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乌托邦一直是哲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学者们热衷讨论的话题，不同时代的人们也通过一定的信仰、习俗和仪式等表达着个人以及民族的乌托邦希望。尤其是近代的马克思、布洛赫、赫勒等人凭借各自独特的视角向人们重新诠释乌托邦所具有的内涵、承载的期望和价值。对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格妮丝·赫勒而言，乌托邦别具意义：它不仅体现为一种时代精神和历史意识，更被赫勒视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乌托邦自身所显现的生命力使其成为赫勒历史哲学发展逻辑外在的一个重要表征。沿着这一脉络，乌托邦从激进的合理性乌托邦向着历史理论的乌托邦演进。激进的合理性乌托邦在赫勒关于“联合生产者社会”的宏大设计中展开；而历史理论的乌托邦则在后现代的语境中将乌托邦的承载者转向了偶然性的个体，通过唤醒个人自觉承担道德责任，号召人们通过践行好人的美德成为好的人物进而成为一个彻底的完美的好人（伦理上的），最终世界成了“人性的家园”。现代以来，虽然乌托邦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然而赫勒仍在为多元、异质和令人“不满”的社会寻找共同的价值诉求而不懈努力。乌托邦既可以是共同体共同的价值诉求，又可以体现为个人的自我选择、自我塑造、自我完善和自我救赎，而历史就是在人们的价值选择与创造实践之间得以展开的。
［关键词］合理性的乌托邦；历史理论的乌托邦；道德责任；后现代政治状况
毋庸置疑，乌托邦一直是哲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学者们热衷讨论的一个话题，不同时代的人们也通过一定的信仰、习俗和仪式等表达着个人以及民族的乌托邦希望。特别是近代的马克思、布洛赫、赫勒等人凭借自己的独特视角向人们重新诠释乌托邦的内涵、期望和价值。关于乌托邦的想象和乌托邦的功能，布洛赫在其《希望的原理》中曾做出过精彩表述。他说:“乌托邦是指本身具有某种可期待的尚未存在的东西，由此乌托邦功能的想象不是在空洞的可能性中徘徊、迷路，而是在心理上预先获取某种现实的可能性；这使得关于“乌托邦的特定想象因其真实的可能预期而获得明晰性，而在单纯的如意算盘中，乌托邦的功能根本不在场，活着仅仅一闪而过”［1］。对此，多年以后赫勒在其著作《碎片化的历史哲学》中对布洛赫做出了某种回应，她在书中说道:“现代的乌托邦把乌托邦的渴求与希望的原理相关联，而且这种乌托邦的渴求（善和幸福的统一）是在历史中被固定下来的”［2］81。诚然，不同时期的乌托邦被思想家们赋予不同的价值和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乌托邦始终承载着他们对未来的某种期望，特别是对赫勒而言，乌托邦不仅仅表达了一个有良知的思想家对当下与未来的思考、信心和憧憬，而且还体现了她个人对道德责任的坚守。虽然赫勒将乌托邦作为一个主题贯穿于自己大部分哲学著作当中，然而乌托邦历史性地发生着变化，即从激进的合理性乌托邦向历史理论的乌托邦演进。激进的合理性乌托邦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展开，而历史理论的乌托邦则融入了更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要素。在此，赫勒对历史理论乌托邦的探讨是结合她关于现代性、偶然性与道德责任等问题的思考一道完成的。
激进的乌托邦对应着赫勒从马克思和卢卡奇那里继承而来的整体的、进步主义的观念，它所描述的是历史中一种宏大叙事和关于人类彻底解放的信念。而这一乌托邦的现实化必然要求助于人类整体的政治革命来完成。在赫勒看来，激进的合理性的乌托邦体现为由激进需要引发的，借助于基本需要结构的彻底变革而实现的社会理想。而当现代性的列车不再奔向人们所期待的那个幸福的终点站而是奥斯维辛和古拉格时，人们开始对那些声称弥赛亚一定会来的宏大叙事表示出怀疑。当革命范式崩塌，进化的范式受到侵蚀，那些试图借助于未来而对现代性进行合法化的宏大设计最终宣告破产。的确，乌托邦在技术与救赎之间摆动，而现代人只有不再将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建构于他们自己对技术和历史的片面想象之上，乌托邦与现代性才能由两种想象的内在张力而保持一种脆弱的平衡。
历史的列车驶入现代与后现代，偶然性成为时代的主题，乌托邦随之碎片化。当偶然性意识成为人们历史意识的一部分时，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巨大转变。他们不再相信生来就该如此和救赎政治，而是开始选择并塑造自己的命运甚至通过自己的行动影响整个世界；自由、公平、正义、和平等价值被再次主张，我们的实践必须与公民美德所包含的价值相联系；根本不存在一劳永逸解决社会问题的计划，而是多种多样却相互独立的政治行动在做解决社会问题的尝试和努力；我们主张动态正义，并不是为完善现有的生活形式提出要求，而是对这一生活形式在某一个方向上的改变提出要求；后现代政治状况中的三次文化浪潮已经显示出社会革命由意识形态化向日常生活的变革转变的历史趋势。
一、激进的合理性乌托邦与政治解放
众所周知，合理性的乌托邦是赫勒早期哲学中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复兴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旗帜下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实践探索中，合理性乌托邦呼之欲出。在赫勒看来，合理性的乌托邦就是面向未来的共产主义。一般地，它由“是”必然地引出“应该”可以实现和可预知的未来，而且使历史一劳永逸地向着未来的那个乌托邦目标行进，它是由必然逻辑构成的宏大叙事。赫勒认为，合理性的乌托邦既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批判，又是对未来新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构建。她将这一新的生活方式明确为马克思提出的未来“联合生产者社会”需要系统的确立。因而，合理性的乌托邦就是她关于未来“联合生产者社会”何以建立的一种历史想象。
赫勒认为，“联合生产者社会”这一历史想象构建于“激进民主制”“激进哲学”和“自由个性的个体”基础之上，三者分别在制度、理论和主体方面为“联合生产者社会”这一合理性乌托邦提供前提保障。具体而言，激进民主大致可以概括为“形式民主的完成、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自我管理、对所有需要的平等认同”［3］。它还包括政治多元化，以自由、公正、消除磨难为核心的伦理规范等内容。总的来看，激进民主是由相互联系着的四个方面组成。它们以社会决策民主化为核心，以个体需要的丰富性与合理性为最终目标。它们共同表达了这样一种理想，即激进民主制的社会是一个自治社会，这一社会要求政治的多元化是该自治社会必备的构成要素；在这一社会中，个体是自由、平等的，劳动者拥有自主权，机构的所有成员都能够平等地参与社会机构的决策；每个成员都清楚将哪些东西可能转化为他们直接的享受和满足。正是这种“以民主决策为核心的自治社会”为“联合生产者”需要结构的确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尽管激进民主的社会无法确保人的一切需要都得到满足和人的彻底解放，它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各种需要平等和广泛地表达。而要想以民主决策的方式决定满足需要的方式和次序，即个体对共同的价值（伦理原则）的认同，那么这一共同的价值就要由激进哲学带来了。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脑卒中偏瘫患者对后期康复和生活质量改善的需求也日益增多，虽然在住院期间患者能够享受较完善的护理服务，但出院后由于医疗条件和环境限制，其后续的护理需求难以保障。延续性护理通过对出院患者提供以人为中心的全方位整体护理，可满足偏瘫患者出院后的护理需求。
2) 在B、E两点同时发生串扰时，CW与CCW的相位差为2lBEΔβ，与主波列的相位差均为lBEΔβ，显然与主波不相干，产生强度型偏振误差，引起的陀螺输出误差在10-7°/h左右.
概括来看，赫勒对历史理论的乌托邦的阐释是在与历史哲学的乌托邦的比较中完成的，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无论是历史哲学的乌托邦还是历史理论的乌托邦，它们诉说的对象都指向整体的历史之未来，而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似乎是对历史真实的陈述，后者却是对未来的一种整体历史想象。故而，前者向人们展开的是一种必然的逻辑，而后者呈现的是选择逻辑。赫勒认为，历史哲学的乌托邦为人们提供的是虚假意识，它混淆了“应该是”与“它将会是”以及“应该做”与“它将会被做”。因此，赫勒宣称:“历史哲学必须重构从是到应该的道路”［4］319。在赫勒看来，历史理论的乌托邦不仅是我们存在当下做出的一种关于未来整体的历史意识，是在不稳定平衡的社会做出的关于未来导向的意识，它既是不满的社会的意识，还是产生未来社会的理念。它是唤醒每个人承担道德责任的理念，这一理念以承诺的形式凭借我们历史性选择的价值规范并引导每个人的行动，以便当下和未来的冲突能够和解。正如赫勒所言:“我们应该设定适合乌托邦理念的目标，不是期待这种乌托邦的‘实现’，而是产生一个比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更为接近它的世界”［4］321。当我们意识到“现代性、历史、工业……对降临到我们世纪的所有灾难负有责任”［2］145，当我们面对多元化的价值冲突时，“总是陷入‘我该如何生活’‘如何做才是对的’这些问题的纠缠之中”［5］，即身陷现代人的道德困境中时，对于赫勒而言，解救现代人的办法只有唤醒他们自觉承担道德责任。为此，赫勒给现代人开出的药方是做一个好人。而一个好人，他还是而且必然是一个生活在历史时间中，被历史赋予责任、使命和希望的历史性的人。因此，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去选择某种价值构造我们的生活，并且是尽我们所能沿着好人的道路去做，这样也就履行承担了我们的责任与义务。
二、历史理论的乌托邦与道德困境
前现代社会，人的双重偶然性塑造限制了人对人存在和人的命运的意识。那是一种注定的、是社会安排的、必然如此的有限的一种意识。现代以来，人们的偶然性意识普遍觉醒，曾经被视作命运的那些东西如今成了一种境遇。“个人就是自己尚未确定和尚未决定的偶然性”［6］20。一切都充满了可能性，现在的人认识到自己就是生活的创造者，不再相信宿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他们可以用塑造自己的方式塑造世界。概言之，现代人思考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偶然性转化为命运。用赫勒自己的话来表达就是现代生活的存在问题可以概括如下:“我们怎样才能不放弃自由，不守着必然性或宿命的扶手而把我们的偶然性转化成命运呢？”［6］22-23经过分析，赫勒指认现代社会的不满根源于期望与经验之间的巨大差异或鸿沟，而且这一鸿沟正在不断变宽，也就是说，需求和需要的扩张成为一个不满意的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而现代社会中的需要是多元的，那么，生活在其中的个人究竟怎样在一个令他不满意的社会获得满足呢？在赫勒看来，这取决于“自决的需要”。如果一个人能将偶然性转化为自决，即使他的所有需要不能被满足，他对他的生活也是满意的。因此，这就要求给予自决需要满足上的优先性。
赫勒明确指出，能够引导个体参与合理性的哲学价值讨论，并从中发展出合理性乌托邦理想的理论只有激进哲学。他主要从激进哲学本身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它的任务两个方面回答了上述问题。首先，激进哲学表达了这样两个层面的价值理念。第一，它的合理性乌托邦理想要以激进和左翼为其特征，在赫勒看来，只有如此才能充分体现合理性乌托邦主体的责任。第二，除了要将自己的价值运用到社会理论以外，他还要思考乌托邦实现的经验条件并使之主题化。总之，激进哲学就是考虑你应该如何思考、考虑你应该如何行动、考虑你应该如何生活以及对如何满足以上三者的需要做出的回答。其次，激进哲学将向人们推荐一种生活方式和为最广义的政治行动制定计划作为自己的责任。为了能够表达这一价值理念，赫勒规定了激进哲学的任务。如激进哲学必须把某种给定的价值提升为乌托邦价值理念，且这一乌托邦价值理想要通过总体的社会革命来实现；激进哲学还必须向人们推荐一种生活方式等四个方面的任务。而且赫勒指出，能够发展出合理性的乌托邦理想的激进哲学，其价值还能够应用于生命哲学、政治理论以及社会批判理论等不同领域。最后，为了确保激进哲学任务的实现，赫勒还构想了一个新道德秩序，这一道德秩序主要包括人的交往模型、人的需要结构以及以完善自我为义务的自由个性的主体三个方面的道德理想。至此，我们看到，通过对激进哲学的价值理念、任务、道德秩序的揭示和设定，赫勒的讨论始终围绕着人这一主题，即“个体与类的统一”。赫勒认为，能够实现“个体与类”统一的真正主体是具有道德责任的人。简言之，他既要通过合理性思考担当起选择一个主导性价值的责任，同时又要通过他自己的行动担当起实现个性与类的丰富相统一的义务。而在赫勒那里，这个人就是那个从“自在”的排他主义的个人发展成为“自由自觉”的自由个性的个体。赫勒指出，一个以个人的价值目标（个体的丰富）为逻辑起点，以个体与类（丰富）的统一为最终旨归，借助于“联合生产者社会”需要系统的确立得以构建的理想才是真正的“为我们存在”的合理性的乌托邦理想，一个“异化成为过去”的人类家园。
总之，赫勒在“回到马克思”旗帜的理论号召之下，从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将人的丰富作为人类合理性乌托邦的重要价值目标，进而将人类的彻底解放视为最高的合理性的乌托邦理想。因此，不难看出，赫勒对合理性乌托邦的理解和阐释是与人的政治解放密切联系的。有了合理性乌托邦对未来的谋划，人们似乎看到了必然发生的希望；而在赫勒历史哲学的早期，能够通向这一合理性乌托邦理想的道路只有“联合生产者社会”一条。
现代社会制度不再是围绕一个单一的中心组织起来的，即社会制度以去中心为特征。因而建立在阶级遐想基础上的救赎政治被视作头脑简单；解放的行动也呈现了发散的趋势。为此，赫勒对现代社会做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它更像一艘船，在这艘船上，一群人可以改变桅杆，另一些人可以改变航程，而第三群人可以忙于清洁甲板”［6］40。现代社会三重逻辑中，资本主义和工业化都为需求提供了满足物，然而在赫勒看来，只有民主制逻辑才能满足以自决为目标的需要。回到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即如何在一个令人不满意的社会获得满足呢？赫勒宣称，只要人们直接满足他们的自决需要，人们就把他们自己的双重偶然性转化为他们的命运。而自决在赫勒那里，它只是个人的自我实现，对于那些对自己生活满意的人来说，他们不会将自己视为实现未来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是以他人的自决为目标的超越自我实现的目的。与他人在一起应付境遇，我们就创造了自决的社会空间，进而将偶然性转化为命运。自决需要预设了诚实和正直，如果一个人对他人不公正也不诚实，那么，他将无法同他人合作，也就是将他人视为手段。而在赫勒看来，让一个处于令人不满意的社会最满意的时刻莫过于“巅峰体验”，它是令人感到圆满和喜悦、幸福和快乐的时刻。你只要根植于自决需要，你就会享有巅峰时刻，它会让生活更美味。
三、人们需要何种乌托邦
与前现代的阶级遐想和救赎政治不同，后现代更为强调社会、政治的功能主义这一特征，社会制度的去中心化成为后现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当“不满”成为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时，赫勒提醒我们应当从需要的角度来理解我们的时代以及“不便不满”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产的强大动力。在赫勒看来，以需要为视角检视现代性的优势不仅在于它避免了整体化的视角，而且它还能够将存在哲学的方法和社会哲学结合起来。于是“如何在一个令人不满的社会获得满足”成为赫勒分析和思考现代社会的理论重点。
后现代以多元文化和接受对话为其前提，乌托邦也明显呈碎片化的趋势。即便是这样，在多元的后现代中，赫勒还是努力寻找能够将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纽带以及在后现代政治状况中重建现代性的统一。在我们看来，这不但是赫勒个人的一种价值诉求，而且还是她所理解和描述的后现代政治状况中的乌托邦。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现代和后现代时，以宏大叙事为特征的线性历史观被碎片化、偶然性的历史力量所抵牾，马克思的总体革命话语也正悄然让位于个人的伦理实践。与此同时，赫勒带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和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心，以开放的姿态站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用尚未完成的历史理论勾勒出其历史哲学的某种转变。而能够标志这一转变的莫过于赫勒在其历史理论中提出的“历史理论的乌托邦”了。
在赫勒看来，历史理论的乌托邦应致力于提出不同的生活方式，以便对历史存在的意义给出不同的答案。因此，与不同的需要结构有亲缘关系的历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是多元化的。它没有权利指定理论的承担者，它是被自由地接受的。应当指出的是，历史理论的乌托邦没有承诺乌托邦未来的必然实现，而只是一种可能或者是基于“现存的规范理论和实践并共同建构生活经验的价值体系”［4］324所做出的理性选择。而当我们意识到现代社会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时，“不满”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那么，一旦“满足人的一切需要”被认定为一个虚假的承诺，现代社会里，人们首要做的就不再是主张它，而是将“不满”转化为“有意义的生活”和“强烈不满”两者之间的张力。那么，如何转化呢？在赫勒看来，只有那些接受历史理论的乌托邦为理念的每一个人都将它作为道德规范来引导自己的行为，以一个好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目的是过上有意义的生活，他们就尽了他们自己的职责。换言之，那些将历史理论的乌托邦作为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的人承担起了他们自己的道德责任。因此，在赫勒看来，只有确信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人类的理性合作，同时，确保每个人都积极主动地在更为接近乌托邦理想的方向上行动，一个可以变成我们的未来才能逐渐加强。概言之，任何历史的社会主义理论都必须将人类学激进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结合起来，而且“历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承诺是一个只能由每个人完成的任务”［4］333。赫勒并不否认历史理论也将在需要结构中探查变化的动机，然而将单一的需要作为历史的激发变量注定是不合时宜的。尽管历史理论承认每一种需要都会引起相应的变化，可是变化并非是由一切需要共同激发产生的，而是由产生它的特殊的需要进行解释的。因此，赫勒强调，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稳定平衡甚至是一个矛盾逻辑充斥的现代社会中，如果失去乌托邦理念对“它应该如此”的规范和对“价值—理性”行为的引导，“好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在她看来，尽管人们可以选择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然而市民社会第二逻辑引出的“不满”却一再表明人们需要“价值—理性”的行动。换言之，一旦失去理性乌托邦的历史想象，现代社会是脆弱而危险的。
已有的研究较少涉及安全评价的定量分析；另外，已有的定量研究在使用IWRAP MKII软件时，主要关注模型运行结果与实际是否相符，本文则侧重于以交通流分布函数的拟合度，即选择数据的分布函数这个起源，探究模型运行结果的可靠性，提出模型拟合优化的方法，提供更好应用IWRAP MKII软件分析水域风险的思路。
除此之外，赫勒将后现代的道德概括为异质的，现代国家在异质的道德中寻求和谐，即以一种普世的姿态合作。正如赫勒所言:“我们用普世的姿态参与到被称作现代人道主义态度的事物中去。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作为‘人类本身’做某事，将他人当作‘人类本身’的对等互惠、团结、友谊中，与他人一起做这件事——这是‘普世姿态’的意义”［6］69。之后，赫勒又将自由、正义、平等、公平等价值理念作为民主政治的一般原则（道德准则）推荐给现代社会，一旦体现这些价值的民主构成原则和道德准则被大家所认同和接受，它们将在政治生活中起到“规范—准则”的作用，并且他们有理由相信体现以上价值的政治原则和道德规范将成为多元社会主义的共识；赫勒指出，道德就是“对正当行为的规范和规则的个人实践关系”［6］88。无论是在个人关系的范围内还是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当中，道德都起到规范和准则的作用。把自由和生命的普世价值最普遍的解释作为与公民美德密切相关的价值基础。具体而言，与公民美德相关的价值有“彻底容忍，公民勇气，团结，正义及准备进行理性话语和实践智慧的理智德性”［6］96-97。赫勒声称，如果我们对国家表示同意，那么，我们就必须将与公民美德相关的价值付诸实践；对于那些整体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赫勒认为它不但是一个虚假承诺，而且还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因为“我们无法看到一个普遍的、包罗万象的能应对每个困境，并在所有关键时刻指导我们的原则”［6］135。在此，赫勒对复数的社会主义表示赞同。她认为，复数的社会主义不是表达为寻找总体上的超越性或者绝对的否定，而是体现为可以存有很多分歧、多样的重新安排多样性的尝试。在她看来，各种社会主义不再是拿虚假承诺去解决社会问题，而是创造一个建立在自由和对话基础上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制度；对于正义，即人类群体中每个成员自始至终接受并遵守的规范（规则），赫勒主张现代社会应当是动态正义。她指出，与其对于完善现有的生活形式提出要求，不如在某个方向上对现有的生活形式有所改变做出要求；赫勒承认，三次文化浪朝和女权主义运动推动了社会革命的变化趋势，即由意识形态的社会革命转向日常生活的变革；最后，赫勒断言，一种新的能够包容其他地方的、民族的文化并能够提供高尚、尊严的生活方式的伞文化正在形成。因此，我们看到，现代、后现代的乌托邦是发散的和变化的，这恰恰体现了乌托邦观念的历史性，它必须能够承载一个时代的历史意识。而反思的一般性的历史意识已经宣告并澄清了它独特的后现代视角。作为现代人，我们有责任明确我们时代的乌托邦；因为在一个碎片化的后现代社会，思考“该如何保持人的完整性，进而实现我们的历史性”［7］是每一个自由的个体的要务。尽管我们已不再像从前那么依赖它，但是，它总能点亮我们人性中的希望。
导流装置的内外壁电解着色后均获得良好的黑色氧化膜，且肉眼看不出差异。于是采用CM-700d分光测色计分别测量了内外壁与仪器自带白色校准板之间的总色差(ΔE)。图3显示了内壁和外壁随机抽取的10个测量点的色差：内壁为91.25 ～ 92.06，平均值91.71；外壁为90.36 ～ 92.69，平均值91.41。内外壁的ΔE平均值仅相差0.3，说明内外氧化膜的颜色一致性良好。另外，内壁色差的离散度较外壁更低，说明内壁的颜色更加均匀。
四、结语
总之，由于我们的历史一方面体现为宏观性、同一性和普遍性；另一方面，它又往往以微观性、差异性和特殊性为表征，因而历史必然是双面相的。赫勒哲学中关于历史的乌托邦的讨论恰恰反映了乌托邦自身的历史性，只不过是由于不同的时代赋予乌托邦的价值内涵不同而使得不同时期的乌托邦有所差异。通过对合理性乌托邦与历史理论的乌托邦的考察，我们不仅仅能够对赫勒的乌托邦观念的历史性变化做出比较合理的阐释，同时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思想身后的东西。作为世界苦难的亲历者，赫勒仍然对未来和人们过有意义生活（好的生活）充满期待，对现代人充满信心和希望。尽管贯穿于她的大部分著作中的乌托邦理念发生了恰好能够体现她负责的乐观主义。但在她看来，只要人们能自觉承担起道德责任，自愿以乌托邦的价值理性为导向，并且能够在乌托邦的方向上积极地采取行动，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自我创造、自我完善和自我救赎的，这个世界也必将会成为人性的家园。正像赫勒为自己的政治解放所寻求的出口那样，她始终相信，人性中不会有什么能够阻止人类进行合作。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事实是乌托邦预设了每个人主动地对乌托邦的确信和采取行动，换言之，赫勒将乌托邦的价值理想完全诉诸于自由、向善的个体而使其理论陷入个人救赎与社会解放、个体道德责任与历史乌托邦价值之间纠缠不清的逻辑论证。然而无论成功与失败，对赫勒而言，乌托邦始终意味着决心进行价值理性的行动。在此基础上，她又提出了一种称作“斯多葛主义—伊壁鸠鲁主义”的伦理学。
改革系统性、协调性的强化路径与对策 中共中央党校“以改革的系统性和协调性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化”课题组 （10.5）
［参 考 文 献］
［1］［德］ 布洛赫．希望的原理［M］．梦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60．
［2］［匈］阿格妮丝·赫勒．碎片化的历史哲学［M］．赵海峰，高来源，范为，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
［3］ 颜岩．个性自由与道德责任——布达佩斯学派社会理论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195．
［4］［匈］阿格妮丝·赫勒．历史理论［M］．李西祥，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
［5］ 张笑夷．良知与责任:赫勒关于现代性问题的道德哲学探索［J］．求是学刊，2016，（6）:19-26．
［6］［匈］阿格妮丝·赫勒．后现代政治状况［M］．王海洋，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7］ 马建青．现代需要何种历史意识——基于阿格妮丝赫勒的历史理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6）:130-136．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9）02-0127-05
［收稿日期］2019-01-01
［基金项目］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赫勒历史哲学的现代性逻辑研究”（sgb2018-18）
［作者简介］王海萍（1977-），女，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王海萍．赫勒乌托邦观念的历史探微［Ｊ］．知与行，２０１９，（２）:１２７-１３１．
〔责任编辑：徐雪野 吴 楠〕
标签：乌托邦论文; 历史论文; 价值论文; 激进论文; 合理性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论文; 《知与行》2019年第2期论文; 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赫勒历史哲学的现代性逻辑研究”(sgb2018-18)论文; 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