辈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从以下叁个方面具体评析其文化调和论中合理与谬误的成分 :一、其文化调和论的哲学方法论基础———“接续主义” ;二、他对中西文化性质及各自优劣的比较 ;叁、他的文化调和论主张和他对中国文化出路的设计(本文来源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03年S1期）
刘黎红[7]（2002）在《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调和论的互动——兼论五四时期中国文化调和论兴起的外在刺激因素》一文中研究指出五四时期 ,欧洲与亚洲之间、亚洲各国家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当时 ,调和东西文化是欧洲和亚洲许多学者的共同期待。在亚洲 ,反应最强烈的是印度、日本和中国。印度和日本学者的呼应大大刺激了中国思想界 ,促使部分中国学者极力想找到中国在世界文化建设中的位置 ,而欧洲思想界的波动 ,则成为中国文化调和论者有力的舆论支持。(本文来源于《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02年04期）
胡建[8]（1995）在《李大钊“文化调和论”刍议》一文中研究指出李大钊“文化调和论”刍议胡建一“五四”时代（泛指１９１５年至１９１９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华民族命途多舛而又柳暗花明的“阵痛”时期。一方面，自鸦片战争以来就与时代文明脱序的华夏文化，因迎受不及再度嬗演的西方２０世纪新思潮，而落入双重脱序的窘境。...(本文来源于《天津社会科学》期刊1995年02期）
丁伟志[9]（1989）在《重评“文化调和论”》一文中研究指出破题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时候,写这么一篇《重评"文化调和论"》,似乎有些煞风景。为求得读者肯看下去,不得不在此先作简要的题解。"文化调和论",是为标题省事而自选的一个简称。把它的含义说完全,就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种主张调和中国固有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意见,用当时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一种主张调和新旧文化的意见。不叫调和"派",而叫调和"论",是为了避免一种误会,免得叫人误以为本文所评论的对象是"五四"期间提倡新文化和维护旧文化的新旧两派之间的一个中间派。当时的文化论战中,并没有形成一个处于新旧两派之间的骑墙派。况且,主张调和中西文(本文来源于《历史研究》期刊1989年04期）
文化调和论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道德是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对道德的态度往往可以作为判断一个人或一个流派文化观的重要考察层面。五四前后的文化调和论者提倡道德进化,主张斟酌新旧,调和中西,因革损益,熔铸新道德,维护社会稳定,其道德调和论以是否适用于现实需要为取舍原则,不固守体用之别,观念较为开放,不能与传统守旧者等同视之。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文化调和论论文参考文献
[1].王代莉.五四前后文化调和论与新文化运动关系再认识——以《东方杂志》为中心的考察[J].兰州学刊.2019
[2].王代莉.因革损益:五四前后文化调和论的道德改革主张[J].安徽史学.2014
[3].王代莉.梁启超文化调和论思想初探及思考[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09
[4].王代莉.五四前后文化调和论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9
[5].张瑜.“合理”地被放逐——由“文化调和论”看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6].余华林.杜亚泉的文化调和论评析[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7].刘黎红.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调和论的互动——兼论五四时期中国文化调和论兴起的外在刺激因素[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8].胡建.李大钊“文化调和论”刍议[J].天津社会科学.1995
[9].丁伟志.重评“文化调和论”[J].历史研究.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