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的/意义]情报政治化对情报工作具有重大的负面影响。法国的情报政治化问题在西方国家中颇具代表性，研究法国情报政治化问题，能够探明情报政治化产生的原因，对改进我国情报工作，克服情报政治化现象，也具有启示作用。[方法/过程]归纳法国情报政治化的主要表现及负面影响，探究导致法国情报政治化的内在原因，并对法国克服情报政治化的举措进行评价。[结果/结论]法国独特的政治文化环境所导致的政局动荡、党派斗争，以及由此发展出的情报与决策关系和情报文化，是导致法国情报政治化问题的根本原因。法国克服情报政治化的举措并未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法国的情报政治化问题仍将长期存在。
关键词：情报工作；情报政治化；政治斗争；情报与决策关系；法国
0引 言
无论是支撑决策还是引领决策，情报工作的政治属性都不可避免。因此，情报工作天然具有政治属性。但“情报政治化”却有其特定的内涵。谢尔曼·肯特在《战略情报：为美国世界政策服务》一书中探讨了情报政治化问题，认为要确保情报的客观性，必须在保证与决策相关性的同时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能过分贴近决策[1]。理查德·贝茨指出，情报政治化问题存在着两种观点：有人认为“情报政治化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倾向或维护政治上的既得利益，有意对情报资料进行曲解”；也有人认为“情报政治化是一种无意识的自发选择”，因为“在重大和有争议的问题面前, 任何相关的情况分析都不得已地带有政治色彩, 因为它指向的是政治结论”[2]。马克·洛文塔尔在《情报：从秘密到政策》一书中认为：“如果情报官员对某项具体政策的结果带有强烈的偏好，其情报分析就可能带有类似倾向。这种情报就是政治化情报。”[3]国内学者对情报政治化的界定基本沿袭了美国的理论，如空军工程大学张静等认为：“在情报分析者角度，情报政治化是指分析人员为迎合政治决策需要，生产出适用于政治需求的情报产品”，“在决策层角度，情报政治化是指为了既定的决需求，干预情报产生，使分析人员得出决策者所需的情报。”[4]笔者认为，美国学者仅从情报与决策关系领域考察情报政治化问题可能过于狭隘。英文中“politicize”一词是指“成为政治问题”或“卷入政治活动”(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为to make sth a political issue或to make sb/sth become more involved in politics)，例如，科学政治化，是指为了政治利益而操控科学。由此，我们对情报政治化的理解也可突破传统的情报与决策关系领域，而延伸到一个更广阔的领域。笔者认为，情报政治化是为了政治利益而操控情报工作的现象。它可以表现为情报与决策关系的过于亲昵，决策者为了政治利益而操控情报产品，情报机构出于政治压力或某种利益诉求，牺牲情报的客观性以迎合决策需求。这两种政治化现象，在美国这样的两党体制或多党体制国家较为明显。在野党会质疑情报机构为了迎合决策需求而歪曲了情报，或质疑政府利用其优势地位，迫使情报机构提供了某种情报以支持其政策诉求，从而引起激烈的政策辩论。这种辩论毫无疑问让情报机构卷入了政治斗争，尽管这是一种较温和的政治斗争。但在非议会民主制国家，在野党与执政党通常存在尖锐的利益冲突，激烈的政治斗争在所难免，情报机构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国内的政治斗争，从而出现政治化的极端形式：动用情报机构，对付政治反对派。这种情报政治化现象，在苏联体制国家中非常普遍。故高金虎、刘宗和等在《外国情报体制研究》中将情报机构沦为政治斗争工具作为情报政治化的现象之一[5]。
在西方国家中法国是个“另类”，其政治体制实行的是“半总统制”，既非代议制，又区别于总统制。冷战时期，法国虽然属于西方阵营，但表现得特立独行，不唯美国马首是瞻，反而积极与苏联、中国发展关系。这种独特性在情报工作中也有所反映。英美等议会体制国家的情报政治化通常仅体现在情报与决策关系上，而法国却存在三种情报政治化的形式，情报政治化问题也给法国的情报工作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成为影响法国成为情报强国的痼疾。因此，研究法国的情报政治化问题，对探明情报政治化产生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也对改进我国情报工作，克服情报政治化问题，具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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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国情报政治化的表现
纵观法国的情报史，情报政治化问题始终存在，情报政治化的三种形式在法国都有所体现。
1.1情报机构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法国的情报工作历史悠久，但其主要目标不是为了应对外部安全威胁，而是防范内部颠覆。这从一开始就为法国的情报工作种下了政治化的基因。17世纪初，路易十三的宰相黎塞留建立了法国历史上第一个情报机构黑屋，通过截取法国贵族间的通信来监控贵族的活动，粉碎了国王的兄弟加斯顿和辛克·马尔斯公爵策划的篡位阴谋[6]。
他动动面皮，额头上层层叠叠的褶子像一座越不去的山峦，里面裹着千头万绪，他抖了一下脚往外走，外面，有他的新妻子和新儿子。
拿破仑当政时期，一直利用情报机构监视政敌，打击异己，将情报机构作为其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邮政局在各大城市设立了书信检查室。警务部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警务区，派驻警察专员和警务特派员，对全国进行分区控制，上至各级官吏，下至一般平民均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
政治斗争对法国情报工作的影响在两次摩洛哥危机时进一步加剧。时任法国外长德尔卡塞与总理鲁维埃在对外政策上分歧严重，德尔卡塞主张对德强硬，但鲁维埃却希望维持与德国的关系。1905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爆发。法国外交部黑屋破译的一份德国电报显示，鲁维埃总理曾密访德国大使馆，称德尔卡塞是“敌视德国的人”，希望德国给自己8天时间将德尔卡塞赶出内阁[8]。在6月6日的内阁会议上，德尔卡塞被迫辞职。作为报复，德尔卡塞揭露了鲁维埃与德国人的秘密交易。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法国外长塞尔维再次通过破译的电报，发现了总理卡约与德国的秘密接触。塞尔维威胁要披露破译的电报。担心自己仕途的卡约总理竟然打电话给德国使馆，要求查看电报原件，结果德国迅速更换了密码[8]。直到一战爆发前，除极个别情况外，外交部黑屋再也没有破译出德国的电报，法国失去了最宝贵的情报来源[9]。
二战之后的法国派系林立，激烈的党派斗争蔓延到了情报机构内部。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Service de Documentation Extérieure et de Contre-Espionnage, SDECE)局长帕西是一个忠实的戴高乐派。1946年戴高乐下野后，帕西受到政治对手的排挤，也被迫辞职。社会党人里比埃尔接任局长，局里的戴高乐派都被安排去干一些次要的工作。不久，帕西在英国设立的秘密金库被发现，帕西解释这笔经费是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战争而设立的，已经向戴高乐做了汇报[10]34。但是帕西卸任时并没有将这笔经费交接给新任局长。社会党人抓住此事穷追猛打，帕西被关押了四个月后终于无罪释放，但戴高乐派被彻底压制下去。
1965年10月，摩洛哥反对党领袖、民主人士本·巴尔卡在巴黎失踪。事后的调查显示，是摩洛哥的内政大臣乌弗基尔策划绑架并暗杀了本·巴尔卡，但是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第七处的前特工洛佩斯参与其中。戴高乐总统大发雷霆，趁机解除了总理对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的领导权，将该局划归国防部领导[10]320。从此，法国最大的对外情报机构被置于总统的控制之下。
法国的普通情报局(Direction Centrale des Renseignements Généraux, DCRG)拥有自己的民意调查机构——中央民意调查与统计所，这种民意调查有时被当作一种政治武器。1988年总统选举时，内政部长夏尔·帕斯卡在电视台透露了普通情报局的民意调查中有利于候选人雅克·希拉克的“秘密”数据[11]。
情报机构的职责是为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决策依据，但是法国的情报机构却沦为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这就很难做到以国家利益和情报工作本职为中心，难以保持客观中立，其情报职能就大打折扣。
1.2情报机构迫于压力，有意迎合决策者情报是决策的先导，为发挥情报的引领功能，情报机构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然而，决策者常利用地位上的优势，暗示甚至强迫情报机构按照自己的决策意愿提供情报，那么情报机构就很难保持客观。这种情况在法国情报史上比较普遍。
(4) 在底板设计的材料选择时，建议采用15MnMoV的铆钉，或者70%屈服强度大于238 MPa的材料。
情报人员不仅需要承受来自最高领导人的压力，有时还会遭受部门领导的压力。以法国普通情报局的民意调查为例，许多普通情报局的特工私下表示，由于逐级上报，民意调查的结果失去了真实性，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迎合部长需要的安全感[11]。
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派与保王派，以及各革命派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雅各宾派上台后，以恐怖政策对抗国内外政敌的挑战。其核心人物罗伯斯庇尔成立了公安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用秘密警察监控人民，大肆逮捕、处决反对者。雅各宾派执政不到一年，约有1.7万人被送上断头台。“在此期间，便衣警察和告密者遍布大街小巷、餐馆和各种游览场所，他们仔细的观察和倾听，寻找哪怕是最轻微的反对共和国的线索。”[7]
印度支那战争前，法国情报机构曾发出警告，认为印度支那地区2500万原住民对法国缺乏认同感，而驻印度支那的3万法军，仅具备一战时期的装备水平[8]，在这种情况下作战毫无胜算。但戴高乐坚持认为，伟大的法兰西不容分裂，出兵印度支那不是殖民战争而是抵抗运动。戴高乐绕过情报机构总部，直接要求驻印度支那的情报站向其提供情报。起初驻印度支那的情报站尚能坚持原则，但在尤金·莫登特担任印度支那解放行动委员会总干事(General Delegate to the Action Committee for the Liberation of Indochina)之后，迫于戴高乐的压力，也不再提出反对意见。此后，法国情报机构转而寻找能够支持戴高乐政策的情报评估，其结果是法国从此深陷殖民战争的泥潭，耗费大量资源，还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
在拿破仑入侵俄国前，前驻俄国大使科兰古曾直截了当地向拿破仑指出：即使打垮俄国可以给英国致命一击，这场战争对于全世界来说也将会是场灾难。但拿破仑恼羞成怒：“我没有征求你的意见！”科兰古事后回忆：“陛下已被错误的军事议题领入歧途了。他对真理已经充耳不闻，反而深信幻想之事。”[12]拿破仑的刚愎自用使周围无人再对发动战争提出不同意见。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播种时间对茎干重的影响差异极显著(FB茎=162.69>F0.01(2，2)=99.0)、对根干重的影响差异显著(FB根=39.79>F0.05(2，2)=19.0)，其它因素对粗糠树根干重、茎干重影响差异不显著(FA茎=3.19、FC茎=1.39、FA根=1.43、FC根=0.08，均小于F0.05(2，2)=19.0)。各因素对粗糠树茎干重、根干重的影响均依次为：播种时间>采后处理>播种方式。结合多重比较结果(表3)可以看出，播种时间对茎干重和根干重的影响差异极显著，较好的播种时间为10月15日，其次为12月15日。可以选用混沙沤制的种实在露地低床播种。
1.3情报机构为满足自身利益需求，故意歪曲情报1894年9月，一位潜伏在德国驻法大使馆的法国间谍巴斯蒂安女士在德国武官施瓦茨科彭的办公室的废纸篓里发现了一份撕碎的备忘录，上面列出了5份准备寄给德国武官的法国绝密文件。总参谋部情报处副处长亨利认出这是自己的老朋友法国军官埃斯特哈齐的笔迹，但在当时法国反犹主义的背景下，他故意嫁祸给了犹太人、总参谋部实习军官德雷福斯。12月22日，军事法庭裁定德雷福斯有罪，判处其终身监禁[13]42。然而，1896年3月，新任情报处处长皮卡尔截获了施瓦茨科彭写给埃斯特哈齐的信，经过追查发现之前那份备忘录的笔迹实际上出自埃斯特哈齐之手。皮卡尔将这个发现报告上级，但没有任何调查。不久，他就被调往国外工作，而亨利当上了情报处处长。后来，施瓦茨科彭评价说：“皮卡尔若证实德雷福斯无罪而埃斯特哈齐有罪，那么，贡斯、布瓦代弗尔、陆军部长、军方及法国的声誉便完了。因此，皮卡尔的调查必须停止，德雷福斯的罪状必须重新确认。”[13]62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亨利找来巴斯蒂安女士搜集的意大利武官写给施瓦茨科彭的信进行剪接，并模仿意大利武官的笔迹，加上陷害德雷福斯的字句，最后用透明胶纸将这一切伪造成一份文件[13]65。1898年8月，伪造的文件被发现，亨利被捕，次日在狱中自尽。埃斯特哈齐潜逃英国。总参谋长和陆军部长被迫辞职。“德雷福斯事件”是法国现代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情报机构将自己狭隘的利益与维护国家不受外敌侵害的使命混为一谈，这导致政府，尤其是左翼政府，与情报机构陷入一种不稳定的暧昧关系之中——政府既要依靠情报机构，又对其不够信任[8]。这种“糟糕的政府与情报关系”[8]给法国情报政治化问题的持续发酵造成了深远影响，法国情报机构开始将忠诚和服从置于独立思考和对真相的追求之上。
受“德雷福斯事件”的影响，法国情报机构难以获得决策层的信任，情报机构地位低下，经费紧张。为了博得决策者的青睐，提高自己的地位和经费，法国情报机构不惜夸大甚至捏造情报内容，来满足自己的利益需求。这使得法国在二战中自食苦果。二战前夕，夸大德国兵力是法国情报机构的一贯作风[14]。1939年，法国总参谋部二局(Deuxieme Bureau)评估，德军在西线部署了30～35个师，并且在短时间内可以扩充至60个师，以应对英、法的进攻。而事实上，当时德国在西线能够调用的兵力只有11个师和少量的预备役[9]。时任法军总司令甘末林曾指责法国的情报机构：“说到坦克，你们总是故意夸大德军的力量。你们没有区分6吨重的坦克和30吨重的坦克，而且把德军部署在挪威和北非的坦克数量全部计算在内。”[14]英国观察家注意到，法国对德国军力的估计，一般会比英国高估20%左右[14]。情报是决策的依据，法国这种情报政治化现象无疑助长了战前的绥靖政策。
3.1动荡的政治局势法国政局经常出现动荡，政权更迭频仍。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先后经过第一共和国、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奥尔良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维希法国、第四共和国、第五共和国，而这些政权的更替大多是通过政变和革命达成的。
2情报政治化对法国情报工作的影响
根深蒂固的情报政治化问题给法国情报工作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2.1情报评估屡屡失误情报政治化会严重损害情报的客观性，因而是导致情报失误的重要原因。法国情报史上的几次重大情报评估失误，背后都存在情报政治化的因素。
拿破仑对法国和国际局势的错误估计，导致其盲目自大，法国的总体实力与拿破仑的扩张目标过于悬殊，但迫于压力，法国情报机构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法兰西第一帝国也迅速走向崩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情报机构为满足自身利益需求，故意夸大德国的军事力量，为绥靖政策提供了注脚。法国情报机构认为，德国在空军力量上与法国相比占绝对优势，法国根本无法保护捷克斯洛伐克，也不足以抗击德国空军对法国领土的轰炸。这种高估德国空军并低估自身防控能力的情报评估，严重影响了法国政府在慕尼黑危机上的态度。法国政府之所以在慕尼黑节节让步，其中一个主要顾忌就是法国在德国战略轰炸面前的脆弱[16]。
战前，法国总参二局曾准确地判断出德军的“闪击战”对未来战争的影响。古德里安的《注意，坦克！》一书受到法国情报人员的高度重视，总参二局专门撰写报告分析了古德里安的战争理论[17]。然而，法国决策层对战争形势和作战样式有一种先入为主的看法，并以此评判情报工作——与决策者看法一致的情报得到采纳，反之则会受到排斥。当时，贝当等人的阵地防御理论在法国占主导地位，总参二局对德国军事思想的评估并未得到重视。即使看到闪击战在波兰战场的胜利后，法军将领还在自我安慰，认为拥堵的法德前线使德军不可能像在波兰战场上那样迅速推进[8]。由于情报政治化的影响，最后连总参二局也认为，法国的地理位置和兵力部署与波兰完全不一样，盟军在数量和作战能力上也远非波兰军队可比，再加上法国坚固的马奇诺防线，德军的闪击战在西线难以发挥作用[8]。
一进多功能会议厅，高潮就看到空空荡荡的主席台上，只坐着一位长相俊美气质不凡的中年女人，高潮想，她应该是美之厦房地产公司的公关部经理齐眉吧？再看嘉宾席，已有二三十人坐在那里，或看文稿，或打手机，或喝茶，或把玩铅笔，高潮想，这些人应该是各路媒体的英豪们。见高潮和田卓走进来，台上的那女人立马走下台来，笑吟吟地迎过来，老远就招呼道，欢迎大驾光临，我是美之厦公司的齐眉，请问你们是——
法国情报机构对德军主攻方向的误判，也存在情报政治化的原因。1940年3月至4月，总参二局得到多条德军会从阿登山区发起进攻的情报。但甘末林认为，翻越阿登山区需要9天时间，德国人不会这么傻，对情报不予理睬。甘末林的反对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达拉第总理下台后，甘末林的政治地位很不稳固，贵为法军总司令的他“像是一个委员会主席，而不是可随意发号施令的统治者”，许多部下都反对他的军事计划，因此任何与其政策不符的情报都“可能会侵犯他本已受损的权威”[18]。
2.2内外情报工作严重失衡对一个国家而言，对外情报工作和对内情报工作均不可或缺，都对维护国家安全发挥重要作用。但现实中，不同的情报文化在内外情报工作上有不同的侧重。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对内情报工作在整个国家情报工作中所占比重较少，法国则恰恰相反。法国情报工作建立之初，其目的就是防止内部颠覆与叛乱。受情报政治化的影响，对内维护稳定一直是法国情报工作的重点，对内情报机构拥有重要地位，始终占据大部分情报资源和经费。
拿破仑时期，对外情报机构仅为战争提供情报保障功能，国家的大部分情报经费都投向了警务部。
冷战时期，为了防止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渗透，法国几乎将所有情报资源都投入到反情报工作上。领土监护局在全国各地建立分局，配置监听站，织就了一张覆盖全国的情报网，享有极大的特权，被人称为“国中之国”[11]。普通情报局在社会监视方面更胜一筹。普通情报局的情报力量分布在法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以公开方式掌握社会动态，对可疑人物、组织、活动进行调查，并建立各类情报档案，在法国全境构建了完善的社会监视网络。前普通情报局局长埃米尔·维埃曾表示“普通情报局是‘民主的盖世太保’”[11]。
法国的对内情报工作重点放在对外国人、少数民族、宗教团体、殖民地以及反对派领袖的监控方面。专门检查反对派以及外国人邮件的“黑屋”在法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二战后盖世太保留下的大量窃听网络更是被法国情报机构利用起来[19]。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戴高乐将这种监听活动发挥到了极致。被监听的对象，不只那些帮助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秘密军队组织的人，记者及向记者提供消息的人，在野党和执政党政要以及失宠的高级官员，都是重点监听对象[11]。法国对内情报机构的监听范围之广令人震惊，上至共和国总统，下至平民百姓，无一能免，就连德斯坦与法国著名女星的暧昧通话也遭窃听。“据说，在整个法国本土上，不间断地受到重点监听的电话线几乎有500至600条，偶尔达到1500条。”[11]原则上，监听活动必须由情报机构提出申请，经总理批准后方可进行，但实际上这种监听活动几乎不受限制。直到1991年，法国才立法对基于国家安全目的的监听活动进行授权和监督。
当前，欧洲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急剧上升，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增长迅速，给情报机构对内监控提供了继续存在的理由。2015年《新情报法》给予情报机构更大的权限：在无特定监控对象的情况下，科技和电信公司可应情报部门要求，安装所谓的“黑盒子”，帮助情报部门过滤梳理互联网流量，以发现恐怖活动迹象；对疑似的恐怖分子，情报部门可直接进入其计算机网络和社群网站获得数据[20]。
3.2复杂的党派斗争与美国等两党轮流执政的西方国家不同，法国国内没有哪个政党能够独自取得领导地位。获得民意支持较高的政党往往需要与其他政党组成政治联盟来取得执政地位。这种制度模式下的党派斗争更为复杂激烈。
法国情报史上人力情报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战后浓厚的 “抵抗运动”情结，让法国情报界尤其偏爱隐蔽行动，但技术情报和情报分析却不受重视。法国情报界认为真正的情报隐藏在对方的保险柜里，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第七处也以撬保险柜、拆外交邮袋闻名于世。这种认识严重阻碍了信息技术在法国情报工作中的广泛应用，整个法国情报界没有一个系统的技术情报总部，所有的技术情报工作都是分摊到各情报机构进行。这种模式分散了技术情报力量，监听本国的通话不成问题，但对外国的安防系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则比较困难。不过，由于情报政治化的影响，法国情报机构在技术上仅仅满足于通信和网络监控等手段。
本文以改性磷矿渣稳定后的Pb污染土为研究对象，通过毒性浸出试验、形态分布试验及矿物分析试验研究了不同改性磷矿渣添加量对Pb污染土浸出特性、形态分布和矿物成分影响规律并与相同添加量的水泥稳定土做对比.得到以下结论：
现代西方情报界普遍将政策专家、高校教授、智库公司等纳入情报工作队伍，文职人员越来越成为情报工作的主力军。而军人在法国情报机构，尤其是对外情报机构一直占主导地位。在情报人员的“非军事化”方面，法国情报机构远远落后于其它西方情报机构。1946年亨利·里比埃尔就任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局长后，进行了非军事化改革。但是，军人瞧不起文职人员，对失去在情报机构的控制地位颇为不满，军人与文职人员的矛盾一直是该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
2.4协调型情报体制难以建立一个科学的情报管理体制既要具有一定的集中度，又要确保不同的声音能够表达[21]。协调型情报体制能够满足这种要求。
法国情报界长期以来是分散型情报体制。情报机构各自为战，碎片化倾向非常明显。
表面上看，法国情报机构各有分工、各司其职，但由于情报政治化的影响，各情报机构围绕 “是谁的人” “听谁的话” “为谁服务” “走什么路线”等问题斗争激烈。由于各情报机构间相互猜疑、争斗，法国的协调型情报体制始终未能建立。1962年，法国曾成立部际情报委员会(Comité Interministériel du Renseignement, CIR)，试图进行情报协调体制的改革，但效果并不理想，一年总共只开三次会[11]。1974年，部际情报委员会被取消，改由总理的办公厅主任牵头召开一种非正式的情报工作协调会议。可是，1981年这个非正式机构也消失了，原因竟是总统府和总理府在谁牵头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11]。情报政治化，导致法国始终无法建立协调型情报体制，各情报机构本位主义严重，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
2.5情报监督机制形同虚设情报工作的性质决定其需要保密，但对情报工作的监督也必不可少，否则情报机构就会为所欲为。但受情报政治化的影响，法国的情报监督机制长期以来形同虚设。情报机构仅仅受到上级行政部门的监督，而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起初受总理领导，后来在行政上隶属于国防部，但实际上则直接听命于总统，因此连行政监督都难以做到。
法国议会对情报工作的监督几乎为零。1985年，为报复绿色和平组织对法国核试验的抗议，法国对外安全总局(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Sécurité Extérieure, DGSE)炸沉了该组织的“彩虹勇士”号轮船。此事件迅速发酵成为世界性丑闻。人们发现，法国情报机构居然不受议会监督。有反对派议员提出，应当对情报工作进行监督，但法国议会的表现却非常消极。时任参议院国防与外交委员会主席让·勒卡尼埃表示，“议会不应当到处插手，秘密哪怕受到有限的监督，也不能称之为秘密了，议会对情报机构的监督是危险的”[11]。一旦议会对情报活动进行监督，行政当局就难以将情报机构作为自己权力角逐的工具。因此，每当有人提出议会应当监督情报活动时，行政当局就会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进行推诿[22]。另外，法国议会中还有法国共产党，法国情报部门和其他政党一致认为，绝不能让共产党接触到机密情报。
法国对情报工作的司法监督也形同虚设。1988年，时任法国总检察长皮埃尔·阿尔马昂热指出，法国对内情报机构经常以涉及国家利益为由，拒绝司法部门的监督，“凡涉及国家利益时，司法机关的作用就被忽视，最后使司法机关如同虚设”[11]。在阿丽亚娜火箭间谍案中，领土监护局就曾以“国家机密”为借口，拒绝来自法院的质询。
3法国情报政治化的内在原因
法国情报政治化问题形成时间之久，造成影响之深，在西方国家中十分罕见。导致法国情报政治化的内在原因也复杂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点。
1987年3月，法国领土监护局(Direction de la Surveillance du Territoire, DST)为了业绩，捕风捉影，将一起普通的涉外感情纠纷，刻意炮制成了所谓的“阿丽亚娜火箭间谍案”。该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原计划的希拉克总理访苏被无限期推迟，法苏关系迅速变冷。1987年年底，法国总统密特朗在接见领土监护局新任局长时指出：领土监护局在阿丽亚娜火箭间谍案中弄虚作假，塞进了莫须有的材料，去陷害那些丝毫没有过错或过错很少的人们，从而影响了法苏两国间的关系和法国的声誉[15]。
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为例。1958年，因为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问题，法国右翼军人发动政变，戴高乐趁机接管政权，废除了第四共和国宪法，出台新宪法，扩大了总统权力，成立第五共和国。然而，政治强人戴高乐的统治也并不稳定。右翼军人集团对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政策仍不满意，成立了秘密军，反对戴高乐的统治。夏尔、儒奥、萨朗和泽勒四位将军纠集秘密军发动政变，但很快被镇压。秘密军并不甘心失败，不断制造恐怖袭击，甚至多次暗杀戴高乐。据统计，在戴高乐执政的十年间，秘密军共对其发动了15次暗杀[15]。法国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可见一斑。
评价结果需要按照隶属度最大原则来判定，由于Vague值是一个区间数，可采用Liu和Wang提出的相对计分函数来作为Vague集隶属度的排序规则，公式如下：考虑弃权部分的影响，式8表示对弃权部分按照的比例进行无限次的细分，直到未知信息不影响对评价对象关于评价等级隶属度的判断。
除了政变和革命，法国的社会政治运动也此起彼伏。1968年的“五月风暴”，是法国二战后最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浪潮从巴黎席卷整个法国，1000多万法国群众参与运动，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深远的文化影响。2018年11月爆发的“黄背心”运动(Mouvement des Gilets jaunes)，至今仍未彻底平息。
持续动荡的政治局势，使执政者认为主要的安全威胁来自内部，维护政权稳定的国内安全工作遂成为情报机构的首要职能。在这种情况下，情报工作的目的很容易发生异化——情报工作维护的是统治者的执政地位而非国家利益——情报机构也就沦为了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
截至目前，临沂市兰山区2018年度食用林产品抽检任务全部完成，共抽检样品25批次，合格率为100%。其中安全监督抽检20批次，合格率为100%；风险监测5批次，合格率为100%。抽检样品种类包括核桃、板栗、山楂等7个品种。主要涉及李官镇、白沙埠镇、汪沟镇、方城镇4个镇。
2.3情报现代化进程受到阻碍法国的情报文化素有重人力轻技术，重搜集轻分析，重军事轻文职的倾向，而情报政治化则强化了这种倾向，情报工作现代化进程屡受阻碍。
法国的政党政治诞生于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后，形成了以议会为中心的权力体系，政党通过党派联盟控制议会。一旦联盟破裂，政府就会解体。从1870年到1940年，第三共和国共更换了108届内阁，平均每届寿命仅8个月，被戏称为“半年政府”[23]。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政党的影响力受到了总统权力的制约，但总统不可避免地具有政党背景，代表政党利益，法国的党派斗争并未得到缓解。
复杂的党派斗争使法国情报机构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情报机构领导人的任免与党派斗争息息相关。戴高乐主政时期，戴高乐派就会长期把持情报机构要职。密特朗上台后则重用社会党人。几乎每换一届政府，情报机构就要重新洗牌一次。这种严重的不稳定和政治生命的阶段性特征使法国情报机构领导人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权力斗争之上。
3.3畸形的情报与决策关系受法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法国的国家安全决策流程始终存在重大问题。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前，由于复杂的党派斗争，国家安全决策过程迟缓，每一项决策都会遭到各种反对，而反对者们常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第五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法国实行了“半总统制”，但赋予总统的权力过大，总统有权任命总理、组建政府、解散国民议会。在国家安全领域，总统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内阁只是总统的咨询和执行机构。总理只有创议权，内阁其他成员也只是在总统决定召开内阁会议时才有权参与决策，在特殊紧急情况下总统可以绕开这一程序，自行作出决策。这种高度集中的国家安全决策流程，导致了法国畸形的情报与决策关系。
这种消极的情报文化使法国情报机构地位低下，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例如二战前的法国，军事情报机构的首脑最高军衔只是上校，情报人员晋升希望渺茫，被编入情报机构的军人大都认为自己的仕途已经到头，宁愿在作战部队任职，或者去军校当一名教员，也不愿从事情报工作[14]。这种状况很容易导致情报机构为提升自身地位，故意歪曲甚至捏造情报来博取关注。
3.4情报文化的影响情报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想文化与情报工作相结合，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特性。通俗来讲，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情报工作的态度[24]。
长期以来，法国无论是决策高层还是普通民众都认为情报工作是肮脏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法国的情报工作者也在践行着这种情报文化。法国情报界对秘密人力情报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热衷。大名鼎鼎的国外情报暨反间谍局第七处因撬保险柜、拆外交部邮袋而蜚声世界，但也因大搞隐蔽行动而招至非议。法国普通民众对情报工作的印象，主要来自于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丑闻和媒体炒作的“内幕”。这些丑闻事件和媒体的大肆炒作，使法国民众对情报工作充满怀疑甚至恐惧。而决策者们一方面将情报工作视为自己权力角逐的利器，另一方面也对情报工作心存戒备。以希拉克总统为例，希拉克曾经担任法国的内政部长，主管国内安全工作，然而在他的回忆录中，关于情报工作，他仅用百余字的篇幅提到两件事：一是他就任内政部长后对电话监听进行的限制；二是法国情报部门断定他出访苏联之后，成为克格勃的重要目标，但希拉克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推断，缺乏更多的证据，并因此对情报部门提供的情报抱有疑虑[25]。
根据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的规定，总统和总理都拥有情报工作的领导权。但由于总统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绝对主导，总理只能充当辅助性成员。而且，法国总理的更换较为频繁，平均任职年限近两年左右，有些总理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了解情报工作，就已经下台了。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情报大权就集中于总统一身。当总统从善如流，乐于听取不同观点时，情报工作尚能有效、合理地开展；而一旦总统独断专行，不愿接受不同意见时，情报工作就只是总统个人意志的延伸。事实上，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往往很难接受不同的意见。这种畸形的情报与决策关系，使法国情报界缺乏长期稳定的情报战略，甚至情报机构领导者朝不保夕、人人自危。因此，法国的情报工作者不惜牺牲情报的真实客观性，来迎合决策者，以证明自己的“忠诚”，博得权力的青睐。
在废塑料高速转型调整期，如何整合回收环保产业链，探索自建及完善中国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突破新的可再生废塑料种类及技术，升级改造高效分选、高效造粒、废塑料热解等环保技术与设备，成为当前的聚焦点。除了传统的PET、PC、PS、PP、PE、PVC、ABS等通用废塑料种类外，POM、PTFE、尼龙(-6、-66)、PVB等材料再生也逐渐受到企业的青睐。
4法国克服情报政治化的举措
法国意识到情报政治化带来的巨大危害，采取了许多改革举措，试图克服情报政治化问题。
根据国家标准GB/T 19963—2011《风电场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在公共电网电压处于正常范围内时,风电场应能控制并网点电压偏差在额定电压的-3%～+7%范围。这对海上风电并网点配置无功补偿装置就显得十分必要[4-5]。变速恒频风电机组是目前风电并网运行的主流机组,在实际运行中,其功率因数运行在0.95(超前)～0.95(滞后)区间,在较大出力的情况下,风电场有较强的无功调节能力。风电机组可根据上层控制命令吸收和发出无功功率[6]。充分利用风电机组和并网点无功补偿装置的无功调节能力,可以有效减少接入电网的网络损耗,并大幅提升电压质量[7-8]。
4.1精简整合对内情报机构 法国过于关注对内情报工作，对内情报机构繁多，主要有领土监护局、普通情报局和国防安全与保卫局(Direction de la Protection et de la Sécurité de la Défense, DPSD)。其中，国防安全与保卫局主要负责军队内部的安全与反情报工作，而领土监护局和普通情报局在职能上则高度重叠，存在严重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而且丑闻频出。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以及平衡内外情报工作，2008年法国精简整合了对内情报机构，将普通情报局的部分职能同领土监护局合并，成立国内中央情报局(Direction Centrale du Renseignement Intérieur, DCRI)，统一领导对内情报工作。2014年，国内中央情报局进一步改组为国内安全总局(Direction Générale de la Sécurité Intérieure, DGSI)。
然而，改革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普通情报局是法国的重要情报机构之一，尤其擅长以公开的方式掌握社会动态，对可疑的人物、组织、活动进行调查，并建立各类情报档案，在法国全境建立了完善的社会监视网络[26]。这次改革将普通情报局一分为三，从事反恐情报的人员划归领土监护局，从事赛马与赌博等情报工作的人员编入中央司法警察局，其余负责公共安全的人员重组为普通信息局。但是，改革的设计者却完全依据秘密与公开的标准来界定情报工作，将以公开手段搜集安全情报的普通信息局排除在情报界之外。现代情报工作早已不将秘密与公开作为情报工作的划分依据，法国却还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可见这次改革缺乏论证，仓促上马。不属于情报界的普通信息局所能掌握的资源大幅减少，人力、物力、财力也严重不足，基本丧失了强大的社会监视能力。而领土监护局虽然吸收了部分普通情报局的人员，但由于工作传统和组织模式上的差异，也没能继承普通情报局的社会监视能力。
按照摄像机成像模型,当目标线段平行于摄像机成像器件时,其位置可以用相似三角形很容易计算得到。当目标线段不平行于摄像机成像器件即存在偏转却仍然用这一方法计算时，就必须考虑偏转引起的成像变形以及由此引起的解算误差。
1.2.2 基因组DNA提取 采用QIAamp DNA Blood Mini Kit(250)试剂盒按照操作流程抽提外周血DNA；采用Biochain羊水基因组DNA抽提试剂盒按照操作流程抽提羊水样本DNA。
2012年3月发生的 “梅拉赫恐怖袭击事件”导致7人遇难。2015年1月7日，法国《查理周刊》总部遭遇恐怖袭击，12人遇难。2015年11月13日，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造成132人遇难。2016年7月14日，尼斯市遭恐怖袭击，导致84人遇难。一系列恐怖袭击昭示着法国国内情报改革的失败。
4.2建立协调型情报体制 2008年，在萨科齐总统的强力推动下，法国成立国家情报委员会(Conseil National du Renseignement, CNR)，突破了以总理为中心的情报协调形式，建立以总统为核心的协调体制。国家情报委员会作为情报界的协调机构，由总统直接领导。设立国家情报协调官(Coodinateur du Renseignement)，负责具体的情报协调工作。法国情报协调体制的改革，突破了原来制约情报协调体制发挥作用的关键因素，使法国情报协调工作得到了质的提升[27]，协调型情报体制终于确立下来。
（4）合理选用淬火设备结合管板尺寸和各种内芯、垫铁，我们对可用淬火内芯和垫铁先在计算机上1∶1模拟装配组合，较为直观选取淬火效果最好的内芯和垫铁组合，最终我们选用4#内芯和1#+6#垫铁（见图5）组合，4#内芯上部有一圈喷嘴，更有利于管板下部的冷却和气体排出，克服了浸水淬火时的缺陷；同时淬火时将管板放置在四组垫铁上可进一步提高冷却能力，减少热处理变形，降低安全风险。
然而，情报协调总统化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法国总统对情报工作的领导权原本就相对集中，由此导致了畸形的情报与决策关系，而这次改革使总理在情报领域被边缘化，总统对情报工作的控制进一步增强。国家情报协调官的职权也面临挑战。法国《国防与安全白皮书》赋予国家情报协调官指导与协调个情报机构工作的职权，但国家情报协调官归总统府秘书长管辖，协调官与秘书长的职责划分并不明确，情报机构仍然可以绕过国家情报协调官直接向总统府秘书长报告情况[27]。如此一来，国家情报协调官面临被架空的窘境。
4.3完善情报监督机制情报机构的肆意监听一直是法国情报界的一个痼疾。1991年7月，法国通过立法，成立国家安全截听监督委员会，完善了针对情报机构监听的监督机制。
2007年10月，议会监督取得突破，议会情报代表处成立。议会情报代表处同属于国民议会和上议院，由6名成员组成，可以听取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关于情报经费、活动和组织等的情况报告[22]。但是赋予议会情报代表处的权力并不明确，议会情报代表处还难以发挥监督作用。2013年12月，法国颁布《军事规划法》，议会的情报监督职权得到明确承认。一旦情报机构被证实违法，议会将启动宪法规定的机制对政府进行问责[22]。法国议会从此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情报监督。
法国的情报监督机制改革，有助于提升法国情报机构的形象和情报机构的健康长远发展。但是受法国情报文化的影响，出于保密考虑，法国议会不能对正在进行的情报活动进行监督，而只能事后监督。这种有别于英美情报界的议会情报监督模式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4.4塑造积极的情报文化消极的情报文化是导致法国情报政治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冷战后，法国开始意识到这种情报文化的危害，开始塑造一种新的积极的情报文化。
首先，法国的决策者开始认同并关注情报工作。1994年，法国的国防白皮书首次提出，法国的战略自主权“将越来越依赖于一些关键领域的能力，除了核威慑以外，通过情报对局势进行分析，也值得关注”[28]。
其次，法国情报机构也在积极寻求同外界的接触，以增强自己的公开性。情报机构开始鼓励学者与情报工作者进行接触，并为其学术研究提供资源[28]。
此外，积极的引导使法国社会也开始认同情报工作。这种趋势在流行文化上也有所体现。2008年上映的电影《秘密防御》(Secret Défense)展现了法国情报机构与恐怖组织的较量，情报机构终于以维护国家安全的正面形象出现在文艺作品中。2015年开播的电视剧《传奇办公室》(Le Bureau des Légendes)则正面反映了法国对外安全总局的情报工作。该剧在法国颇受好评，屡获大奖，在国际上也广受欢迎，2016年成为法国在境外创收最高的电视剧。流行文化虽不能真实地反映情报工作，但可以看出社会民众对情报工作的态度。2012年3月的一份民调显示，70%的法国民众认为情报机构发挥着积极或非常积极的作用。
5结 论
法国的情报政治化问题严重，表现突出，给法国的情报工作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成为了阻碍法国走向情报强国的关键因素。法国独特的政治文化环境所导致的政局动荡、党派斗争，以及由此发展出的情报与决策关系和情报文化，是导致法国情报政治化问题的根本原因。法国为克服情报政治化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主要是消除情报政治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非针对导致情报政治化的内在原因，可谓“治标不治本”，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情报政治化问题。虽然法国也在尝试塑造积极的情报文化，但是如果复杂的党派斗争和动荡的政治环境不能得到改善，法国的情报政治化问题仍将长期存在，也会继续制约法国情报工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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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FrenchIntelligencePoliticization
Wu Yang Gao Jinhu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lleg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Nanjing 210039)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The intelligence politicization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s on intelligence. The French intelligence politicization is typical in western countries. By studying French intelligence politicization, we can find out the reasons for intelligence politicization. It is also enlightening to overcome intelligence politicization and improve our intelligence.[Method/Process]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nifestations and negative impacts of French intelligence politicization, explores the inherent reasons leading to French intelligence politicization, and evaluates the measures taken by France to overcome the intelligence politicization.[Result/Conclusion]The political unrest and party conflicts caused by the uniqu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France,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igence and decision and intelligence culture developed from this, ar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for French intelligence politicization. The measures taken by France to overcome the intelligence politicization did not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refore, French intelligence politicization will remain a perennial problem.
Keywords:intelligence work;intelligence politicization;political struggle;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igence and decision;France
收稿日期：2019-04-09 修回日期：2019-06-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情报学学科建设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路径研究”(编号：17ZDA291)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武 洋(ORCID：0000-0002-1587-0274)，男，1994年生，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情报体制；高金虎(ORCID：0000-0003-4047-0579)，男，1966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情报基础理论、情报体制、情报分析。
中图分类号：D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965(2019)10-0032-08
引用格式：武 洋，高金虎.试论法国情报政治化问题[J].情报杂志，2019，38(10)：32-39，46.
DOI：10.3969/j.issn.1002-1965.2019.10.006
(责编/校对：王平军)
标签：情报论文; 法国论文; 政治论文; 情报机构论文; 工作论文; 《情报杂志》2019年第10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情报学学科建设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路径研究”(编号:17ZDA291)研究成果论文;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