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
摘 要：文章提出了人口结构变化通过影响资本劳动比来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假说，基于2003-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和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口结构变化与对外直接投资呈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考察人口结构变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发现，人口结构变化对资本劳动比存在显著的倒U型影响，资本劳动比与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正相关，验证了资本劳动比是人口结构变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作用机制。
关键词：人口结构变化；资本劳动比；对外直接投资
一、引 言
2001年“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我国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对外直接投资（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实现了快速增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2017年OFDI流量为1 246.3亿美元，占GDP比重为1.22%；OFDI存量为14 820.2亿美元，占GDP比重高达14.58%。截至2016年底，我国共有2.44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境外设立企业3.72万家，分布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覆盖率达81.2%。中国已跃居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成效显著。
2000年以来，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跃过7%，其后这一比例逐年上升，2016年高达10.8%，老年抚养比也与日俱增，2016年高达14.96%，人口增长日趋缓慢，中国逐渐向现代人口结构转型，即人口年龄结构日益老化。本文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口结构变化是否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
有相当比例的地方政府官员把微博当作一种追赶时髦和讨巧的工具。开通微博不久便不闻不问，对其置之不理，既不及时更新微博内容，又不回应网友反映的问题，沦为了“空壳微博”。有人质疑，“官员开微博很多时候并不是他自己操作，而是秘书代为行使‘职责’，本人发表的观点甚少，甚至就一句‘你好’”。 [2]
根据新古典和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资本积累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资本劳动比（K/L）提升，则资本边际产出下降（MPK），进而资本向国外流动以寻求更高的回报，而人口结构变化无疑将影响资本积累和资本劳动比进而对OFDI产生重要影响。关于人口结构变化与国际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多，例如Borsch-supan et al.（2002）［1］利用OLG模型分析和预测了发达国家人口结构变化和国际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人口结构变化与国际资本流动呈倒U型关系。Brooks（2003）［2］通过OLG 模型发现人口结构变化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参数模拟结果显示发达国家人口结构变化初期储蓄率提升，促进了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然而在人口结构变化后期，由于老龄人口的负储蓄降低了资本积累，将减少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即人口结构变化引致了资本流动的倒U型变化。Domeij&Floden（2006）［3］基于1960-2002年OECD国家面板数据研究了人口结构变化与国际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口结构变化促进了发达国家的资本流动。吕建兴和孙文凯（2015）［4］通过1993-2012年全球98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化与资本国际流动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人口结构变化将提升资本劳动比和养老金规模，进而促进资本流出。
综上，虽然学术界对人口结构变化和资本国际流动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关于人口结构变化与具体的资本投资类型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情境下人口结构变化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却较为缺乏，而且关于其内在机制的研究也较为薄弱。鉴于此，本文将重点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OFDI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这不仅有助于深化理解人口结构变化的宏观经济效应，从而为应对此种效应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还可以为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说
人口结构变化将通过影响物质资本积累进而对OFDI产生影响。为此，本文将基于文献和理论分析，从资本劳动比（K/L）视角探讨人口结构变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进而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说。
（一）人口结构变化对资本劳动比的影响
（1）人口结构变化与资本积累。人口结构变化初期，老龄人口开始增多，年轻人口的养老负担和预期寿命都在不断提升，由于居民具有理性预期，他们将增加储蓄以平滑未来消费，适龄劳动人口的储蓄率将上升从而提升资本积累（刘永平和陆铭，2008［5］；胡翠和许召元，2014［6］；汪伟和艾春荣，2015［7］）。从中国情境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高不下的储蓄率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密不可分。然而基于生命周期假说，老年人口消费占比较高而收入和储蓄较少，因此人口结构变化后期，老龄人口的增多将降低国民储蓄率从而减少资本积累（Ando&Modigliani，1963［8］；Cutler et al.，1990［9］；董 丽 霞 和 赵 文 哲 ，2011［10］；胡鞍钢等，2012［11］；陈彦斌等，2014［12］；汪伟，2016［13］）。
综上，人口结构变化与资本积累的关系在学界并未得到一致的结论，人口结构变化对资本积累的影响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并存在不确定性。以上研究大多未能考虑人口结构变化的阶段性对资本积累的非线性影响，因此人口结构变化与资本积累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汪伟和艾春荣，2015［7］；耿志祥等，2016［14］）。
对采购人员应制定监管制度。在制度中明确采购纪律，对相关违规行为制订相应的惩罚措施。同时对采购人员设定奖励制度，通过对采购工作中成本控制、品质控制、执行效率等方面设定相应权重进行考核，考核成绩突出的给予相应奖励。另外平时应定期对采购人员进行培训，加强业务素质和职业素养的提升。
（1）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为了本文结论的可信性，本部分使用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demographic1）作为人口结构变化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与前文一致，为便于比较分析，本文分别进行线性和非线性模型估计，并使用差分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非线性模型的系统广义矩估计结果作为本文的基准估计结果。差分和系统广义矩估计均显示人口结构变化与对外直接投资呈倒U型关系，且在1%或5%水平上显著，说明本文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
（2）人口结构变化与劳动力供给。基于人口经济学理论，劳动力供给数量是总人口规模、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劳动参与率的函数，其基本公式如下：
其中，(K/L)it为资本劳动比，本文使用物质资本存量（K）/就业总量（L）对资本劳动比进行测度。为了比较全面地衡量物质资本存量，本文将使用两种方法对资本存量进行估算。一是借鉴Holz&Sun（2018）［36］资本存量估算结果并对2016年省际资本存量进行测算，记为K1；二是根据单豪杰（2008）［37］资本存量估算结果，使用永续盘存法对2007-2016年的省际资本存量进行测算，记为K2。其计算公式为Kit=Iit+(1- δit)Kit-1，其中i表示时间，t表示地区，K为实际资本存量，I为实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δ为折旧率。另外为了研究的可比性，省际资本存量K2以1990年为基期进行实际调整。故文中资本劳动比（K/L）分为K1/L和K2/L两种。由于资本积累具有较强惯性，资本劳动比滞后二阶。
其中，N为总人口规模；lr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按国际惯例一般设定15～64岁为劳动年龄人口；劳动lp为劳动参与率，即经济活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人口结构变化不仅将降低人口规模N的增长速度，还将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lr和劳动参与率lp，进而减少劳动力供给L。
大量实证文献均表明以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为特征的现代人口结构转型将使老年人口比重增加，降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和劳动参与率，减少劳动力绝对或相对供给（蔡昉，2004［18］、2010［19］；Feyrer，2007［20］、2008［21］；Borsch-Supan，2008［16］；汤向俊和任保平，2010［22］；Bloom et al.，2010［23］；陆旸和蔡昉，2014［24］；郑伟等，2014［25］；Maestas et al.，2016［26］）。因此，人口结构变化与劳动力供给之间负相关。
综上所述，人口结构变化与资本积累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与劳动力供给之间负相关。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后期资本积累降低幅度大于劳动力供给减少幅度，因此人口结构变化与资本劳动比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见图1）。
图1 人口结构变化→资本劳动比→对外直接投资
（二）资本劳动比对OFDI的影响
资本劳动比上升即资本密集度上升，资本将进一步深化，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发生作用，资本回报率将趋于下降。在实证文献中，资本劳动比上升将减少资本回报率已经得到了大量文献的支持。黄先海等（2012）［27］基于 CES 生产函数对美国 1969-2008年的资本回报率进行了分解，分析认为资本深化减少了资本回报率。白重恩和张琼（2014）［28］估算了1978-2013年中国总体资本回报率，分析发现投资率与资本回报率显著负相关，说明资本劳动比上升将降低资本回报率。柏培文和许捷（2017）［29］基于中国1993-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29个省份资本回报率进行了测算，研究认为中国存在投资过度问题，资本回报率出现下降趋势。许捷和柏培文（2017）［30］通过研究1978-2013年中国省际资本回报率变动趋势后认为中国存在资本相对劳动配置过度情况，进而减少了资本回报率。
静态面板模型并不考虑因变量的动态变化，然而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存在路径依赖特征，因此动态面板模型估计更为准确。基于理论假说1，为了考察人口结构变化对OFDI的非线性影响，设定如下基准计量模型：
（三）理论假说
基于以上文献和理论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资本劳动比具有倒U型影响，而资本劳动比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见图1），由此我们提出理论假说1和2。
现实主义为了解国际社会提供了真实的一面，但其更侧重于描述以国家间相互实力的对比为核心的层面，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之间并非完全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下的混乱局势，各个国际组织、国际法会对主权国家间的行为进行相应的约束和遏制。但现实主义并未对国际关系中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发展作出必要的解释和分析，建立在对现实主义批判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将从理论层面对这些问题进行相应的弥补和梳理。
假说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结构变化与对外直接投资呈倒U型关系；
假说2：资本劳动比是人口结构变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作用机制。
为了对以上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将基于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对OFDI的影响，并识别人口结构变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劳动比机制。
三、计量模型和基准估计结果
（一）基准模型设定
根据新古典理论，资本将由资本密集度高、资本回报率低的国家流向资本密集度低、资本回报率高的国家。因为当资本回报率下降时，企业将主动向海外寻求利润，进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上升。综合以上分析，资本劳动比与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
其中，ofdiit为对外直接投资。ofdiit-1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期滞后项。demographicit为人口结构变化变量，加入二次项以研究其对OFDI的非线性影响。Xnit为一系列影响OFDI的控制变量。εit为随机误差项。
为便于比较分析，本文分别进行线性和非线性模型估计，并使用差分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非线性模型的系统广义矩估计结果作为本文的基准估计结果。其中对外直接投资的一期滞后项均显著为正，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动态效应；AR（2）和Sargan检验结果显示模型设定是合理的，使用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1）-（2）列为线性模型估计结果；（3）-（4）列为非线性模型估计结果。
改革开放后的河南现代戏，对自身积淀的优势传统做了忠实的继承和发扬，但同时也在实现与时俱进的创新突破，努力弥补以往河南现代戏“粗、浅、俗”的缺憾，追求题材的拓展、思想意蕴的深化和舞台呈现的精致。九十年代获得文华新剧目奖的《王屋山下》和《都市风铃声》，是河南现代戏中少有的工业和商业题材；《能人百不成》题目的悖论已昭示了对主题内涵的哲理追求；《阿Q与孔乙己》把鲁迅笔下两个经典的文学形象转化为舞台形象，借助对原著批判精神的继承，提升了河南现代戏的文学品位；《老子·儿子·弦子》在传统的伦理题材中，开掘出了“精神赡养”的现代主题；《红果，红了》舞台呈现的空灵诗化，大大改变了河南现代戏舞台风貌。
（二）变量选取
（1）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外直接投资（ofdi）使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根据历年汇率中间价将其折算为人民币计价））占GDP比重进行衡量。另外，稳健性分析时直接使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代理变量。
（2）人口结构变化（demographic）。根据主流文献常有做法，使用老年抚养比衡量人口结构变化程度，老年抚养比上升说明人口结构向现代人口结构转型。另外，由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更直观地反映了人口变化程度，为了本文结论的可信性，使用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demographic1）作为人口结构变化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3）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y）：根据Dunning（1981）［31］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本文使用实际人均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并以1990年为基期进行实际调整。经济发展速度（pgrowth）：经济发展速度上升将提高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使用人均GDP增长率对经济发展速度进行衡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hi）：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迫使企业转移过剩产能、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还促使其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因此将推动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宫汝凯和李洪亚，2016［32］）。本文借鉴干春晖等（2011）［33］测度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方法即使用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表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外贸易水平（open）：根据Dunning et al.（2001）［34］，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紧密相关，一方面企业为了增加出口贸易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建设海外出口平台，因此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互补关系。另一方面，企业也可能通过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以规避贸易壁垒，因此两者之间也可能存在替代关系。本文使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衡量对外贸易水平。人力资本（hc）：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而人力资本为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优势，从而弥补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和风险，因此人力资本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支撑。本文使用大专及以上学历水平比重对人力资本进行衡量。
（三）数据描述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可信性，本文选取的研究样本为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除外）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以2003年为研究起点是因为商务部在2003年才开始公布各省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由于部分省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增长率数据为零值或负值，取对数后将造成数据缺失，借鉴Busse&Hefeker（2007）［35］的方法，使用公式 y=进行转换替代从而保证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文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和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所列。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最大值1.897 3.086 2.796 10.690 3.165 6.032 5.148 4.023变量lnofdi lndemographic lndemographic1 lny lnpgrowth lnhi lnopen lnhc样本420 420 420 420 420 420 420 420均值-2.282 2.514 2.204 9.329 2.324 4.492 2.932 2.346标准差1.715 0.196 0.198 0.632 0.321 0.355 0.990 0.590最小值-7.824 2.006 1.692 7.614 0.833 3.885 1.160 0.693
（四）基准估计结果
基于前文基准模型设定，本部分首先对理论假说1进行实证检验，表2报告了人口结构变化对OFDI影响的基准估计结果。
当前，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共治新格局仍未全面形成，打击侵权假冒工作与人民的殷切期盼还有差距，政府维护市场秩序的公信力仍有待提高。在依法打击侵权假冒案件基础上，及时完善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营造良好市场营商环境，防止劣币驱逐良币，避免逆向淘汰，从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视角，多层面、多维度、全方位促进消费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多措并举保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已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本研究通过对7篇文献进行Meta分析，验证了延续性护理在6～12个月内，通过成立护理小组、建立健康档案、制定护理方案、定期随访并评估以及定期组织健康知识讲座等措施，对我国老年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控制干预有效。
表2 人口结构变化对OFDI的影响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相应的标准误；AR（1）、AR（2）和Sargan test分别提供检验的P值；广义矩回归模型为twostep。下同。
L.lnofdi lndemograohic（lndemographic）2 lny lnpgrowth lnhi lnopen lnhc Constant AR（1）AR（2）Sargan test Observations（1）（2）（4）解释变量Sys-GMM 0.372***（0.044）16.47**（6.905）-3.288**（1.363）1.195***（0.258）0.313（0.202）0.658**（0.268）-0.351*（0.203）0.344（0.227）-36.45***（7.990）0.000 0 0.074 8 1.000 0 390 Sys-GMM 0.328***（0.038 7）0.180（0.344）线性模型Diff-GMM 0.143**（0.063 6）1.094（0.824）2.529***（0.337）0.729**（0.289）-0.017 2（0.424）0.190（0.192）0.008 6（0.257）-30.38***（4.708）0.000 1 0.114 8 0.419 5 360 1.622***（0.199）0.429***（0.164）0.554*（0.319）-0.365*（0.189）-0.046 1（0.142）-19.32***（3.689）0.000 0 0.116 7 1.000 390（3）非线性模型Diff-GMM 0.205***（0.043 1）26.24***（9.056）-5.203***（1.750）2.356***（0.364）0.653***（0.253）0.439（0.314）0.262（0.279）0.111（0.313）-61.10***（11.99）0.000 0 0.161 6 0.999 1 360
对于模型（1）而言，OLS、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均无法得到有效估计量，鉴于此，本文使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人口结构变化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估计以减轻估计偏误。广义矩估计分为差分广义矩估计（Diff-GMM）和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由于系统广义矩估计比差分广义矩估计更为精确，因此，本文统一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作为基准估计方法。另外，为了减轻回归系数由于内生性引起的估计偏误，需要检验动态面板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及工具变量选择的有效性，本文分别使用AR检验和Sargan检验。为了控制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各变量均取对数形式。实证分析主要关注β1和β2的符号及显著性。根据前文理论假说，我们预期β1显著为正，β2显著为负。
2.2.4 不同处理下整个生长季的草地总载畜量 整个生长季的草地总载畜量DM总载畜量最高，其次为ME总载畜量，DCP总载畜量最低。施肥和补播处理下草地DM总载畜量(246.81和239.80羊单位/hm2)分别比CK增长33%和30%，DCP总载畜量(133.50和124.89羊单位/hm2)分别比CK提高20%和12%，ME总载畜量(210.83和213.22羊单位/hm2)仅比CK高0.2%和1%。说明施肥和补播对DM载畜量的促进作用最明显，对DCP载畜量次之，对ME载畜量无明显促进作用。
（五）稳健性检验
国民储蓄是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国民储蓄由政府储蓄和私人储蓄构成，其中私人储蓄可分为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在人口结构变化初期，由于居民的理性预期和平滑未来消费的需要，居民储蓄率存在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上涨幅度较小，政府财政负担尚未加重，企业和政府储蓄率减少幅度较小，因此，资本积累存在上升趋势。然而人口结构变化后期，其程度超过一定临界值后，首先老龄人口储蓄率较低，而社会老龄人口的增多无疑将大幅减少居民储蓄进而减少资本积累。其次，人口结构变化后期，劳动力总量的减少将会提升劳动力成本从而减少企业部门储蓄率。最后，人口结构变化后期也会加重政府财政负担，增加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福利支出（龚锋和余锦亮，2015［15］），从而降低政府部门储蓄率，由此，资本积累将大幅减少。另外，人口结构变化使得劳动力供给总量减少，降低劳动生产率和投资增长率，经济增长潜力将趋于下降，此时资本形成也将出现下降趋势（Borsch-Supan，2008［16］；汪伟，2009［17］）。鉴于此，本文认为人口结构变化初期将增加资本积累，后期将减少资本积累，二者可能呈现倒U型关系（耿志祥等，2016［14］）。
（2）替换被解释变量。由于OFDI流量/GDP与人均收入线性相关，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存在一定偏误，因此，本部分直接使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作为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代理变量再次进行稳健性分析，仍分别使用差分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替换被解释变量后，人口结构变化与对外直接投资仍呈倒U型关系，并分别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再次说明本文的结论具有可信性①。
四、人口结构变化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
为了论证理论假说2，本部分尝试从资本劳动比视角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即人口结构变化→资本劳动比→对外直接投资这一逻辑链条。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在于国内资本回报率下降从而向海外寻求利润，因此资本劳动比（K/L）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资本劳动比上升，则资本边际生产力将下降，由此，对外投资将上升。
舒晋瑜的采访可谓是漫谈，那么她和这些作家评论家们的探讨自然是非常广泛的，有文本的探讨，还有各种文化艺术的交流，关于文人文化多种轶事均有涉猎，诸如作协与文联的定位问题、作家的挂职问题、关于作家体验生活等等，这些内容也是非常精彩，在此不需要笔者再行赘述，但必须强调的是，真是做到了别开生面。
（一）人口结构变化对资本劳动比的影响
基于理论假说2，为了考察人口结构变化对资本劳动比的影响，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L=N×lr×lp
加入人口结构变化的二次方是为了考察人口结构变化对资本劳动比的非线性影响。Xnit为一系列影响资本劳动比的控制变量。为了精确识别人口结构变化对资本劳动比的影响，本文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y）、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inv）、居民消费水平（consumer）、产业结构（hi）、外商直接投资（fdi）和人力资本（hc）等因素对资本劳动比的影响。εit为随机误差项。
由（1）-（2）列可知，人口结构变化的估计系数为正，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人口结构变化与OFDI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而由（3）-（4）列可知，无论是差分广义矩估计还是系统广义矩估计，人口结构变化的一次项系数在均在1%或5%水平上显著为正；人口结构变化的二次项系数均在1%或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人口结构变化与对外直接投资呈倒U型关系，较线性模型估计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结构变化对OFDI确实存在倒U型影响。而且人均收入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正向关，说明人均收入水平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与理论预期一致。
季节变化对整个居住区的植物景观都是有影响的，气候和地理位置是居住区植物变化的决定性因素。由于中国横跨纬度大，所以各地区的环境气候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与南方气候环境相比，北方气候环境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四季分明、冬季较长，季节变化影响很大。因此，在不同地理环境要注意因地制宜，研究出合适的植物配置方式［1］。
关于模型（2）中的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将直接影响资本存量和就业总量进而影响资本劳动比。固定资本投资增长率也将显著的影响资本形成并一定程度上影响就业。居民消费水平将对居民储蓄率进而对资本存量产生重要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将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由于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高于第二产业，因此产业结构升级将减少资本劳动比。外商直接投资将影响国内资本存量和就业进而影响资本劳动比。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具有互补性，因此人力资本水平一定程度上也将影响资本劳动比。与模型（1）一致，本文仍然使用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并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对模型2进行回归。表3报告了人口结构变化对资本劳动比的影响。
表3中（1）-（2）列的被解释变量为K1/L；（3）-（4）列的被解释变量为K2/L，为便于比较分析，仍分别使用线性和非线性模型进行系统广义矩估计。由第（1）列可知，人口结构变化的估计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人口结构变化与资本劳动比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而由第（2）列可知，人口结构变化与资本劳动比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第（3）列显示人口结构变化与资本劳动比正相关，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线性模型设定并不合理，因此估计结果存在偏误。而由第（4）列可知，人口结构变化仍与资本劳动比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综上，无论使用何种衡量方法测算中国省际资本存量，非线性模型中的估计结果均显示人口结构变化对资本劳动比的影响呈显著倒U型关系；而通过线性和非线性模型的比较，估计结果显示非线性模型估计结果较为一致且模型设定合理。因此，本文的结论具有可信性。
关键词最能够反映文章核心内容，反映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借助SPSS的多维刻度分析功能做关键词多维尺度分析图来确定网络信息行为的研究热点。先利用Excel中的VB编程将共现矩阵转换为相似矩阵，然后将相似矩阵的每个数值减1转化为高频关键词相异矩阵（表6），然后将相异矩阵导入到SPSS进行多维尺度分析，得到高频关键词多维尺度分析图（图4）。根据多维尺度分析结果，可以将网络信息行为的研究热点分为四类：网络信息行为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具体网络信息行为的研究、网络信息行为模型的建立、对具有较强信息能力的网络用户信息行为的研究。
表3 人口结构变化对资本劳动比影响的系统GMM估计结果
（2）（4）解释变量L1.ln（K/L）L2.ln（K/L）lndemographic（lndemographic）2 lny lninv lnconsumer lnhi lnfdi lnhc Constant AR（1）AR（2）Sargan test Observations（1）因变量：K1/L线性模型0.280***（0.048 9）0.243***（0.047 0）0.053 8（0.033 2）（3）因变量：K2/L线性模型0.263***（0.017 7）0.182***（0.013 7）0.015 5（0.068 5）0.302**（0.120）0.020 3***（0.003 33）0.132*（0.078 5）-0.033 2（0.030 9）-0.015 6***（0.003 86）0.128***（0.028 7）0.700**（0.310）0.161 9 0.174 8 1.000 0 360非线性模型0.264***（0.055 7）0.257***（0.036 6）1.852***（0.512）-0.392***（0.107）0.323***（0.100）0.0214***（0.006 28）0.116**（0.049 1）0.0315（0.040 0）-0.019 1***（0.006 41）0.129***（0.034 1）-1.653**（0.807）0.217 7 0.079 8 1.000 0 360-0.701***（0.148）0.083 2***（0.013 0）1.042***（0.113）-0.416***（0.056 0）0.159***（0.010 8）0.177***（0.025 6）4.142***（0.320）0.124 9 0.110 7 1.000 0 360非线性模型0.276***（0.082 4）0.254***（0.089 2）2.437*（1.283）-0.509**（0.251）-0.756***（0.133）0.0837***（0.016 9）0.956***（0.152）-0.347***（0.063 2）0.151***（0.007 81）0.191***（0.065 2）1.356（1.472）0.166 6 0.119 6 1.000 0 360
（二）资本劳动比对OFDI的影响
资本劳动比上升进而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将提升对外直接投资在学界已经得到理论和实证的支持，但为了论证的科学性，本文将进一步实证分析资本劳动比对OFDI的影响。为此，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ofdiit、(K/L)it分别为对外直接投资和资本劳动比。Xn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y）、经济增长速度（pgrowth）、产业结构转型升级（hi）、外商直接投资（fdi）和人力资本（hc）。εit为随机误差项。本节仍使用2003-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模型（3）进行系统广义矩估计。
表4报告了资本劳动比对OFDI影响的估计结果。其中，（1）-（2）列和（3）-（4）的核心解释变量分别为K1/L和K2/L，估计方法分别为差分和系统广义矩估计。由表4可知，使用不同的资本劳动比衡量方法，并且使用不同的估计方法，资本劳动比对OFDI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资本劳动比上升，将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反之，资本劳动比下降将减少对外直接投资，估计结果较为稳健。这一估计结果证实了既有文献关于资本劳动比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的结论。基于前文完成的人口结构变化对资本劳动比、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倒U型影响，可知人口结构变化主要是通过资本劳动比这一作用机制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假说2得到验证。
表4 资本劳动比对OFDI的影响
（4）Sys-GMM 0.235***（0.038 9）0.337***（0.107）2.044***（0.194）0.540***（0.204）0.032 8（0.335）-0.189***（0.032 6）-0.344**（0.138）-24.80***（2.367）0.000 0 0.210 2 0.999 8 390解释变量L.lnofdi ln（K/L）lny lnpgrowth lnhi lnopen lnhc Constant AR（1）AR（2）Sargan test Observations核心解释变量：K1/L（1）Diff-GMM 0.194***（0.038 1）5.847***（1.227）-4.486***（1.498）0.994***（0.180）0.413（0.409）-0.097 4**（0.047 8）-0.297**（0.141）-24.47***（2.850）0.039 8 0.377 8 0.929 3 360核心解释变量：K2/L（2）Sys-GMM 0.204***（0.048 4）0.804**（0.395）1.415***（0.523）0.288（0.209）-0.098 0（0.340）-0.143***（0.028 2）-0.258*（0.154）-22.88***（2.532）0.000 0 0.247 1 0.999 8 390（3）Diff-GMM 0.178***（0.038 1）0.527***（0.114）1.879***（0.272）0.514***（0.131）0.082 6（0.312）-0.222***（0.045 5）-0.192（0.123）-25.97***（1.667）0.000 0 0.285 0 0.792 1 360
五、结 论
人口结构变化具有广泛的宏观经济效应，其中资本劳动比乃至对外直接投资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以往文献对人口结构变化与资本积累、国际资本流动等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是关于人口结构变化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较为薄弱，而且也缺乏作用机制的分析。鉴于此，本文重点研究了人口结构变化对OFDI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气象事业的不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决策气象服务的质量，但由于全球气候的不断恶化，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极端天气出现，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气象工作者端正工作态度，踏踏实实做好气象服务工作，进一步拓宽决策服务领域，发挥决策气象服务的参谋作用。另外，决策气象服务还需要与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形成通力合作，发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避免人民群众遭受不必要的生命财产损失。
本文首先从文献和理论上对人口结构变化→资本劳动比→对外直接投资这一逻辑链条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假说：人口结构变化与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倒U型关系，其作用机制在于人口结构变化对资本劳动比的倒U型影响。随后，本文基于2003-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使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对以上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基准估计结果显示，人口结构变化对OFDI具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而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资本劳动比是人口结构变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渠道，人口结构变化→资本劳动比→对外直接投资这一理论猜想得到实证支持。
注 释：
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如果工程现场缺乏专业技术督导人员进行现场监督、指导、管理，就容易出现问题。主要表现在不合格的建筑材料进入施工现场、施工单元质量不符合要求；施工过程中出现设计图纸与施工特性不匹配，施工人员擅自修改设计方案施工，造成后期设计图纸与前期完工工程严重不匹配等。
①鉴于篇幅约束，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不再具体列出，需要者可向作者索取。
参考文献：
［1］BORSCH-SUPAN A H，LUDWIG A，WINTER J K.Aging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J］.Health Information&Libraries Journal，2002，14（4）：174-175.
［2］BROOKS R.Population Aging and Global Capital Flows in a Parallel Universe［J］.IMF Staff Papers，2003，50（2）：200-221.
［3］DOMEIJ D，FLODEN M.Population Aging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2006，47（3）：1013-1032.
［4］吕建兴，孙文凯.人口老龄化、养老金与国际资本流动：影响机制与实证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5，35（10）：20-34.
［5］刘永平，陆铭.从家庭养老角度看老龄化的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J］.世界经济，2008，31（1）：65-77.
［6］胡翠，许召元.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家庭的数据［J］.经济学（季刊），2014，13（4）：1345-1364.
［7］汪伟，艾春荣.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储蓄率的动态演化［J］.管理世界，2015（6）：47-62.
［8］ANDO A，MODIGLIANI F.The“Life Cycle”Hypothesis of Saving：Aggregate Implications and Test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3，53（1）：55-84.
［9］CUTLER D M，POTERBA J M，SHEINER L M，et al.An Aging Society：Opportunity or Challenge?［J］.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1990（1）：1-73.
［10］董丽霞，赵文哲.人口结构与储蓄率：基于内生人口结构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1（3）：1-14.
［11］胡鞍钢，刘生龙，马振国.人口老龄化、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J］.人口研究，2012，36（3）：14-26.
［12］陈彦斌，郭豫媚，姚一旻.人口老龄化对中国高储蓄的影响［J］.金融研究，2014（1）：71-84.
［13］汪伟.人口老龄化、生育政策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16，16（1）：67-96.
［14］耿志祥，孙祁祥，郑伟.人口老龄化、资产价格与资本积累［J］.经济研究，2016，51（9）：29-43.
［15］龚锋，余锦亮.人口老龄化、税收负担与财政可持续性［J］.经济研究，2015，50（8）：16-30.
［16］BORSCH-SUPAN A H.The Impact of Global Aging on Labor，Product，and Capital Markets［J］.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2008，34（2）：52-77.
［17］汪伟.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J］.经济学（季刊），2009，9（1）：29-52.
［18］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8（2）：2-9.
［19］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5（4）：4-13.
［20］FEYRER J.Demographics and Productivity［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2007，89（1）：100–109.
［21］FEYRER J.Aggregate Evidence on the Link between Age Structure and Productivity［J］.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2008，34（2）：78–99.
［22］汤向俊，任保平.劳动力有限供给、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J］.南开经济研究，2010（5）：84-94.
［23］BLOOM D E，CANNING D，FINK G.Implications of Population Ageing for Economic Growth［J］.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2010，26（4）：583-612.
［24］陆旸，蔡昉.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中国和日本的比较［J］.世界经济，2014，37（1）：3-29.
［25］郑伟，林山君，陈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趋势及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31（8）：3-20.
［26］MAESTAS N，KATHLEEN J M，POWELL D.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Aging on Economic Growth，the Labor Force and Productivity［R］.NBER Working Paper No.22452，2016.
［27］黄先海，杨君，肖明月.资本深化、技术进步与资本回报率：基于美国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12，35（9）：3-20.
［28］白重恩，张琼.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世界经济，2014，37（10）：3-30.
［29］柏培文，许捷.中国省际资本回报率与投资过度［J］.经济研究，2017，52（10）：37-52.
［30］许捷，柏培文.中国资本回报率嬗变之谜［J］.中国工业经济，2017（7）：43-61.
［31］DUNNING J H.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al Approach［J］.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1981，117（1）：30-64.
［32］宫汝凯，李洪亚.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转型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2003-2012年的证据［J］.南开经济研究，2016（6）：56-77.
［33］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46（5）：4-16.
［34］DUNNING J H，KIM C，LIN J.Incorporating Trade into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A Case Study of Korea and Taiwan［J］.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2001，29（2）：145-154.
［35］BUSSE M，HEFEKER C.Political Risk，Institution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7，23（2）：397-415.
［36］HOLZ C A，SUN Y.Physical Capital Estimates for China’s Provinces，1952-2015 and Beyond［R］.Cesifo Working Paper，2017.
［37］单豪杰.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年［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25（10）：17-31.
How Does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ffect OFDI
ZHANG Wei
(School of Economics，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5，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presents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that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ffects OFDI by influencing the capital-labor ratio，and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 from 2003 to 2016，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on OFDI.The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which shows some robustness between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OFDI.A further study on the mechanism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on OFDI finds that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has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shaped effect on the capital-labor ratio.The capital-labor ratio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OFDI，which verifies that the capital-labor ratio is the main mechanism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on OFDI.
Keywords:demographic transition；capital-labor ratio；OFDI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097（2019）02-0095-07
［DOI］10.19629/j.cnki.34-1014/f.180902012
收稿日期：2018-09-02
作者简介：张 卫（1989-），男，安徽固镇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宏观经济。
［责任编辑：张 青］
标签：人口论文; 资本论文; 结构论文; 直接投资论文; 模型论文; 《华东经济管理》2019年第2期论文;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