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钱学森1978年发表《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吹响了管理教育复兴的号角,此后沿着钱学森指出的“与理工科密切结合”的道路蓬勃发展,直至今日管理教育呈现出的繁荣局面。钱学森是大学管理教育复兴的旗手。20世纪80年代初,钱学森创建的系统工程在人口、能源、教育和经济发展等宏观决策中应用成功,得到高层领导肯定,打开了科学决策之门。从此,宏观决策过程吸收大批科技专业人员参与,形成由各级政府发展研究机构、大学和科学院系统的软科学研究机构、民间咨询机构组成的智库系统。钱学森是这套宏观科学决策体系的开拓者。
[关键词]钱学森;管理教育;管理学科;宏观科学决策体系;系统工程;系统科学
钱学森从1955年冲破重重阻扰返回祖国到逝世的54年中,以其非凡智慧、渊博学问、卓越才能和献身精神,为国为人民不懈地艰苦奋斗,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以及教育和科技事业做出了历史性的丰功伟绩。这里,笔者仅凭个人学习和工作经历中的感受,追溯钱学森在振兴大学管理教育和开拓宏观科学决策方面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是全国青年学子敬仰的楷模,用时下的话语来说,当时的大学生都是他的“粉丝”。钱学森回国时,正值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不久,国家亟需建设人才,为此,大学生的食宿杂费全免,学制缩短,可提前一到两年毕业。青年学子在“为祖国建设而学习”“向科学进军”等口号的鼓舞下,学习热情高涨,勤奋刻苦努力,立志攀登科学高峰,献身国家建设。笔者和其他大学生一样,对于名声如雷贯耳的钱学森回到祖国,且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最高规格的多次接见感到异常兴奋,庆幸国家获得了人才中的瑰宝,加之钱学森是20世纪30年代交通大学毕业的校友,传闻他在美国受到著名力学家冯·卡门的赞赏等故事,心中充满钦佩。1957年春,钱学森在清华大学礼堂作了一场题为“论技术科学”的报告,报告完毕,笔者和众多青年师生一起站在礼堂前的路旁,夹道欢送,以近距离目睹先生为荣。那时,钱学森已成为大学人才培养的标杆,西安交通大学彭康校长在1960年就向全校提出奋斗目标:“多培养几个钱学森,甚至比他更好的”。
据此，分析双层底船装载2层标箱工况下的船舶富余净空高度见表8。需要说明，桥梁净空高度一般指高水位状态，汛期作为高水位的极端状态，虽然发生概率较小，但仍能够保证2层集装箱装载工况下的1.3 m富余尺度，同理空载2层高箱的最小富余尺度0.7 m。因此，2层箱能够满足各种装载工况下的通航条件。
钱学森一生对国家的贡献体现在两弹一星以及国防、教育和科技等许多领域。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他集中精力创建系统学学科体系,提出系统科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样,都具有纵向三个层次:一是工程技术层,即系统工程,包括社会系统工程、军事系统工程、农业系统工程等,直接用来改造世界;二是技术科学层,属于工程技术共同的科学基础,有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等;三是基础科学,即系统学,是更基础和一般的理论。30多年间,钱学森按照这三个层面的学科和技术,不断组织力量从事理论探索,在实践中推广应用,并取得举世瞩目的进展。尤其是在开拓推广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工程过程中,钱学森对复兴大学管理教育和创建宏观科学决策体系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钱学森是大学管理教育和管理学科复兴的旗手
中国管理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可以溯源到20世纪初,创建人应属当时洋务运动主将盛宣怀。他于1886年接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感叹中国“一则无商学也,再者无商律也,无商学则见识不能及远,无商律则办事无依据”,并提出开设商务学堂,讲求理财之道,将他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的南洋公学改名为商务学堂。此后,商科教育在一些留学美国和赴欧美考察回归的学者推动下逐渐发展起来,其中影响最大的有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六年的曹云祥(1913年获哈佛大学MBA学位),曾任南洋公学代校长的张廷金(1914年获哈佛大学电机学硕士),教育家黄炎培等。20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已设置多门经济和管理课程,选派的留学生中,学商的约占11%;前身为南洋公学的交通大学成立了铁道管理学院;在黄炎培的推动下,1921年暨南大学和东南大学合办上海商业大学。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商科教育的高校在校学生达3 000多人;交通大学已形成理、工、管三院鼎立的格局,1947年招收本科生120余名;1948年,全国207所高等院校中,开设工商管理课程的有80所[1]。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学教育经历了大变革,1952年全国范围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调整的指导思想是“一边倒”地全面学习苏联。结果是撤销了一些大学,新建了不少中央各管理部门直接管辖的大学,如北京西郊的航空、地质、矿业等八大学院,对口培养本部门需要的建设人才。所有大学由高等教育部按文科和工科两类分别管理。大学内部的院系也进行了校际间的大调整,如交通大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系调整到复旦大学,电讯系调整到成都电讯学院,土木系调整到武汉测绘学院等。当时,苏联大学没有设置管理专业教育,原因是管理涉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管理人才不适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中培养。“院系调整”沿袭苏联的做法,撤销了大学的管理院系,在职教师调整到新成立的财经学院,全国原有一定规模的管理教育随之基本消失。“管理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一样,被贴上西方资产阶级的标签,受到批判。不过,大学与苏联的学生培养计划一样,还保留了两门属于管理教育的课程:一门是工科大学设立的“生产组织与计划”,另一门是文科院校设立的“工业企业管理”,这两门课主要讲如何提高生产力,涉及企业管理技术层面的内容,可归属工程技术类的课程,得以保留下来[2]。到了196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大学停课闹革命,高考招生中止,原有的两门管理课程以及相应的教研室被迫取消,教师全部转行。大学管理教育这种完全消失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夕,才被钱学森打破。
系统使用的无线传输模块是nRF24L01。nRF24L01是NORDIC公司设计的新型单片2.4GHz射频收发器件[9]。它包括频率发生器、功率放大器、晶体振荡器、调制器和解调器。输出功率、频道选择和协议的设置可以通过SPI接口进行设置。该模块具有极低的电流消耗：当工作在发射模式下，发射功率为-6dBm时电流消耗为9.0mA；在接收模式时为12.3mA；掉电模式和待机模式下电流消耗更低。
40年来大学管理教育的发展,符合钱学森当年的预期,“不是办一所或几所,而是要办几十所以至上百所”。2017年,全国已有600所大学设有管理专业,管理学科在校本科生约299万人,硕士研究生约33.3万人,博士研究生约2.5万人,管理学科的学生规模在大学的12门类学科中名列第四;教师约13.6万人,占总数的8.5%;学历教育层次齐全,规模宏大、结构完善,这是中国管理教育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管理教育有如此繁荣的局面,归功于中央及有关部门坚持贯彻改革开放政策,然而,最早振臂高呼、举起管理教育复兴旗帜的先行者钱学森的贡献同样是不应忘却的,他的功绩无疑已载入史册,犹如追溯中国管理教育的起源,人们就会归功于盛宣怀一样。
钱学森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笔者依稀记得,当时西安交通大学校园阅报廊的《文汇报》前围满了人,大家争相阅读此文。管理、管理教育特别是西方管理技术,这些话语已经多年见不到了,再加上出现了从未听到过的新名词——“系统工程”,大家眼界顿开,倍感新鲜。更重要的是,在大学管理教育已经停滞30年以至完全消失的局面下,受全国人民敬仰的钱学森公开呼吁举办组织管理高等院校,举起了管理教育复兴的旗帜,说出了人们不敢想更不敢说的话,社会反应强烈,学术界更为之振奋。1979冬,清华大学、大连工学院、天津大学、华中工学院和西安交通大学率先成立了系统工程研究所,不少工科大学随后也相继成立。原先两门管理课程的教师在“系统工程”的旗号下重新聚合起来,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管理工程”专业,并于1981年开始招收本科生。1984年全国成立首批管理学院,上述率先成立系统工程研究所的五所大学,也都属于全国首批兴建管理学院的高校。随后,管理学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位教育与工科同步开始,初期都是在“系统工程”专业的名义下招收硕士和博士生。20世纪80年代大学管理教育兴起的历史事实表明,管理教育是依托于系统工程发展起来的,钱学森开拓的系统工程引导着管理教育复兴。
这篇文章之所以产生了如此大的反响,源于钱学森对管理教育的远见卓识和长期关注。回国之初,钱学森组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他在力学所设立了运筹学研究室,请同船回国的学者许国志负责,刘源张等留美学者参加。那时,国内还很少有人听到过这门兴起不久的学科,钱学森能准确把握时机,建立研究室,研究与力学关系甚远的属于管理学科的运筹学,并招收了中国最早一批运筹学研究生,说明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筹划着管理学科的发展。目前,中国运筹学的研究水平在国际上毫不逊色,这不能不归功于钱学森当年的远见。实际上,这篇系统工程文章的出现,离不开这批运筹学学者20多年来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的工作成果。许国志曾说过,运筹学和系统工程是两朵并蒂莲,一朵朝向理论,即运筹学;一朵朝向实践,即系统工程。可见,当时能兼备政治和业务见识、提出重建管理教育这样重大建议的,非钱学森莫属。
钱学森在1978年4月就与许国志讨论过9月份发表的这篇文章,认为已到亮出“系统工程”的时机了。那时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尚有半年多,仍属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盛行的岁月。“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企业界不断掀起各种运动,批判所谓“管卡压”“洋奴哲学”“利润挂帅”“唯生产力论”等,“要把所有的规章制度统统冲掉”“要搞出没有规章制度管理的企业”,企业管理成了噤若寒蝉的话题。在此背景下,钱学森提出用系统工程这门技术来解决组织管理问题,完全是逆潮流而上,这体现出他勇于承担风险的政治胆识。
这篇系统工程文章以及后续的关于发展管理教育和管理学科谈话的主要观点,都在此后40年的实践中得到验证。钱学森强调管理科学发展要和理工密切结合,要“举办理工结合的组织管理科学技术大学”,他多次强调定量和科学方法对管理学科的重要性:“系统工程采用了什么好方法来达到(改进组织管理和提高效率)这个目的呢?是科学的方法,是定量计算的方法,所以是数学的方法,也就是一、二百年来近代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都在采用的途径,不能满足于定性,要定量”[5]。并认为“系统工程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社会科学之间构筑了一座伟大的桥梁……各类系统工程,为社会科学研究添加了极为有用的定量方法、模型方法、模拟实验方法和优化方法,系统工程应用于企业管理已成为现实,并将应用于更巨大的社会系统”。1978年以来,中国管理教育就是按钱学森所指出的这条与理工科密切结合的道路发展起来的。事实也证明,这种发展路径适应中国国情。
为提高医院的综合竞争实力，使用有效的成本精细化管理是十分必要的。对医院来说，财务的核心业务之一就包括成本管理，成本核算的过程控制是由成本精细化管理来实现的。这样做既提高了管理能效，又降低了医院的财务风险。同时，将相关的资源进行整合，达到控制成本的目的，做到科学化管理。
1978年9月,钱学森联名许国志、王寿云在《文汇报》上用一个半版面发表《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一文[3],论述了从工时定额、甘特图、计划协调技术到运筹学的西方管理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认为由系统工程、运筹学、系统科学组成的科学体系能解决所有组织管理的技术问题,强调培养企业和大型工程项目管理人才的重要性,明确建议举办组织管理类的高等院校,恢复工科院校原有的工业企业管理课程,举办理工结合的组织管理科技大学,并且不是办一所或几所,而是要办几十所以至上百所[4]。
相对于建筑工程来讲，在完成相应的工序之后其所承担的功能，需要在开始设计阶段就需要加强重视。若是在设计图中产生相应的问题，或者设计图设计不合格，就会对建筑的承载能力产生很大的影响，使得建筑物由于缺少相应的承载力使得结构性裂缝出现。
二、钱学森是宏观科学决策体系的开拓者
在1978年联名发表的系统工程文章中,钱学森提出了系统工程既可用于微观的企业管理,也可用于宏观的社会系统。系统工程的实践除了引发管理教育蓬勃发展外,在宏观应用过程中,也开拓了我国社会、经济系统的科学决策体系。
文章发表后,“系统工程”迅速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那时电视尚未普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系列节目,由著名科学家讲授系统工程。钱伟长、许国志、刘源张等留美归国的学者到全国各地开展有关系统工程的学术报告。1979年冬,清华大学等一批工科大学和科学院系统相继成立系统工程研究所,形成了一批由自动控制、数学、管理等专业出身的系统工程研究队伍,探索将“定量方法、模型方法、模拟实验方法和优化方法”应用于社会经济系统的规划和决策。最早成功应用的应属宋健牵头的一批人口系统工程学者,20世纪80年代初,他们建立了人口动态模型,对我国人口做出中长期预测,提出不同控制方案,为我国人口政策制订提供了重要依据。此外,王众托牵头的研究团队与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合作,运用系统工程方法对山西能源发展做出预测和规划;汪应洛牵头的研究团队建立数学模型,预测全日制大学的学生、教师和各种资源的发展状况,为制订教育发展规划提供依据。这些研究工作都受到政府部门领导的重视,如教育规划研究过程中,国家教委的主管领导亲自听取汇报,认为这套定量分析方法很新鲜、很实用。之后,系统工程在农业、地区经济、交通等领域都有广泛应用,当时,各个地区甚至市县兴起制订发展规划,往往都主动邀请大学系统工程的教师合作。钱学森后来总结的14类系统工程,也主要是根据应用领域来划分的。
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政府各级部门能辅助领导决策的只有政策研究室。系统工程成功应用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决策,特别是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以后,各种参与科学辅助决策的组织不断出现。20世纪80年代初,国务院成立了由经济学家马洪担任主任的国务院技术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组织一批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界专家进行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综合经济规划的研究,以及“2000年的中国”系列研究,预测进入21世纪时,中国在人口、能源、耕地、粮食、交通、水资源、投资、外贸等各个领域的状况。这些研究都是运用系统工程和定量的科学方法。此后,各省市相继成立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各部委也成立相应的研究中心,大学系统则由系统工程、管理、经济、数学等专业的教师承担自然科学基金会以及各级科委等政府部门提出的科学研究项目,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宏观决策。1985年,马洪牵头在深圳创建官办民营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综合开发研究院”,催生了一批民办管理咨询机构,后来国外的咨询机构如麦卡锡等也参与进来,为电力、电信等行业的发展战略和规划提供咨询服务。现在,全国已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由各级政府的发展研究机构、大学和科学院系统的软科学研究机构、民间咨询机构组成的智库系统。
系统工程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应用效果受到政府管理部门的关注和赞赏,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公开支持运用系统工程的科学方法辅助宏观决策。1986年,他在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的报告,指出政府宏观决策过去存在单纯依靠领导者的洞察力和主观判断的缺陷,现在应该科学化,要有专家和公众参与[4],这意味着最高领导层肯定在宏观决策中有科学工作者参与和运用科学方法的必要性。
钱学森倡导推广系统工程辅助宏观决策的同时,觉察到只用定量的科学方法,“单靠科学思维也不行”,“人要认识客观世界,发现科学的新道理,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推理过程能够办到的”,“通过实践认识到的许多事实,在人的大脑里经过加工,要有个飞跃,通过这个飞跃要形成一个设想”,有了设想以后,验证设想才有逻辑思维推理问题,至于如何提出设想,要靠猜,猜就是用直觉思维来思考问题[6]。形成“设想”的认识过程中存在一条逻辑思想的“鸿沟”,有赖于形象思维来弥补。为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钱学森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形象思维和思维科学的讲话和文章,并于1986年主编出版了《关于思维科学》一书[7]。这些观点引起了学界热烈讨论,上海、山西还成立了思维科学研究所。形象思维也是当时的敏感话题,按美学家蒋孔阳的描述,改革开放前夕,“形象的问题没人谈了,形象思维更是成了‘禁区’。谁要主张形象思维,谁就被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8]。那时,文学艺术界都忌谈形象思维,钱学森却在宏观社会、经济系统决策时,提出形象思维不可或缺,并呼吁研究思维科学特别是形象思维,体现了这位思想先行者的智慧和勇气。现在,系统科学、管理科学、信息科学、生命科学以及工程技术领域,都有与形象思维和思维科学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课题。
回顾改革开放前,政府宏观决策过程也有过各行业专家参与的事例,如1956年制订全国12年科学发展规划时,就曾集中许多科学家到北京参与制定;1962年制订“工业70条”时也组织了专家班子。但是,作为科学研究项目参与辅助决策,并采用定量的科学方法论证方案,是从钱学森推行系统工程开始的。由于系统工程等科学方法的应用,宏观决策过程势必会吸纳更多的科技专业人员参与,决策过程的组织形式也就出现了上述变化。
将A股上证指数与美股道琼斯工业指数放在一起做对比来看，2018年的走势大致可分为三段。第一段是二者同涨同跌，方向一致，时间段从1月初到3月中旬。这段时间全球市场并未出现大的风险，主要股指表现差别不大，均以震荡为主。一月份道指震荡走高，而上证指数在1月份银行地产等大蓝筹的发力下，也快速跟随上涨。在一轮大涨之后，2月份上证指数和道指均出现大幅回调，幅度超过10个百分点，而在三月初两大指数又迎来一轮强力反弹。不过略有差别的是，道指只是正常的技术性调整，而上证指数直接跌出一个岛型反转的技术形态。
由从事精障碍防治工作的专业人员及相关部门共制定调查问券,问卷主要内容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应急处置过程中各部门职责分工情况,共11大项内容,其中1-10项为办事处、社区民警、卫生部门、社区居委会等基层部门职责问卷,11项为目前应急处置总体情况调查。问卷总分100分,采取不记名方式调查。
从思维视角来考察,钱学森认为无论是企业项目还是社会、经济系统的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都要兼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他把社会系统界定为一套复杂的巨系统,并提出了这套复杂巨系统的决策方法,即“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以形象思维为主的经验判断入手,继而进入以逻辑思维为主的精密论证过程。这实际上创新地提出了宏观决策的方法论。所谓方法论是指研究和处理问题所应遵循的途径和秩序,方法论对头了,研究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就高,具体的方法或技术是在方法论的指引下解决局部的枝节问题。按此方法论,首先,由相关领域的专家讨论找出问题症结所在,对解决问题的性质和解决方法(技术)作出定性判断(经验假设),随后建立系统模型,确定各类变量,在模型基础上再系统仿真,借助计算机模拟系统和功能;接着,对仿真得出的系统在不同输入下的反应、系统的动态特性以及未来行为的预测等加以研究,即系统分析;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一种或多种方案,供决策者作出选择。
这套新的宏观决策方法论是钱学森根据航天航空系统大型工程项目研制过程的经验,于20世纪80年代初总结出来的,同时应用于社会、经济系统中。成功案例之一是1983—1985年完成的“财政补贴、价格、工资综合研究”[9]。1979年以来,国家实行农产品收购提价和超购加价政策,而销售价未调整,农民收入得以提高,却增加了国家财政补贴,成为财政赤字的主要根源。解决赤字问题,可以调整商品价格,但必须提高职工工资,否则将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究竟价格调整到什么水平,工资增加多大幅度,才能取消财政补贴而人民实际收入水平不降低呢?为此,航天部710所的系统工程学者会同经济、管理等领域的专家,按照“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开展研究,构建了反映国民收入分配和零售市场以及产业部门投入产出关系的系统模型,在大型计算机上进行了105种政策仿真,经过专家们反复讨论,修正模型和调整参数,最后选择了5种政策建议供中央领导决策参考。前面提到的人口控制、山西能源、大学教育等几项较有影响的研究,也都基本上符合这套方法论。
钱学森提出的这套方法论对宏观科学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现在,政府各部门和省市政府都设有决策咨询委员会之类的机构,吸收各方专家参与,遇到重大问题,则组织专项专家组,这已是常见的事。构建系统模型,定量描述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模拟,比较各种政策方案的利弊,是方法论的核心内容。现在,各级政府设立的发展研究中心或类似的咨询论证机构,其成员大都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专业出身的专业人员,有能力完成建模和仿真这类定量分析工作。学术期刊上的论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报告等有很多与宏观决策相关的科学分析内容。这些在改革开放前都是没有的现象;而现在,“系统工程”已成为政府文件和各级领导的常用话语,遇到较复杂的问题,常说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来解决。
钱学森也对宏观科学决策的前景提出了具体目标,那就是建立总体设计部,即党和国家的咨询服务中心[10]。他认为社会系统由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意识系统三部分组成,三个系统相互关联,属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这就需要总体设计、协调和规划,而完成总体设计的具体机构便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为推荐这种宏观决策组织形式,钱学森曾写过30多篇文章,并于1991年3月专门就此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汇报。建立总体设计部和研讨厅的设想,虽然已在少数管理部门或大型项目研发中实现,但与钱学森提出的目标相比,还有相当距离,需继续努力。
钱学森离开我们已10年,他为中国管理教育的复兴和蓬勃发展,为开拓中国社会宏观决策体系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留青史。学界后辈必将按照他所指引的前进方向,不断努力探索,实现他的未竟事业,为国家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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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Xuesen’sContributionstoManagementEducationandtheMacro-ScientificDecision-MakingSystem
LI Huaizu
(Schol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rtactIn 1978, Qian Xuesen published the article “The Technology of Organization Management-System Engineering”, which marked the reviv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Since then, it developed vigorously along the road of “closely combining with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proposed by Qian Xuesen. So, Qian Xuesen is the standard-bearer of the revival of university management education. In the early 1980s, Qian Xuesen established systems engineering which was applied to decision-making in the field of population, energy,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uccessfully, hence he got the acknowledgement from senior leaders, which led to opening the way to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Since then, a large number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fessionals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macro decision-making process, forming a think tank system composed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ions at central and provincial governments,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es of science, and non-governmental consultation institutions. So, Qian Xuesen is the pioneer of this macro-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system.
KeywordsQian Xuesen; management education; management discipline; macro-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system; systems engineering; system science
DOI:10.15896/j.xjtuskxb.201906002
[收稿日期]2019-09-16
[作者简介] 李怀祖(1933- ),男,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N949;C9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45X(2019)06-0006-06
(责任编辑: 赵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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