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类学是在20世纪初同其他西方社会科学一起被介绍到中国，但50年代初在中国大学里的学科地位被民族学替代，到1981年恢复成为一门学科，但其学科地位仍不明确。80年代后，尽管遇到许多困难，中国人类学获得了实质性的发展。文章重点围绕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情况和今后的前景，讨论了中国人类学对世界人类学和人类学本土化方面所作的贡献，并对如何新时期把人类学学术研究与国家发展理念相结合提出了思考。
关键词：中国人类学；改革开放；全球化；发展与未来
一、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历程
20世纪初，人类学随同其他西方社会科学（如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一起传入中国，大致可分为三个渠道：中国知识分子到西方学习人类学，回国后到他们以前工作的学校或研究机构推广人类学；人类学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传播人类学知识；外国人类学者到中国教书和做田野调查，增加了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社会里的影响力（杨慧2000：71）。
西方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研究的是部落民众。而中国人类学则不同，从最开始，一些中国人类学者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而另一些中国人类学者则专门研究汉人社会。因为在那些年，连续不断的内战和自然灾害使中国农村生活无比艰辛，而中国知识分子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当时的中国人类学者深受英国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渴望把他们从西方学到的知识用于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法。费孝通1939年出版的Peasant Life in China就是该派的典型例子，该书被认为是人类学田野调查和理论发展的里程碑（Liang 2016:463）。全面抗日战争（1937-1945年）逼迫很多中国学者来到内陆云南省，当地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一些人类学者开始研究这些少数民族。
此外，首创经常项下人民币与缅币特许兑换业务，兑换量已突破4亿元人民币；德宏、红河、文山成功对外发布人民币兑缅币“瑞丽指数”、人民币兑越南盾“YD指数”，汇率定价话语权有所增强；银行柜台挂牌币种已涵盖周边国家货币。截至6月，全省银行累计办理人民币对泰铢、基普、越南盾柜台兑换交易合计2．26亿元人民币。今年5月18日，富滇银行磨憨支行与老中银行磨丁分行分别将500万元人民币通过中国磨憨口岸调入老挝、5亿元老挝基普通过磨丁口岸调入中国，标志着中老双边首条本外币现钞陆路调运通道正式建立。以银行间市场区域交易为支撑、银行柜台交易为基础、特许兑换为补充的全方位、多层次区域性货币交易“云南模式”已经成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些中国人类学者移居台湾或海外，但多数人类学者选择留下，希望为建设一个新中国做贡献（Wong 1979：37）。但此时国内所有学术领域都向苏联学习，人类学和社会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学科，是“新社会”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1952年，人类学被从高校取缔，其学科地位被民族学代替（杨慧2000：72）。一些幸运的人类学者，如费孝通和林耀华，被分派去采用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一些人类学者不得不接受学科外的工作；一些人类学者移民海外，如杨庆堃移民到美国。1949年到1978年，中国对西方人类学者完全关闭。有兴趣研究中国的西方人类学者不得不在台湾、香港和其他海外华人社区做田野调查，Freedman（1963）把这些地方称为“中国残余”。这些西方人类学者通过阅读档案材料或访谈生活在香港或美国的难民，或者分析他们在1949年前收集的资料来了解中国。只有少数几个幸运的西方人类学者，如William Geddes，获得许可参观中国的样板社区。
“科学史”虽然在某些有身份的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强力支持下，被违背学理地列为与物理、化学等并列的“理科一级学科”，但其本质却绝非如此.如果不是这样，又焉能出现上述“困扰”口述史工作者的现实问题呢？记得1982年我初进科学史所时，已经在贵刊封面上出现过的杜石然先生就教导我说：作这个行当，必然有个“政治立场”的问题，也许你很讨厌它，但却无法回避.时至今日，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更加感到这一点的重要——不能理性而妥善处理“困扰”问题，只能说明政治上的幼稚.
本文参考了2000国家大地坐标转换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结合了仙居县国土资源空间数据转换工作实践，对各环节质量控制方法进行了论述。得出的结论是坐标系转换的质量控制重点在于：一要了解待转数据的技术要求；二要分析待转区域范围大小和地形地貌特点，选择适合项目的转换模型；三要尽可能收集到区域内分布均匀的重合点(高等级控制点)；四要重视解算参数的外业精度校核；五要做好待转数据转换前后的内容质量和精度检查。仙居县国土资源空间数据高质量实现了CGCS2000坐标系转换，转换成果已通过浙江省测绘成果专业质检单位检验，其中确保转换精度质量和数据质量的技术方法和作业经验，可以向其他类似项目推广借鉴。
中国人类学为世界人类学做出了什么贡献？中国人类学在亲属制度、宗教与仪式、比较政治和经济文化方面的研究取得成就，值得骄傲（王铭铭2005：9）。最先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然后是80和90年代，中国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对中国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大规模调查研究，出版了成千上万的民族志，覆盖中国所有的民族，产生的许多学术专著和调查报告，提出有新的理论和方法。中国人类学界围绕学科建设及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开展许多讨论，涉及社会形态、家庭与婚姻、族群和民族、现代化问题、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等，这些讨论不仅对中国人类学，在某种程度上，对世界人类学，产生重大影响（何星亮2008：13-19）。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越来越多在国外获得人类学硕士和博士的中国学生回到国内的学术机构工作，加强了中国人类学同世界人类学的联系（Pieke 2014:124）。2009年7月，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在昆明云南大学举办了第16次世界大会，有来自116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5000名学者和学生参加。围绕“人类、发展与文化多样性”的主题，大会设有239个学术专题宣讲5000多论文，6个文化展，23部电影，5条昆明及周边考察路线（Zhang 2009）。有中国学者认为本次大会是中国人类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徐杰舜2007：1）。为筹备和组织本次大会而在2007年3月成立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现在已经发展成全国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其成员包括从事人类学和民族学相关研究的机构、学术团体和个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它现有36个专业委员会，代表很多人类学分支学科，如经济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生态人类学、法律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等等，反映了当代中国人类学逐步积累起来的力量和研究兴趣上更为多元、内容上更丰富、交流上更积极的特征（赵旭东2015:79）。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每年在国内不同高校召开年会，日程由各专业委员会或兴趣小组确定。2018年的年会于2018年11月17日至18日在陕西省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召开，主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使命与担当”，来自全国12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50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了22个专题研讨会议。①陆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2018年年会召开》，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ex.cssn.cn/zx/bwyc/201811/t20181117_4777274.shtml，2018-11-17。
除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外，还有两个全国性的从事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协会：中国人类学学会，1981年在厦门大学成立；中国民族学学会，1980年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两个学会每年举行年会，中国人类学学会2018年会于11月27日在广西师范大学举行，主题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人类学发展与展望”，与会专家学者在会上回顾了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并展望未来，共商中国人类学事业的合作与发展。②蓝振兴、杨似海：《2018年中国人类学学会学术年会在我校召开》，广西师范大学网，http://www.wlxy.gxnu.edu.cn/2018/1219/c3304a119797/pagem.htm，2018-12-19。中国民族学学会2018年学术年会于9月22日-23日在西北民族大学召开，大会主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新时代民族地区发展”，来自国内近300名专家学者就如何在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关键时期，推动新时代民族地区发展展开交流。③赵梦依：《中国民族学学会2018年学术年会在西北民族大学召开》，西北民族大学新闻网，http://gsgxzc.lut.cn/HdApp/HdBas/HdClsContentPrint.asp?Id=9137，2018-9-26。此外，地区性的协会有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1981年11月在昆明成立，现已经发展成为拥有成员遍布全国12个省区市、45个单位会员和近千名个人会员的重要学术组织团体，创立了以“西南学派”为代表的民族学人类学派，是全国最重要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团体之一。④《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8%A5%BF%E5%8D%97%E6%B0%91%E6%97%8F%E7%A0%94%E7%A9%B6%E5%AD%A6%E4%BC%9A/4370971?fr=aladdin，2018-7-18。民间协会有人类学高级论坛，由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台湾花莲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澳门大学人文社会及人文科学学院、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云南大学人类学系、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等22家单位，于2002年初联合发起在广西民族大学创立，至今已成功举办17届年会。
二、中国人类学现况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世界人类学的发展，有利于推动中国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同美国人类学比较，今天的中国人类学拥有很多相同的研究领域，包括经济、社会组织、宗教、族群、移民、城市化、贫困与发展、全球化、生态、医药、基因、战争与灾害、技术与新媒体等等。但中国人类学与美国人类学在研究地理区域存在不同，多数中国人类学者研究对象是中国境内的民族，包括少数民族，而美国许多人类学家在世界各地做田野调查，研究他者民族。这种情况将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充分实施，也许会改变。一些中国人类学者建议未来中国人类学重点关注三个领域：农村汉族的乡土人类学；少数民族研究的民族学；海外社会研究（王铭铭2005：8；马玉华2007：21）。荷兰莱顿大学教授彭轲认为“中国人类学将继续扎根于中国民族志，同时越来越多地冒险到境外做研究。”（Pieke 2014：133）
中国人类学另一突出贡献是为人类学本土化做出了榜样。当人类学最初传入中国时，许多中国学者就从不同的视角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人类学的观点。1949年前的中国人类学者认为除经典著作翻译外，社会科学在被用于中国前，需要调试修正，把收集到的传统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资料和西方理论相结合（Liang 2016：463）。1949年后，人类学和其他社会学科本土化倾向沿去西方化方向继续发展，并结合当时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需求，在50和60年代，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被用于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国政府一直提倡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社会科学，从改革开放后人类学在中国大学恢复以来，人类学本土化已经进入全面分析西方人类学理论并把它们同中国现实相结合的阶段。中国人类学者常常把田野调查和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相结合，推动中国人类学研究和理论体系的建立，在国内外人类学届产生了较大影响，例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杨庭硕的“相际经营原理”、李亦园的“致中和或三层面和谐均衡宇宙观”、王铭铭的“三大地理空间圈”、赵旭东的“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周永明的“路学”等等。
车镇凹陷为一由北部埕南断裂带控制形成的单断式狭长箕状断陷，南北夹于埕子口凸起与义和庄凸起之间，东西被车3-套尔河、大35-大王庄两个大型鼻状构造分割成车西、大王北和郭局子3个次级洼陷（图1）。车66井区位于大王北洼陷西端的一个负向构造单元，又称套尔河次洼。次洼南邻义和庄凸起，北与埕子口凸起相接，东、西分别与大王北洼陷和车西洼陷相通。次洼沉降中心是在埕南断裂下降盘下掉背景上发育起来的呈北东向展布的沟槽，与周边地层相比，沟槽地层变化较平缓，总体表现为一宽缓向斜构造形态（图2）。次洼周边及底部构造层断裂发育。
两位西方人类学者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出版的研究中国并以在中国做田野调查为基础的重要作品。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郝瑞（Steven Harrell 2001）评述了发表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作品，把它们分类为“社区（community）”（村庄和城市）；“生活”（lives）（性别和性欲，家庭、婚姻和人口，儿童和教育，消费和休闲）；“国家及其组成部分”（nation and its component parts）(建构地方民族认同，区域文化，汉族、民族特征)。荷兰莱顿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教授彭轲(Frank N.Pieke 2014)梳理了郝瑞教授2001年的文章发表以来英语世界和中国国内发表的现代中国研究的重要人类学作品，他把这些作品分类为“一个新的社会次序（a new social order）”；“生活在风险社会（living in a risk society）”；“政治和政府（politics and government）”；“人口、政府和科学（population,government,and science）”；“阶级，消费和归宿（class,consumption,and belonging）”；“民族建构和民族主义（nation building and nationalism）”；“新和旧的多样性（old and new diversities）”。这两位西方学者的综述文章总结了改革开放到2014年以来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方向。
2016年3月,一群中国人类学者聚集在广西贺州学院，讨论是否有必要和如何推动人类学在中国成为一级学科，如同社会学和政治学一样。改革开放以来，人类学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显著成就，但按教育部的学科分类，人类学迄今还不是一级学科。社会人类学是在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一起，被划分为民族学的二级学科。①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会议达成共识，认为现行的学科分类，严重影响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会后，有9位参会者在《文汇报》发表文章，阐述人类学成为一级学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们总结了中国人类学在不同领域（如经济、政治、教育、族群、医疗、人口、老龄化、海外民族志等）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认为从不同视角看，如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海外孔子学院、中国援助非洲和其他方面，一个国家要想成为世界大国，它需要社会科学来处理世界事务，而人类学是所有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学科。没有一个发展较好的人类学，中国的社会科学不可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中美人类学另外一点区别是人类学的学科地位在美国学术界内和学术界外都得到明确认可，而中国人类学被放在社会学和民族学下，公众对其了解甚少。美国有600多所大学设有人类学系或项目，一流大学甚至把人类学列为本科生的必修课，人类学普及程度较高。而在中国，仅仅只有约60所大学设有人类学系（所）和专业（包括民族学）。这个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美教育体制造成的，中国教育部对大专院校本科、硕士和博士专业的设置有严格的规定，而美国高校常常根据市场和学生的需要来决定专业的设置。
三、中国人类学与世界人类学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人类学在中国大学逐渐复兴，恢复成为一门学科。1981年，全国只有一所大学（中山大学）能授予人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到2017年，全国有10所高校招收人类学博士生，30所高校招收人类学硕士生，专业覆盖社会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应用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旅游人类学、认知人类学、科学技术人类学、海外民族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等领域。今天，大多数中国重点大学给本科生开人类学课程，人类学研究机构也有所增加。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和相当多的民族大学都建立了人类学研究机构。除人类学外，12所大学有民族学博士专业，34所大学设有民族学硕士专业，具体专业包括民族志、少数民族经济、少数民族历史、少数民族艺术、藏学、少数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法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等。⑤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http://yz.chsi.com.cn/。
目前，中国人类学学科地位暂时难以改变，教育部开展的“双一流”项目，人类学学科被排除在外。它同时使人类学成为与入选一流学科建设的民族学竞争国家资源的潜在对手，其后果是一些大学，如中山大学，尽管坚持美国式人类学的传统风格（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四分支学科），最近也不得不重建或恢复民族学专业，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1981年，广州中山大学重新成立中国首个人类学系(周大鸣2006:23)。1981年，首届全国人类学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会上成立中国人类学学会，标志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得到恢复(马雪峰2012:27)。改革开放政策给西方人类学者提供了到中国做田野调查的机会，20世纪80年达中期，他们开始大批来到中国，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他们的作品出版问世，例如黄树民的Spiral Road: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through the Eyes of a Communist Party Leader（1989），后来被翻译成《林村的故事》，2002年在国内出版；萧凤霞（Helen F Siu）的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1989）；海因斯·波特和杰克·波特（Sulamith Heins Potter and Jack M.Potter）的 China’s Peasants:the Anthropology of a Revolution（1990）；孔迈隆（M.L.Cohen）的Lineage Organization in North China(1990)；毕克伟(Paul G.Pickowicz)的 Chinese Village,Socialist State（1991）；陈佩华（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和安戈（Jonathan Unger）的Chen Village under Mao and Deng（1992）;王斯福（Stephen Feuchtwang）的The Imperial Metaphor: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1992）；威廉.姜克维（William R.Jankowiak）的 Sex,Death,and Hierarchy in Chinese City:An Anthropological Account（1993）；杨美惠（Mayfair Yang）的Gifts,Favors,and Banquets（1994）。这些和其他人类学者及其著作对中国人类学有很大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人类学者继续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时也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过程中民族地区出现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当时的研究课题包括“中国少数民族迁徙研究”“西藏现代化问题研究”“西部开发和民族关系研究”（Liu 2003：221）。重访或重新调查过去人类学者研究过的村庄是本时期中国人类学的另一特征（马玉华2007：17），这些村庄包括费孝通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过的江苏的开弦弓村，他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20多次重访；杨懋春（Martin C.Yang）最先在20世纪40年代研究过的山东台头村，戴瑙玛（Norma Diamond）在20世纪80年代重访该村；林耀华在20世纪40年代的田野调查点福建黄村，他的学生庄孔韶到20世纪80年代重访；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在20世纪初首次调查过的广东凤凰村，周大鸣到20世纪90年代重访。这些重访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和历史的延续性（Liang 2016：466）。
2.5.2.4 化学防治：用10%草甘膦水剂15倍液～20倍液涂茎，或用都尔：10%草甘膦水剂：水＝1：3：40倍复配液涂抹列当花茎，有良好防效。但要严防药液溅到向日葵或列当的茎、叶上，以免发生药害。
中国人类学的复兴同中国改革开放后逐步成为世界强国相连，中国打开国门实行开放政策带来汉族和少数民族社会发生巨大的社会文化变迁。曾经塑造西方社会的全球化、跨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现在开始影响中国社会，新人类、新生活方式和新型社会组织出现在中国，中国政府和商人在国内外都遇到新问题和困难。这一切给中国人类学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中国新的现实生活从根本上重造了中国人类学，它不再受一种范式或一群学者支配，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同以前比较，变得更加问题主导、城市为基地和多点调查，中国的人类学对中国社会某一方面的研究更加专业化（Pieke 2014：125）。
今后中国人类学能为世界人类学贡献什么？首先它能扩大研究范围，除少数民族研究的传统题目外，中国社会从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变迁，涌现了许多研究课题，如人类学对社区研究、对个人生活研究和对国家及其组成的民族和区域部分的研究（Harrell 2001）；对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研究（赵旭东2015）,对新的社会次序、政治和政府、人口、阶级、消费与归属、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研究（Pieke 2014）。中国上升为世界强国给中国人类学提供了独有的机会，可以通过寻找“认识和书写不仅仅是另一个文化的社会”的新方法；为研究全球化引发的问题，提供民族志的证据；在中国边界外做民族志研究，与其他文明做比较；这样可以为世界人类学做持久的贡献（Pieke 2014：132-133）。
四、中国人类学的未来
学科发展同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相关。二战期间，美国人类学家Margaret Mead等人组织成立应用人类学学会(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她所领导的小组为政府制定紧急状况下食品和食品定量配给计划出谋划策，评估美国公众对援助盟国的态度，研究敌国的国情和研究驻扎在英国的一百多万美国士兵给英国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等等（Mead 1979）。战后，在太平洋岛屿托管地、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Point Four Program)等都吸纳人类学家，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从事国际发展、国际援助和评估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Foster 1969）。美国社会发展到今天，承认多元文化和种族平等，人类学功不可没。
2)不同积云参数化方案对不同量级降水预报的优劣不同,且没有一种积云方案对所有量级降水预报结果都较优。对于24 h累积降水,SAS方案的RMSE和ACC较优,G3D的ACC评分较高,但是RMSE也较大;小雨量级的TS评分,Tiedtke方案结果较好,GD方案次之;中雨量级的TS评分,KF方案优于其他,SAS方案次之;大雨量级的TS评分,SAS方案最优;暴雨量级的TS评分,GD方案较优,SAS方案最差。对于6 h和3 h的累积降水,SAS方案的RMSE和ACC评估结果较优,Tiedtke方案的TS评分结果较优。整体来看,SAS、Tiedtke、GD积云参数化方案预报的结果较稳定。
新中国的成立与发展离不开人类学。在抗日战争期间，人类学家纷纷投入到边政研究领域，为政府的边疆管理提供参考依据。1950年，人类学家李安宅、林耀华、任乃强、宋蜀华等人随军进藏参与西藏事务的管理工作，为西藏的安定和团结贡献力量。随后，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族识别，改革开放后的小城镇建设，汶川地震后灾后重建等等，都离不开人类学。我国早期的人类学先辈们更多的是把学科看成一种服务社会的实用工具，而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领域（佟春霞，阎耀军2011）。吴文藻（1990）曾说过：“西洋人类学之应用，在于殖民行政，中国应在边政、边教、边民福利事业、边疆文化变迁之研究。”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如“一带一路”倡议、“精准扶贫”、“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包含许多人类学的观点和理念，如发展人类学四个主要观点是：（1）发展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improvement），强调以人为本,关注就业和收入的提高,而不是单纯的资本积累；（2）参与(participation),提倡当地居民对发展过程的有意义全面参与；（3）赋权(empowerment)，强调决策过程公开透明、高程度的当地所有权和管理权；（4）可持续发展（sustainability）,防止以发展经济为代价的生态环境破坏。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丰富和突破了发展人类学在过去40多年来形成的发展理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我们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给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前景光明，但要实现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1962年预言人类学的“中国时代（A Chinese Phase）”，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 Foster,George.Applied Anthropology[M] .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69.
[2] Freedman,Maurice.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63,14(1).
[3] Harrell S.The anthropology of reform and the reform of anthropology:anthropological narratives of recovery and progress in China[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01,30.
[4] Liang,Hongling.Chinese anthropology and its domestication projects:dewesternization,Bentuhua and overseas ethnology[J] .Social Anthropology,2016,24(4).
[5] Liu,Mingxin.A historical overview on anthropology in China[J] .Anthropologist,2003,5(4).
[6] Mead,Margaret.Anthropological Contributions to National Policies during and Immediately after World War II[A] .In Water Goldschmidt,eds.The Uses of Anthropology[C] .Washington,DC: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1979,pp.145-158.
[7] Pieke,Frank N.Anthropology,China,and the Chinese Century[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2014,43.
[8] Wong,Siu-lun.Sociology and 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M] .London,Boston and Heuley:Routledge&Kegan Paul,1979.
[9] Zhang,Xiaomin.Report on the 16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Anthropological and Ethnological Sciences[D] .http://www.iuaes.org/congresses/2009china.html,2009.
[10] 佟春霞，阎耀军.人类学之于公共管理实践的历史渊源及重要性[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11] 何星亮.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30年的回顾与展望[J] .民族研究，2008（6）.
[12] 马雪峰.1980年以来的中国大陆人类学学科建设：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分离以及人类学发展的多元路径[J] .青海民族研究，2012（1）.
[13] 马玉华.20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述评[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14] 王铭铭.二十五年来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成就与问题[J] .江西社会科学，2005（12）.
[15] 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16] 徐杰舜.中国人类学学科的恢复与发展[J] .怀化学院学报，2007（10）.
[17] 杨惠.中国人类学50年研究回顾[J] .思想战线，2000（1）.
[18] 赵旭东.迈向人类学的中国时代[J] .社会科学，2015（4）.
[19] 周大鸣.迈向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The Status Quo and Future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40 Years
CHEN Gang
(Center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Behavior Research,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Kunming,Yunnan,650221,China)
Abstract:Anthropology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together with other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However,in the early 1950s,its academic statu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was replaced by ethnology.In 1981,it was restored as a discipline,but the academic status remained unclear.After the 1980s,despite many difficulties,Chinese anthropology gained substantial development.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nthropology during the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its future prospects.It discusses the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to the world anthropology and to the localization of anthropology,and thinks about how to combine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anthropology with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Chinese anthropology;reform and opening up;globalization;development and future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33（2019）02-0056-06
收稿日期：2019-1-10
作者简介：陈刚（1963～），男，重庆人，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人类学。
【责任编辑：黄 玲】
标签：人类学论文; 中国论文; 民族学论文; 人类论文; 学者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百色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