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阳明“知行合一”说贯通知与行，规避知而不行或行而不知两种弊病，这对当今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启示意义。在“知行合一”这一话语体系下，根据时代需求，吸取王阳明的伦理智慧，扬弃其封建道德的阶级局限性，充实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德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路径之一。这一路径是通过化规范为德性、化德性为德行而实现的。重视实践，倡导“知行合一”，这对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创新性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关系。”［1］（P203）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和鲜明的阶级性，与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出发点、内容、目的上皆有根本区别，但王阳明“知行合一”说贯通知与行，规避知而不行或行而不知两种弊病，这对当今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启示意义；对其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和完善，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发其生命力，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1］（P203），仍具有极大的时代意义。我们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要做到“知行合一”。
一、王阳明“知行合一”说提出的历史际遇和现实机缘
知行难易、知行先后等知行关系是中国哲学探讨的重要命题之一。明朝中叶的王阳明反对程朱学派“知先行后”说，在“心即理”的前提下，明确提出了“知行合一”说。
“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 ? 只是闲说话。”［2］（P385）
其次，打造众创空间产业联盟，根据产业特点形成“创新、创意、创业”的全链条产业服务架构。相对于独立的众创空间，产业联盟可以整合更多的创客资源，打通各个众创空间的服务资源和产业链条，为创客、投融资机构和产学研等多种创新元素搭建沟通的桥梁。为提高产业联盟的创新服务水平和成本管控能力，还需建立较为完善的运行绩效评价体系和统一的产业联盟管理机构，促进政策集成，注重绩效考核，统一运作、经营和管理模式，发挥众创空间的产业集聚效应。应围绕新兴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培育一批具有特色的众创空间产业联盟，推动数字创意、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从以上这段话可以看出，王阳明“知行合一”的立言宗旨主要是在二程、朱熹“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语境下提出的，是“对病的药”，具有理论的必然性；同时，也是针对当时社会言行不一的弊病，具有现实性。王阳明明确提出知行合一，“其用意是在于强调道德的实践性”［3］，他认为要破除“功利之心”，避免知行工夫分作两截，最好的办法就是倡导“知行合一”，也就是他后来所提出的“致良知”。
就在这三年内，胡人兵分五路，入侵宁国，朝廷用人不当，州郡接连失陷，皇上不得已，驾临酥城，请他领兵增援桂州。
“‘知行合一’作为一个具有认识论意义但主要是伦理学意义的命题，要变为道德修养的方式方法，需要完成它形式上的转换。”［8］这一转换是通过化外在的规范为人的内在德性，再通过人的外在德行来确证这一路径实现的。在“知行合一”这一话语体系下，根据时代需求，吸取王阳明的伦理智慧，充分利用其符合时代精神的思想道德资源，扬弃其封建道德的阶级局限性，充实具有普遍意义的大德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路径之一。
那么，如何真正做到知行合一？王阳明从“心即理”出发，认为首先得“向内”成就德性，即领悟或“体认”普遍的道德规范要求与个体的社会意识本来就是合一的。王阳明晚年，得出的结论就是这个合一的本体，即良知。他的“诚得自家意”的“诚意”智慧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化外在的规范为内在的德性。举个例子，就行孝来说，所行是否尽了孝道，往往不在于形式上做了什么，而在于主体的行为是不是以真诚的德性为本。“离开了真切这一核心的德性，即使做出种种姿态，也必然形同做戏，而很难视为善的行为。”［9］（P55）这种诚意工夫其实是“从信仰心理的角度谈论对‘知行合一’本体的信仰”［10］，是比认知、认同更高层次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如今，“爱国、敬业”等三个层次的核心价值观念亦是如此，从爱国敬业的思想、情感、意志直到爱国敬业的行为应该是一以贯之的。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思路是“真知→真行→知行合一”：一是对于“真知”的问题，要立足“知行本体心上学”，以理论武装思想，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追求的应当与根据相统一的问题，这是“知行合一”的认知认同阶段，目的是完成内在精神的追求和核心价值的塑造；二是对于“真行”的问题，要立足由内而外“致知格物事上炼”，在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解决“求是”与“求善”相统一的问题；三是对于“知行合一”的问题，要立足“知善知恶是良知”，通过“真知→真行→知行合一”解决价值性的归宿和再出发问题。在当代中国，让我们敬仰和敬畏的“良知”，就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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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现代解读及其实践智慧
（一）化规范为德性
虽然王阳明立言宗旨是要彻底克服那“一念发动处”的不善，达到封建伦理道德的至善，以维护当时的封建统治，有其阶级局限性，但其“知行合一”的工夫论对我们今天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启示。这可以以王阳明的“四句教”来阐明：“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7］（P117）王阳明化用《大学》中“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四个条目，概括了道德意识从形成到实践的整个过程，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为不同慧根之人体悟良知本体进而成为圣人开启了法门。如今，党员干部、青年学生、普通群众等不同群体涵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也有这么一个过程：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超越性的大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也有一个“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的“知行合一”过程，知善知恶是行之始，通过致良知为善去恶甚至通达无善无恶的境界，这是“知之成”。王阳明这种联系的、发展的、变化的、辨证的工夫论，将道德实践的超越性与历史性统一起来，贯通知与行，这为我们涵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避知而不行或行而不知这两种弊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启示。
三、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在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的路径
现实生活中，道德滑坡、良知缺失、精神缺钙的现象层出不穷，既有“‘知而不行’的道德冷漠”［4］，也有“‘行而不愿、行而不久’的道德作秀”［4］。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1］（P191），并“要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思想道德资源，使其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1］（P191）。早在2011年5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贵州大学与师生座谈时就高度评价了王阳明与阳明学，认为“王阳明一生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5］，是我们敬仰和学习的榜样。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本身就是对中国古代知行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其哲学基础是“心即理”，这虽与我们今天开展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工作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有根本区别，但王阳明力行实践精神的“知行合一”说，应用于德育实践和政治实践等领域，形成“致良知”的德育思想和“明德亲民”的政治思想，这对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借鉴意义，在路径上也对党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有启发意义。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阐明了核心价值观的实质和意义。他说：“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6］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大德，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当代中国人的知行本体。涵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去除遮蔽，凝心聚力“事上炼”，“知行合一”，以实现理想国或理想社会。当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和现实境遇下，知行本体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善恶是非的判断标准，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实践的超越性，与现实生活中道德主体的“有善有恶”并不矛盾，不能混淆道德实践的超越性和历史性。也正因为道德实践的超越性不等于其历史性，所以才有“事上炼”一说。
现实生活中，就实践的主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多表现为一种普遍的应然之知，并没有被实践主体所真正体认，即得到现实主体的认知和认同。唯有通过“诚意”、信仰并切实实践，即在“事上炼”，主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获得认同感与亲切感，并使之化为自觉行动。这样，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主体身上就显现为明觉状态，这种明觉状态的德性之知才是“行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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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来讲，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进行高度概括的成果，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认知的又一次飞跃，代表了人民这一主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理想化的价值追求。从把握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到行为中自觉践行规范，这其实就是一个知行合一的问题。
（二）化德性为德行
德行确证德性，德性统摄德行。德行的内在根据是德性。以良知和德性为导向，主体才能在不同境遇中面对事事物物始终不失其善。“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6］因此，从成就德性的角度来看，“知行合一”同时意味着德性的培养与道德实践的完成，我们今天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种大德，必须同时做到价值理性的自觉、德性的升华与后天的实际践履，因为它们是一个统一的过程。
那么，如何确证德性、成就德性，达到“行之成”呢？对于普通群众而言，除了“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的渐进过程，王阳明认为主体在从知善走向行善的过程中，既有德性所蕴含的“好恶”的情感动因，还有“志”的作用。王阳明很重视志的作用，他将立志看作道德行为的前提。立志，也就是确立行为的目标，赋予主体活动以方向性。“王阳明在考察志与行为的关系时，特别提到了进道之志的‘勇猛专一’。”［9］（P57）如果说专一是志的定向，勇猛是意志努力，那么，我们今天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这样的“进道”也就是实现道德理想的过程。当然，我们所进的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实践的主体一方面要涵养真诚的德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三个层面的价值追求达到信仰的程度，使自身行为始终向善，而且时时处于明觉状态；另一方面，真诚的德性必然外化于事事物物之中，不离日常生活，即化德性为德行。这样“知行合一”在信仰之志的作用下，通过“事上炼”的实践由“应然”走向“实然”。当然，“化德性为德行不一定表现为惊天动地之举，相反，它更多地内在于细小而不起眼的所谓俗行”［9］（P59）。这启发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在落实、落细、落小上下功夫。
(2)对土壤养分和微生物数量变化有较明显影响的处理有F3，F4和F5。其中，F3、F4载体微生物接种剂的土壤有效磷含量较CK提高了46.25%、44.58%，F3、F5土壤微生物数量较CK提高了12.09%、8.89%。
四、结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个人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形成不同层面价值主体的价值共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具有转化为德性和德行的坚实的实践基础，因而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化规范为德性，化德性为德行，重视力行精神，倡导“知行合一”，这对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既有利于解决目前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知行脱节问题，也有利于规避现实生活中不重视力行精神、不守信诺等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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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40（2019）02-0015-03
doi:10.3969/j.issn.1008-9640.2019.02.007
收稿日期：2019-02-08
基金项目：2018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攻关研究项目“‘两创’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8CXF157）；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职思政教育耦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SK2018A0987）。
作者简介：施敏发（1973—），男，安徽枞阳人，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张红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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