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的大量研究发现，语言经验对双语者认知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那么，我国普遍存在的方言经验是否对方言-普通话双言者认知控制发展具有类似的作用，是否受到双言者个体差异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调节等重要问题有待深入探讨。生态系统理论模型认为，个体总是生活在并与之相互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系统中，该系统包括4个层次：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还包含强调个体的动态变化的时间系统。文中作者认为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对方言经验与认知控制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可架设起认知控制发展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清晰解析出所涉及的关键社会文化因素，揭示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并从发展的视角观察方言经验与认知控制发展。
关键词：方言经验；认知控制；生态系统
一、引言
认知控制能力（Cognitive Control）是个体对自身认知过程的调节与控制能力，包括工作记忆、认知灵活性、抑制操控等。[1][2]认知控制是人类认知活动的基础，是高级思维活动的中枢。在心理语言学和神经语言学领域，对双语者是否具有认知控制能力优势的研究，几乎出现了一边倒的结论，即和单语者相比双语者具有显著的认知控制能力优势，而且这种能力可以持久而有效地保持。对于这种认知控制优势机制的解释也非常明确：由于双语者在语言使用时存在双语间的语码切换，这种切换需要不断地调动认知系统中的控制功能，因而形成了一个比单语者更为强大和高效的认知控制系统。这种认知系统优势也反映在双语者的神经生理学结构和操作效率方面，即双语者大脑皮层的白质和灰质明显变厚，在认知控制任务中皮层的激活区域增多，强度增大。这种神经生理学变化还能产生认知功能的稳定作用，即认知控制能力随年龄衰变的速度更为缓慢。
由于历史和地理因素，在中国许多地方都用方言，而且这些方言一般都没有书面文字。有些方言之间或方言和汉语共同语（普通话）之间的语音、词汇和语法差异很大，彼此无法交流。这种独特的方言经验是否对方言-普通话双言者认知控制能力具有积极的作用，方言经验对认知控制能力的影响是否受到双言者个体差异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调节，都亟待深入研究。我们认为，有必要将双言者认知控制的发展置于社会文化生态系统中加以考察，既有助于探讨语言经验与其他因素的互动关系，也有助于构建双言者认知控制发展的因素模型。
二、双语经验对认知控制发展的影响
国外有关双语经验对于认知功能塑造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围绕着双语者的语言认知能力是否比单语者的强，即是否存在双语优势效应的重要议题。对于双语使用与认知能力的关系问题研究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始于美国。早期的许多研究一致认为，双语者尤其是移民到美国的双语者，在智力和其他一些语言能力方面（如词汇能力和交流能力）与美国本土的单语者相比，明显处于劣势地位。[3][4][5]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Peal等人对前人的研究结果提出了质疑。[6]他们认为，移民双语者的认知能力劣势，是由许多原因引起的，比如语言水平本身、教育水平、家庭经济状况等等。研究显示，当这些因素被控制之后，双语者的认知劣势便消失。而他们发现的唯一“劣势”是，就双语者单一语言的词汇量而言，和单语者相比，显著更小。而且，这一发现被后来的大量研究所关注并且引发了关于双语者语言能力与认知控制能力的更全面研究。[7][8][9]
因篇幅有限，本文没有提供沿线相关国家的现行测绘标准目录，只提供了一些国际、区域标准组织的现行标准目录，介绍了对我国有借鉴意义的一些国家的标准化工作概况。同时，根据笔者搜索的资料及我所编译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测绘地理信息标准化工作现状译文辑》，总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测绘地理信息标准化工作的主要特点，表现在：
其中，人均GDP(基于2005年美元不变价)来自UNCTAD数据库；商品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FDI净流入占GDP的比重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人力资本指数来自Penn World Table 9.0；各国每年已生效实施的RTA数目来自WTO RTA数据库；条款覆盖率和法定承诺率根据WTO RTA数据库中的贸易协定原文整理计算得到。
锂离子电池的燃烧反应通常是由于电池热失控引发的，热失控通常是指电池内部温度急剧升高使电池快速放热、内部电解液迅速汽化并伴随多种复杂物理化学反应的一种现象，触发锂离子电池热失控有很多种方式，实际锂离子电池的安全问题来自于电池自身缺陷和用电管理不当，以及外部偶然因素。文中采用过充的方式使10 Ah锂离子发生热失控直至电池燃烧为止，测量电池表面温度变化，以及观察电池燃烧现象。
那么，为什么双语的掌握和使用能够有效促进双语者认知控制能力的发展？目前主要有2大理论假设。[14][15][16]（1）对于熟练双语者来说（一般指平衡双语者，少数研究也包括熟练外语学习者），由于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必须对两种语言进行使用控制，这种控制包括语码切换和语义选择等过程。这一过程需要调动抑制机制，而抑制机制需要注意力的调控。这样一种频繁的、持续的过程，使得个体的认知控制能力得到无可替代的特殊 “训练”。其结果是双语者变得更加灵活、更加专注并且具有更高的执行功能。而且这种效率优势的维持和单语者相比具有年龄上的优势，即衰变的速度更为缓慢。（2）双语者对语言的“特殊”操作过程，带来了大脑皮层的结构性变化（如白质和灰质的增厚和附加性控制系统的形成）以及神经系统操作方式的变化（如认知加工过程中皮层区域激活协同方式）。这种变化的一个最显著后果是：双语者在罹患各种类型痴呆时，其发病的起始年龄会推迟4-5年，即便在脑萎缩程度相同的条件之下。
但在Bialystok等人的大部分实验中，被试要么是加拿大本土的英语 （或法语）单语者和英-法、英-汉、英-意双语者（这种双语者有着明显的裔族背景差异），要么是加拿大本土的英语（或法语）单语者与别国的双语者（如印度的泰米尔-英语双语者），[12]这些单、双语被试无疑在诸多与认知发展有关的背景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如实验被试的族裔背景 （大部分双语者均为移民或移民后裔）、文化影响、家庭经济和受教育水平等。这些貌似无关的双语条件对认知控制能力的影响可能是交互的，即有双语经验的人往往是有着更好的家庭文化背景或者更好的学习能力，而这些潜在的因素可能不容易通过简单的智力测量或统计方法在实验研究中得到有效控制。Mondini等人在对65名65岁以上加拿大的意大利裔移民 （他们中绝大部分都是在20岁左右移民）和意大利本土人进行的一项认知保持研究中发现，在同等出身条件下，即上学年龄、意大利语水平、家庭经济地位均相同，移民者除了掌握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之外，他们在标准化的认知保持测量上显现出显著的优势，这些优势包括所积累的经验、应变能力、知识乃至体现在休闲中的刺激性和趣味性选择等等。这样一些优势对认知所产生的效应是很难从双语本身所产生的效应中分离出来的。[17]另一项研究也揭示，在不控制家庭经济因素和裔族背景条件下，双语儿童在测量抑制的Simon任务上与单语者相比显示出显著优势，但当控制了这两个因素之后，双语的优势效应就不再显著了。[18]以上这些研究至少表明，双语认知优势效应可能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共同发生作用。因此，正如Green和Abutalebi所指出的，今后的研究应把双语者认知控制能力的发展与双语者使用双语的情景和特点联系起来。[19]
三、方言经验对认知控制发展的影响
在国内，有关语言经验对于认知控制影响的研究远没有达到国外研究的成熟程度，处于探索与尝试的起步阶段。除了少数几项研究探讨双语学习和口译训练对于认知控制影响的研究[20][21]之外，目前鲜有研究关注方言经验对于我国方言-普通话双言者这一人数异常庞大而又拥有特殊双语类型人群的认知控制发展问题。这一人群双语类型的特殊性体现在2个方面。一是从两种语言能否相互理解（mutually intelligible）的标准来看，方言-普通话双言者属于广泛意义上的双语者。中国南方方言众多，方言不但与普通话语音差异巨大，一个只懂方言或只懂普通话的人之间是根本无法进行交流的，因而在国际期刊上通常把方言-普通话使用者直接称为双语者，如Chen等人的研究。[22]尽管如此，本文认同张积家和张凤玲将普通话和方言并用视为双言的观点。[23]毕竟，双语主要是指讲话者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语言差异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双言主要是指讲话者使用同一语言的两种不同变体。二是文字的有无。与来自于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拼音文字语言的双语者不同，方言-普通话双言者口语可能都是是很流利的，但只掌握一套书写系统，而且方言与书写系统往往没有建立稳固的形音联结。这是我国一种非常普遍的双言现象。
针对只掌握一种书写系统这一类特殊类型双语者，最近几项探讨方言-普通话双言者与元语言意识关系的双语效应研究能给以我们有益的启示。李荣宝和陈素梅等人以福建的普通话儿童、福建方言（福州话、闽南话、莆仙话）-普通话双言儿童为研究对象，进行的大样本多维度的研究，比较了单言者和双言者在语音意识上的差异，结果表明，在所有语音意识的维度上，双言者都处于劣势的地位。[24][25][26]Chen等人以粤语-普通话双言者作为对象关注此类特殊双语现象，研究比较了小学低年级阶段粤语-普通话双言者和普通话单言者的语音意识水平，研究却发现在几个语音意识测量上，双言者具有优势。[22]上述研究的结果说明，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类型双语者的元语言意识的发展模式都是相同的，即都具有双语优势效应；另一方面，方言经验对于双语者元语言意识发展的影响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如语言态度和使用频率。上述研究中，福建闽东方言城区已形成普通话为主、方言为次的语言现实，方言仅见于家庭内与祖父母和长辈亲戚的交流，而粤语方言在语言使用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社会语言学调查发现，在广州使用粤语的频度以及社会对粤语的认同程度比普通话更高或者至少是一样高的。[27]显然，方言经验跟双语经验类似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要深入揭示方言经验对认知控制发展的影响，很有必要把双言者的个体差异和社会文化背景纳入考察。
综上所述，语言使用同人类其他的任何恒定性（相对而言）行为活动或环境变化都可能在其认知系统中留下“烙印”，从而导致其认知控制能力的变化。譬如，出租车司机、杂耍演员和音乐家的大脑结构和认知反应方式和常人完全不同。[15]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处于不同文化环境、使用不同口语或文字系统、接受不同教育、掌握不同数量语言的个体，其认知控制能力一定存在差异。几乎在所有既往研究中，双语者和单语者的语言都是既有口语也有书写系统的。我们尚不知道，像方言-普通话双语者，只有单纯的“语码切换”，而没有完整的形、音、义协同加工，“双语”是否仍然可以促进认知控制能力的发展。而一个更为令人关注的问题是，方言与普通话差异不一，方言在社会上的地位和认可度不尽相同，方言所处的经济社会条件也参差不齐，那么，这些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态因素又如何影响认知控制能力的发展？
四、生态系统理论及对方言经验与认知控制发展的启示
[13]Christoffels,I.K.de Haan,A.M.Steenbergen,L.van den Wildenberg,W.P.M.&L.S.Colzato.Two is Better than One：Bilingual Education Promotes the Flexible Mind.Psychological Research,2015,79(3).
(2) 试样的调制系数随电压呈近似线性增长趋势，不同振动模态下产生的调制效应各不相同，合理选取超声频率及振动模态将有利于区分缺陷，文中选择特定超声频率、第5阶振动模态及较小的低频激励幅值(大于20Vpp)即可较易分辨缺陷试样。
首先，该视角可以避免以往比较简单孤立地对待语言经验与认知控制发展的关系，相反，架设起认知控制发展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多层互动关系，清晰解析出所涉及的关键社会文化因素。大体而言，影响双言者认知控制发展的社会文化生态模型主要包括微观系统、外层系统、宏观系统三个层次（见图1），微观系统主要指方言使用者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所在家庭、社区、学校等方言使用状况，外层系统包括方言的语言地位和社会认可度等，宏观系统则由方言之间以及与普通话的语言差异（距离）、国家方言政策、文化价值、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等因素构成。显而易见，方言使用者从微观到宏观环境系统都可能存在系统性的个体差异，因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方言经验，而特定的方言经验决定着认知控制能力的发展。这样，微观系统的“方言使用频率”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外层系统的“方言社会态度”和“方言社会认可度”，和宏观系统的“语言距离”和“方言政策”就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因而，我们可以多维度多层次分析方言经验对双言者认知控制发展的影响，进而明确哪些因素才是真正构成认知控制发展的本质来源。
其次，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认知控制发展模型很好揭示双言者认知控制发展影响因素之间相互关联、层次递进、作用交互的鲜明特征。就研究方法而言，我们可以采用结构方程建模（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解析宏观、外层、微观 3个系统涉及的重要因素对认知控制发展的作用路径和作用强度。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采用验证性研究路径分析某一现象结构理论的统计方法，本质是理论驱动的假设检验过程，其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包括采取验证性而非探索性的数据分析路径，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估计整个模型的拟合程度，检测各因素的直接作用、间接作用或中介作用等。[30]
最后，生态系统理论的时间维度还能够促使我们从发展的视角观察方言经验与认知控制发展，以及不同年龄阶段认知控制发展影响因素模式。其中，儿童阶段方言经验能否促进认知控制发展从而产生溢出效应，而老年阶段方言经验能否有助于保持认知控制能力而起到保护的作用，应是考察的重点。因此，在研究方法上，我们一方面可以借助横截面的研究，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双言者进行快照式的记录，揭示方言经验与认知控制的一般发展变化规律。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开展同一年龄段多点记录的追踪研究，同时采用增长混合模型（Growth Mixture Model）进行数据分析，挖掘不同类型双言者认知控制发展轨迹及其预测指标。增长混合模型是目前追踪研究的最新分析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在潜变量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初始水平和历年的增长情况，不仅可以描述增长速度和变化，还可以很好划分亚类型，模拟出发展轨迹。[31]
总而言之，探讨方言经验对双言者认知控制发展的影响，就是从整体“人”以及主体性视角考察方言对于方言使用者及其生命全程的心智塑造，使得研究的焦点从作为客体的方言转向作为主体的方言使用者，架设起方言与方言使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大大深化对方言功能和意义的认识，也是对现有的双语与认知发展研究的拓展和有益的补充。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生态系统理论重视个体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凸显了个体发展的情景性、复杂性和动态性，为双言者认知控制发展机制的揭示提供了新颖的思维框架。通过生态系统的理论视角与相关实验设计有机结合，聚焦方言经验与认知控制的一些重要议题，运用不同的统计方法，既可回答方言经验是否对认知控制发展形成积极的促进作用，还可建立双言者认知控制发展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将为我们揭示方言经验对人的认知塑造所起的作用，以及在语言教育中方言应当具有怎样的地位，因而可为方言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实验数据。
图1
注释：
[1]Pennington,B.F.&S.Ozonoff.Executive Functions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1996,37(1).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者除了关注双语者语言能力本身（如词汇量和元语言意识等）的“双语效应”之外，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双语现象对个体认知控制能力的塑造与影响方面。[10][11][12][13]其中，Bialystok及其研究团队在双语与注意力控制、短时记忆、认知灵活性乃至认知控制能力的维持与衰变等诸多方面展开了大量高显示度的研究。[14]这些研究包括行为实验（如Simon Task及其变体）和神经生理学实验（如FMRI,PET以及其他脑成像范式）。研究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论，双语者在认知控制能力的多个维度中，都是优于单语者的。
[2]王瑞明、杨静、李利：《第二语言学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45页。
[6]Peal,E.&W.Lambert.The Relation of Bilingualism to Intelligence.Psychological Monographs,1962,76(27).
[4]Goodenough,F.Racial Differences in the Intelligence of School Childre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1926,9(5).
在多模态隐喻语篇分析上，国内学者也做出不少相关研究成果。张德禄（2009/2013/2014）构建了多模态话语综合理论框架，梳理了近三十年语法隐喻理论，认为多模态话语分析在认知语言学领域的发展主要基于其概念隐喻理论；冯德正2011/2015）主要从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出发研究多模态理论框架，对图像隐喻和多模态隐喻的构建与类型进行了系统化阐述与分类；赵秀凤（2011）对多模态隐喻转喻的认知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概括性评述。
[5]Saer,D.J.The Effect of Bilingualism on Intelligence.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General,1924,14(1).
[3]Darsie,M.L.The Mental Capacity of American-born Japanese Children.Comparative Psychology Monograph,1926,(3).
[16]谢枝龙：《双语学习促进认知发展的机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和智障小男孩相比，我无疑是不幸的。之所以说我不幸，是因为没有生在省城，又在异物不慎掉到气管中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遇到蒋利学。就这样，我在无奈地等待中错过了最佳的治疗良机。
[12]Bialystok,E.Craik,F.I.M.Klein,R.&M.Viswanathan.Bilingualism,Aging,and Cognitive Control：Evidence from the Simon Task.Psychology and Aging,2004,19(2).
[9]Bialystok,E.Luk,G.Peets,K.F.&S.Yang.Receptive Vocabulary Differences in Monolingual and Bilingual Children.Bilingualism：Language and Cognition,2012,15(2).
一位房企高管表示，在楼市调控高压不减的态势之下，商品房销售价格无法再现快速增长甚至还要下调，房企利润空间难以把握。因此，不少房企尽量不通过招拍挂的形式拿高价地。
[10]Bialystok,E.Levels of Bilingualism and Levels of Linguistic Awareness.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988,24(4).
[11]Bialystok,E.Majumder,S.&M.M.Martin.Developing Phonological Awareness：Is there a Bilingual Advantage?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2003,24(1).
[8]Genesee,F.Early Bilingual Development：One Language or Two?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1989,16.
既然方言经验对语言认知的发展受到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那么我们同样应把方言经验与认知控制发展置于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理论视野中加以考察。为此，我们引入Bronfenbrenner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作为理论框架。[28][29]生态系统理论模型认为，个体总是生活在并与之相互作用的不断变化的环境系统中，根据影响程度和作用路径，该系统包括由微观到宏观，由直接到间接影响的4个层次：微观系统（Microsystem）、中间系统(Mesosystem)、外层系统(Esosystem)、宏观系统(Macrosystem)(见图 1)。 微观系统是指对个体产生最直接作用的环境，对于儿童和青少年而言家庭、学校、社区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微系统。中间系统是指各个微观系统之间的联系或相互作用，如学校与家庭联系。外层系统是指个体不能直接接触但对他们却产生影响的系统，如父母的工作环境。宏观系统是指凌驾于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和外层系统以上对个体产生间接但深远影响的文化、亚文化和社会环境。除此之外，生态系统理论还包含了时间系统(Chronosystem)，强调从发展的视角考察个体的动态变化过程。由此可见，生态系统理论体现了在自然环境和具体的社会背景下探讨个体发展的一种研究取向，为我们研究双言者认知控制发展提供了全面而有益的思维框架也提出了新颖的研究议题。
《意见》提出了建立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多元投入保障制度、构建完善财政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政策体系、着力提升财政资金管理水平和政策成效、切实加强组织保障等4个方面内容。
[14]Bialystok,E.Bilingualism.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 Cognitive Science,2010,1(4).
[15]Li,P.Legault,J.&K.A.Litcofsky.Neuroplasticity as a Function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Anatomical Changes in the Human Brain.Cortex,2014,58.
[7]Volterra,V.&T.Taeschner.The 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by Bilingual Children.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1978,5(2).
基于模糊理论的评价模型通过权重计算，构建评语集，构建评价矩阵，模糊评价四个过程，对定性的指标进行评价，有效防止主观判断引起的误差，弥补了信息化只能进行主观评价的缺陷。
[17]Mondini,S.Guarino,R.Jarema,G.Kehayia,E.Nair,V.Nucci,M.&D.Mapelli.Cognitive Reserve in a Cross-cultural Population：The Case of Italian Emigrants in Montreal.Aging Clinical&Experimental Research,2014,26(6).
[18]Morton,J.B.&S.N.Harper.What did Simon Say?Revisiting the Bilingual Advantage.Developmental Science,2007,10(6).[19]Green,D.W.&J.Abutalebi.Language Control in Bilinguals：The Adaptive Control Hypothesis.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2013,25(5).
[20]Dong,Y.&Xie,Z.Contributions of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Interpreting Experience to Cognitive Control Differences among Young Adult Bilinguals.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2014,26(5).
[21]谢枝龙：《双语水平与认知控制心智转换》，《心理发展与教育》2014年第5期。
[22]Chen,X.Anderson,R.C.Li,W.Hao,M.Wu,X.&H.Shu.Phonological Awareness of Bilingual and Monolingual Chinese Children.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2004,96(1).
[23]王悦、陈俊、张积家：《方言与普通话并用：双言心理研究述评》，《心理科学进展》2012年第8期。
林政资源管理中所涵盖的内容较为宽泛，这就需要相关人员在林政资源管理工作开展过程重要正确、科学的协调其中各关系，以便为林政资源管理水平的提升、生态建设目标的完成奠定基础。
花生的播种期并不是确定的时间段，而是要根据种植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考虑，并灵活选择播种时期。通常情况下，春播覆膜花生的播种开始在每年4月的下旬，在播种过程中应该确保5cm地温稳定在16℃左右，可以根据种植地区的情况进行适当的延迟播种，但是不建议提前进行播种。由于春季气温不稳定，提前播种一但遇到低温或其他情况，容易出现出苗率下降，或者开花结果期分散等情况，对于提升花生产量和品质十分不利。
若要得到优质高产的小麦，则应采取高效、科学的灌溉技术。若是降雨少，则可以进行人工降雨，保证满足小麦可以得到灌溉。灌溉技术主要有喷灌、沟灌等情况，其中喷灌技术有着均匀、省水的优势，可以为保护土壤，同时防止水土出现流失，同时使用此技术能够提升土地使用率。
[24]李荣宝：《语音经验对儿童第二语言发展的影响——来自方言儿童的证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
[25]李荣宝、陈素梅、王幼琨、李光泽：《儿童语音经验对其语音意识发展的影响》，《中国外语》2011年第1期。
[26]Chen,S.Li,R.Li,G.Wang,Y.&Wu,L.The Effect of Dialect Experience on Chinese Children’s Mandarin Phonological Awareness.Reading&Writing：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2013,26(8).
[27]Wang,L.&H.L.Ladegaard.Language Attitudes and Gender in China：Perceptions and Reported Use of Putonghua and Cantonese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 of Guangdong.Language Awareness,2008,17(1).
[28]Bronfenbrenner,U.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
[29]Bronfenbrenner,U.Making Human Beings Human：Bioec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Human Development.Thousand Oaks,CA：Sage,2005.
[30]李光泽：《作为一种研究思路的结构方程模型》，《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31]王孟成、毕向阳、叶浩生：《增长混合模型：分析不同类别个体发展趋势》，《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4期。
*作者简介：李光泽，博士，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李荣宝，博士，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收稿日期：2018-08-0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学生英语词汇认读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4YJC740037）；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方言儿童的元语言意识及其双语效应和迁移”（项目编号：09BYY021)。
[责任编辑李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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