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间观念的差异不仅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还是不同社会秩序的反映。埃文斯·普里查德在《努尔人》中将对努尔人的时间观念和生产生活行为的分析嵌入社会结构与生态环境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整体观的认识路径，同时给出理解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不同时间节奏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努尔人》；时间观念；社会结构
在现代化理论中，时间观念是区分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特质的重要指标。人们常常认为传统社会缺乏现代社会特有的“惜时”观念，缺乏对时间流逝的紧迫感，生活节奏缓慢，因此需要培养人对时间的感知能力，增强时间观念，以促进传统社会不断进步。但是时间是否只是观念问题呢？是否只是传统社会的人缺乏感知时间的能力呢？时间观念的差异真的只是文化差异吗？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在《努尔人》(The Nuer)一书中提出，几乎大部分的，也可能是全部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都决定于自然环境条件，但是它们所体现的价值观仅是许许多多对自然环境的可能反应之一，并且还依赖于属于另外一种现实秩序的结构原则[1]113。他的这一论断提醒我们，那些表面上看来只是观念和文化差异的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一、文化与社会的关系
普里查德的代表作《努尔人》(The Nuer)被学界认为是新功能论的民族志范本。他一反功能论奠基人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对文化的定义①马林诺夫斯基所谓的文化的功能，就是用来满足生活的需要，而这种需要主要表现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需要，因此这种功能思想是以生物性的需要为基础的。尽管补充“派生需要”和“整合需要”来淡化生物性的“基本需要”，但始终维持了文化必须对人的生活有用处的基本观点。要了解文化对生活的用处或功能，必须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参见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认为文化并非只是满足人的生物性需求的工具，而是需要从社会层面寻找答案。在普理查德的思想体系中，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他看来，这二者之间的差别对于社会人类学的方法论十分重要。他曾举例说，英国人进教堂脱帽不必脱鞋，阿拉伯人进清真寺脱鞋不必脱帽，这是文化差异，但在社会层面上，这两者可视为同一种性质的行为，即都是表达敬意的行为，因此文化和社会是同一事实的不同抽象[2]5。普理查德认为文化是多变的，而任何社会都是有序的、成体统的，它比人生大部分变幻不定的事物更持久，而结构就是制度，这些结构或制度里的社会活动被组织在婚姻、宗教、家庭、市场、酋长等制度中，我们所说的功能就是指它们在维持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2]5。这一观点与拉德克里夫·布朗(Alfred Radcliffe-Brown)的结构功能论有着密切渊源。布朗认为作为整体的文化的功能是把人类个体连在一起，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即一个群体的稳定体系决定并规范个体之间的关系，在外它必须适应自然环境，在内必须适应个体和群体，这样才能使社会生活变得有序[3]。这种理念奠定了普理查德研究努尔人的理论基础，我们从他对全书的设计清楚地看到这条理论脉络。普里查德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描述了努尔人所生活区域的生态环境，以及在此环境之下展开的生活方式，努尔人的社会结构则是对这种自然环境的适应。这样的社会结构不同于西方，它有着自身的一套逻辑——看似无政府状态，但却能有序运转。
《努尔人》是普里查德对布朗理论的实证研究，并且在这一研究中，普里查德还将动态的平衡理论引入布朗静态的社会结构理论之中，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努尔人政治制度的“裂变”特征[注]努尔人的部落分裂为各个裂变支，最大的裂变支成为一级部落支，它们进一步分裂为二级部落支，二级部落支又进一步裂变为三级部落支，三级部落支包括许多村落社区，这些村落社区由亲属性和家庭性的群体构成。参见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褚建芳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59页。一个部落的诸裂变分支有着这个部落本身的许多特点。每一分支都有其独特的名字、共同的情感及其专属的疆域。通常，在一个分支与另一个分支之间，有一大片灌木丛或者一条河把它们很清楚地分开，在旱季放牧时，同一部落的各个裂变支也沿着不同的方向驱赶牛群。部落裂变支越小，其领土就越紧凑，其成员越毗邻，它们的一般社会纽带越多样越亲密，因而其团体情感就越强。裂变支越小，年龄组系统就越能决定其内部的行为，并促成团体行动。每一个裂变分支本身又都存在着裂变，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一种对关系。任何一个裂变支的成员们都会联合起来，与那些毗邻的同级裂变支作战，又会同这些毗邻的同级裂变支联合起来与更大的分支作战。参见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褚建芳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62页。。这种动态平衡理论与曼彻斯特学派的格拉克曼(Max Oluckman)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格拉克曼的冲突理论认为，在原始社会中往往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群体，社会通过对各种对立因素和冲突的有效吸纳而达到平衡，反对社会经由巧妙整合而达到平衡。普理查德正是受其影响，将社会看作是一个整体，个人在这个整体中依据社会规范进行活动。他在努尔人研究中反复强调，个人的行为是如何受其所在社会中的结构位置的决定，整个社会又是如何通过裂变达到融合的。在分析努尔人的时间观念时，普里查德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视角，即从社会的角度认识时间。虽然，时间观念是一个具有文化相对性意义的概念，但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却能找到其观念背后通行的意义。
黄体功能不好、无排卵子宫出血等，这样的出血可能没有那么规律。可以通过监测基础体温、黄体中期的孕酮水平或者借助诊刮协助诊断。
二、努尔人的时间概念
正是基于对文化功能论的反叛，普里查德在努尔社会的研究中发现时间概念首先是对生态环境的一种反映，继而是对这种生态环境相适应的经济活动的概念化表达，而这种概念化表达之所以能够成为努尔人的时间概念特征则与努尔人的社会活动密切相关。
努尔地区是典型的热带草原气候，有明显的雨季和旱季之分，普里查德提炼出其七大主要生态特征[注]努尔地区的主要特征有：1.它是绝对平坦的。2.它的土壤是黏土性的。3.地上覆盖有稀疏、纤细的丛林。4.这里在雨季中布满高高的杂草。5.这里有很强的降水。6.这里贯穿着年年暴发洪水的大河流。7.在降雨停止河流水位下降之际，这里常常遭受严重的干旱。参见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褚建芳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9页。，这些生态特征与努尔人的时间观念有着密切联系，同时也对努尔人的生产生活方式起着决定性作用。努尔人采取的是混合型的畜牧—园艺经济，努尔人的土地适合畜牧养牛，但牛产品不能完全满足其生活需要，需要通过园艺种植进行补充，因此其生活必然是迁徙性的，即在雨季时迁徙到适合园艺的村落中种植高粱和玉米，在旱季时迁徙到适合放牧的营地。在此基础上，努尔人的时间概念主要是周期性的生态时间的反映，其特征是以季节变化为主，年复一年，显著的节奏就是从村落到营地的往返搬迁。由于在不同生态时期里，从事不同的生产活动，因此，努尔人以活动或者事件本身为时间的参照点来表达时间概念。例如，一年的概念就是一段村落居住期和一段营地居住期[1]114，而月份的概念，则可表达为“在早期营地的时候”“在除草的时候”“在收获的时候”等等。对努尔人来说，时间就是活动之间的一种关系。例如，因放牧活动形成一种“牛钟表”，即放牧过程中一天的时间以及一天中时间的推移，对努尔人来说基本就是这些任务的继替延续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1]120，例如：“当小牛们回到家时我就出发。”因此，可以说，这种经济活动构成了这种计时系统的基础并为它提供了大部分单位和标志，而时间的推移也是在与此相关的各种活动关系中被感知[1]120。
普里查德认为，所有的时间都是结构性的，因为它是对各种并行、协同或合作活动，即一个群体的活动的概念化表达，否则这种时间概念便不可能存在，因为它们对群体内的每个人来说都必须具有一种相同的意义，对于所有那些彼此间通常有所交往的人们来说，挤奶时间和吃饭时间都是近乎相同的，从村落到营地的迁移几乎有着相同的内涵，[1]122通过人的活动使得这种以活动计时的方式成为约定俗成。从这个角度出发，普里查德对努尔人的时间概念分析跳出了生态决定论的分析陷阱，他并没有将生态因素与社会制度之间划等号，而是将人的社会活动作为中介，如果没有人的集体活动，时间就只是自然物的生长周期，与人类社会没有关联，只有当人的活动参与其中，时间才具备了社会结构的性质。从表面看来，努尔人有着与现代人完全不同的时间观念，现代人用钟表计算时间，精确到分和秒，将时间抽象化，从而使时间成为一种客体化的对象，珍惜时间与时间赛跑，甚至希望能够管理时间[注]当前很多有关时间管理的书籍成为热门畅销书，即是当下人们时间观念的直接体现。，而努尔人用“挤牛奶的时候”或者“赶牛回去的时候”这样的事件来表达时间。这两种类型的时间表达方式尽管在形式上差别很大，但本质上都是对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反应。例如，我国传统的农历二十四节气[注]为记忆方便，人们把二十四节气编成歌诀：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综合了天文学、气象学以及农作物生长特点等多方面知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一年中的自然力特征，是围绕着农业而形成的时间概念。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认为，在非现代工业社会的文明里，对时间的意识体现为更具体的图式，没有必要和可能产生严格稳定的时间尺度，社会生活里用时间计算的程度也比较低，钟点、日历和纪元之间的关联也是松散的，总之，非工业社会中普遍缺乏现代社会的直线流式的连续时间观。随着人际交往网络的日渐延长、细密，人与人的协调日渐重要，时间方面的自我调控也日渐严密，时间的划分也就越来越严格和准确。现代工业社会的工厂制度和这一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从钟表到手表的过程不仅体现出对时间的社会约束越来越强，而且也表现为社会约束逐渐转化为自我约束的过程。[4]由此可见，时间并非只是生态环境与经济活动的产物，同时具有维系社会结构、强化社会约束的功能。
刑部尚书是秦铁崖这一行的最高长官，秦铁崖久闻其名，无缘得见。秦铁崖遂以官礼相见：“见过赵大人。赵大人亲自观战，下官不胜荣幸。”
首先，中国的退休年龄比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都要早，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丰富，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更多的人开始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人们的健康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我国人均寿命也有所提升，所以延迟退休年龄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已经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并且许多岗位对于那些有经验的老人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很多人认为我国退休政策对于年龄的要求没有达到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的目的，甚至有些浪费资源，四五十岁被看作一个人工作经验、能力、精力的鼎盛时期，如果在这个年龄退休实在是对人才的浪费。
三、时间概念与社会结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时间概念是建立在经济活动和生态环境的客观基础之上的，努尔人按照旱季与雨季的变化和牛的生长周期来安排日常活动，其时间概念嵌入在一种自然的逻辑顺序之中，并表现出缓慢从容的特点。它不同于现代工业社会。在工业社会，人们通过技术的革新，人为干预动植物的生长周期，通过机器的使用，人为缩短生产周期，从而使得时间不再局限于自然的生物性周期，而逐渐从自然中跳脱出来，“时间就是金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时间概念的集中体现。
普里查德对努尔人的时间观念的分析不仅将文化意义上的时间观念的差别从满足个人生物需要这种文化功能论中开释出来，还将文化与社会以及生态环境之间复杂的制约关系呈现出来。这与马克思的时间观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时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马克思认为对时间的理解绝不能停留在将其作为一般物质运动的自然属性上，而是要把它置于人和人类社会中加以考察，否则时间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空洞的延续。时间“只有纳入到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人的生产生活中才有现实的意义”[5]。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节奏加快，生产商品的时间成本大幅度缩小。钟表的发明，特别是分针和秒针的出现[注]1550年左右增加了分针，1760年左右增加了秒针。表明人们对时间的认识已达到分和秒的精细程度，而与此同时人们也成为了时间的奴隶。在努尔人的社会，时间之所以体现出结构性，是因为它是对一个群体运动的概念化表达，时间的推移是在不同活动之间的关系中被认知的。由于活动在不同的场景或季节中疏密有别，人们对时间的感知也是不同的，时间因此有了不同的速度。时间概念不仅反映人们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且反映了人们在社会结构中彼此之间的关系。[1]113“年”是努尔人生态时间中的最大单位，但是努尔人的时间概念并非只局限于一年，也有表示前年、去年、今年、明年和后年这样的词汇，而记录这些时间时，则是采用对于一个群体有突出意义的诸多事件的顺序，通常是以部落所经历的洪水、虫害、饥荒、战争等[1]122。除此之外，还通过年龄组[注]年龄组系统是把同一年举行成人礼的年轻人都划入一个年龄组，所有在那一年之后行成丁礼的年轻人都被划入到下一个年龄组中去。从一个年龄组开始到下一个年龄组开始之间的平均年限可以认为是十年，一个人与其长子之间一般要隔两个年龄组，偶尔只隔一个年龄组，平均看来，祖父—父亲—儿子这三代人跨越了六个年龄组。参见埃文斯·普理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褚建芳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284页。系统作为参照记录更大的时间跨度，例如，一个努尔人可以说某时间发生在苏特年龄组出生之后，但没有人能说清楚它是在多少年以前发生的[1]123。当最年长的年龄组的人相继去世之后，人们关于他们的记忆就开始模糊起来，直至遗忘。在努尔社会中，时间是一个循环的周期，只要一个人进入到一个年龄组的时间序列，他就会按照这个序列一直走下去，期间并不需要去努力改变什么，只要尽可能在这个结构体系内使个人的价值得到满足。如果一个男孩能够活得够长的话，那么，在其通过社会系统的规定历程中，他所经历的所有身份地位上的变化便是能够预见的[1]114。
四、结论
《努尔人》是一部经典的民族志，在人类学史上代表着功能学派的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就其丰富的民族志表述而言，其内容具有很大张力。它将时间与生态环境、生计方式以及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让我们从整体观的角度理解他者的世界，同时也深化了我们对时间观念的认识，重新理解某一群体在生活中如何形成其特有的文化以及社会制度。此外，时间不只是纯粹的物质或者自然节律，它还能够通过人的集体活动而被纳入社会体系，从而具有了价值，但反过来又会制约人的行为方式。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思路与马克思的社会时间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借由这种认知方式我们能够更加深入认识自身与当今社会的关系，理解时间与个人以及社会的关系。尤其是他对生态环境和生计方式这一结构层面的决定性因素与时间空间以及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层面的探讨，将观念和行为的分析嵌入社会结构与生态环境中，为我们提供了整体观的认识路径。
[参考文献]
[1] 埃文斯·普理查德. 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M]. 褚建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 埃文斯·普理查德. 论社会人类学[M]. 冷凤彩，译，梁永佳，校.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3] 拉德克里夫·布朗. 社会人类学方法[M]. 夏建中，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4] 诺贝特·埃利亚斯. 文明的进程[M].王佩莉，袁志英，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5] 胡敏中. 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时间观和社会时间观[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2):38-43.
Time Sense and Social Structure
Xia Xiaoli
(SchoolofEthnonymicsandsociology,Minzu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081)
Abstract： The difference of time idea not only represents the difference of culture, but also reflects the different social order. In Evans-Pritchard’s Nuer, author will implant Nuers’ time idea and ananlysis of production and living behaviors into sociao 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provides us an overall objective knowing route, mentime puts forth the deep reason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time rhythm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ocieties.
Keywords：Nuer; time idea; social structure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465(2019)01-0036-04
收稿日期：2019-01-15
*基金项目：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新疆维吾尔农村社会分层与社会关系研究”(181053)
作者简介：夏晓莉(1989—)，女，重庆铜梁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学。
[责任编辑：邓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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