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初始收益率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收益率,创业板,二级市场,因素,制度,发行人,首次。
初始收益率论文文献综述
刘宝宁[1]（2018）在《A股IPO初始收益率影响因素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世界各国股市中普遍存在“IPO之谜”,即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交易首日的收盘价通常明显高于发行价,形成“首日收益率”,但中国A股市场IPO新股上市首日收益率往往更高。Boulton等对1998-2008年间的10783个IPO统计后发现,世界37个国家的上市首日平均收益水平仅为36.5%,而中国IPO市场的回报率则高达120.72%。因此为了加强新股上市初期的交易监管工作,防控新股炒作,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上海证券交易所2013年12月1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2014年6月13日分别就加强新股上市初期交易监管的有关事项进行了通知,规定了新股上市首日连续竞价阶段有效申报价格不得高于发行价格的144%且不得低于发行价格的64%。随后重新开启的新股发行,几乎所有的新股首日都以最高涨幅44%收盘,且往往伴随连续的涨停板,刺激了对新股的炒作。因此本文选择新股IPO初始收益率,即新股上市后打开涨停板前一日收盘价减去发行价再除以发行价,作为衡量新规下我国新股上市累计超额收益的指标,并进一步研究其影响因素。本文以2009-2016年新上市的企业为样本研究了A股IPO初始收益率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2014-2016年的IPO初始收益率比2009-2013年IPO初始收益率增长了十倍之多,从发行人有意折价和二级市场错误定价两个角度研究其影响因素,发现2014年的新股监管新规显着影响了2014年之后的新股IPO初始收益率,在股市暂停IPO后,再重启时顺利过会假说的影响显着。除此之外,赢者诅咒假说、公司控制权假说、避免诉讼和投行声誉假说、政府管制、投资者情绪在2009-2013年的A股IPO市场都成立,但赢者诅咒假说、公司控制权假说在2014-2016年的A股IPO市场不成立,而投资者情绪成为影响新股IPO初始收益率的因素。这是因为,2014年后,由于超额的IPO初始收益率,导致大批普通投资者申购新股,一方面导致机构获配的比例比2014年前有所下降,投资者情绪成为影响这个时间段IPO初始收益率的突出因素,所以使赢者诅咒假说、公司控制权假说对2014-2016年的IPO初始收益率的影响不再显着。最后,本文根据我国新股IPO现状以及实证研究的结果,分别从政府、发行人、承销商和投资者四方面分别提出了相关建议。这对促进我国IPO市场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指导意义。(本文来源于《山东财经大学》期刊2018-06-01）
郑建明,许晨曦,白霄,秦霄[2]（2017）在《政治关联、IPO初始收益率与长期表现——基于创业板的实证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文章选取创业板从2009年到2012年的356家上市公司,实证检验了政治关联、IPO初始收益率与长期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IPO初始收益率与长期表现负相关,即IPO初始收益率对长期表现有一定预示作用;引入政治关联以后,政治关联与IPO初始收益率的交互项与长期表现正相关,即IPO企业政治关联对初始收益与长期表现起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将政治关联分为官员型和委员型,分别考察其对IPO初始收益与长期表现的调节作用,发现官员型政治关联对两者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委员型政治关联对IPO初始收益率与长期表现有显着的正向调节效应。(本文来源于《会计之友》期刊2017年15期）
刘志军[3]（2015）在《创业板IPO初始和长期收益率——深圳创业板和加拿大TSXV市场的比较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以2010年在我国深圳创业板和加拿大TSXV市场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为样本,分别对两地IPO股票的初始和长期收益率进行统计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深圳创业板市场样本股票经调整后的平均初始收益率远远高于加拿大TSXV市场。而长期收益率的表现正好相反,深圳创业板经调整后的长期累积收益率均为负数,加拿大TSXV市场IPO股票的长期收益显着高于同期市场综合指数的平均累积收益水平。为此,本文从上市制度、上市方式等方面分析了加拿大创业板市场特征,以期为我国创业板市场进一步发展提供启示。(本文来源于《兰州财经大学学报》期刊2015年05期）
孔亚楠,陆晓敏[4]（2015）在《制度背景、投资者情绪与IPO初始收益率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在中国特殊的市场环境下,中国存在IPO初始收益率过高的现象,我国的研究多集中于运用西方的研究理论检验和解释中国的新股抑价,但是现有研究发现国外的研究方法在中国证券市场中有不适应性,所以有些学者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角度出发来分析影响IPO初始收益率的因素。但国内外的研究都忽视了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相互联系,始终未能找出IPO高初始收益率形成的关键原因。本文从制度背景和投资者情绪角度切入,联系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分析影响IPO初始收益率关键因素,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制度变迁是影响IPO初始收益率的关键因素且呈负相关关系;投资者情绪与IPO初始收益率正相关,但并非影响IPO初始收益率的最重要因素。(本文来源于《商业经济研究》期刊2015年28期）
胡蕾[5]（2015）在《IPO高初始收益率现象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新股发行是一个利于多方的共赢举措,发行公司可以从资本市场募集到公司发展的资金,投资者通过对IPO公司投资获取回报,承销商通过承销新股获得佣金。国内外学者研究均表明,在IPO过程中存在新股超额初始收益现象,这就使得获得新股资格的投资者能得到较高的资本回报,这一特殊现象引发了投资者的追捧和关注,更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探讨。IPO高初始收益率广泛存在性以及什么因素导致高额收益率,以后需要从哪些方面来应对和降低高额初始收益,这些问题都是本文将要解决的。(本文来源于《合作经济与科技》期刊2015年16期）
肖海燕[6]（2013）在《基于行为金融视角的创业板IPO高初始收益率现象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近年来,随着中国创业板运行,其高初始收益率现象也备受市场和学者关注。鉴于国外IPO抑价理论的研究假设及其IPO制度的特殊性,直接套用该理论对中国创业板市场的解释力不强。因此,结合我国创业板市场及其IPO制度的特征,对其IPO高初始收益率现象进行成因分析将更具适用性。同时,对于规范市场各方参与主体行为、稳定投资者的情绪及培养其理性投资理念；改善其运行环境,引导创业板市场未来的持续稳定发展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在总结IPO高初始收益率相应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创业板市场及其投资主体行为特征因素；以行为金融学的噪声交易、投资者情绪与市场气氛假说为切入点,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我国创业板市场IPO高初始收益率现象的特点及其成因进行研究,主要包括四部分：首先,引入行为金融学中的重要理论：投资者情绪、噪声交易、市场气氛假说。以IPO新股的内在价值为基础,分别从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两层次对创业板IPO高初始收益率进行分解。假设一级市场IPO定价有效的前提下,进一步从级市场噪声交易、投资者情绪、市场气氛角度对其非理性成分进行因素划分,得到初始收益率的理论分解图。其次,结合目前创业板市场及其IPO制度发展状况,重点对其IPO新股高初始收益率现象进行统计性描述。结果发现：国内创业板市场初始收益率现象呈现一定的区间性。在创业板运行初期,初始收益率居高不下,达到80%以上。随后,总体年均初始收益率逐步回落,大致在30%-40%区间。并且其IPO新股中的破发现象,也进一步凸显我国创业板市场IPO高初始收益率现象的特殊性。再次,根据我国创业板IPO初始收益率的特点及理论构想,分别从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对其成因进行实证检验。以2009年10月30口至2012年12月29日期间281家IPO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先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炼出影响IPO新股定价的基本面变量；然后以IPO新股的内在价值为基础,采用随机前沿模型检验创业板一级市场的定价效率。在此基础上,从二级市场层面,结合噪声交易、投资者情绪和市场气氛假说,研究非理性行为因素对于创业板IPO高初始收益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创业板一级市场IPO定价效率均值为99.47%,即为有效定价,不存在系统性的低定价。这意味着我国创业板市场IPO高初始收益率实质上是一种伪“抑价(Underpricing)"现象。进一步分析表明,二级市场的市场气氛、噪声交易及投资者情绪因子对初始收益率影响显着。其中,IPO新股上市首日换手率、振幅率及中小板市场指数与初始收益率成止相关,中签率则和初始收益率呈负相关。最后,在上述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通过进一步完善创业板IPO新股信息披露制度,设立噪声过滤机制；规范个人投资者行为,培养其理性投资理念；优化IPO上市首日的交易机制；健全IPO新股发行申购制度等方面以防止新股上市当日股价的过度波动,并逐步缓解创业板市场IPO高初始收益率现象,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本文来源于《江西财经大学》期刊2013-06-01）
谢玉梅,毛宇鑫[7]（2012）在《A+H新股初始收益率合理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文章利用随机边界方法,比较分析了我国A+H交叉上市企业初始收益率合理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认为,交叉上市企业在内地市场上市首日收益率过高,存在发行效率损失;在香港市场上市首日收益率属于正常范围,发行效率较高。A+H股在内地市场初始收益率主要受到预测每股收益和上市首日换手率两个指标影响,而在香港市场则受多方面因素复合影响。(本文来源于《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期刊2012年04期）
杨铧[8]（2012）在《我国新股发行高初始收益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我国经济处于转型阶段，在我国股市经历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对新股发行过程中高初始收益率的原因有着激烈的讨论，很多学者将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制度的原因。但是自2008年以来，“叁高”现象①严重，IPO破发现象屡屡发生，这样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我国新股发行中的高初始收益率问题已经得到缓解。本文试图通过对IPO初始收益率问题研究的理论文献综述以及对中国特有的市场环境以及制度背景进行分析，尝试寻找影响我国新股发行高初始收益率现象的因素。并且通过逐步回归分析进行实证研究，从而找到理论与现实相符与不符之处。在实证分析中，本文根据现行主流理论以及中国的现实背景，以股权分置改革后发行的股票为样本，通过叁个层面的影响因素设计了22个可能对IPO高初始收益率有影响的指标，并且通过因子分析与逐步回归分析的方法找到对IPO高初始收益率有显着影响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虽然西方对IPO高初始收益率的研究起步较早，并且西方的理论体系也比较完善，但是由于我们国家特殊的国情，西方的理论并不完全能够解释中国的IPO高初始收益率的问题。我们国家缺乏西方理论中的理想的市场，这制约了西方理论的解释能力，在我们国家对IPO初始收益率起显着影响的因素主要来自市场层面，特别是二级市场的整体情况。(本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期刊2012-04-01）
姚绍真,王新宇,王元地,宋学锋[9]（2012）在《招股书净利润预测误差与初始收益率关系——1993～2009年我国A股IPO市场的证据》一文中研究指出从投资者和IPO公司对净利润预测误差的预期判断差异视角,分析了净利润预测误差和首日初始收益率的相关性;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检验1993～2009年我国A股IPO样本净利润预测偏好、误差与首日初始收益率之间的决定关系,实证发现:年度平均预测偏好表明,IPO公司能适应期间发生的重大金融事件,预测精度呈上升趋势;预测误差越大的公司,公司规模和预测期对预测误差的正向作用越强;公司规模越大、预测期越短,则IPO公司比随机游走和增长模型的预测能力越强;累计投标询价方式下,IPO公司和投资者对净利润预测误差的判断倾向于分歧;当IPO公司净利润预测悲观时,固定价格方式下,投资者会出现预测分歧;而相对市盈率定价方式下,投资者倾向于做出一致的预测判断。(本文来源于《系统管理学报》期刊2012年02期）
赵志航[10]（2011）在《我国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初始收益率的实证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2009年10月30日,我国正式开启了创业板市场,这是中国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一个重大的举措和进展。首批创业板一上市便以高发行价、高市盈率和高筹资规模的“高调姿态”引起了社会各界相关人士的广泛关注,我们的投资者更是将期待已久的创业板新股炒得沸沸扬扬、高高在上。然而好景不长,在转入2010年后,创业板股市出现了较大的起伏,尤其在5月后上市的股票更是陆续出现了首日破发的现象,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我国创业板的初始收益呢?我国创业板发展至今是否呈现出了某种趋势上的变化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作者开始了本文的研究,希望可以得到关于我国创业板初始收益方面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并为创业板的投资者和监管者提供一些投资意见和管理参考。所谓创业板是一个独立于主板之外的市场,它是一个主要为那些规模较小的新兴企业提供扩充融资的机会并帮助企业成长发展的证券市场,又称第二股票交易市场。目前很多经济发达地区都已经开设了创业板,美国的纳斯达克(NASDAQ)便是代表之一。与其他股票一样,创业板股票的发行上市同样也伴随着高初始收益率问题,加之创业板又是一个全新的板块,所以创业板IPO的初始收益率问题也就自然成为业界极其关注的焦点。截止2010年12月31日,在深交所挂牌交易的创业板股票已经多达154只,高股价、高市盈率、波动幅度大等一系列问题使创业板起伏不定,这无疑阻碍了创业板功能的发挥,也不利于市场的发展和成长。创业板市场的风险性与主板和中小板相比而言要高出许多,因为处在成长初期阶段的创业型公司,它们在经营层面上的不确定因素较多,创业板的启动也就意味着一批我们较为陌生的企业将登上中国资本市场的舞台,新的实践需要有新的理论予以指导,因此基于我国创业板自身的特点,对其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便有着重要的意义。总体来讲,国外关于IPO抑价的研究多是基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他们的很多假设也都是以有效市场为基础的,但国外的抑价理论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股市,在创业板上市的前几批公司新股的高价发行让我们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我国创业板的新股发行到底有没有西方所谓的刻意抑价,创业板股票IPO的高初始收益是受到了发行因素的影响还是二级市场在作怪?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将研究的主题定义为创业板IPO的初始收益率而不是抑价。国内学者在创业板推出不久就对其高初始收益率进行了研究,但由于时间的局限,当时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还较少,甚至有的学者仅用首批上市的28家企业进行了实证回归分析,这样的研究不仅受限于样本的个数,同时由于我国首批的创业板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股票上市后各项指标均显异常,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是没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自2009年10月30日开市至本文定稿,已有180余家创业板企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考虑到论文写作的时限性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完整性问题,本文选取2009年10月30至2010年12月31日上市的公司做样本,在此期间,在深交所挂牌上市的创业板股票有154只,由于我国创业板上市时间较短,样本相对主板较少,除了苏州恒久(300060)造假退市以外,本文对数据不进行任何其他的剔除,即以代码从300001至300059及300061至300154的全部153只股票为样本。根据统计数据,153家创业板公司首日平均收益率约50.73%,其中在首批上市中的金亚科技(300028)更是以209.73%的超高初始收益成为截止2010年底的创业板最牛新股!而最低值则是由2010年5月20日上市的奥克股份(300082)所创造,新股首日上市就跌破发行价,初始收益率为-9.06%。除了奥克股份以外,在153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中,还有四家公司上市首日就出现了以破发价收盘的现象,它们分别是新大新材(300080)、劲胜股份(300083)、康芝药业(300086)和国联水产(300094),并且它们的上市时间均集中于2010年的5月末至7月初的时段。尽管出现了几只首日破发的新股,但整体而言我国的创业板新股初始收益率还是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高收益率必然会引导大量资金留滞在发行市场,投资者们会更愿意参与新股申购,长期投资的资金数量会因此大量缩水。如此下去,不仅会带来资源上的浪费,还会扰乱正常的资本市场秩序,严重阻碍其功能的发挥与健康的成长。本文从公司内部和公司外部两方面来考虑影响新股初始收益率的因素。在选取来自公司内部的因素时,作者综合考虑了2009年3月31日颁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选取来自公司内部的因素包括反映公司盈利能力的指标有发行前每股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反映发展能力的有净利润增长率、营业收入增长率。来自公司外部的因素又可分为新股发行因素和市场环境因素。其中,新股发行因素主要有发行规模、发行市盈率、发行与上市之间的时间间隔和网上发行中签率,反映市场环境的因素选取换手率以及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根据所选解释变量,本文提出以下几个研究假设：净资产收益率与IPO初始收益率正相关；净利润增长率、营业收入增长率与IPO初始收益率正相关；发行前每股净资产与IPO初始收益率正相关；发行市盈率与IPO初始收益率正相关；发行规模与IPO初始收益率负相关；发行与上市时间间隔与IPO初始收益率正相关；网上发行中签率与IPO初始收益率负相关；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率与IPO初始收益率负相关；换手率与IPO初始收益率正相关。本文通过全样本实证回归分析得到以下结论：在整体上发行市盈率与IPO初始收益率显着负相关,发行与上市之间的时间间隔和换手率与IPO初始收益率显着正相关,并且创业板的投资者根本不关心公司发行前的财务状况。此外,作者又以2010年6月1日创业板股指的推出为分界点,对比回归分析了前后两个子样本的变量特征,结果发现前期发行上市的股票样本不仅显现出整体的特征,并且新股的中签率还与IPO初始收益呈负相关关系,而同样普遍是低中签率的后期样本则没有显现出这样的特征,这说明前几批创业板股票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很大,过度的投资动机让新股很快偏离了它的发行价格,而随着创业板破发的出现,再加之创业板股指的推出对创业板股票价格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创业板股票不再那么炙手可热,投资者变得相对谨慎和理性。而后期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IPO初始收益率只与上市首日的换手率呈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是投资者的投机动机主导了新股的收益,我国创业板的投资者多数热衷于短期套利,虽然这是大多数资本市场都存在的普遍现象,但我们要清楚的看到,我们的投资者仍不关注来自发行公司内部的财务信息,面对创业板这样一个新生事物,依旧没有建立起理性的投资观念,从而导致在发行公司没有采用新股抑价的情况下,使新股的初始收益率仍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作者认为,在创业板诞生1年后的研究有着如下两点贡献：(1)本文系统地分析了我国创业板这一年多的发展历程和现状,采用全样本回归分析了影响创业板新股初始收益率的各方面因素,并得出了与之前学者不一样的结论,即我国创业板的初始收益率从整体上与发行市盈率负相关,与发行与上市之间的时间间隔正相关,与上市首日换手率正相关。截止2010年底,创业板已上市一年零两个月,创业板市场已经基本进入平稳期,相信本文的研究结果应更加符合当今市场的真实反映。(2)在进行整体回归分析后,作者还以创业板股指的推出日期为分界点,按时间分组回归分析了其前后样本的对比情况,这样的研究设计同样也得到了预想的研究结果,前后两组的研究结果差异显着,即在创业板股指推出以前的IPO收益率主要受发行市盈率、蜜月期、中签率和换手率的影响,而此后的样本研究结果显示,只有换手率对新股初始收益存在影响,这样的对比结果验证了影响因素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表明了我国创业板股市的投资者有从非理性变得理性化的趋势,同时也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我国创业板股指对创业板股票价格的指导作用。虽然创业板成立至今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本文的研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样本偏少的局限,没有对个别股票进行剔除,这或许会对解释变量的显着程度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由于创业板股指在2010年6月1日才推出,本文无法选用IPO超额初始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结论仅限于未剔除市场影响因素的初始收益问题。(本文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期刊2011-04-01）
初始收益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文章选取创业板从2009年到2012年的356家上市公司,实证检验了政治关联、IPO初始收益率与长期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IPO初始收益率与长期表现负相关,即IPO初始收益率对长期表现有一定预示作用;引入政治关联以后,政治关联与IPO初始收益率的交互项与长期表现正相关,即IPO企业政治关联对初始收益与长期表现起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将政治关联分为官员型和委员型,分别考察其对IPO初始收益与长期表现的调节作用,发现官员型政治关联对两者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委员型政治关联对IPO初始收益率与长期表现有显着的正向调节效应。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初始收益率论文参考文献
[1].刘宝宁.A股IPO初始收益率影响因素研究[D].山东财经大学.2018
[2].郑建明,许晨曦,白霄,秦霄.政治关联、IPO初始收益率与长期表现——基于创业板的实证研究[J].会计之友.2017
[3].刘志军.创业板IPO初始和长期收益率——深圳创业板和加拿大TSXV市场的比较分析[J].兰州财经大学学报.2015
[4].孔亚楠,陆晓敏.制度背景、投资者情绪与IPO初始收益率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5
[5].胡蕾.IPO高初始收益率现象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5
[6].肖海燕.基于行为金融视角的创业板IPO高初始收益率现象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3
[7].谢玉梅,毛宇鑫.A+H新股初始收益率合理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8].杨铧.我国新股发行高初始收益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
[9].姚绍真,王新宇,王元地,宋学锋.招股书净利润预测误差与初始收益率关系——1993～2009年我国A股IPO市场的证据[J].系统管理学报.2012
[10].赵志航.我国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初始收益率的实证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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