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论坛·
摘 要：马克思主义在非洲大致经历了初期的传播和非洲社会主义的提出，推动非洲国家独立及成为非洲的主流意识形态，非洲社会主义的衰落、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到作为非洲发展的替代方案重新受到关注四个阶段。非洲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为殖民地国家提供了一些经验：在非洲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忽视其独特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运动必须与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非洲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等。非洲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主要教训有：重独立、轻建设，许多国家在独立后没有优先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要领导人过于急躁，高估了工业化的能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没有处理好领导人腐败的问题；非洲国家部分领导人把泛非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等。
关键词：非洲马克思主义；非洲社会主义；泛非主义；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
很多时候，人们在谈到马克思主义与非洲的关联时，总有那么一种由来已久的偏见，即非洲的社会主义实践只是马克思主义在非洲的一个回响而已，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历史现象。换言之，在他们那里，非洲是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首先有必要厘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结合学界的不同看法，我们可以这样定义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由其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的，以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为最终目标的科学理论。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终身荣誉教授高放先生所言，用最简洁的话表述，马克思主义就是“人的解放学”。高先生指出，马克思主义既是整体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也是每个人的个体解放(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科学[1]。董德刚先生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或根本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特别是社会规律的基础上，为绝大多数人(包括其中每一个人)谋利益。”[2]因此，从最终的目标上定义，马克思主义就是“人的解放学”，而且马克思主义是“由其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换言之，我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复数的马克思主义”，而不仅仅是单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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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回到对非洲的分析，从非洲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国家都是在一个先锋党的组织领导下，采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显然，“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是一种“人的解放”，而且非洲的许多国家采取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有马克思主义先锋党的领导。因此，我们不能无视马克思主义在非洲的传播与发展，以及非洲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性质。而且，实际上我们所要讨论的“非洲马克思主义”亦并非完全缺乏其原创的贡献。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革命的问题，而非洲的实践则显然代表着一个经济不发达地区进行革命和人民解放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在非洲传播、发展的历程
马克思主义在非洲的传播、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有些阶段会有交叉的现象)。
诚然，非洲国家面临许多马克思、列宁未曾预见的问题。马列主义创立者们并没有为落后地区的革命运动提供严格的蓝图。所以，非洲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也必须要有自身独特的道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国情相结合。尤其是斯大林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非洲是行不通的，因为非洲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或者说非洲的无产阶级比较弱小。当时苏联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也认识到，“对于非洲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马列主义信条的解释应更为灵活，在通过苏联的援助来培育和巩固其社会主义政策和势力的同时，非洲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形式可以与正统路线有所不同。”[11]因此，“非洲革命是世界反帝反殖革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它并不简单地是苏联和中国式的阶级革命，这是我们认识非洲现代社会和其从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前提。”[3]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地与各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永葆生命力，离开各国实际谈论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一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要取得成功，应该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找出适合自己的道路。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随着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独立，马克思主义成为在非洲较为流行的意识形态。20世纪60年代，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取得政治独立之后，越来越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思想方面转向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期，几内亚总统塞克·杜尔强调人类发展道路的共同性原则，并且主张要以人们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为基础来分析非洲的现实。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参与了非洲许多大学的相关学科，非洲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流行的思潮并得到各国较多的关注。如在198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先后在赞比亚、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举行了三次“马克思与非洲”专题讨论会，探讨的主题主要有当代帝国主义，政治与法律，科学与技术，发达与不发达，非洲与世界，妇女问题，种族、人种与民族问题，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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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必须与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争取民主的斗争结合起来。因此，我们不能忽视非洲反殖民主义斗争的独特性，即其主要不是源于社会中的阶级冲突，而是通过种族反抗、民族独立的方式获得成功的。非洲的社会主义是与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最终转化为非洲社会主义，“非洲社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产物，大多数是作为民族解放、反对殖民、争取民主斗争的结果。”[9]73也就是说，非洲的社会主义并不源于社会中的阶级冲突，非洲的语境下并没有出现阶级的观念，非洲是没有现代意义的阶级区分的。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并不能严格地适用于非洲，因为非洲没有相应的工业化和有组织的工人、劳动者。
非洲国家通过在殖民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并不能完全适应具有各种差异的各个国家，实践中也确实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情形，如在一些穆斯林国家，其所成立的社会主义政权也往往是适应于伊斯兰教的。他们并没有把伊斯兰教教义与马克思主义严格地区分开来。例如，阿尔及利亚的彭·贝拉和他的继承者鲍美迪恩所做的早期努力，都是为了发展“阿拉伯—伊斯兰”式的社会主义。在实践层面上，由于非洲国家种族的特殊性，非洲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往往带有群众性的色彩[10]。
二、非洲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主要经验
非洲的反殖民主义斗争是20世纪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阵营与非洲国家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进行了长期且卓有成效的合作，有效地维护了国际秩序的合理性。需要指出的是，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方面，非洲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为殖民地国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一)在非洲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忽视非洲独特的传统
在非洲，虽然许多不同的信条松散地聚集在“非洲社会主义” 的旗帜下，[注]在非洲，主要有三种社会主义(者)：第一，非洲社会主义。由全国民主人士和激进的改革者领导，他们主张国家控制、自力更生的社会化、国有化的经济。如坦桑尼亚、马里、赞比亚、加纳、几内亚等。第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者。他们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相信先锋党，主张废除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如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等。他们从苏联、中国、古巴的社会主义中获得启示。第三，社会民主派的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都具有重要作用，提倡混合经济的主张，认为生产资料国有化、社会化对于社会主义改造来说不是必要的，如塞内加尔、肯尼亚。详见Pratibha C. Kagalkar,“African socialism re-examined”, IndiaQuarterlyA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1992,vol.48,p.76.但它们从来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统一体。其中非洲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桑戈尔和尼雷尔的社会主义均是根植于民族主义，对于他们来说，非洲文化传统中本身就有“集体主义”精神，可以孕育出社会主义的种子。他们认为，个人主义、私人占有等资本主义冲动与非洲社会是不相容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在非洲民族主义是先于社会主义的，而阿拉伯的民族主义就与社会主义紧密相连。比如，纳赛尔在推行社会主义学说之前，先实施了土地改革和公有化措施；阿尔及利亚革命在选择社会主义之前就开启了；坦桑尼亚在“阿鲁沙宣言”之后才宣布社会主义政策。国内的激进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是这些非洲国家社会主义偏好的主要原因，其中一些高层领导人，如恩克鲁玛、凯塔、尼雷尔、穆加贝等信仰社会主义，他们相信社会主义可以通过革命取得成功[9]78。
(二)非洲马克思主义运动要与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非洲社会主义衰落，新自由主义成为非洲的主流意识形态。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在经济上衰退，非洲共产党内部发生分化，他们中的许多人试图摆脱对苏联的依赖而转向西方。非洲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80年代中期或末期开始经济上的自由化。从90年代开始，他们都几乎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欣然接受代议制民主政治，至此，新自由主义成为非洲主流的意识形态。
非洲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主要经验在于，在非洲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忽视非洲独特的国情和传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非洲的社会主义也是从非洲的传统精神中孕育而来的。尼雷尔就曾指出，“现代的非洲社会主义可以从其传统遗产中获得启示，即它源于一种把社会视为核心家庭的延伸的观念。”[8]10他认为，正是在打碎殖民主义枷锁的斗争中，非洲人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认识到在部落时代赋予每个延伸家庭的人以安全的类似的社会主义观念，必须在国家这个更为广泛的社团中得以保存，并且必须延伸到部落、社区、国家、非洲大陆以外，以涵盖整个人类社会。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唯一符合逻辑的结论[8]11。在尼雷尔看来，非洲社会主义的基础是“扩大的家庭”(Extended Family)。为此，他以“Ujamma”(在班图语里指扩大家庭、兄弟关系等)来解释非洲社会主义，反对以人与人之间剥削关系为前提建立美好社会的资本主义，同样也不赞成以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哲学为基础建立美好社会的教条式的社会主义。尼雷尔进一步指出，欧洲的社会主义产生于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前者在社会中产生了“地主阶级”和“失地阶级”，后者催生了现代社会的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而非洲社会主义具有自身的独特性，非洲社会主义并未“得益于”农业革命或工业革命，它不是由于社会中的对立阶级的存在而引发的。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非洲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第四个阶段是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作为非洲发展的替代方案重新受到关注。进入21世纪以来，非洲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如国家的衰落、战争和贫穷，非洲国家如何才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成为非洲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许多分析人士关注限制非洲发展的制约因素。如哈恩主编的《非洲替代方案》[5]旨在鼓励探索非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探索这种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不限于理解非洲人当前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应对战略；相反，其目标主要是超越眼前的条件，分析那些主动的替代范式。迈克尔·艾伦在《全球化、谈判与南非转型的失败》[6]中指出，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为国家在转变国民经济、实现穷人和受压迫者的公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自由主义还没有解决世界范围内工业生产者产能过剩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几乎没有解决收入分配、社会包容和公平问题。这些仍然是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党在世界各地关注的重要问题。然而，正如哈里森·格雷厄姆在《新自由主义非洲》[7]中指出的那样，现在还远远没到可以宣布新自由主义寿终正寝的时候，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强加给非洲国家的一个样板，它使非洲成为一个具有一系列通用“问题”和“解决方案”的空间。如果我们看到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需求正在减弱，那么很可能会更清楚地发展出不同类型的发展道路。
建筑工程施工的质量和安全问题是紧密相联的，所以，建筑工程施工单位应当重视安全作业。然而，就当前管理现状而言，大多数建筑单位安全施工管理的落实很不到位，没有对安全施工的重要性认识到位，安全施工意识低，在建筑工程管理过程，管理人员没有以人为本贯彻落实安全制度。不重视安全施工，缺乏法律意识，一旦遇到安全问题，往往逃避，不愿意主动承担责任。除此之外，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建筑工程施工单位没有及时开展安全施工相关的宣传活动，没能够给予安全施工更多的重视，没有贯彻安全教育工作，导致施工人员安全意识认识不够全面。
2.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NT-proBNP、24h尿量、平均动脉压、心率的比较 与入组时（T0）比较，泵入组和静注组NT-proBNP、心率均显著下降，泵入组平均动脉压无显著变化，而静注组平均动脉压显著降低。 治疗第 3d（T1）和第 5d（T2）两组患者 24h 尿量均无显著差别（详见表5）。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非洲社会主义的提出时期。俄国的十月革命为非洲殖民地国家树立了典范，此后，一批非洲殖民地的有识之士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殖民地的活跃之士通过与共产党的接触，以及殖民大都会中的劳工运动，获得了马克思主义。例如几内亚的塞克·杜尔、加纳独立运动的领袖恩克鲁玛，他们都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宣称社会主义只能通过先锋党领导下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1921年，非洲最早的共产党分别在南非和埃及建立。此外，有苏丹共产党领导的反殖民运动，还有几内亚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阿米尔卡·卡布拉尔。实际上，非洲的共产主义思想一直与第三国际有着密切的互动。非洲同志的加盟带动了第三国际内部研究非洲问题的兴趣，一批研究非洲黑人经济社会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在苏联成立，这直接导致1928年第三国际把“黑人共和国”作为一个政治议题来讨论[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在法国、英国、美国的来自非洲的大学生，如恩克鲁玛、尼雷尔等较早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并明确表示他们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拥护者，他们的努力促进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桑戈尔是最早提出“非洲社会主义”一词的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1936年他参加法国社会党，开始钻研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同时大量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著，最终实现从“保皇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4]。同时，非洲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力图以马列主义的一系列论断为依据与殖民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恩克鲁玛的早期著作和尼日利亚工人运动左翼领导人自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理论可作为例证。
三、非洲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教训
第一，重独立、轻建设，以及建设经验不足。在非洲的很多地方，资本主义被视为殖民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与后者一样，是罪恶的、剥削的。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社会主义被认为是非洲未来的唯一道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1957年3月7日，非洲的第一个黑人国家加纳在恩克鲁玛的领导下脱离英国，取得了独立。恩克鲁玛也因此被公认为“非洲社会主义之父”。独立后，恩克鲁玛面临着艰巨的任务，他曾在20世纪50年代宣称“我们直到把这可悲的殖民主义体系推翻，建成名副其实的人间乐园之后才肯罢休”。但是，独立完成了，如何建成“人间乐园”却成为问题[12]。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非洲的许多国家在独立后都没有优先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也缺乏发展经济的有效激励机制，以致整个非洲大部分国家仍然停留在落后的农业经济状态，许多人才纷纷逃离本土。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要领导人过于急躁。过于自信的非洲社会主义国父们把经济的发展完全寄希望于体制，在缺乏资金、技术、资源的情况下，高估了其实现工业化的能力。在非洲，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人也高估了农村现代化的成熟程度，他们通常通过重新规划农村生活来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然而，由于对农村人口流动估计不足而急于引进市场机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10]。正如在坦桑尼亚，尼雷尔主张在农村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以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依赖，建立“农村社会主义”。让农民离开固有的家园搬进“新村”，如此既可以解决农民散居的问题，也便于他们从事现代农业生产。但是，这一做法一开始受到农民的抵制，因而政府就调动大批军队强制农民搬迁[3]。许多农民并不愿意离开世代居住的地方，他们只希望能够获得土地。而且坦桑尼亚的农民在殖民时期并未受到残酷的剥削，因此，即使进入社会主义，也没能焕发出多少斗争激情和劳动热情。1977年，尼雷尔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改革的失败，承认他对农村社会主义的改造并没有令民生得到显著改善。
第三，多数非洲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没有处理好领导人腐败问题。具体表现为庞大的行政机关、重叠的官僚机构、令人窒息的繁文缛节、可怕的浪费和腐败，以及无望低效的国有企业。这些问题很容易造成政治上的不稳定。非洲的历史表明，这种不稳定阻碍了结构性失衡的纠正，以致非洲国家的经济改革很难有成效。而且非洲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许多领导人未能完全履行其在争取独立过程中所做的种种承诺，他们掌权后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官僚主义作风。正如在加纳，1966年恩克鲁玛政权被军人政变推翻，加纳的大街小巷一片欢腾。他的社会主义实验彻底失败了！更为糟糕的是，他的“主义”蜕变为“瑞士银行社会主义”。在恩克鲁玛宣扬社会主义的同时，他的官员忙于进口奔驰、金床和把财产转移到瑞士银行账户上。当时加纳的一位国民议会成员严厉指责道：许多孩子未能在中学学习而在大街上游荡，而那些官员的孩子却可以在国外学习，可以读大学。他们大多数人都开着奔驰却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要让总统知道，我们非常关注公共资金的使用，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标榜[12]。
小儿腹泻的发病因素较多,其主要的临床表现为大便次数增多以及大便性状改变,如果患儿不能及时有效的治疗,则会导致其营养不良以及发育缓慢,因此有效的治疗措施是保证患儿健康的关键[1],而此次研究旨在分析小儿腹泻采用微生态制剂治疗的临床效果,特选择80例患儿进行研究,报道如下。
第四，非洲国家主要领导人混淆了泛非主义和社会主义。诚然，泛非主义作为20世纪黑人民族主义的主要支柱之一，在联合黑人反对殖民主义、促进全世界黑人的团结、推动全世界黑人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采取共同立场等方面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泛非主义在运动的过程中不断受到社会主义影响，使他们意识到种族问题与阶级问题不可分割，也正是在后者的影响、推动下，泛非主义运动走向社会主义阵营。泛非主义在国际社会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泛非主义的领导者都有社会主义的倾向，或者可以说也是社会主义者，恩克鲁玛就曾论证过“一个统一的非洲社会主义”存在的必要性，尼雷尔也领导通过了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阿鲁沙宣言》。恩克鲁玛、塞古·杜尔、尼雷尔等人领导各国取得独立之后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成为泛非主义的奋斗目标，从而使泛非主义纳入了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的轨道[13]。因此，可以说泛非主义“既是黑人反对白人种族歧视,争取种族解放的具有进步性的黑人种族主义,又是反殖、反帝、反霸,争取非洲彻底独立和统一的广义的非洲民族主义,最后还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奋斗目标,带有共产主义的性质”[14]。
但是，包括恩克鲁玛、桑戈尔在内的非洲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要领导人将泛非主义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实际上，泛非主义毕竟是与社会主义不同的意识形态。首先，泛非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在不发达地区没有相应的经济计划。因为泛非主义是在种族和民族层面上运作的，试图将所有问题混合在一起，而经济学说是在社会阶层的层面上运作的。非洲未能取得像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国、朝鲜、古巴那样的成就，主要是因为泛非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层面的失败。其次，泛非主义也不能成功地驱逐新殖民主义。毫无疑问，泛非主义者通常都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但绝对不能确定他们也是主张根除新殖民主义的。换言之，泛非主义并不挑战新殖民主义秩序。在很多时候，泛非主义并不主张限制殖民利益活动，更不要说废除它们。相反，许多泛非主义领导，如桑戈尔指出满足这些利益是必要的。以致在非洲，群众对于革命的热情因泛非主义维护新殖民主义而逐渐消退。最后，泛非主义也缺乏防止种族内部剥削的有效方案。对于许多泛非主义者来说，任何与历史和社会有关的问题，都可以从种族问题中得到解释。实际上，泛非主义并不反对种族内部的剥削，也无意解决这个问题[15]。
结 语
非洲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在非洲传播、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把非洲的马克思主义置于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当中，结合非洲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把握非洲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发展脉络，呈现出非洲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论贡献、成败得失是非常必要的。尤为重要的是，在非洲社会主义尝试总体上未取得成功的情况下，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从而客观公正地分析、论证非洲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独特贡献。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式在各国可以有所不同，俄国的社会主义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以农村为重点，发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进行的革命；非洲的社会主义则是与民族独立的斗争结合起来，很多时候它不是源于社会中的阶级冲突，而是通过种族反抗、民族独立的方式获得成功的。换言之，非洲的社会主义是与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紧密相连的。
需要指出的是，非洲的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是“后发展国家”)，这些国家与中国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也面临着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任务。因此，客观公正地认识非洲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提供经验和教训。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创造性发展，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必将对包括非洲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重要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 高放：《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全国新书目》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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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忠民：《泛非主义的产生及其对非洲的影响》，《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14] 张忠民：《泛非主义、非洲民族主义、部族主义关系浅析》，《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15] Micah S. Tsomondo, FromPan-AfricanismtoSocialism:TheModernizationofanAfricanLiberationIdeology, Ufahamu: A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1975, vol 6, No.1, pp.104-106.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9)06-0022-06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5NDJC230YB)；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001)
作者简介：林子赛，1979年生，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朱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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